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信仰水火不容嗎？

  不少人認為，科學是基于事實的，是客觀、真實、可靠的，而信仰則是出自心念，是主觀臆測和不可靠的。是以，追求科學者必須揚棄虛無飄渺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則無法搞科學。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兩者尖銳對立，不能兼蓄包容。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兩條強有力的依據。第一是中世紀的教會對天文學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表明信仰對現代科學的阻礙作用。第二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個相信進化論的人，怎　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說法呢？我過去視這種觀點為天經地義，現在卻有了新的看法。

　　教會對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當作教會因循守舊、反對科學的佐證，深深地印在許多人心上。大陸《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國一位著名老科學家寫的。文中說： “哥白尼的學說不隻在科學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對人類思想的影響也是極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亞裡士多德以來從未動搖過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球轉動的學說，進而在實質上粉碎了上帝創造人類、又為人類創造萬物的那種荒謬的宇宙觀。”文章的結尾是，“科學終于以偉大的不可壓抑的力量戰勝了神權”1。文中的觀點在我國知識分子中是頗具代表性的：日心說對地心說的勝利，就是科學對基督教信仰的勝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壓抑和迫害是事實，但從這一事實中導出的這種結論卻有待商榷。對這些事實的經過及誘發因素，作較詳細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問題。

　　日心說的确立曆經了漫長的時日。地心說是古希臘學者亞裡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首先倡導的。由于他有許多“理由”，是以地心說雄踞西方科學界、思想界一千多年，直到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發表《天體運作》一書才受到挑戰。在哥白尼思想的影響下，泰革(Tycho Brahe, 1546-1601)在觀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說：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繞太陽轉；但太陽及其行星都繞地球轉！泰革的助手、德國天文學家凱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用歸納法分析泰革二十年積累的資料，提出了 “行星運作三大定律”，支援了日心說。同期，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用自制的望遠鏡觀察星體，看到許多前人未見的現象，也支援日心說。但是，直到牛頓 (Isaac Newton, 1642-1727)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日心說才從理論上被确立2。

　　莊祖鲲博士在《基督教與現代科學的發展》（載于《海外校園》第二期）一文，對日心說與地心說争論的實質，作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個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轉的“日心說”的天文學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　迫害，因為他有意在臨終前才将他的書印妥出版。長時期來人們以為他這樣做是怕受教會的迫害；近代曆史學家卻發現，哥白尼真正擔心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那些持亞裡斯多德宇宙觀、堅信地心說的天文學家。事實上，極力鼓勵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樞機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學家。身為波蘭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則在書的開端将此書獻給當時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一六一○年用望遠鏡的觀測結果來支援哥白尼的日心說後，當即受到其他大學教授的圍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繼位成為教皇烏班八世，他便有恃無恐地于一六三二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結果他被定罪，被軟禁在意大利弗羅倫斯一座别墅裡，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十年。莊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說（對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對教廷權威的挑戰。他堅持認為神同時用《聖經》和大自然啟示　自己，是以《聖經》中有關自然現象的經文應從科學觀點重新解釋，進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擁有解釋《聖經》的最高權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難免了。

　　與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中，有人攻擊他是異端；後人中也有人以為伽利略支援日心說，表明他認為《聖經》有錯誤。伽利略本人，對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說：“我們知道真理不會互相抵觸，是以如果實體學的理論是正确的，所得的結果必定由正确的認識聖經得到印證。” 他又說：“有人指控我的發現是暗示聖經有錯誤，我卻認為我在實體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證聖經的準确性。……隻有相信聖經是絕對真理的人，才有勇氣對世界上任何偉大的理論提出挑戰”3!

　　我個人認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說并不十分重要。當時地心說被科學界和教會人士普遍接受。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觀點，并非是《聖經》的啟示，而是來自天主教的教義，是當時人們堅持的理性主義思潮的結果。《聖經》中根本沒有關于所謂地心說的論述，連一點這方面的暗示也沒有。是以，伽利略的受害與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無關，乃是當時統治教會的人的失誤。與伽利略同時代的天文學家凱普勒同樣公開支援哥白尼觀點，但他卻未遭到任何迫害。因為他住在馬丁路德上司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勢力範圍之内，天主教鞭長莫及。伽利略和凱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無辜申辯的。是以，日心說對地心說的勝利，是正确的科學觀對錯誤的科學觀的勝利，是正确的科學觀對天主教教義中的錯誤的勝利，而不是科學對基督教信仰的勝利。

　　毋容諱言，一些科學家歧視、誤解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确與一些神學家的失誤有關。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學與基督教》一書中還列舉了一些例子。比如，愛爾蘭主教烏雪（James Ussher, 1581～1656）根據《聖經》中人類的家譜推算說，神造人發生在公元前四○○四年，但《聖經》中并沒有這樣說；當避雷針被發明時，一些教會曾予以反對，認為這是不敬，打雷時應敲教堂的鐘；一八七○年當萊特主教（Milton Wright）通路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時，對該大學校長的“我相信在未來五十年内，人能像鳥高飛天上” 的預想大為震驚：“能飛翔天空的隻有天使，請你千萬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會亵渎神了！” 但三十年後，正是萊特主教的兩個兒子發明了飛機，在美國北卡州的上空飛行。……金新宇指出，過去一些教會領袖對科學缺乏認識，懷有成見，以為科學是反對《聖經》的，是以科學與基督教之間便有了不必要的鴻溝4。

　　然而，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随著現代科學的興起，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逐漸接受了人文主義（或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他們高舉人的理性，認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們崇尚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哲學，以為科學是認識真理的唯一方法；強調真理的可經驗性，摒棄一切于物質世界以外的客觀實體，不承認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孕育下，達爾文的進化論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時間内席卷整個科學界、思想界。他們以這種世界觀、方法論向基督教信仰和《聖經》提出嚴重挑戰，釀成了科學與信仰兩軍對壘之勢。

　　“五四”運動時期，先驅者們把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引進中國的同時，把“科學主義”也引進了中國。至此，我國許多知識分子都把科學當作認識、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隻有被科學證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學證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學的，不是假的就是錯的。他們雖然欣賞《聖經》的道德準則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無法被科學驗證，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由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期，一系列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的支援，《聖經》的曆史性、無誤性，至今不可動搖。可是，在進化論和創造論的對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卻不乏其人，筆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進化論是真理，《聖經》必為謬論。如果進化論是科學，創造論必然反科學。如果唯有科學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這是我過去深信不疑的邏輯推理。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當人們對進化論的立論、根據作一番比較深入的了解後，就不難發現進化論一直面臨著理論上、實踐上的許多難題，并不是科學真理，隻是一種未經證明的假說。現代科學的許多重要發現都支援創造論而不利于進化論。這些，在第六章〈進化論與創造論〉中将詳細讨論。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學家的失誤和一些科學家的武斷，越過自身的領域和能力彼此幹預的話，科學和信仰的和諧一緻本是顯而易見的。神藉著大自然和《聖經》啟示　的奧秘，科學則是研究神為大自然制定的各種規律。從根本上說，科學與《聖經》應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據蓋洛甫統計，前三個世紀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學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神的信徒，其中幾乎囊括了人們熟知的所有大科學家，如牛頓、焦爾、歐姆、法拉第、孟德爾、巴斯德、馬克士威爾、蒲朗克、愛因斯坦等。在當今，各個領域的傑出學者、科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也不乏虔誠的基督徒。事實勝于雄辯。雖然一些科學家、甚至一流的科學家仍不信神，但蓋洛甫的統計清楚顯示，科學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諧、一緻的。

　　是以，認為科學與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觀點，雖有一定事實依據，而且在當今的知識界相當流行。但此種觀點流于表面，并未觸及事物的本質。

　

注釋

1. 《國文》國中課本第五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頁103-106。

2. 劉大衛著，《自然科學與信仰》，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頁21-28。

3. 張文亮著，《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6，頁73-74。

4. 金新宇著，《科學與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頁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