在古代社會，官員通奸被視為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官員将受到法律嚴厲的處罰。
在現代社會，官員通奸罪已從刑法中剔除。但是，官員通奸的行為時有發生，并可見之于被查官員的落馬通報中。
官員通奸，不僅破壞家庭和睦，而且容易滋生腐敗，還給社會抹黑，其惡劣影響不容忽視。是以，按照權責對等原則，群衆呼籲加重對官員通奸的懲處力度。
一、清代以前，法律對官員通奸罪的規定
所謂通奸，是指婚姻關系外，男女之間的結合。在古代社會，通奸被視為是一種違背綱常禮教的行為，是以通奸者将受到懲罰。
目前，文獻資料顯示，漢代是最早的在法律中規制通奸罪的朝代。根據漢代法律《二年 律令》規定：“諸與人妻和奸，及其所與皆完為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根據該規定，如果官員與他人通奸，則以強奸罪論處，處罰更為嚴厲。
唐代的《唐律疏議》，是目前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的國家法典。《唐律疏議》對官員通奸罪有明确規定：“諸監臨、主守于所監守内奸者，加奸罪一等”。如果監臨主守的官員與其管轄範圍内的婦女通奸，應當被處以兩年徒刑。《唐律疏議》還規定了其他官員通奸情形。
宋代法典《宋刑統》，在内容上沿襲《唐律疏議》。比如：“主管人員于其管所内奸良人，加凡奸罪一等。”即監臨主守的官員與其所監臨的婦女通奸，按照一般通奸罪的處罰加重一等，處以兩年徒刑。
元代的法律規定，在前朝的基礎上進一步詳細。根據規定，如果官員通奸，除了處以杖刑之外，還要開除其官籍；對于官員通奸未成的，處以笞刑五十七，并革去現有職務，于雜職内叙用。法律區分了既遂和未遂情形，處罰力度也明顯不同。
明代，因為朱元璋痛恨官員為官不正，是以和前朝相比，對官員通奸的處罰更加嚴厲。根據規定：隻要官員與其管轄範圍内的婦女通奸，一律以普通奸罪加二等進行處罰，另外還要罷免官職永不錄用。
二、清代，法律對官員通奸罪的規定
清代是最後一個封建朝代，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封建朝代。是以，重點講述清代對官員通奸罪的規定。
（一）限制官員減刑的特權
在《大清律例》的總則和分則部分，有涉及到官員通奸罪的規定。
總則部分表明，一定範圍内的官僚、貴族可以通過議、請、減、贖四種途徑，減輕或免除處罰。但是，如果官員觸犯某些犯罪，其中就涉及到官員通奸罪，那麼在議、請、減、贖法律特權上，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以“請”為例。《大清律例》規定，犯罪主體為應請者的官員，“犯死罪者，上請”； “犯流罪以下，減一等”。根據這一規定，犯罪主體為應請者的官員，若犯死罪，可以上請皇帝議決。皇帝議決通常是減輕或免除處罰；若犯流刑以下罪，可以減輕一等進行處罰。
但《大清律例》對犯罪主體為應請官員的法律特權做出了限制規定：其犯十惡、反逆緣坐、殺人以及監守内奸、盜、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應請的官員若犯十惡、反逆緣坐、殺人以及監守内奸、盜、略人、受财枉法等罪，不适用上請的原則。這些犯罪行為中，涉及到官員通奸罪的有兩種，一為“十惡”之一的内亂罪，二為“監守内奸”。
内亂罪，指強奸或和奸小功親、大功親、父親、祖父、曾祖、高祖父的妾的行為。監守内奸，指的是官員與監管範圍内的女性通奸。
（二）對官員通奸罪的具體規定
根據《大清律例》規定，清代官員通奸罪，主要為“奸部民妻女”與“職官奸囚婦”。兩條罪名均指官員在任職期間，對在其管轄範圍内的婦女和收監的女囚行奸的行為。同時，根據官員是否違背婦女的意志，進一步将上述行為分為強奸和通奸。
清代出于對官員特殊身份的考慮，制定了以官員特殊身份為載體的加重處罰原則。這樣做是由官員的性質所決定，官員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利器”， 代表統治者行使對國家的管理權，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統治階級的形象，官員的品行道德， 影響着普通百姓對國家的印象。
清代将官員與部民妻女通奸的行為納入法律體系中，嚴格限制官員在自己任所範圍内的私德行為，另一個原因是為了防止官員利用自己手中權勢，對轄區内的婦女威逼利誘，與自己轄區内的婦女行奸。官員一旦發生上述行為，一方面玷污國家形象，擾亂穩定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與官員通奸的婦女，可能會反過來影響官員的公正廉潔。
是以在刑罰上，對官員通奸行為的處罰高于普通人兩等，如果是強奸，直接處以死刑，如果是通奸，則同時撤去官職，不再續用。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對官員通奸行為處罰之嚴厲。
（三）懲治官員通奸的具體案例
《刑案彙覽》是一部案例彙編，完成于公元1834年，共88卷，作者祝慶祺在書中共收錄了從公元1736 年至公元1834年間中央司法機關審理的5640多個刑事案件，後來又增補了道光十三年至十八年間發生的1670多個刑事案件。
在《刑案彙覽》中“犯奸”一類門下，收錄的奸事案例共有189 件，通奸罪的案例共101件，其中官員奸部民妻女的案件共有4件。取其二進行分析：
案例一：“旗員與官房看守之尼僧通奸”案
嘉慶二十一年，已革外郎高輔延先與尼僧通奸，後将防禦應得流罪誣為死罪。骁騎校薩隆阿因尼僧本真在官房看守，辄與兩次通奸。将高輔廷、薩隆阿均依軍民相奸例枷杖。經本部将高輔廷改依誣輕為重至死罪未決律拟以滿流，薩隆阿改照官員奸所部妻女律加凡奸罪二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均系旗人折枷發落。尼僧本真於為尼時與高輔廷在廊内宿奸，後還俗與伊為妻，被責逃出，後在官房與薩隆阿通奸，并同高輔廷挾制訛詐，應照尼僧犯奸例于本庵門首枷号兩個月杖一百。
本案中涉及到兩位官員，第一位官員高輔延首先與尼僧通奸，後将防禦本來應當判為流罪的案件誣告為死罪。對于高輔延的行為，地方官員認為，高輔延作為外郎與尼僧通奸，由于僧尼不屬高輔延所管轄範圍内，則不應适用“奸所部妻女”律，且“和奸” 律并沒有明确規定官員與僧尼通奸的情況應當如何審理，于是地方官員引用條例“凡職官奸軍民妻女者，革職，杖一百的決。奸婦枷号一個月，杖一百。其軍民相奸者，奸夫、 奸婦各枷号一個月，杖一百。”初拟為依軍民相奸例判為枷刑。後來經刑部批複，将高輔延的軍民相奸例改為依“誣輕為重至死罪未決”拟判為滿流。
第二位官員薩隆阿在官房内與尼僧本真通奸兩次，地方官員初拟為依軍民相奸例判為枷刑。後來經刑部批複，認為僧尼應當作為薩隆阿所管轄範圍内的妻女定性，将其改為依照“奸部民妻女”律判定，加凡奸罪二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本案的焦點是薩隆阿與尼僧通奸的行為應當歸于“軍民相奸”還是“奸部民妻女”，刑部嚴格從律條本身出發，将尼僧歸于薩隆阿管轄範圍内的妻女，對薩隆阿加重處罰。從刑部官員的批複中可以看出，清代對于官員通奸行為的處罰十分嚴厲。
案例二：“把總與民婦通奸後娶為妻室”案
嘉慶二十五年，陳邦太係衙鎮左營把總，辄與民婦程方氏通奸，複後假名冒娶，實屬有污行止，例無專條。惟陳邦太冒娶之由，究因戀奸所緻，自應仍科奸罪。按官員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應于職官奸軍民妻例杖一百加二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程方氏依奸婦例枷号一個月杖一百。
本案中，陳邦太與民婦程方氏通奸，之後擔心事情敗露官銜不保，于是他托關系弄了 一個假名，将程方氏“明媒正娶”。但後來由于同僚的揭發，最終沒有逃過處罰。
官府認為，陳邦太的行為有污官風清白，雖然沒有職官與民婦通奸後假名冒娶治罪的專門條 例，但是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陳邦太戀奸導緻的，自然應該按照奸罪處罰，是以地方官員将陳邦太通奸後娶為妻室的行為，按照官員“奸部民妻女”律加凡奸罪二等處罰，和奸罪中規定職官奸軍民妻女者“革職，杖一百的決。”即對陳邦太按職官奸軍民妻例杖 一百加二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對于女方，“奸部民妻女”律中規定“婦女以凡奸論。” 和奸罪中規定：“職官奸軍民妻者，奸婦枷号一個月，杖一百。”是以地方官員對程方氏依照奸婦律枷号一個月，杖一百。
三、清末民初，官員通奸罪的消失
清末民初，社會危機四伏。
在内憂外患之際，清朝統治者深知依照舊律已無法統治百姓、維護政權，于是，為了緩解人民群衆的不滿反抗，挽救瀕臨崩潰的清政府，希望以新政變法尋找出路。
古代的法律體系，古老而傳統，内容多數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在新修法律過程中，西方法制思想大肆滲透，極大地改變了古代法律體系的面貌。
（一）官員通奸罪的普通化
自唐朝以來，主張“禮教立法”，而奸罪作為傳統法律中“禮教立法”的代表，是否應将奸罪從法律條文中删除，在修律過程中引發了激烈。最後，西風壓到了東風。
《大清刑律草案》廢除了舊律中以身份作為定罪依據的特殊通奸罪， 僅保留普通的通奸罪。這一改變，使得官員通奸等特殊的通奸罪普通化，和一般的通奸罪并無差別，也沒有加重處罰之說。從此，官員通奸罪的身影淡出曆史舞台。
同時，草案删除了舊律中“無夫奸”的情形，僅保留有夫之婦通奸罪，從此未婚女子與寡婦同他人通奸不再被認定為犯罪。
但是，以張之洞、勞乃宣等為首的傳統派，對此甚為不滿。他們認為，法律與道德互為表裡，法律層面對奸罪的規定并不影響家族内部的道德教育。而且由于中外傳統不同，不能一味地盲目仿照外國立法，必須尊重傳統的禮法習慣，不能一味地講究自由。
（二）官員通奸罪普通化的原因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物質水準提高。清政府政權的穩定以自然經濟作為支撐，但是清朝中期， 随着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國門，當時傳統的自然經濟體制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百姓的消費觀念出現改變，人們向往追逐利益，追求享樂的生活，這與傳統的倫理、道德、功利目的發生碰撞，倫理道德受到了挑戰。
二是道德觀念變化。清朝前期，清政府通過綱常禮教，将社會劃分成尊卑有序、貴賤有别的等級體系，可以說，當時的禮法成就了社會生活的規範，是以對于官員違反禮的通奸行為，加重處罰。但是，随着西方法制思想的影響，自由、平等觀念逐漸被人熟知，這也展現在了律法之中。
三是法律觀念的變化。摒棄傳統倫理觀念，在律法中加入近代西方法制理念，以适應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這是西派秉承的觀念。而官員通奸罪的普通化，正是展現了近代西方啟蒙思想中的人人平等思想，這裡的平等原則，不僅包括男女平等，還包括等級平等。對官員的處罰不僅比百姓更重，而且還要被罷職不再錄用，這打破了平等的原則。
（三）通奸罪的消失
1949年2月22日，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宣布廢除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律，通奸罪也随之廢除。
1979年7月1日，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出台，沒有規定通奸罪，更沒有規定官員通奸罪。
四、目前，對官員通奸的處罰
目前，雖然已經沒有了官員通奸罪，但是對于官員通奸行為，是會給予處分的。
根據黨紀處分條例規定：“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内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對比古代對官員通奸罪的處罰來看，這一處分相對比較寬松，難以起到有效的震懾與懲治效果。
從當下的社會實際來看， 這種處分對于治理官員通奸行為的效果很是有限，每年還是會有大量的官員因為“情婦” 舉報落馬，也有官員為“情婦”一擲千金，揮霍财産。
公務人員不同于普通百姓，他們手裡掌握着公共權力，有着比普通百姓更加便利的性資源，一旦公務人員利用權力進行權色交易，對社會道德和良好的風俗都是一種破壞。
是以，個人以為，對官員的行為舉止應該有更加嚴厲的處罰和監督，以保證其行為的廉潔。
結束語
古代嚴懲官員通奸罪，除了維護王權目标外，也是出于對官員行使公權利進行限制的考慮。人有七情六欲，官員也不例外，對于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來說，利用職務便利滿足個人的私欲比普通百姓更加便利。
權力與責任對等。而平等，絕不是跨越階層講平等。每個人承擔100元賦稅，這就是平等嗎？是以說，在建設法治社會的今天，通過法律将官員通奸行為定性為犯罪，并對其進行刑罰，應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官員起到的表率作用，是普通百姓不能比拟的。官員掌握着第一手公共資源，如果沒有法律的限制和嚴懲，官員就會肆無忌憚。是以，對犯事官員進行嚴厲處罰，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官員性犯罪對社會産生的危害，其嚴重程度不亞于A錢受賄罪。性犯罪破壞的，是更多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研究古代官員犯罪的法律體系，可以發現，隻有在法律體系中将官員性犯罪與财物犯罪一同規定，才能更好的實作預防與懲治官員的違法行為。
第三，将官員通奸行為納入立法體系，可以有效預防公共權力被濫用。可以适當借鑒古代官員通奸罪的立法經驗，并對官員通奸中的當事人給予從重處罰，進而間接的杜絕此類案件發生，既可以平民憤，又可以樹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