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是中國古代一部全面展現人才學思想的著作。它出自《隋書·經籍志》，成文于青龍四年（公元236年）之前。其作者劉劭，是一位著述頗豐的學者。劉劭字孔才，廣平郡邯鄲（今河北邯鄲）人，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曹魏大臣、建安名法派思想家。他從政經曆豐富，曾先後在漢獻帝劉協、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時期，任廣平郡上計吏、郎吏、太子舍人、秘書郎、尚書郎、散騎侍郎、陳留太守、騎都尉、散騎常侍等官職，晚年從事經學傳授，約于正始中期逝世。長達三十多年的官場生涯，為劉劭積累了豐富的為官經驗，在劉劭所生活的年代，九品中正制創立并推行、人物品評活動興盛，這一時期官場上具有“識人知人”能力的人物，普遍受到士人推崇，從中湧現出一批人才學家。他們或憑借自身經驗、或通過理論研究，寫出多部人才學著作，《人物志》是其中傑出的代表，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二篇，作者以人才為考察對象，從十二個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人才問題，系統闡述了完整的人才體系。
人才分類
在《九征》篇中，劉劭通過由表入裡的方式，從人的九種體表特征——精神、眼神、氣息、臉色、儀态、容貌、言語、骨骼、筋腱出發，通過觀察這九種外在表現，判斷出這個人内在的資質。“凡人之品質，中和最貴矣”，能夠将“九征”全部完善，且内裡和諧，性情中和平淡，這樣的人就達至中庸，成為了聖人。相反，那些在“九征”中，隻有一部分特質完善或突出的人才，就屬于“偏至之材”。能夠被評為人才的人，必須要在“九征”中，找到其或完善、或突出的部分。而“九征”之是以能夠表現一個人的資質，是由于人的聰明智慧來源于陰陽二氣之精華。“陰陽清和，則中睿外明”，陰陽二氣決定了一個人的性格是内向還是外向，而與陰陽二氣相配合的，是五行之氣，即木、金、土、水、火，它們分别對應人身上的骨骼、筋腱、氣息、肌肉、血液這五種生理組織，這些生理組織又分别決定了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品德，并通過“九征”表現出來。
在對人才進行初步分類後，劉劭在《體别篇》中，又根據人所吸收陰陽二氣的差異，将人才的性格分為兩大類，即中庸型和偏頗型。中庸型性格的人才，可塑性最強，能夠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展現出不同的性格特點，進而與各類人交流。而偏頗型人才由于所受的陰陽二氣不均衡，性格表現出或剛強、或柔弱的特點。劉劭認為，偏材之人的性格，總共分為十二種，分别為強毅型、柔順型、雄悍型、懼慎型、淩楷型、辨博型、弘普型、狷介型、休動型、沉靜型、樸露型、韬谲型。這十二種性格為陰陽相對、一正一反，每種性格的長處和短處均十分明顯。接下來，在《流業》篇中，劉劭将十二種偏頗型人才按照他們各自擅長的領域，劃分為管理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前者包括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後者包括文章、儒學、口辯、雄傑。這些人才蘊含着不同的能力，能夠在官場上施展出自身的才華。
對于能夠上司不同人才的人物，劉劭亦有思考。在《英雄》篇中，作者讨論了英雄人物的材質，将英雄細分為“英材”和“雄材”。其中，聰明秀麗、能夠進行戰略謀劃、從中發現戰機的人物，可被稱之為“英材”；膽識過人、關鍵時刻勇敢果斷、外加力氣蓋世的人物，可被稱之為“雄材”。從這兩類人才的特點來看，“英材”重文韬，“雄材”重武略，均是極為優秀的人才。但這兩者又需要互相補充，“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同時具備英材與雄材的人物，能夠成就一番霸業。
人才鑒别
在對不同的人才進行分類後，劉劭還詳細闡述了鑒别人才的方法。《接識》篇提到，真正廣識人才的人，既能做到“識同體之善”，又不失“異量之美”。人與人初相遇時，一般最先通過談話交流來認識對方，鑒别者要想觀察人某一方面的才能，隻需一個早上的談話便能知曉。但鑒别者不僅要辨識出同類人才，更要能發現那些與自身資質不同的人才，再根據人才能力的大小，判斷出哪些人是“國體之人”，即具備好幾種能力的決策型人才。這樣一來，鑒别者就需要從道德、法制、策術三個方面，與對方進行為期三日的對話，進而使其才能完全展現出來，沒有疑慮地提拔并重用之。
劉劭認為，鑒别人才是一項細緻的工作，尤其是對偏材的鑒别。《八觀》篇詳細介紹了鑒别人才的八種方法。具體而言，一是“觀其奪救，以明間雜”。鑒别者在觀察一個人時，既要看到這個人善良的一面，同時還要觀察此人有沒有惡劣的品質，過濾掉那些惡大于善的間雜之人。二是“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在官場上，人們常掩蓋自己的真性情，鑒别者如果要探究一個人最真實的性格，就需要通過察言觀色，判斷此人是否言行一緻。三是“觀其至質，以知其名”，也就是觀察人才的美德和所獲得的美譽，以知曉其名号的高低。四是“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似是表面上與偏材類似，實則人品低劣的人。這類人的行為有時與偏材一緻，但區分兩者的關鍵，在于其行為背後的動機有所不同，偏材力求公正，而依似試圖通過陷害他人來達到升官發财的目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這類人屬于僞偏材。五是“觀其愛敬，以知通塞”。仁愛和禮敬乃為人之根本。人如果有愛與敬的誠心，就能順應天道，與他人友善相處，擁有良好人緣，積累寬廣人脈，仕途更為平順。六是“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在人際交往中，小人往往心胸狹隘、情緒起伏、難容他人；而君子卻能寬恕他人、控制情緒、嚴于律己。這就需要鑒别者通過談話去試探對方，觀察其情緒變化，辨識出君子和小人。七是“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偏材都有一定的缺點，并能被他人敏銳地察覺到。但通過了解一個人的缺點，鑒别者亦能推知此人的優點，進而為其找到合适的崗位。八是“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鑒别者根據一個人所擁有聰明智慧的高低，能夠預判此人未來的功業。
在劉劭看來，八種鑒别人才的方式已較為全面。但在辨人識人的過程中，鑒别者還可能會出現七種謬誤，他們或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或以自身好惡為标準去評判他人、或無法判斷人才才智高低、或不懂得人的成材有早有晚、或更偏愛與自身才智相當的人、或單純憑借名聲和地位去判斷一個人的高下、或因能力不足而無法辨識出奇才人物。這就從兩個方面，牽涉到人才鑒别的困難之處，一是準确識别人才較難；二是“無由得效之難”，即鑒别者因不在其位，而難以提拔重用所發現的人才。人們總是希望良才能遇知音，但現實情況卻是兩者相識相知的機會較少。是以，劉劭感慨道，人才學是一門難以窮盡的學問，人才鑒别更是需要久久為功。最後，劉劭用老子“夫唯不争，則天下莫能與之争”的道理，勸誡上司者禮賢下士、君子貴柔不争。這一建議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現代社會發展迅速，人與人之間存在激烈競争，但通過觀察可以發現，那些謙遜低調、勤勉做事的人，往往能在關鍵時刻展現出自身的硬實力，赢得他人尊敬。
人才任用
綜觀劉劭《人物志》中的十二篇文章，可以發現，全書是圍繞着聖賢之人和偏材之人之間的關系而展開的。對于聖人賢者而言，其最大的聰明才智，就是能夠識别人才。而識别人才的最終目的，是使“衆材得其序”，即按照高低次序，将不同人才安放到合适的崗位上去，發揮出人才的全部能力。劉劭指出，人才對于任何朝代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古代的聖賢之人，如堯、舜、商湯、周文王等，之是以能流芳千古，正是由于他們在尋求到人才後，合理地任用了人才，君臣同心，才建立了廣為世人稱頌的豐功偉績。
在人才任用方面，劉劭認為，除聖賢外，任何一類偏材的性格，都既有優點又有缺點，這些性格本身無所謂高與低、好與壞，隻要其從事的工作與自身性格相符即可。如有的人才性格果敢剛毅，遇事能夠當機立斷，就适合在司法部門工作，擔任司寇一職；有的人才性情溫和平順，為人質樸友善，就能夠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承擔安民之任；有的人才善于言辭表達，熱衷與人打交道，就可以負責接待外賓，從事外交活動；還有的人才體格高大威武，勇猛善戰，就可擔将帥之任，到前線指揮千軍萬馬；等等。除此之外，在人才任用中，還常存在一個誤區，即不少人認為“人才有能大而不能小”，就像烹牛的鼎無法用來煮雞一樣，傑出人才隻能幹大事，而無法屈尊去做小事。對此，劉劭反駁道，人才的能力本就有大有小，按照職位高低錄用人才，将人才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上去，才是最重要的。能夠治理大郡的大材，自然也能夠管理好小郡，隻是“人才各有所宜”。大材更适合幹大事而已，讓大材來治理小郡，會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而一旦将人才放錯位置，就是任用人才不當，還有可能給統治者帶來災難。是以，對于人才的任用，關鍵在于“量材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