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6日，“小花梅被拐受虐案”在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
六位被告人分别被判處十一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至此，牽動人心的“小花梅被拐受虐案”終于落下帷幕。
因為各地區經濟存在差異，包括曆史遺留問題，社會上還有部分如同小花梅這樣的受害者。
得益于現代社會完善的法律制度，罪犯往往能受到應有的懲罰。那在中國古代，拐賣人口又該當何罪呢？
古代常見的三種販賣人口的情形
人口販賣古來有之，在以孝治國的中國封建社會湧現了如朱文濟自賣葬母、董永賣身葬父等千古佳話。
但不可否認，人口販賣所帶來的妻離子散悲劇，是孝道所無法掩蓋的。
據相關曆史文獻與民間流傳的野史小說來看，中國古代人口販賣的情形和方式大緻可分為三類。
第一，主人販賣
封建時期由于社會制度不夠完善，人也被分為三六九等，達官貴人極少與普通平民通婚，普通平民也不會把女兒嫁給奴役賤籍。
在許多文學小說中，我們經常發現一些為富不仁的地主豪紳購買或出售奴婢。
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中，對奴仆最嚴厲的懲罰手段就是将他們發賣，金钏兒是以跳井自盡。
“三言”“兩拍”中，也有許多主人售賣奴仆的描寫片段。
對主人而言，奴仆就像是一件件可以出售随意丢棄的貨物。因為買賣時互相簽訂過文書，除非鬧得過分，出了人命，官府通常不會過問。
第二，親人互相販賣
封建社會環境動蕩，在盛世百姓尚能安居樂業，到了朝代末年，即亂世時期民不聊生，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吃不飽穿不暖，甚至要靠吃樹皮甚至吃人才能為生，是以在亂世時期，人口互相買賣的現象尤為興盛。
民間野史還相傳“易子相食”的這種說法。
人在無奈之下為作為一種商品買賣，他們或賣自身，或妻女，甚至出售父母長輩。
比如董永賣身葬父，就等同于把自己當成貨物出售給他人，來換取錢财安葬父親，放到今天這也是一種非法的人口販賣現象。
除了賣自己，更多的是父母長輩販賣家中子女。因為古代家家戶戶子女多多，若生活貧困，連年戰亂，為活命，父母隻好出售子女。
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侵蝕，在兒子和女兒之間，選擇賣女兒的居多。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傳》裡，潘金蓮被媽媽賣給了王招宣府。十五歲時，媽媽以30兩銀子将潘金蓮轉賣給了年過六旬的張大戶。
正是因為潘媽媽為生計所迫，是以才會兩次出售自己的親生女兒，導緻了潘金蓮的人生悲劇。
《水浒傳》雖是一本小說，但這一細節也能折射出封建社會販賣親人的現象已經極具普遍性。除了販賣子女，還有就是丈夫販賣妻子或妾；小叔子賣嫂子。
第三，較為惡劣的“人販拐賣”
自古至今，誘騙拐賣人口的現象屢禁不絕。按照曆代的法律用語，誘騙拐賣人口細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略賣”。
《唐律疏議》對此解釋為：“略人者，謂設方略而取之。略賣人者，或為經略而賣之。”
“略賣”即采取威逼利誘等欺騙手段，将人騙出去售賣。
另一種是“和賣”，“和賣”又稱“和誘”。相對于“略賣”，人販子不采用暴力、威逼等手段，而是用各種名目騙得婦女、兒童同意，後輾轉各地販賣。
不論“略賣”還是“和賣”，均是具有引誘欺騙性質，“略賣”與“和賣”在當時社會上的危害性極大！
各朝各代，對于拐賣、販賣人口的處罰
秦漢時期的律法，已經出現針對“略賣人口”的處罰措施。由于人販“逆天心，悖人倫”，違反人道，漢朝《盜律》規定對人販處以磔刑。（磔刑：分裂犯人身體）
對于明知拐賣，仍然參與買賣的人也視為同罪。
“略賣人若（知）人略賣 人而與賈，與同罪。已略未賣……皆磔。”出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
明知對方是人販，還與之買賣，買家與賣家同罪（車裂）。私下交易被略賣者，賣家臉上刺字、苦力勞動，買賣同罪。
按說秦漢時期對于販賣人口這一現象有着嚴厲的處罰，應當能阻止當時社會人口販賣的情形。
其實不然，即便在如此高壓嚴厲的刑罰下，人口被拐販賣現象仍屢禁不止。
如西漢開國功臣栾布、漢文帝小舅子窦廣國，這二人年少時都曾有過一段被拐賣的經曆。
販賣人口的高回報，使得那些人販子頂風作案。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社會動蕩不安，各個國家經常爆發戰争，無數平民流離失所，拐賣人口事件不計其數。
盡管各政權出台過禁止拐賣人口的律法，但依然法不責衆。
很多時候因為前線戰事吃緊，上層統治者帶頭抓壯丁。抓壯丁這一舉動與販賣人口性質相同，甚至抓了壯丁被投入戰場後還會喪命。
連年戰亂，讓這些禁止拐賣人口的法律猶如一道空文。
到了唐代，李淵與李世民結束天下亂世，建立大一統王朝，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如《唐律疏議》卷第二十《賊盜》篇中，就有“略人略賣人”條款。
其中規定：“諸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絞（勒脖子死刑）；為部曲者，流三千裡（流放3000裡和判死刑幾乎沒有差別）；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和誘和賣的罪減一等。
貞觀時期，朝廷還會籌措一大筆經費，用于解救被拐賣人口，讓他們與家人團聚。
在打擊販賣人口與解救被拐人員一事上，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建樹的一個朝代。
後世的宋明清三朝，由于官方慫勇、法律的松弛，令人口拐賣現象日益猖獗。
尤其是宋代，各大城市甚至出現形成一定規模的人口市場。北宋時期以汴京，南宋時期以臨安為最大。
史載北宋：“如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牙嫂就是牙婆，是古代專門從事販賣人口的婦女）
有人賣，又有人買，可見在當時的人口買賣市場相當繁榮。
當然宋代也不是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宋初刑律規定：“和誘者各減一等。若和同相賣為奴婢者，皆流二千裡。賣未售者，減一等。”
明清兩朝與宋代人口販賣猖獗的現象差不多。
《大明律·刑律一·賊盜》規定：“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裡。為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假以乞養過房為名，買良家子女轉賣者，罪亦如之。”
《大明律》把《唐律疏議》針對略賣者的絞刑換成杖刑和流放，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拐賣的惡行。
到了清朝，尤其晚清，買賣人口更是常見。尤其因為貧窮，很多父母都通過拐賣，或當街賣子女換取生存。
在明清小說中對于人口拐賣的描寫，鮮有人販受到懲治的，這也折射出了當時人口買賣的“正常化”。
從古至今，人口販賣市場的需求導緻了人口買賣活動的頻繁，繼而出現了專門從事人口買賣中介活動的“牙婆”“人販”。
但每個時期對于人口拐賣、販賣的懲治力度不一樣，漢朝最嚴厲，要麼車裂，要麼臉上刺字。唐朝最有建樹，也最完善。除了打擊人口拐賣販賣，還會籌措一大筆經費，用于解救被賣人口。宋明清懲治力度最輕，是以拐賣現象最為猖獗。
但無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人口拐賣販賣這一卑劣行徑，不僅有違法理，更有違天理和人道。
願相關法律法規能夠更加完善，嚴懲人口販賣、拐賣。更希望世間再無小花梅、孫海洋這樣的悲劇。
參考文獻：
[1]毛姝菁.論中國古代的人口買賣[J].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22(04)：34-3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