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純仁(公元1027—1101年)，字堯夫，北宋著名政Z家、文學家範仲淹之次子，是北宋中後期政壇上一位謄老重臣。
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曆程長達五十餘年，一生遵奉儒學“内聖外王”這一崇高理想，勤政愛民，忠直敢言，公忠體國，寬厚仁恕，并積極通過自身努力試圖撫平激烈的黨争，在北宋中後期政Z舞台上産生了較大影響。
青少年時代所受教育
範純仁自幼聰穎警悟，五歲就知道讀書，八歲和一群小孩兒玩，就能夠講解書中的内容。出身孤寒的範仲淹非常明白節儉的重要性，尤其反對鋪張浪費。嚴謹簡樸的家風塑造了範純仁崇尚節儉、廉潔自守的品格，對其一生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範純仁從其父範仲淹身上繼承了儒家傳統的孝悌之義。在皇枯元年（公元1049年）朝廷任命範純仁為常州武進知縣時，範純仁“以遠親不赴”，後改知許州長葛，他又謝絕赴任。
範純仁悉心奉養父母，對兄弟也是充滿愛心。長兄純佑在早年患有心疾，純仁待兄如父，一直親自服侍兄長藥膳，時時照顧他。
宋庫薦舉純仁試館職，下诏試學士院，純仁以兄長純佑疾病，婉言謝絕。北宋士人多以親在不出仕為美德，範純仁決不會因高官厚祿敗壞良好的家風。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範仲淹寫下了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時刻陶冶範純仁的心靈。
範仲淹惜守的“無怨惡于一人”的處事交友原則，對範純仁的一生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培養了範純仁寬廣的胸懷和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寬厚仁恕不僅是影響範純仁一生的重要品格，而且他也經常以此來勸誡子弟“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範純仁之是以能夠一步步做到位極人臣的宰相，除幼年時所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宋初三先生的教育以及與李靓的師友關系，也使其奠定了堅實的儒學基礎。胡媛（公元993一1059年），字翼之，海陵（今江蘇泰州人）。
胡暖以教育家聞名于世，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明體達用”，在湖州州學創立經義和治事二齋，前者教經術，後者教習民政、軍事、水利、算術等學科。
胡緩的學術中，《易》學研究最為突出，其解《易》時，常聯系古今人事和時事進行串講，具有強烈的經世緻用色彩。這種經世緻用的教學方法培養了大批人才，範純仁、錢藻、錢公輔等尤稱名臣。
宋初三先生（孫複、石介、李靓）與李靓皆範仲淹門下賢士，他們與範仲淹過從甚密，“朝夕與其子弟講論道德”。他們的學術思想對範純仁兄弟忠孝節義的倫理觀念，經世緻用的立身之本，“内聖外王”的修身之道，産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範純仁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朝的主要政Z活動
宋仁宗、宋英宗在位期間，是北宋曆史上一個比較重要的時期。張其凡先生認為，仁宗、英宗兩朝時期最能展現“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點，皇權、相權、台谏之權三足鼎立，互相制衡，使政Z上呈現寬松局面，為“百家争鳴”奠定了基礎。
而“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是以，進行改革、挽救危機成為朝野士大夫的共識。這一分析，應該說有其合理性。範純仁為期五十餘年的仕宦曆程即從宋仁宗時期開始。
一、範純仁在仁宗朝的主要政Z活動
宋朝自太祖立國，至宋仁宗即位，已經持續了60餘年，從此步入中期階段，在表面繁榮穩定的同時，諸多弊端開始浮現出來，這是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措施所導緻的結果。
宋太祖、宋太宗兩朝在完成統一大業的同時，為防止分裂割據局面重演，一方面收奪地方兵權、财權和政權，采用“強幹弱枝”、“守内虛外”的方式，借以鞏固中央政權的統治地位；
另一方面，又采取擴大科舉和分割事權的手段，來擴充文官隊伍，削弱武将勢力，由此造成整個社會重文輕武風氣漸盛，官僚機構過于臃腫。
綜合以上兩方面，使得“積貧”、“積弱”之國勢不可避免。為了解決“三冗”帶來的财政困難，一些有志之士相繼提出改革主張，其中以範仲淹等主持的“慶曆新政”為代表。
慶曆新政使急于改變現狀的宋仁宗看到了希望。對于範仲淹所倡導的以改革吏治為核心的十件事，除恢複府兵制以外，宋仁宗基本上接受下來，從慶曆三年（公元1045年）十月開始陸續頒诏，實行全面改革。
但是由于新政集團中滕子京、歐陽修和石介之事鬧得沸沸揚揚，聳動京城新政中某些措施，遭到了陳執中等老臣的反對“君子黨”激進的行為也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覺和反感。
仁宗皇帝愈來愈厭倦了朝臣間無休止的争吵，思慮再三，最終還是選擇了持重的老臣，慶曆新政旋即以失敗告終。
由于慶曆年間廣開言路，重用台谏，允許台谏風聞一言事，緻使官員被彈勃成了朝廷常事，仁宗皇帝經常引以為憾。
盡管範純仁已于慶曆三年（公元1045年）以其父蔭補為太常寺太祝，可是對胸環大志的範純仁來說，要靠自己的真才一實學來出人頭地。
經過矢志不渝的勤奮苦學，再加上精深的家學淵源和宋初三先生的教誨，此三道題對于“博通群書，為文無有長語，切于論事”的範純仁來講并非難事，一舉考中進士，既顯示了其過人的才華，又光耀了門庭，并為其日後的發展奠定了政Z基礎。
恪守孝道的範純仁直到父親去世才出仕為官，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的官階任汝州襄城知縣。範純仁繼承和發揚了儒家“民貴”思想，他認為說判斷是非功過的标準，應以老百姓的利害得失為依據。
看到襄城老百姓生活窮困，過得十分艱難，純仁也對此頗為憂慮。他在任期間，以富民為己任，勸谕百姓植桑養蠶，發展經濟。後來，老百姓逐漸生活逐漸有了改善，獲益匪淺。範純仁離任後，老百姓對其仍念念不忘。為了表達感恩戴德之情，他們就把所植桑樹林以其官名稱之為“著作林”。
範純仁深知民間疾苦，非常重視百姓利益。知開封府賈黯十分賞識範純仁的才幹，于嘉枯七年（公元1062年）辟舉他知開封府襄邑縣。據百姓舉報有衛士牧馬時，踐踏了民田，純仁很是氣憤，“捕一人杖之”。
當時牧地并不隸屬于縣，衛士主管把此事享告皇上，要求治範純仁越職之罪。範純仁毫無懼色，從容不迫言道“非不知衛士非悲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于二稅，二稅出于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二稅将使何進而出哉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安用縣令哉”皇上釋然，于是下诏從之，從範純仁開始，牧地皆隸屬縣治。
儒家所倡導的“忠”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盡己之意，把自己所擔任的公職全心全意做好，範純仁身體力行的踐行着這一道德準則。
在崇文抑武之風日漸盛行之時，作為親民官的範純仁為了能讓尋常百姓子弟入學接受教育，率領襄邑百姓更新校舍，改善辦學條件，百姓樂此不疲又購置學田，挑選鄉裡賢德之士，教授境内百姓。
範純仁在處理完政事之餘，經常去學校巡視，并親自勸谕百姓接受教育。範純仁在地方供職十餘年，和百姓的贊賞。
二、範純仁在英宗朝的主要政Z活動
嘉裕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英宗趙曙即位。英宗趙曙乃真宗之弟商王趙之份的孫子、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并非仁宗親子，本來與皇帝無緣，但幸運的是他卻以宗子身份繼承了大統。
英宗趙曙，一方面同他的繼父仁宗一樣，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可不幸的是，他體弱多病，即位之初就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後垂簾聽政；
另一方面，濮安懿王趙允讓至孝的品行，似乎全部遺傳給了英宗，他近乎偏執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與曹太後沖突重重，親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場震驚朝野的追贈生父名分的鬧劇，即“濮議之争”。
時為禦史的範純仁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場政Z漩渦，其命運也與“濮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一）初涉台谏
在專制制度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裡，為了避免某種權力的失控，以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監察制度的設立也就應運而生了。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濫筋于先秦兩漢時一有所發展，隋唐時期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台谏體系，禦史台和谏院互相補充，加強了中央行政監察機構在議政、決策過程中的作用，這是台谏體系的完善期唐末五代，戰亂頻仍，使台谏系統遭到徹底破壞。
趙宋建國後，台谏系統面臨着一個重建和完善的問題。宋初，内外戰亂此起彼伏，太祖無暇顧及此事，“谏宮廢職，制诏有所未當，給事中不敢封還駁正，遺補亦不敢直言其失，”“禦史不能彈奏”。監察系統十分不健全。
從太宗開始，逐漸注意台谏的作用，真宗則着手整頓禦史台和谏院，使台谏進入正常地運轉體系。宋代台谏系統的完善期在仁宗朝，這也是宋代台谏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
台谏作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擴大皇帝的視聽，行使對宰相及百官的監督和限制權。是以，皇帝特别重視對台谏官的選拔和任用，除了具備必要的資曆以外，在遴選過程中還要保證兩點其一薦舉時排除宰輔的幹擾其二皇帝絕對控制任用台谏的決策權。
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的任免權，是台谏官發揮“天子耳目”作用的保證。這種控制，不僅表現在推薦台谏官的舉主每次都有皇帝指定，而且，皇帝有時還親自任命台谏官。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六月，禦史台“缺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範純仁、呂大防名而命之。”範純仁的這次任命距前次僅七個月時間（治平元年十一月，範純仁剛由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提拔為江東轉運判官），這次升遷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英宗皇帝對範純仁的信任與賞識。
範純仁邁進禦史台，這是其人生一次重要的轉折，不但工作環境由地方轉到中央，而且，他也有了更多發表一言論、參與政事的機會。
宋代禦史台的執掌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其主要職能有監察、司法、參政等社會功能。台谏官既有谏淨君主、監察中央和地方百官的職能，而且還能參決朝政和議定法制。這樣就給忠直敢言的範純仁提供了發揮作用的良好機會。
範純仁初入禦史台就遇到了比較棘手的事。親政之初的英宗皇帝很賞識翰林學士王疇，想把他提拔為樞密副使，知制诰錢公輔以為不妥，便将詞頭封還，并對皇上說，王疇望輕資淺，不可大用。
英宗皇帝覺得自己第一次任命大臣就被駁回，大失面子，非常生氣，下旨将錢公輔貶為滁州團練副使。沒想到當時輪值的另一位知制诰祖無擇認為責罰太重，拒絕草制。
英宗大怒，打算連祖無擇一同罷免。宰相聞訊趕來相勸，英宗這才答應讓這個老臣繼續留在兩制，但要罰銅三十斤。
身為禦史的範純仁在遇到認為不妥之事時，有責任和義務谏诤君主更改诏令。是以，他兩次上奏，請求恢複錢公輔的宮職。英宗沒有答應，範純仁再次進言，英宗皇帝仍未答允。
我個人認為，促使範純仁不遺餘力為錢公輔求情的原因有三：
其一，他認為任命王疇為樞密副使顯然是違背正常的。按宋朝慣例，出任兩府的官員，一般要有領外郡的經曆，以免那些既無治政經驗，又貪圖享樂的人混入最高權力機構，而王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進而可知。”
而英宗皇帝不顧朝廷規矩和衆臣的反對，将二府重任輕授此人，并且還強行罷免這種有不同政見之人。對這種固執而輕率的做法提出批評，是禦史的職責所在。
其二，範純仁與錢公輔均出自胡緩門下。據《宋元學案》記載，熙甯二年神宗問福唐劉彜“其胡（媛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笃、孫覺之純明、範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
其三，範純仁與錢公輔同為皇枯元年進士，交情頗深。據宋人王标《燕翼治謀錄》載“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卑，所處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于假丐。”
同年進士的定期聚會宴飲，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感情，一旦有人被貶，同年站出來為其辯解，也是人之常情。
（二）嶄露頭角
英宗親政之初，宰相韓琦等人奏請有司讨論英宗生父濮安懿王的名分問題，英宗批示等仁宗葬禮完畢後再行讨論。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戊戌，英宗下诏請禮官及待制以上官員讨論濮安懿王的尊崇典禮，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十八個月的論戰，即北宋曆史上有名的“濮議之争”。
朝中議論喧嚣一時，形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一派是以翰林學士王珠等為首的兩制，他們主張稱英宗生父濮安懿王為皇伯；另一派是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大臣，主張稱英宗的生父為皇考。在兩派意見争持不下之時，韓琦等人請求英宗将兩種方案送出百官讨論。
他們原以為大臣中一定會有許多人迎合他們的意圖，誰料事與願違，大多數官員贊同兩制的提議。曹太後也反對議稱皇考，并出手書責備韓琦等人，也卷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讨論，企圖左右事态的發展，趁機恢複垂簾幹政。英宗迫不得已，隻好下诏暫緩讨論此事。
面對朝堂的争議，負有谏診君主、糾察百官之責的禦史當然不能置身事外。侍禦史知雜事呂誨上疏，請求及早制訂濮安懿王尊崇之禮，并且彈勃韓琦、歐陽修等人主張稱皇考餡媚逢迎之過失。
忠心耿耿的範純仁盡管初入禦史台，但他并未過多考慮這個來之不易的升遷機會，毅然上書英宗皇帝“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矽等議。”接着他又分析稱皇考的弊端。
範純仁進一步指出韓琦、歐陽修等宰執大臣，他們秉承皇帝旨意，多次駁回翰林院的拟議，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盡快從禮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及早拟定出合乎聖意的封号來。
随後，範純仁又與侍禦史知雜事呂誨等再次上奏，矛頭直指韓琦、歐陽修，終因人微言輕，他的意見未被采納。
判太常寺範鎮認為，英宗既尊仁宗為皇考，又要尊濮王為考，此舉為失禮。他還找出《儀禮》中的有關章節，漢代儒生的議論及魏明帝的一篇诏書，提供給英宗皇帝作為根據。知谏院司馬光也不贊成皇考之議。
呂誨、範純仁、範鎮、司馬光的态度，使韓琦等人更加孤立，也使一意孤行的英宗皇帝處于更加尴尬的境地，他們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後的态度是關鍵。
英宗遂令韓琦等人商議解決辦法，既而，内出皇太後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後。至此，甚嚣塵上的“濮議之争”才落下帷幕。
上述材料顯示，皇太後的手書在結束“濮議之争”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然而，對手書的真實性，範純仁提出了質疑，接着，他又闡明了手書的危害。
範純仁的奏章令韓琦大為光火，他對同僚說“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這也從某種程度上預示了範純仁的命運。
英宗雖然下诏停止“濮議之争”，但如何平息百官情緒以穩定政局，卻是讓其十分頭痛的事情。宰臣和禦史可謂是英宗手裡的“熊掌”與“魚”，他們勢同水火的争鬥确實讓英宗勉為其難。
一方面，韓琦等人對自己繼承大統具有定策奇功，面對禦史的責難，韓琦對英宗說，我們是忠是邪，陛下您自然知道。歐陽修更直白，皇上您既然認為其禦史與臣等難以并立，陛下若認為臣等有罪，就當留禦史若以為臣等無罪，則取聖旨罷禦史。
另一方面，作為自己親自提拔的禦史，範純仁等因所言不被采用，便奉還所授告救，集體辭職，居家待罪。英宗皇帝思慮良久，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隻能忍痛割愛，舍“魚”而取“熊掌”了。
綜觀範純仁的言論和行為，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骨鲠敢言的禦史形象。面對萬乘之尊的皇帝和位極人臣的宰相，範純仁毫不畏懼，坦言自己的觀點，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支援範純仁堅定信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範純仁是英宗皇帝禦筆親耀的禦史，深得英宗賞識。為感恩戴德，表達對國家和君主的忠誠，其彈勃大臣也就不遺餘力。
另一方面，與曹太後的支援也有着密切的關系。曹太後是宋初開國勳臣曹彬之孫女，仁宗景褚元年（公元1034年）被冊封為皇後。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宮中衛士作亂，曹太後指揮若定，迅速平息叛亂。在其垂簾聽政期間，“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其要。”
可見其才智過人，有臨危不亂之能。多病的英宗有時行為十分乖戾，再加上對權力的追求，使曹太後遲遲不肯撤簾。在韓琦等人強烈要求之下，迫不得已出手诏還政。但她心有未甘，暗中支援禦史呂誨、範純仁等，使“濮議”愈演愈烈。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三月，範純仁以“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救，擅不赴台”之罪名，被貶為安州通判。就這樣，範純仁在禦史台僅供職九個月，即成了“濮議之争”的犧牲品。
其實英宗十厘清楚，範純仁等人乃無過受罰，但卻情非得己，是以特意囑咐左右“不亦責之太重。”盡管被貶出京城，但範純仁引經據典，慷慨陳詞，卻“由是名震天下”。
範純仁總結十餘年親民官的經曆，數上奏章闡明自己對朝政的認識，提出了一系列政Z、經濟、邊防、外交方面的施政措施。
政Z上，與民同樂，關心民生疾苦，慎除官員，以抑冗濫之風。經濟上，請求罷廢秋宴，與百姓同甘共苦，平抑江淮諸路鹽價，以平民怨。邊防上，核實陝西沿邊軍馬兵官的數目，裁減冗官、冗兵。外交上，速遣封冊夏國使臣，以使邊疆早日安甯。
這些措施的提出，構成了範純仁治國思想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