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被查之後，從李鐵開始，先後有9名涉及足協的高管被查，中國足協成為“重災地”。
然而，從蔡振華出任中國足協主席開始，中國足協就顯得有點“不倫不類”，原本的管辦分離，雖然足管中心成為曆史代名詞，但中國足協始終未能做到管辦分離。
蔡振華是金元足球時期“空降”中國足協，作為副部級的幹部，高配到中國足協，當然，蔡振華還在其他協會擔任主席一職，也被認為高配到中國足協，是對中國足球的“重視”。
在蔡振華高配的同時，2017年，杜兆才又成為中國足協的黨委書記，不過當時杜兆才并不是體育總局的副局長，僅僅是局長助理，但局長助理也是副部級，中國足協當時已經形成一二把手都是高配的局面。
而在杜兆才之前，于洪臣也曾經出任中國足協的黨委書記，但級别都是正廳級，直到于洪臣被查，級别也沒有晉升。
2019年足協的換屆選舉，陳戌源成為中國足協主席，而陳戌源的級别是正廳級。名義上，中國足協主席是一把手，但實際上作為黨委書記的杜兆才卻淩駕于足協主席之上。
從蔡振華開始，中國足協的配置極為混亂，而從陳戌源開始，到底是這位空降的足協主席說話算數，還是級别更高的杜兆才才是實際的掌舵人，更令外界無法理清。
名義上，陳戌源出鏡的次數更多，但中國足協在亞足聯的各種競選，都是由杜兆才“出面”，金元時期帶來的高配，實際上衍生了随後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