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F給予了宗藩優越的經濟條件和高貴的地位，無所事事的宗藩們展現出了追逐貴族的奢靡和典雅的審美傾向。靖難前後藩禁政策的大幅度轉變，又使得他們呈現出追求治世和隐逸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趨向。
在良好的教育和與士人的交往中，他們亦随着時代審美的發展而緩步變化，尤其是詩文複古的審美思想影響尤其深刻。而到了明朝走向衰亡的時候，各種社會沖突的爆發和對人生的思考，也使得他們的審美走向了現實主義的回歸。
一、貴族氣質的貴族的奢靡與典雅
（一）追逐奢靡
朱元璋最初封建子孫，是要他們“當各守祖宗成法，勿失親親之義”在各方面給予諸藩優厚的待遇，希望他們能“永緩祿位，以藩屏帝室”。
然事與願違，他剛剛去世，燕王朱棣就對他一手所立的建文帝發動了“靖難之役”，并最終奪取皇位。自此，藩禁日嚴。
一方面依然像從前一樣給予諸藩優厚的經濟待遇，同時另一方面也嚴格限制其政Z作用，實行嚴厲的藩禁政策。這樣明朝的宗藩曰漸成為空領優厚俸祿，卻不事四民之業的寄生蟲。這種高地位，高俸祿和無所事事的條件，成了宗藩們競逐奢靡的溫床。
河南是明代封建宗藩比較集中的地方，其中周藩更是從開國就一直存在的大藩。經過數代人的經營建設，其王宮富麗堂皇，窮盡遊玩之功能。
而遼藩，甯藩、桂藩等王府除極盡富麗外，各種亭台軒榭亦不計其數，讓人歎為觀止。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除了王府宮殿富麗奢華外，其生活娛樂也是不惜錢财，以奢靡唯美。
神宗的弟弟滴王朱翔镠定親時“除金花銀五百萬外，增進過買辦金珠銀九十萬兩”，等到正式娶親的時候“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兩，青紅寶石八千七百塊，各樣珍珠八萬五千餘顆，珊瑚珍珠二萬四千八百餘顆”。不僅奢華至極，而且大大的違禁。
不僅生前榮華富貴，死後也要繼續追求奢華。求據丁鵬勃《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一文總結，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雖非随葬主體，但大都品質上乘，做工考究，并且“（明代）中期，社會穩定，生産持續發展，群眾尤其是藩王，具備了使用大量奢侈品的可能，死後墓内随葬衆多精美瓷器，以期繼續生前的奢華。”
宗藩們貴為天溝貴胄，有着與生俱來的巨額财富，而并不需要勞動獲得。天生的富貴感和對時局辛苦的冷漠，使得他們盡情的揮霍财富，來追求奢靡之美。
這種審美趨向也與社會相連接配接，明朝尤其是中後期，社會經濟發達，市民階層起，生活的俗化、繁榮的城市都導緻對于物質的需求越來越高，也越來越昂貴，在當時士大夫以至百姓中都彌漫着這種對奢侈之美的渴望。
富有之家更是揮金如土，及時行樂的奢靡風氣，而擁有先天優越條件的宗藩們亦通過炫耀财富來宣洩他們的情感，這種追求也是貫穿于有明一代宗藩始終的審美追求。
（二）貴族的典雅
擁有天然優越條件的明代宗藩，在政Z出路被堵死以後，除了以通過對奢靡之美的追求來宣洩情感外，同時也追求風流好文的雅緻生活。他們高貴的地位，良好的教育也使得很多宗藩成員書畫兼通，文辭優美，音律典雅，進而表現出與他們身份相稱的對貴族雅緻之美的追求。
明代從士大夫到皇帝，莫不愛好書法，以習練書法為優美文雅。在明代宗藩中，工于書畫的也大有人在，其筆意亦多高古可觀。甯藩輔國将軍朱謀垔本身兼通書畫，又作《續書史會要》，記錄有明一代的書法家，并進行點評，書中所記錄的宗藩衆多。
至于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畫史會要》也出自宗藩朱謀裡之手，所輯錄的明代宗藩畫家達14位之多。
樂為六藝之一，自古多傳文人佳話，尤其琴更是極盡風雅。先秦有鐘子期、俞伯牙知音之典，六朝有播康《廣陵散》之絕，一直為文雅之士所推崇。到了明代，宗藩們更是競相追逐于此間風騷。
現存的明代琴譜中，就有五本是宗藩所做，分别為甯獻王朱權之《神奇秘譜》和《浙音釋字琴譜》，徽藩王朱厚煩之《風宣玄品》，、保定王朱理坦之《五音琴譜》，以及貓王朱常琪之《古音正宗》。
這些琴譜收錄了大量的古曲、當時所作之曲以及本人的作品，收錄時其“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無有隐諱，其名鄙俗者，悉更之，以光琴道”，定要“可以含天地之醇和，吸曰月之休光”，足見琴譜編錄者自居高貴，摒棄庸俗的審美追求。
明代宗藩以天潢貴冑之傲，通過雅緻的文藝作品來展現風流。在他們的文藝作品中大多展現出其特有的貴族審美取向，即安逸閑适，高貴典雅，富麗而不庸俗，端莊而不做作。
二、“靖難”前後的入世觀和“隐逸”情懷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後的“靖難”和藩禁，是明代宗藩政策的一個分水嶺。此前宗藩們可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政Z軍事作用，諸藩也做出了許多成績；
而此之後，嚴格的藩禁政策又将他們束縛在狹小的範圍内，各種限制切斷了他們的入世前途，而優越的地位和待遇也讓他們無後顧之憂，于是乎很多宗藩成員轉向于超然出世。
這樣在“靖難”前後，就分别呈現出了追求入世和隐逸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價值的美選擇。
（一）“靖難”前宗藩積極的入世觀
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封建宗藩的政策，其主旨之一就在于充分發揮諸藩國政Z軍事作用，即捍衛邊疆安全和維護地方穩定。為此不僅讓諸宗藩擁有豐厚的經濟待遇，還給諸王府配備了相應的官署和軍事力量，并給予極大的權利。
在開國最初，即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時候，确實起到了相當的作用，當時的諸藩王也積極配合朝廷以建功立業，共同維護朱明王朝的長治久安。
首先是拱衛邊疆的諸王，皆配給重兵，邊境有警則帶軍征伐，期間諸藩立下了不少功勳。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諸王多奮力建功，此時當幵國之初，邊疆尚未完全平定，諸王相對來說也較少沾染承平日久貴族的習氣，是以，多以能佐皇帝以平天下為美。
至于内地諸王，亦多以治世為能。周定王朱槺，朱元璋第五子，洪武十四年就藩開封，當時天下初定，河南地處中原又屢被戰火，生齒凋零，殘破不堪，尤缺糧食，于是他以自己的研究，畫了400多中可以輔佐充饑的野菜的繪圖，名《救荒本草》。
這是大陸第一部以救荒為宗旨的農書，這對當時及以後穩定社會，救濟災荒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活命功德不可估量。
齊王朱榑，朱元璋第七子，洪武十五年就藩青州，洪武“二十三年命王帥護衛及山東徐、鄭諸軍從燕王北征。二十四年複帥護衛騎士出開平。”朱榑此人性情兇暴，但是嘗以武略自喜，亦可見其以武功為美的心态。
蜀獻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朱椿為人文雅慈祥，又好學，被朱元璋稱為“蜀秀才”，就藩以後與名士交遊并善待之，當時朱椿對所屬範圍内的治理之功，亦可見朱椿積極的治世心态。
凡此種種，皆是“靖難”前諸宗藩在朝廷的支援下，積極配合穩定天下的舉措。這一時期，宗藩們政Z前途有望，身負的責任也重大，是以很多人在就藩以後就積極的治理本區域範圍，解決當地各種問題。
其中尤其以武功為著，這與明代當時初創時期的所處的條件密不可分，也與朱元璋所制定和貫徹的積極地宗藩政策息息相關。
在這個時期，宗藩們盡管已成為人人仰慕的天潢貴胄，但是其對功名利祿的争取仍然充滿熱情，希望自己能盡一份力，來為朱明王朝的長治久安添磚加瓦，尤其周定王朱樓、蜀獻王朱椿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是以可以說，在“靖難”前，尤其是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時候，宗藩們在人生利祿上的審美價值依然是積極的入世态度。
（二）“靖難”後日漸加深旳隐逸情懷
隐逸之風古已有之，對隐逸之美的追求，其實就是一種對簡單純樸和平靜心态的追求，進而自得其樂。這種美差別于世俗的的功名利祿和榮華富貴，而是尋求超然的出世忘我，是以有許由避帝亮之訪賢，陶潛棄縣印而歸去。
這種特殊的對美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對時局的感受，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通常來講都是困于當時進而選擇超然于世外。
但在明朝的幵國皇帝朱元璋去世的那一刻起，新即位的建文帝就已開始剪除諸宗藩，不再以他們為治世之臣，“靖難”之後新皇帝成祖朱棣更是進一步嚴格藩禁政策。
諸宗藩政Z上不僅入世無望，更是時刻被監視嚴防，再加上對強烈的時局變化的感同身受，很多人逐漸的将人生價值美的選擇，從入世轉變為隐逸。
最典型的就是甯獻王朱權。這位藩王他生而神姿秀朗，自幼聰穎，博古通今，無所不學，尤其精于曆史，“始能言，自稱大名奇士”，足見性情之高傲，并且可以想象其亦應有遠大的抱負。洪武二十四年就藩北疆的重鎮大甯，亦可見朱元璋對他的器重。
是以很顯然，當時的甯獻王朱權是很春風得意的，手握重兵，據雄鎮，又智略恢弘，屢立戰功，得以威震一方。其才能得以發揮，其抱負得以實作。
然而太祖朱元璋甫一去世，形勢就急轉直下，先是建文帝召朱權上京，欲削其勢力，後燕王朱棣起兵“靖難”，朱權雖然選擇了與燕王朱棣合作，并作為其重要的臂膀力量，最終奪得天下，然而好景不長，朱棣甫從燕王轉變成為後來的成祖文皇帝，不僅未能履行當初“事成，當中分天下”的承諾。
自此，所有的幻想都已破滅，待到成祖朱棣死後，仁宣二宗相繼即為，他的各種請求亦多不能得到允許。從此早已幵始隐逸生活的甯獻王朱權，求仙問道，據說朱權在靖難後還被成祖朱棣封為“涵虛真人”，是淨明道法統的重要人物。
以此觀之，甯獻王朱權在“靖難”前後轉變可謂是判若兩人，之前建功立業、意氣風發，之後退隐修玄、結廬囊雲。
可見“靖難”一役對其影響之大。自此這種現象越往後，随着政Z前途愈加無望，這種追求隐逸的情感現象就愈加多。這些宗藩成員本就受過良好的教育，此時無抱負可言，情感自然的轉向了甯靜安詳的隐逸，或好入山林，或交遊僧道，或談玄求仙，盡歸隐于世外。
沈安王朱全銾樂與僧人遊，有《送五台山僧明曉》一首，不僅表達了對高僧的尊敬，也透漏出自己對禅意的了解，全詩文句中上，但可以看出作者本身對出世禮佛的感念，這亦是一種隐逸。
秦簡王朱誠泳《題王舜畊畫》，全詩清雅脫俗，超然世外之情躍然紙上，令人讀來心清目朗，亦可見作者對自然甯靜的向往。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由上可見，在“靖難”之前，一方面宗藩人數尚少；另一方面國家尚處于初創之際，并給予宗藩較大的活動空間，諸宗藩亦配合朝廷積極進行國家各項事業，是以明代此時的宗藩入世觀比較強烈，其人生價值上的趨向以治世為美。
而太祖朱元璋去世之後，随之而來的削藩，以及“靖難”後日趨嚴厲的藩禁政策，使得諸宗藩無法在入世中發揮作用，其治世的路途被卡死，進而導緻其士氣消沉，規避政Z風險，轉而趨向于心靈的安逸和對出世的向往，其人生價值的選擇，亦逐漸由入世轉向隐逸。
三、明代宗藩與明代詩文流派的美學革新思潮
縱觀有明一代領袖級别的的詩文大家，無一人出自宗藩。這與明代宗藩這一群體本身多不治事，坐擁富貴大有關系。然而也由于其政Z上毫無出路，也導緻這些天潢貴胄轉而追求風流文雅的生活。
盡管宗藩們沒有湧出一位領袖級别的詩文大家，但是他們卻深受這些大家的影響，尤其是明代中後期越來越油湧的“複古派”浪潮的領袖，當然由于宗藩内部本身相對較強的封閉性使得他們轉變的腳步沒有那麼快，然而亦湧現出不少人物風流一時。他們在詩文中對美的追求一直緩慢的伴随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明代詩文流派紛呈，在其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對于詩文美的追求。
從開國初秉承宋代理學的宋、王之“文道合一”，到以“三楊”為代表的粉飾太平、講求雍容華貴的“台閣體”，此為明代詩文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首先是符合貼近程朱理學的主流意識形态，道學氣氛濃厚；其次是以應制倡和為主的作品極多，主要反映上層社會的生活政Z等内容；
再者就是符合當時的承平氣象，要表現出“太平宰相風度”，要“歌頌聖德，施之诏浩典冊以申命行事”。這樣，在這一階段的詩文對美的追求就主要表現為上層官僚們的雍容大度、性情舒暢的審美情趣。
此時的明代宗藩身居皇帝貴胄的身份，其雍容華貴正與此文風相合，是以在不少詩文中顯露出來。
周定王朱槺的四首《元宮詞》，從文字來看并無突出之處，屬中上之作。但從詩文的内容來看，這是在寫元朝宮中舊事。盡管是前朝舊事，但這四首詩寫的太平祥和，從這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對當下的感受。
而朱槺之子周憲王朱有燉，傳世詩篇更多。而宗藩的“碑詩”展現的更是充分，如楚憲王朱季垸《昭王碑詩》，全詩格調高遠，極盡雍容，可以說合台閣之風。
然而台閣體本身多以程朱理學為前提，其作品和宋代的成就也相差極遠，隻是由于這些作者本身的社會地位很高，是以導緻其影響很大。
但這種潮流并不能持續長久，随着明朝步入中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所出現的各種社會上的弊端和雍容富貴、粉飾太平的台閣體越來越沖突，而文人群體的獨立性也越來越強，于是以茶陵派領袖李東陽為開端，之後各種流派紛呈，而宗藩們受到複古派的影響最大。
中後期的諸流派對于詩文美的追求呈現出新的要求，并且或者依照所屬的地域，或者依照彼此詩文上的認同，結社的風氣越來越濃厚，各種詩文結社紛呈。
這期間明代宗藩一方面本身擁有優越的經濟條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也逐漸加強了與社會一般文人的交遊，并結成了很多詩社。是以其對于詩文美的追求也随着時代的潮流而逐漸轉變。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明代中後期朝廷對宗藩的改革越來越多，使得藩禁政策有所松動，但宗藩内部依然具有相對較強的封閉性，是以在明代中後期詩文主流派的美學革新思潮中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追随轉變，而是到了這種革新思潮非常泅湧的“後七子”時代才逐漸凸現出來。
“後七子”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世貞，他交遊十分廣泛，通過各種結社活動将其詩文“複古”的美學思想傳播幵來。
這種美學思想起始于前七子針對萎靡的台閣體的挑戰，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就是這種拟古主義美學思想的特征。王世貞等繼續發展這一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文人和宗藩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朱敬鐵，字進父，秦藩奉國中尉，著有《梅雪軒詩稿》，據其《子興社丈瞭别三祀，戊子秋會晤浃旬，話言連夜，因論詩各賦一律》和《黃右史約立真率會且期春遊》等中可知其與張緻卿和王元錫等人結成真率會詩社，傾向于複古派，互相吟詠，文學活動十分頻繁。
朱多煃，他與同鄉餘曰德等曾結為“芙蓉社”，也同王世貞等交往頗深。餘曰德本就位列“嘉靖後五子”之一，其于詩“古近體亡所不佳。近體獨超，近體五七言亡所不超，七言律尤妙。”是複古派的主要人物，而王世貞更是“後七子”複古派的領袖。
受這些人所影響，朱多煃也傾向于複古派，“附七子壇坫之末”、其存詩兩首，皆足以證明，其一《滕王閣》，頗訪古風；其二《哭李于鱗二首》中，更是表現出他和“後七子”複古派另一位領袖李攀龍的深厚交情。
受朱多煃的影響，當時甯藩内部多人傾向于複古派，并與王世貞等複古派領袖相交遊。朱多火貴與王世貞的在詩文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他也被王世貞列為“四十子”之一，确實在詩文美學中傾向複古派。
又甯藩奉國将軍朱多征，字貞吉。其對唐朝大詩人劉長卿模仿之深刻，即形式模仿，又深的詩意。并且他的詩講究格律，非常工整，其詩文的美學觀點都是和複古派所主張的“重情采”和“體裁法度”相一緻。
朱撒梢，字遜軒。在複古的同時，也逐漸傾向于“靈性”，這也與後來複古派為公安、竟陵派取代的趨勢暗合。
是以盡管明代的宗藩政策使得宗藩成員頗受限制，其群體相對獨立，但是時代的發展也深刻的影響了他們。
在時間的推移中，明代的文人們逐漸的轉變審美思想，并将之擴散開來，形成思潮，宗藩們通過與他們的交遊也逐漸改變和接受了這些詩文的美學觀點，并且湧現出一些代表人物。這些代表在更新自己的詩文審美觀點的同時，也将之進一步擴散到宗藩内部，使得宗藩成員們得以跟随時代步伐。
四、國家衰亡中宗藩審美的現實主義回歸
現實主義又稱寫實主義，主要是隻對現實的了解和感覺，它比較排斥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在思想上和相應的各種作品中通常具有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在審美特征上，現實主義講求探求事物的真實性和對事物逼真創作。
在狹義的立場上，現實主義就是還原事務的本來面貌，即：現實主義“藝術的任務是對現實整體進行忠實和真實的描寫。”
在審美上，有更多的表現角度，即針對每個時期不同的社會政Z、經濟和道德等狀況，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其所形成的審美立場表現為認同或者憎惡。
這種表達不僅展現在其本人的各種作品中，也表現在其本人的語言和行動上，隻有其本人的表現與其所欲表達的社會狀況相符合，才會被其他人所認同和接受。
在明代逐漸步入衰亡的時候，在其社會政Z、經濟等方面都有展現。政Z上腐朽不堪，人浮于事、黨派傾乳；經濟上财政虧空問題惡化，土地兼并嚴重、市場經濟日趨繁榮等等。
這些問題的激烈在相當程度上導緻了社會的混亂，流民四起以至于揭竿而起，邊疆屢屢受到重大威脅。在這種背景下，宗藩們的狀況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首先宗藩人口膨脹導緻的歲祿常年不支，并且配置設定很不公平，很多下層宗藩成員生活狀況惡化，進而導緻了其犯罪等問題日增；
其次由于這些問題的日趨激烈，國家開始考慮改革，如在教育上開設宗學、在出路上開設宗科，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為對藩禁的松弛，也使得宗藩成員有更多的機會去擺脫原先的相對封閉，進而加深了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了解；
再者在明朝衰亡的動亂中，很多宗藩成員幵始主動謀求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并且表達了看法，付諸了行動。
這些變化使得宗藩成員們慢慢遠離從前的理想空談，這在很多文藝作品和實際行動中都表現了出來，也呈現出了強烈的審美的現實主義回歸。
朱議霧，字用霖，明朝滅亡後改名林時益，字确齋，人稱朱中尉。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明代走向衰亡的天啟、崇偵年間，并且經曆了明朝的徹底滅亡，極具代表性。
首先他的父親朱統韋贲，他是甯藩瑞昌王孫中進士的第二人，其時從現實出發，在積極地治江、禦匪中都有很大作為，可見他就是以現實主義美的價值觀為導向的，後遷甯都與魏氏三兄弟等開堂講易，成為了當時的著名學者。
而朱議霧就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在國亂之世，朱議霧以實際行動來努力挽回顔勢，盡管最終失敗了，但是他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其所作所為無疑符合一個現實主義者的要求，并且他的詩文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審美色彩。
如《冠石》詩中，描寫的就是他一段生活的真實寫照。另《下橋》其詩描寫現實的生活，将人民的生活狀況記錄在詩篇中，與唐朝現實主義大詩人杜甫相近，故魏禧在《魏叔子文集》中這樣評價他的詩：“詩于杜為别出，人鹹推服之。”
朱謀土韋，字郁儀，又字明父，号海嶽。他明代宗藩的重要人物，一生博學多才，酷愛藏書，又著作頗豐，并與士大夫交往甚深，當時名動一時。他主要活動于嘉靖末年以後，直到明朝滅亡前夕。
面對當時的狀況，他所作《藩獻記》、《水經注筆》、《古今通曆》、《積園近稿醫途》等著作皆是有益于現實的大作。他的詩感觸自然，沉郁頓挫，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情懷，如《滕王閣》一詩懷古憑吊，感傷人生。又《元夕曲》三首中，盡道人生的悲苦情絮，将人生的離合以及對生民“脂膏”殆盡的感歎表達的淋漓盡緻。
沈憲王朱凰栘，号南山道人，其“酷嗜談禅”，有隐逸之風。而起所處的時代正是明代宗藩問題非常激烈的時代，而且此時流民問題非常嚴重，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惡化，大明王朝逐漸露出衰亡迹象。
此背景下，朱凰栘在隐逸談禅的同時，也關注着社會問題，其詩《聞陵川有警》，文句平平，沒有可嘉賞的地方，但是作者在詩中描寫了對匪寇的鄙夷，和對政F軍的自信。抛開其論調而言，可以說作者确實對現實問題報以關注，并且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朱胤梢，字遜軒，屬沈藩，沈藩“凰”字輩大多生活在明嘉靖、隆慶、萬曆時期。社會問題重重，而國家修補不急，很多政策的不妥善造成了百姓的無辜受難。朱胤梢在目睹了萬曆三年的一次百姓因政F工程而死的慘狀後，将其如實的記錄，名為《七哀》。
朱凰梢所做的這組《七哀詩》，體裁起自漢末，而用以記錄其所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民間慘狀，其悲天憫人的情懷和細緻入微的客觀描寫，強烈的反映了萬曆三年修建宣大邊牆而給百姓帶來的痛苦。
詩中對政F修築邊牆的無用失敗和軍士對勞役人民的催逼刻畫入木三分，一幅勞苦人民受壓迫的景象躍然紙上，感情色彩極其強烈。
又假借受苦人民的口吻，來表述前赴勞役前夫妻依依惜别，約定完工後相會，但豈知命喪勞作之工地，感情飽滿，動人心弦，将人民受苦死亡的無助和絕望表達的淋璃盡緻。
從對真實發生事情慘狀的目睹聽聞，到将其寫成悲憤的詩文，作者深情流露，可以說這組《七哀詩》是朱凰梢現實主義審美詩文的代表之作。
朱拱樋，字子深，号匡南，又号同伯，甯藩奉國将軍。其詩文傾向模仿唐詩，尤其杜甫之詩。衆所周知，杜甫詩唐代現實主義詩人，朱拱樋在模仿杜甫詩格律的同時，也深刻的學習了杜甫的詩文現實主義的審美。
其《寄明卿時歸武昌》一詩約創作于55歲左右，可以說是他“杜氏近體”的代表作，其詩有類于杜甫的《登高》，尤其後四句，可以看出刻意模仿。盡管其模仿杜甫詩文的痕迹比較深刻，卻也能從詩中看出朱拱樋對人生經曆和生命感懷的細緻描繪，此時對現實主義詩歌審美觀點的傾向，亦可見一斑。
明代從嘉靖中後期開始，逐漸走向王朝的遲暮和衰亡，在此時各種思想活躍的同時，很多人也轉而關注于現實，宗藩們也不例外。他們的詩文中有很多注重于對人生、對社會等現實狀況的挖掘，并深情的表達了出來，一股濃郁的現實主義審美的回歸逐漸播散開來。
從本身生命的體悟，到對社會事件社會問題的觀察和感受，他們通過詩文作品将其如實的描繪出來，并加進了自己的觀點，在這些宗藩成員和其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當時的社會畫卷，看到人民的疾苦，看到人民的生活，看到作者的人生，看到作者的理想。
不僅通過詩文作品，他們也在實際的行動中表達了看法，如很多人積極地參加給他們開設的宗科考試，并有很多人取得了功名，進而擺脫了對宗藩待遇的依賴，以用事于當時。
從這些舉措和宗藩們的現實主義詩文中可以看出，在明代逐漸衰亡的時期，他們的審美有了明顯的現實主義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