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來稿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尾聲和結束時間、結束地的再考證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偉大壯舉。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穿越曆史的滄桑巨變，回望80年前那段苦難和輝煌，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長征在我們黨、國家、軍隊發展史上具有十分偉大的意義，對中華民族曆史程序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并在2019年，總書記視察甘肅高台西路軍紀念館時發出訓示“講好黨的故事，講好紅軍的故事，講好西路軍的故事，把紅色基因傳承好”後，在全國進一步推動了對紅西路軍的研究和探讨，許多珍貴的曆史資料得以面世，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第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第9軍、第30軍共21800餘人，按中革軍委指令，從甘肅靖遠縣渡過黃河，執行甯夏戰役計劃。後因戰場形勢變化，渡河部隊組成西路軍，轉戰河西走廊。紅西路軍在極為嚴酷的自然條件下與強敵浴血奮戰4個多月，殲敵2.5萬餘人，最終因敵我力量懸殊等原因而失敗，在中國革命戰争史上寫下了悲壯的篇章。青山埋忠骨，熱血照千秋，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英勇西征、血沃祁連，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同國民黨軍隊殊死搏鬥，用生命築起頂天立地的精神豐碑，為人民留下光輝的紅色印記。

重溫黨史，緻敬先烈。西路軍的悲壯令人唏噓不已。老一輩革命家和無數先烈的鮮血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革命勝利來之不易，我們看到了西路軍幹部、戰士不畏犧牲，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和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正如《中國共産黨曆史》中指出：“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産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鬥争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争。”

在研究長征史、紅西路軍史的過程中，我們對關于紅西路軍奉中央指令，西渡黃河，按中央釋出的《關于十月作戰綱領》，展開《甯夏戰役計劃》，血戰河西走廊五千裡路，是否屬于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極為重要的一環，以及關于長征結束地、結束日，有了更進一步認識。

在深入學習了總書記訓示精神，較充分的了解紅軍長征的前因後果，對紅四方面軍主力奉中央指令，西渡黃河，組建西路軍，去完成打通國際路線，征戰五千裡，血沃河西走廊，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會甯會師前後，中共中央确定要打通國際路線，三個方面軍都要拔寨而起遠征，靠近中蒙中蘇邊境，背靠蘇聯。是以，長征在繼續，而非結束。為了查證這個結論，了解了大量當年資料，通過這些史料，說明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當年的河西征戰是長征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時在長征前的曆史表明，當年為打破國民黨對各根據地的圍剿，紅二軍團1932年9月撤離洪湖蘇區後，先後建立了湘鄂川黔和黔東根據地。紅四方面軍1932年10月撤離鄂豫皖蘇區後，先後建立了川陝蘇區、川康特區和甘南根據地等。紅二十五軍1934年11月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建立了陝南根據地，并最先進入陝甘蘇區。中央紅軍1934年10月撤離中央蘇區後，一路向西北轉戰，雖未建立根據地，但他們欲與紅二、六軍團或紅四方面軍會合，意圖以他們所建立的根據地為自己的落腳點。

因而在1936年10月9日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前，長征最後的目的地在何處當時中央有許多設想。在中央紅軍長征後，有關目的地多次變更。

第一次：到湘西與紅軍二、紅六軍團會合，按照中共中央書記博古和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計劃是要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後再作下一步打算。

第二次：遵義會議後決定要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根據當時的形勢，讨論了紅軍今後的行動方向。

第三次：争取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1935年1月28日後四渡赤水，根據敵情的變化，中革軍委和毛澤東當機立斷，毅然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立即改向川滇邊境雲南昭通地區的紮西集中，然後在川滇邊境進行機動作戰，争取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第四次：計劃建立川西蘇區革命根據地，1935年1月28日四渡赤水後，中央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後，便分兵三路直插金沙江。5月1日至9日，3萬多中央紅軍全部順利地從皎平渡渡過了金沙江天險，實作渡江北上準備建立川西蘇區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轉移。但由于衆多原因中央紅軍後來沒有實作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計劃。

第五次：要建立川陝甘蘇區革命根據地，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上司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

第六次：到中蘇邊界建立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共同北上的方針遭到張國焘的破壞，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俄界會議，點名批評了張國焘分裂紅軍，退卻逃跑和軍閥主義等反黨錯誤，還着重讨論了北上紅軍目前的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在俄界會議報告中指出：“中央堅持過去的方針，繼續向北的基本方針，《補充決定》上說的向黃河以東。但這個方針應該有些不同，目前應該經過遊擊戰争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系，得到共産國際的訓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們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建立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中央要到能夠指揮全國革命的地區去。”中央當時确定的戰略方針是靠近蘇聯邊境建立發展革命根據地，并求得國際援助的政策。

第七次：決定到陝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合，建立指揮全國的革命根據地，1935年9月22日，中央紅軍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宣布了黨中央關于挺進陝北的行動方針。27日，黨中央決定改變原來俄界會議關于接近蘇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正式決定迅速前往陝北蘇區，把黨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并正式宣布以陝北革命蘇區作為上司全國革命的大學營。

第八次：1936年5月，在當時蔣介石看來，紅軍進入陝北也是死路一條，陝北地區缺水多山、物資匮乏，難以養活規模稍大的軍隊。又有潼關之險，紅軍已不足為慮。事實上，三大紅軍會師後，中共和紅軍陷入了最危險的境地，一是紅軍的集中帶來了國民黨軍的集中；二是陝甘資源匮乏、無險可守，少量部隊還可以生存，數萬人的紅軍即使沒有國軍的攻擊，生存都是個問題。而此時陝北的紅軍東征戰役結束時，敵我雙方面臨的戰略形勢是這樣的：

閻錫山的3個師和湯恩伯率領的蔣介石嫡系13軍進攻到黃河渡口，封住了紅軍再次東進的通道。

蔣介石在榆林、綏德部署2個師，基本上關住了紅軍往北沖入内蒙古的大門。

西北軍鄧寶珊部布防在會甯、靜甯、固原一線，東北軍的于學忠部部署在天水、禮縣，意圖阻止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

馬鴻逵、馬鴻賓所部在陝西、甯夏交界處布防，實際上去阻截紅軍向西進入甯夏。

在陝西境内的東北軍和西北軍，主要擔任進剿保安一線紅軍。

此時蔣介石還設立了新的晉綏陝甯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任命陳誠為“剿共”總指揮，共調動16個師20多萬人，準備開始新的一輪“圍剿”。

而在針對國民黨的進攻和新一輪圍剿，中央在長征途中和紅軍勝利會師後均有具體的設想、計劃和訓示。

其戰略部署逐漸成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作戰新計劃》中提出的，組建西路軍、北路軍、南路軍去執行打通國際路線、建立國際陸上聯系取得國際支援的物資和重建全國根據地的任務。

30年代中後期，特别是在長征過程中，中央的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環是“打通國際路線”，因而對整體紅軍的政治軍事行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打通國際路線”成為全體紅軍長征過程中的戰略方針，并在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迅速組織了以内蒙綏遠為首選方向舉行了東征和西征。在得到張浩帶來的共産國際和蘇聯從蒙古方向援助中共和紅軍的确切資訊，使中央更進一步明确了以一部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

在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給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的電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适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

在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上，毛澤東又論述了紅軍北上在蘇聯邊境區域建立根據地，經過遊擊戰争“打通國際關系”和“得到幫助”的問題。

1935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強調“國際路線無論如何必須打通”。

11月3日，張聞天再次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道：“要認清陝北蘇區的重要。陝北蘇區目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上司民族革命戰争的地位。還由于它靠近外蒙古及蘇聯，便于打通與蘇聯的聯系。”

11月18日，張浩回國傳達共産國際七大精神及斯大林的想法後，中共打通國際路線的目标更加确定。

11月30日，毛澤東總結直羅鎮戰役後的局勢講道：“從現時起用極大努力争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

12月1日，毛澤東就斯大林的意見緻信張聞天：“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使中國革命戰争，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争，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确方針。”

12月23日，張聞天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将“打通國際路線”确定為軍事戰略總目标之一。同日，毛澤東講道：“第一方面軍行動的部署之基礎，應确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

1936年，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心情更加迫切，将其确定為年内“必須完成的任務”。正是在這個大局下，8月12日，中共中央緻電二、四方面軍上司人，“今後戰略方針”之一就是“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之任務”。而“打通蘇聯，為實作全國抗日戰争，首先為實作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争之重要一環”。

因而為實作這個目标，中央對紅四方面軍下達了多個戰略、戰役訓示和任務：

1936年6月15日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去電朱德、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徐向前及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的電文指出：“……但如果四方面軍之渡河技術能保證迅速在靖遠、中衛地段渡河，則自以為早渡為妙，……”

而後在1936年9月27日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去電朱德、張國焘、陳昌浩、徐向前及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的電文指出：“是以，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甯夏，或分途并取甯夏、甘西；……”

1936年10月5日，毛、周、彭、給朱、張、徐、陳10月3日複電中明确指出：“……同意迅速從靖遠、中衛渡河之意見，……”。

在10月9日，一、四方面軍會甯會師後，由于目前敵我情況十分嚴峻，于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先行釋出《關于十月作戰綱領》，訓示紅一方面軍所部的西方野戰軍、紅四方面軍之三個軍共同奪取甯夏,完成打通國際通道任務接受共産國際的援助。提前執行甯夏戰役之計劃。為此,紅四方面軍決定第30軍為渡黃河先遣軍，并負責造船。

10月14日,紅30軍造船部隊進入靖遠境内，在大蘆子一帶尋找樹木，收集棉花、桐油、鐵釘等造船材料。并在這裡組織工匠造船，訓練強渡戰士，偵探渡河地點,造船地點選擇在祖厲河畔的張家崖灣, 這裡便于隐蔽，距離黃河較近，可穿越山溝直達紅嘴子、虎豹口等處渡口。在10月25日紅三十軍渡河勝利後，九軍、五軍相繼奉中央指令完成了渡河。

而後，由于河東敵情發生嚴重變化，中央在11月8日下達了《作戰新計劃》，明确指出：“…我甯夏計劃暫時已無執行可能。”并訓示：“（三）一、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四）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十一）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明确指出和賦予了紅西路軍執行的任務。

由此可見。長征的起始以打破國民黨的圍剿，并以喪失初始根據地為标志；長征的目的是為了生存和開展全民族抗戰以及打通國際路線；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尋求一塊安全的利于生存發展的立腳點；長征的形态是長時間的無依托的移動作戰；長征的方向是中國的大西北。而紅西路軍的西征是符合這一定義特征的。他們以全國紅軍五分之二強的主力部隊西征是整個長征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領受的是既有建立河西根據地建立鞏固的抗日大後方的任務，又有打通國際路線，為整個紅軍擷取共産國際軍援并建立通道的重任，更是當時中央制定《作戰新計劃》欲繼續長征所編列的三路軍中最強的一路軍。

而在此期間，長征并未徹底結束。他不是長征的上司者主觀所能決定的，而應以長征的目的是否達到為其标志。因為他不符合下面三項條件中的至少一項，否則，長征哪怕暫時中止也難以結束。

第一；紅軍建立了安全穩固的根據地和相對鞏固的各級政權，并能據此獲得充足的人員和物資補充，不再進行頻繁的無依托的移動作戰。

第二；敵我力量發生重大變化，雙方差距迅速縮小，或敵人内部出現問題，使之無力對紅軍全力進攻和圍剿。

第三；其他外力包括國際環境，迫使敵軍停止對紅軍的圍剿。

然而當年長征三軍在會甯會師時的情況并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項條件，無論是全國政治形勢還是整個西北軍事形勢以及生存環境（陝甘地貧人稀，無法養活6萬紅軍），都無法使三個方面軍在陝甘地區立足。相反，一個離開陝甘繼續長征的戰略思想，即《作戰新計劃》已經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并部分予以實施（西路軍成立）。後來因為國際、國内形勢的重大變化，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匆忙宣布長征勝利了，但這并不是長征的結束，西路軍仍在執行長征的任務。

随着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形成，紅軍的生存狀況大為改善，不但國民黨軍隊停止了進攻紅軍，中央在與蔣介石的談判中還力争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給紅軍四個師的編制及設立陝甘特區，使中共有自己管轄的地區及征稅的可能，終于暫停了《作戰新計劃》的全面執行，僅要求西路軍繼續完成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軍援的戰略任務，并在甘北相機建立根據地作為不斷擷取軍援的驿站和抗日的大後方。

馬家軍雖是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但仍屬國民黨軍隊的編制，在蔣介石的暗中慫恿下，仍全力圍攻紅西路軍。是以從西路軍的作戰對象看，仍是國民黨的軍隊，他們的西征仍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紅西路軍在甘肅紅柳園一戰也就成了長征的最後一戰，紅西路軍經過日夜浴血奮戰，血沃祁連，石窩分兵後，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領的紅西路軍總部和三十軍縱隊進入祁連山，跨越人迹罕至的重重雪山、冰川、戈壁、沙漠，突破國民黨馬步芳部的重重圍剿，紅西路軍在甘肅紅柳園一戰也就成了長征的最後一戰，勝利抵達新疆星星峽，而後與中央代表陳雲勝利會師，并奉命在星星峽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進而結束了西征的使命！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劃上一個完美的句号！由此也就宣告了紅軍長征的徹底結束。盡管這個結尾不如三軍會師那麼令人振奮，感到有些慘痛和悲壯，但畢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綜上所述，從上述事實來看，紅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的事件，在紅軍長征進行中有設想并且有具體設計，在三軍會師後有具體部署并有具體執行部隊而且還組建了具體執行部門，因而紅四方面軍一部主力征戰河西走廊是長征征途的偉大延續！

從1936年開始，每逢十年的10月22日前後，中共中央都要隆重集會，慶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紀念，從來沒有說慶祝長征勝利結束紀念。而在中國工農紅軍五路大軍勝利會師的48個小時後，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開始了實作長征重要的目的，即打通國際的戰略任務，通過紅西路軍的執行的最後長征指令，在河西走廊和西部邊陲起到了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偉大作用。在客觀上起到了穩定抗日大後方的工作。至止，到1937年5月1日徹底結束了長征！

在2006年5月8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宣傳部、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于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的請示》的通知］中特别明确指出：“要注意宣傳西路軍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這是中央第一次在紀念長征勝利活動中提出宣傳西路軍！

是以，紅西路軍奉中央指令，西征河西走廊，浴血奮戰五千裡，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1937年5月1日紅西路軍餘部與中央代表團團長陳雲、副團長滕代遠在星星峽的勝利會師應該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結束地和結束日！這是無可争辨的曆史事實！

此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紅軍西路軍研究工作委員會胡濱江、湖北紅軍精神研究專業委員會徐京州、中共甘肅省張掖市委黨史辦陳金榮、中共麻城市委黨史辦李敏、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伊州區黨史辦王林、紅軍西路軍進彊紀念館張桂芝等同志的大力支援，在此一并深深感謝！

關于哈密、關于紅西路軍題外的話：

在哈密星星峽，有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的曆史上幾個應載入史冊的事件：

一，在這裡，誕生了中國共産黨在土地革命時期以中國工農紅軍冠命的最後一支部隊，這支部隊曆經土地革命、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新中國的建立直至今天尚未收到撤編指令！他們是曆史上永遠的紅軍！這支部隊叫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

二，在這裡，中國紅色武裝第一次踏入祖國的西陲，使全國在土地革命時期出現紅軍的省份增加了一個！并在祖國的邊陲宣傳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張！

三，在這裡，建立了中國共産黨在新疆的第一個黨組織，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委員會。

四，在哈密星星峽的這支紅軍隊伍中，走出了一位國家主席和數十位省部級上司及二十一位開國将領和衆多我黨我軍進階技術幹部。

【作者：紅軍西路軍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憶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