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是不生？面對這道“孕”算題，當代青年的态度絕非簡單的二進制論。
盡管一些年輕人把“不婚不育保平安”當作口頭禅，但他們中的不少人對于成為父母并不抗拒，隻是，“它不是人生的必選項，需要謹慎對待。”
近日，人民智庫釋出的《中國公衆生育觀念調查報告（2023）》也對此作出印證——他們向20歲以上的中青年收集回2318份有效調查問卷，結果顯示，“理想子女為兩個孩子”（44.26%）是目前中青年群體的主流心态，還有39.30%的受訪公衆選擇“1個”，6.95%的受訪公衆選擇“3個”。
在對生育懷有憧憬的另一面，“不敢生”的現實困境仍不容忽視。目前，生育意願轉化為實際生育行動有不小的“折扣”。
2022年，中國人口第一次出現負增長。同期，生育補貼、購房優惠、發展托育服務、允許非婚生子女落戶等一系列政策落地。
與此同時，近年來，不少探讨生育困境的豆瓣小組湧現，如“生育焦慮抱團取暖”、“生育親曆者同盟”，等等。
當“80後”“90後”自覺或被動地延遲生育，當“00後”高呼生育自由，不同的行為背後指向的卻是同一種恐懼——恐育。
對于生育，年輕人到底在害怕什麼？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我們還有多遠？
失控的身體
宮口從一指開到十指，在醫院痛苦地挨過20多小時後，兒子降生，李想沒有喜極而泣，也沒感到興奮和幸福，腦海裡唯一的念頭是“終于結束了”。
去年11月23日，30歲的李想更新為母親。這是30歲前，她極為恐懼和抗拒的角色，直到生育那一刻，這種恐懼也并未消散。那時的她不喜歡孩子。
李想是一位在深圳打拼的潮汕女性。對她而言，加入生育大軍是無法承受不育後果的妥協，“擔心我未來會後悔，擔心夫妻關系經不住沒有孩子的考驗，也擔心周圍人的聲音和社會目光。”在李想看來，選擇“丁克”意味着要進行無窮無盡的解釋，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
從小到大，在遊樂園，李想從不玩刺激的遊戲。她隻喜歡旋轉木馬一類的溫和遊戲，“我清楚自己能夠駕馭它，它也足夠令我快樂。”但後來，在丈夫的鼓勵下，她去嘗試了一次過山車，“玩的過程很害怕、難受、甚至有點後悔。可是那一次，當我走出遊樂園，我覺得自己沒有白來，這場體驗足夠豐富。”
人生仿若一個巨型遊樂園。李想覺得，生育就像坐上一場過山車，困難重重、心跳加速，可也會有神奇快樂的意外體驗。
李想認為自己沒有天然的母愛。但在和兒子的朝夕相處中，她一邊崩潰，一邊得到治愈，母子間的情感連接配接愈加緊密，“我好像慢慢養成了母愛，他笑的每個瞬間，我都忍不住驚歎怎麼這麼可愛。”
隻是，李想對生育的恐懼并沒就此泯滅，“我原本就把生育想象得很難，現實确實如此。”生育前，李想就擔憂自我的失去，“健康、時間、精力、金錢，現在，我都一樣不落地付出了。”
生育後，李想脫發嚴重
生育後第三個月，李想變得脫發嚴重，“洗一次頭發，掉一大把。”她為此剪了齊肩短發，“媽媽群裡，還有新手媽媽因為脫發太嚴重去剪了平頭。”她感覺身體失控了，“恥骨分離、肋骨外翻、盆骨寬大、膀胱膨出……”盡管體重已恢複到生産前的98斤，但李想發現過去的褲子、裙子都穿不上了，走路也變得不順暢。同時，乳腺炎反複發作，有幾次高燒不退，“連擡手都痛”。
身為網際網路原住民，“00後”女孩晶晶更早就意識到生育給身體的傷害。她從高中起接觸微網誌，在網上看見不少女性分享生育後的種種變化，有人身材走樣、有人大面積脫發、也有人一夜之間長滿妊娠紋；大二時，她上了一門名為《媒介與社會性别研究》的選修課，接觸到女性主義，也關注起十餘位女權部落客。
一位在上海打拼的部落客分享的生育經曆對晶晶産生了不小的影響。生育前，這個都市女性看過很多婚育相關的書，向母親詢問生育的經曆，和丈夫一起攢足50萬元的可支配資金。她原以為自己為生育做足了準備。然而，32歲的她剛懷孕3個月，孕期荨麻疹發作的痛苦就令她難以承受。當這個“80後”決定提前兩個月剖腹産、緩解痛苦時，卻最先遭緻母親的不了解，也是那時，她才知道母親孕期也得過荨麻疹，“但她母親覺得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順着網線，在“00後”面前，婚育的神秘面紗由此提前揭開。成為母親的經曆有鮮明的個體差異，盡管社交媒體上有時也會出現一些女性分享自己順利的生育體驗，但這無法抵抗晶晶對生育的恐懼，“我害怕不确定性，也不覺得自己會成為幸運兒。”
後來，晶晶才知道自己就是“難産兒”。由于側切生育，母親有嚴重的産後漏尿，“她不敢跑步，一跑起來，就會漏尿。”可每當晶晶問起，母親總是輕描淡寫，“她覺得那是女性天然被賦予的責任。”
晶晶被這些“恐怖資訊”勸退——盡管她并非堅定的不育主義者，但對生育始終懷有恐懼。這種恐懼有辦法消解嗎？晶晶期待社會給予孕齡女性足夠的關注，做好孕前、孕期及産後輔導，“不隻是關注身體健康，免費做好體檢回訪，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還要提供心理輔導的幫助。”
職場人的育兒難
生育後，李想既要應對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身體，也要終日面對一個“高需求寶寶”——“夜晚很難哄睡，白天你一刻也不能忽視他，要一直陪他玩、和他說話，如果你去做其他事，他就不樂意了。”
李想的睡眠變得碎片化。晚上，兒子可能一小時醒一次。于是，她不得不一晚醒來六七次，喂奶、換尿不濕、哄睡……“可有時候，無論怎麼哄，他就是哭鬧，你找不到原因，很崩潰。”李想被氣得拍打過寶寶幾次，“把他打哭了，可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
照顧兒子的前三個月，李想常常邊吃飯邊掉眼淚，禁不住質疑自己“為什麼要生孩子？”
兒童醫院人滿為患
兒子一生病，李想更憂慮。她每月要帶寶寶去醫院至少三次，“除了定期打疫苗，寶寶會時不時感冒、拉肚子、長蛀牙。”5月初，剛嘗試斷奶的第三天，兒子就開始感冒，咳嗽、流鼻水、發燒。她帶着兒子去兒童醫院挂急診，“前面排了一百多号，等了三四個小時都看不上病。”李想說，兒子不會咳痰、也不會揩鼻涕，看着他難受的樣子和人滿為患的診區，自己更焦慮。
李想覺得，增加兒科門診數量、完善婦幼醫療服務體系是緩解育兒焦慮的關鍵。在浙江，《浙江省兒童醫療服務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5年）》也正緻力于化解兒童醫療的緊張局面。該計劃明确，将加強兒科資源合理布局，健全以兒童醫院（婦女兒童醫院）為核心、綜合性醫院（含中醫醫院）兒科為支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為基礎的省、市、縣、鄉四級兒童醫療服務體系。
除了供不應求的醫療服務，擺在李想面前的，還有雙職工家庭的托育難。随着李想回歸職場，婆婆來到深圳幫忙帶娃。“她年紀大了，身體吃不消，白天需要精力帶娃，晚上我們隻能自己管。”現在，李想和丈夫約定各管半場——做公務員的丈夫負責上半夜，晚上7點下班的李想負責下半夜。
隻是，當睡眠時間被無限壓縮，必然影響第二天的工作狀态，李想也不确定自己和丈夫能堅持多久，“隻能走一步、看一步。”
各地政府正在積極推進普惠托育服務，其中，北京、上海的做法值得借鑒。2022年釋出的《北京市“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明确，加大托育人才培養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幼稚園在滿足3-6歲幼兒入園的基礎上，利用空餘學位開設托班招收2-3歲幼兒。上海則對推進托幼一體化進行了專門立法，于2022年制定《上海市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條例》，以此統籌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目前，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稚園開設托班，占全部幼稚園的60%。同時，上海表示，所有幼稚園尤其是公辦幼稚園，都要做到托班“應開盡開，能開盡開”。
在全國各地，一些公司自發鼓勵員工帶娃上班，廣東省也進行了創新的探索嘗試。今年初，廣東省釋出《關于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在全省廣泛開發“媽媽崗”，主要用于吸納法定勞動年齡内對12周歲以下兒童負有撫養義務的婦女就業，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友善照顧工作和育兒。
職場障礙
5月18日，産假結束、返崗的第一天，李想少了6位同僚。她在這家網際網路公司工作近兩年，從入職那天起，裁員風波就不斷。
“部門原先10個人，現在隻剩下4個。”李想猜測，自己是因為生育而進入保護期才得以留下，可她依舊迷茫，“部門的正式員工編制隻有3個，相當于現在多了一個人。”
人員縮減的同時，工作量與日俱增。過去，她常忙到晚上10點下班，現在更忙了。重回職場的她既想好好表現，又顯得力不從心，“長期缺眠讓我腦子不好使，還無法适應。”
李想的直屬上司也換了人。去年，36歲的女上司生了二胎，“産假期間，她原本的位置就被人取代了。”李想歎息，女上司的處境比自己更尴尬，“她變成小組長的角色，但公司其實沒有這個編制。”
在上家公司，李想還聽說部門總監曾揚言，“再也不給女的升職。他寒心地控訴，‘升一個就懷孕一個’。”
女性确實更容易因生育而遭遇職場障礙，李想在決定生育前就有過這種體驗。李想和丈夫曾分隔在廣州和深圳兩地工作。2020年初結婚後，李想為了和丈夫團聚，前後找了一年，面試了至少十家公司，也沒能找到一份在深圳的理想工作。“你結婚了嗎？”“現在有沒有孩子？”這是面試官永遠繞不過去的話題。李想不得不為家庭讓步，無奈地從行業内的頂尖公司“降維跳槽”。
李想的朋友、一位資深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坦言，“當我作為面試官打量已婚未育的30歲女性，會不由自主地覺得對方是随時要生育、回歸家庭的一顆‘雷’。”
在杭州，31歲的語瑩盡管對生育懷有憧憬，卻因為生怕錯過事業風口而躊躇。今年初，當語瑩開始備孕，她一度糾結要不要把每日必吃的葉酸擺到辦公桌上，“不放在桌面，很可能忘記吃；可如果放在桌面，好像在宣告我即将生育，擔心這影響上司對我的職業能力的評估。”進行職業選擇時，關系好的前輩也帶着善意提醒語瑩，“到了生育的年紀，别去東奔西跑的部門了，不如安定下來。”
這是大多職業女性在社會形塑下的集體選擇：當事業和生育的黃金期同時臨近，女性往往不得不選擇回歸家庭，承擔育兒任務。
參加社群活動的全職媽媽
“各地延長産假的初衷是為了女性的身體健康，可這種基于性别差異的保護，反而會加重職場上的性别歧視。”在李想看來，如果想改變企業對孕齡女員工的偏見，政府需要出台更多面向企業的激勵措施，“比如，給有員工休産假的企業發放更多補助，對雇傭一定比例一胎女員工的企業提供信用貸款支援，減免稅收，等等。”李想認為，還可以嘗試增加男性陪産假時長和父母雙方的育兒假時長。
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壓力，歐洲各國早已是鼓勵生育的試驗場。在丹麥，夫妻二人共享配置設定1年的産假，其中，丈夫至少2周；英國夫妻共享52周的育嬰假；在瑞典，父母共享長達480天的帶薪育兒假；冰島則采取“3+3+3”配額制模式，即父母享有9個月的生育休假，父母各3個月，另外3個月由雙方自行配置設定，塑造了兩性共同育兒和平等就業的典型。
目前，中國各地已進行育兒假試點，大多省份規定，孩子3周歲以内，夫妻每年各享5天、10天、15天、20天等長短不一的育兒假。但問題是，“有的省份沒有清晰界定各類生育休假的邊界，還有的省份沒有明确生育休假是由父親還是母親使用。”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莊渝霞指出，應從單一延長産假的做法，轉向“産假+育兒假”捆綁方案，“父母育兒假首當其沖的是讓男性參與育兒，規定父親育兒休假且不可轉讓。”
莊渝霞曾勾勒出一種理想方案，即4個月産假+4個月父親育兒假（配額制）+4個月父母育兒假（捆綁獎勵），“4個月産假之外，硬性要求父親休4個月育兒假，在此基礎上推行獎勵，父親多休1個月育兒假，則獎勵母親1個月，以此類推，逐漸實作0-1周歲嬰兒主要由父母共同照料的設想。”
生育成本
“晉升無望，我隻想保住工作。”生育帶來的保護期隻剩半年，李想禁不住憂愁自己的未來。兒子出生後，她更不敢失去工作。
李想算過一筆經濟賬，為了剛滿半歲的兒子，自己和丈夫已經投入十餘萬元。“月子中心就花了4萬，懷孕後，我就辦了京東、淘寶的會員，每天都不停地買買買。”李想說，單是買奶粉、紙尿褲、棉柔巾等一次性消耗品，每月開銷至少5000元。
“我已經很節省，追求的是成本效益。”李想透露，在兒子3個月大前，自己幾乎沒給他買過衣服，“都是同僚、朋友家孩子的衣服，寶寶成長很快，也穿不了多久。”
懷孕後不久，去年4月，李想和丈夫東拼西湊在深圳安了家，也從此背上每月2萬元的房貸。如今，丈夫的月薪都給了房貸，育兒和家庭開銷則依賴李想的工作，兩人不得不省吃儉用，“經濟壓力很大，一旦我失業，感覺生活都難以維持。”
為了緩解育兒難，李想去打聽過深圳的托育機構，“寶寶滿半歲就可以送去，但最便宜的一家一個月也要六七千元。”她隻得暗自打消這個念頭，“畢竟，老人能幫忙帶，是最省錢的。”
街道發放的育兒相關手冊
經濟焦慮是當代青年選擇生育的第一道攔門虎。根據育娲人口研究團隊釋出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估算，2019年，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其中，浙江家庭的養育成本高達72.1萬元，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全國第三。
“社會能給我們足夠的經濟幫助嗎？”李想萌生過這種念頭。
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成為全國首個提供生育補貼的城市，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此後，多地拿出真金白銀，加入發放生育補貼行列，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省會城市，雲南省是全國目前唯一在全省範圍内統一發放生育補貼的省份。在浙江溫州市，補貼對象拓展到一孩，按政策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分别予以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1000元、2000元和10000元。
“有補貼當然好，但現在杯水車薪。”李想說，有更多經濟狀況不如自己的家庭，“現在的補貼力度不足以鼓勵大家選擇生育。”
李想坦言，足夠的生育補貼和完善的托育、醫療服務，确實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育焦慮，但她更在意的是，“如何真正擺脫職場中的性别歧視和家庭中不平等的育兒分工。”
（文中李想、晶晶、語瑩均為化名）
（來源：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