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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0萬人在非洲殒命,為何全球無人發聲,競相選擇沉默?

作者:秦談古史
1994年,100萬人在非洲殒命,為何全球無人發聲,競相選擇沉默?

非洲,是失落的大陸,是未聞之地。當西方殖民者手拿火器,摧毀着數以千計的部落,叫嚣着宣稱這是文明的洗禮。

卻未曾想到在1994年,非洲有個看似施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一夜之間百萬人竟然死于屠刀之下,成為無法安葬的冤魂。

這個時候,“文明”的光輝又在何處,“民主”的優越又在何處,還是說這“文明”是披着野蠻的外衣,“民主”是戴着面具的小醜,隐藏在背後的是根植已久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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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之地的盧旺達

“到處都是屍體,根本無法回收,好多狗在屍體叢中走來走去,梭巡覓食。狗吠聲和腐屍味從耳朵和鼻子進入大腦,我們目睹了大規模的屠殺,但是卻隻能袖手旁觀。”

這是1994年加拿大人羅密歐·達萊爾事後面對鏡頭對盧旺達大屠殺的感想,他當時擔任着聯合國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官,不過并沒有被上級授予指令幹涉盧旺達内政而隻能作壁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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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tte是盧旺達大屠殺幸存者之一,她在面對鏡頭時哽咽的說道:“那些屍體被喂了狗,狗吃了屍體。”

說着說着,她就不自覺用雙手擦拭着流出的淚水,然後接着說:

“我坐在原地,害怕極了。我知道如果它們看見我,它們就會咬我。我覺得,我當時吓壞了。當時有一個攜帶襁褓孩子的婦女給他們看了自己的身份證,接着他們就揮起手中的砍刀,将那位婦女的頭幹淨利落砍了下來。她的孩子卻還趴在她的屍體上吃奶。我崩潰了,不敢将孩子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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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此處,Antoinette又拿起身旁的紙巾擦起了眼淚。

Antoinette本是圖西族,1994年隻有14歲,由于沒到辦理身份證的年紀,自己一人聽從父親的勸導一直躲在灌木叢中,這才僥幸活了下來,成為曆史的講述者。

“一開始,我們殺人有點畏畏縮縮,後來時間長了,就習慣了。有一些同僚找人教授了砍人的準确方法:從脖子一側或是後腦勺砍下去,可以快速完成。但也有同僚一直到最後都不是很熟練。他們不敢,是以動作很慢。比如他們不敢砍脖子,就砍胳膊,然後邊跑邊喊:好了,好了,我把他殺了。但大家都知道并非如此。于是就會來找一個專業的人,追上那個目标并且把他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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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來自,姑且稱之為劊子手阿方斯的自白,大屠殺時期,他年僅十八歲,手上也沾有别人的鮮血。

可他的人生後來也遭到了毀滅,因不堪當日所犯罪行的折磨,最終他精神失常,惶惶不可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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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對于哪一方而言,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都是心中永遠難以抹去的夢魇。

他們的人生彷佛停止在了1994年,一直在屠殺的怪圈中徘徊不前。

按照聯合國的統計數字,大約有80萬人被殘忍殺害。然而,根據曆史學家和當地人的估計,死亡數字很可能超越百萬。

很難想象,二戰之後,竟然還有國家肆無忌憚在國内搞種族滅絕。如此野蠻的殺戮,是對全人類的挑戰,叩問每一個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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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的來龍去脈

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胡圖族人哈比利壓馬納乘坐飛機回國的路上,遇到了突然襲擊。

當飛機在機場跑道航行時,人人都歡呼雀躍,以為能夠平穩落地時,一枚土制炸彈呼嘯而過,準确擊中了這架總統專機,總統及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總統的離世,就如同一戰前夕普林西普拿着手槍打死了奧匈帝國的大公一樣,是個開戰的導火索。

一時之間,盧旺達的國内局勢風聲鶴唳,人人的眼神中都充滿着恐懼和擔憂,可人人都沒有預料到後果是如此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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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失事給盧旺達的上空帶去了陰霾,幾個小時之後,一場針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就随行而至。

胡圖族軍隊在全國四處設卡檢視過往公民的身份證,見到圖西族人,不由分說,不分年齡,不分男女,皆用亂刀砍死。

等時間的針腳指向4月12日,胡圖族政府軍将15萬圖西族趕到隻有三個足球場大的空地上。

足球場是很大,三個看似也不少,但在15萬這個數字面前,隻能是小巫見大巫。

圖西族個個肩并肩,腳并腳,稍小一些的孩童不是被躺在母親的懷裡,就是騎在父親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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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個小時過去,胡圖族政府軍接到了屠殺的指令,開始用炮彈轟擊人群,不斷朝着人群密集的地方扔向手榴彈。

憤怒的圖西族也不甘坐以待斃,拿起石頭朝政府軍擲去,但無疑這是用雞蛋碰石頭,隻能是一擊即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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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圖族不僅動用政府軍,還煽動胡圖族底層人民,阿方斯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年僅十八歲的他是個典型的愣頭青,盲目聽信了政府的号召,就拿着家中的砍刀走上了街頭,對準了婦孺……

像阿方斯這樣被蠱惑的胡圖族人民不在少數,反而是屠殺當中的主力軍。

他們沒有接受過多少教育,也沒有獨立的判斷,十之八九的人,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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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有些良知的胡圖族人,即使心裡不願參與其中,但也被政府軍用槍頂着成為幫兇。

在大屠殺中,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要麼被殺,要麼殺人,要麼是敵人,要麼是夥伴。

當然大多數劊子手都是實實在在的魔鬼,大約有25萬名圖西族婦女遭到了胡圖族的強暴,有些甚至還被迫成為性奴,産下的子女被稱為“戰争之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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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哈伊馬納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在4月7日,前往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探親時,不幸被抓,随後胡圖族人侵犯了她。

穆哈伊馬納遭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産下一個男孩。

她清楚記得孩子降生的一刻,她一直在哭喊着,恨不得自己早點離世,讓靈魂消失。

之後穆哈伊馬納的生活也是舉步維艱,孤身一人,帶着孩子,還要忍受别人的白眼和嘲諷。

更為可憐的是,三年的虐待,使她感染了艾滋病,等孩子長大到13歲,穆哈伊馬納就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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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盧旺達大屠殺中,這些劊子手感受着瘋狂,享受着快感,同時也泯滅了人性,完全回歸野蠻。

人類最原始的獸性在圖西族人的慘叫聲中不斷被喚醒,最終成為了憤怒的奴隸。100多天的時間裡,100萬人喪失了呼吸,心髒也停止了跳動。

平均下來,每一天就有一萬人被殺,死亡速率甚至超過了二戰時期臭名昭著的納粹屠殺。

400萬人無家可歸,200萬人逃亡國外,釀成了二戰之後最罕見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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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劇的原因

一向标榜文明的西方國家卻在大屠殺發生以後,個個噤若寒蟬。

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士兵組成的維和部隊一溜煙瞬間提桶跑路,仿佛看不見眼前的人間慘劇。

甚至在聯合國讨論大會上,曾有國家提出要派維和部隊進駐盧旺達,美國卻還以“安全”為由反對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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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美國反對出兵,還有一項原因就是在不久前的索馬裡海盜中,美國的維和部隊遭到海盜的突襲,損失慘重,雷德利·斯科特的《黑鷹墜落》就是根據這一曆史事件改編的電影。

國内孤立主義之風漸起,民怨沸騰,使得美國政府不敢為了一件外國内亂事件而派出維和部隊。

對于美國而言,就是一句話,“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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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比利時,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而言,盧旺達的慘劇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傳統的殖民主義。何曾見過肇事者去主動承擔責任?不火上澆油,從中牟利就已經是拜佛燒香了。

像法國的軍火公司,就曾暗地裡為胡圖族提供彈藥,助纣為虐。

從表面上看,這是胡圖族和圖西族由來已久的民族仇恨,然而殊不知這兩個民族是徹徹底底被西方殖民者建構出來的,并不是盧旺達天然存在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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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期,歐洲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到了非洲的大湖地區,就是如今剛果和盧旺達一帶。

英國殖民者斯皮克在非洲遊曆一圈,就提出該地區的瓦胡瑪人屬于“半閃-含米特人”,其祖先是來自于埃塞俄比亞的牧民群體,土著群體則是“劣等民族”,都應接受來自歐洲老爺們的統治和管理。

為了自圓其說,殖民者還生搬硬套《聖經·舊約》中的說法:說含冒犯父親諾亞,是以被上帝詛咒,其後代皮膚呈現出難看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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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84年,殖民者加快了殖民腳步,歐洲各列強在柏林召開會議,主題就是瓜分各國在非洲的勢力範圍。

從此,盧旺達成為德國的海外殖民地,按照所謂的“含米特”假說,搞起了種族區分,胡圖族和圖西族就由此誕生。

德國殖民者統治的方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本來在長時間的種族浸染下,胡圖族和圖西族就勢不兩立。

德國還大力支援圖西族一方,吞并了胡圖族許多小部落。

一戰結束後,德國徹底喪失了海外殖民地,然而盧旺達的災難卻沒有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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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個喇嘛,來了一個和尚,比利時接管了盧旺達,實作了嚴格身份證制度。

為了區分不同的民族,比利時借着科學的幌子,以生物學的方式來鑒别。

他們“發現”,圖西族人的鼻子比胡圖族人平均要長2.5毫米,也更薄5毫米。是以,比利時的“科學家”斷定圖西族更高人一等,其實說白了就是更符合歐洲的主流審美,非要裝飾一番,好糊弄别人。

這樣,極大打擊了胡圖族的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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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殖民者不僅粗暴劃分民族的标準,更在經濟上打壓胡圖族人。

1926年,比利時人夏爾·瓦贊制定了《改革法》,導緻殖民政府進階人士都是清一色的圖西族,還規定胡圖族人隻能從事苦力勞動,包括修建道路,種植咖啡等。教育上,盧旺達大部分學校也隻招收圖西族精英子女,而将胡圖族人拒之門外。

多種歧視性的政策使得胡圖族人怨聲載道,在胡圖族人心中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隻待某天的某時某刻,壓抑已久的仇恨将如火山積壓的岩漿噴湧而出。

二戰就是一個契機,颠覆了盧旺達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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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後,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盧旺達也亦步亦趨,擺脫了比利時的統治。

1962年,盧旺達正式建國,由胡圖族人掌權。

由于長久遭受不公的待遇,出于報複心理,胡圖政權也采取了歧視圖西族的國家政策,陷入到“冤冤相報無窮盡”的死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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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盧旺達僅僅存在着兩種政治勢力,未必會有後來的屠殺。

這個時候,走了一個和尚,又來了一個秃驢,就是法國。

法國是殖民情結頗重的一個國家,這一點不僅展現在非洲的盧旺達,就連亞洲的越南也深受其害,就曾幫助南越攻打北越政府。

法國一方面繼續對盧旺達施加政治壓力,一方面強行推行西式的“自由民主”。

種種措施之下,加劇了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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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法國支援的圖西族人組成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從鄰國發功進攻,盧旺達内戰爆發。

大戰打了3年,雙方相持不下,本想就此罷手,簽訂合約。未曾想胡圖族的強硬勢力,以暴力手段破壞了簽約程序。

到了1994年,胡圖族總統哈比利亞馬的座機失事,成為了屠殺的“合理借口”。

火藥桶一旦被群眾的憤怒點燃,殃及的将會是全部盧旺達人民。

總統衛隊準備好事先拟好的人員名單,抓住之後就地槍決。

胡圖族的激進人士掌控電台,号召全體胡圖族人民拿起武器,對圖西族趕盡殺絕,大屠殺就這樣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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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雖然大屠殺中的民族對立不能全部歸咎于西方殖民者,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正是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粗暴劃分民族的構成,慫恿一派去攻打另一派。

就如同化學反應的催化劑或者是各種催發反應的條件,無疑加劇了種族之間的對立,最終導緻慘劇的爆發。

直到2021年,法國總統馬克龍才在發言中承任對盧旺達屠殺負有責任,并表示:“在各種研究以及曆史學家的努力下,得知了法國在大屠殺中的扮演角色,負有政治責任……法國在審視事實真相方面沉默太久。”

但不知道德國、比利時何時能像法國這樣檢討自己的過往,恐怕隻能是遙遙無期的未來了。

參考資料:

《與屠刀為鄰》讓·哈茨菲爾德 北京日報出版社

《上帝忘了盧旺達》紀錄片

《殖民統治埋下盧旺達大屠殺禍根》 曆史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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