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曆史上針對少數族裔的不公正事件屢見不鮮，如種族滅絕、奴役酷刑和大規模驅逐等。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是發生在過去，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殺害、排斥和壓迫。有些尚未解決的曆史不公正也會成為現代沖突的背景。随着人權理論的不斷發展，國際社會的道德标準也不斷提高，越來越多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少數族群發起了索賠。
德國對猶太人的賠償為此類索賠樹立了标杆。此後，一些國家就對土著民族造成傷害道歉并賠償，如加拿大對印第安和因紐特人的賠償、美國對印第安人的賠償和對夏威夷原住民的道歉等。這些國際上對曆史不公正道歉和賠償的案例為世界上其他種族的受害者發起索賠提供了可行性分析。
一、納粹德國反猶與猶太人索賠
猶太民族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族群，在曆史上曾多次遭受迫害。作為少數民族和猶太教的信徒，猶太人在歐洲受到排斥。猶太人的聰明才智使其在各行各業中表現出色，這也引起了歐洲當地新興資産階級的不滿。大量猶太人在第二次大逃亡中到達德國，由于激烈的就業競争和不同宗教文化的沖突，德國反猶主義甚嚣塵上。
納粹執政時期，希特勒政權對于歐洲猶太人進行了殘酷迫害和财富掠奪。二戰爆發之前，德國就對猶太人實行了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政策。在經濟方面，将其排除在就業市場和金融市場之外。猶太人被禁止經商、在國家政府部門供職或者參與新聞、影視和教育行業。
1935年制定的《紐倫堡法律》（NurembergCode）進一步以法律形式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随着種族歧視的進一步加劇，德國實行了種族隔離政策，在公共場所禁止猶太人入内。猶太人的基本生存也難以得到保障，街頭巷尾的店鋪随處可見“猶太人禁止入内”的标志牌。
1938年，德國進行了更為瘋狂的排斥猶太人運動。11月10日淩晨，德國黨衛隊高層萊茵哈德·海德裡希（ReinhardTristanEugenHeydrich）組織了一次暴力的燒殺搶掠，燒毀猶太人的住所、店鋪、會堂。據海德裡希的報告，有7500家猶太人的商店遭到搶劫，還出現了強奸婦女的案件。在暴力行動結束後，猶太人的損失也沒有得到相應的保險賠償，保險公司賠付的保險金被國家侵吞。
在随後召開的有關賠償問題的會議上，以赫爾曼·威廉·戈林（HermannWilhelmGöring）為首的政府官員表示要将猶太人從德國經濟中清除。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隔離和迫害政策是實行滅種屠殺的前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其占領區内對猶太人實行了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
根據紐倫堡法庭起訴書的記錄，遭到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數字為570萬，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估算與其基本一緻。在對猶太人進行失智屠殺的同時，納粹德國不忘瘋狂掠奪财物。除了德國本地的猶太人财産之外，德國占領區的猶太人工廠、藝術收藏品也被沒收。非法得來的财物填滿了德國國家銀行。
部分物品由市政當局主辦的當鋪出面轉賣，換成現金。德國人在1933年至1945年間掠奪的個人和集體猶太物資的價值難以估計。二戰期間，大批猶太人流離失所。據統計，1933到1941年間，猶太難民總數高達139.6萬到175.6萬，其中來自波蘭的難民約占40%，來自德國的難民約占20%。
1945至1949年期間，因為戰亂和歐洲對猶太人的排斥，流離失所的猶太人多達25萬。無家可歸的人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善後總署和盟軍占領軍那裡獲得了基本的生活援助。聯合配置設定委員會和以色列猶太事務局也給予了部分援助。
二、法律檔案給予支撐
幸存者的基本物資需求給這些救濟組織帶來了巨大的财政壓力，需要德國歸還侵吞的猶太人财産并進行戰争賠償以作為安置難民的資金來源。戰争造成的許多法律和政治問題沒有先例。早在1943年1月，美國、蘇聯、英國以及15個盟國聯合發表了《反對敵占區實施掠奪行為的同盟國宣言》。
《宣言》是第一份保障被掠奪财産合法歸還的聲明，也為日後猶太人的合法索賠奠定了基礎。1944年11月，世界猶太人大會召開了一次戰争緊急會議，呼籲歸還二戰期間被掠奪的猶太人的個人資産，并向猶太人支付賠款。除了要求歸還資産之外，猶太團體還呼籲德國政府進行賠償。賠償本身兼具懲罰性和補償性。
雖然德國的犯罪證據确鑿，但猶太人的賠償仍面臨衆多阻礙。首先，猶太人在戰後初期沒有自己民族的主權國家作為索賠的後盾。其次，許多猶太人在被納粹沒收資産的同時也被剝奪了合法的公民身份，由此失去了所屬政府的保護。1945年，盟軍在巴黎召開賠償會議，旨在就德國賠償問題達成協定。
《巴黎賠償會議最後檔案》的第8條規定，從德國在中立國家的資産中撥出2500萬美元用作賠款，并将在德國發現的價值約500萬美元的黃金賠償給無國籍的納粹受害者，其中大多是猶太人。沒有幸存繼承人的猶太人資産傳遞給猶太賠償繼承組織。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屠殺、虐待、驅逐、劫掠，造成的傷害不可估量，就此做出的賠償還遠遠不夠。
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後，迫于國内經濟壓力，不得不和德國進行接觸，商讨談判事宜。德國在戰後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鎖，為了重新赢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十分重視猶太人和以色列的需求。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Adenauer）表示，承認德國對猶太人負有道德責任，并決心補償。
1952年3月，雙方開始在瓦森納（Wassenaar）進行賠償談判。曆時近六個月之後，雙方簽訂了《盧森堡協定》（LuxembourgAgreement）,其内容包含兩大方面：一是規定了個人賠償，二是給予“猶太人對德國人的物質索賠大會”，（簡稱“猶太人索賠大會”）4.5億德國馬克。《盧森堡協定》成為德國随後向猶太人個人支付賠償立法的基礎，也為納粹受害人日後尋求賠償提供了法律依據。
《盧森堡協定》的達成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它确立了一項先例，在此之前不存在關于個人經濟賠償的國際法。此外，它促使以色列和德國這兩個主權國家以及各猶太人組織之間在賠償問題上達成一緻性協定。德國猶太人的成功索賠，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國黑人尋求奴隸制時代的傷害賠償提供了啟發、借鑒乃至經驗。
首先，《盧森堡條約》的成功簽訂表明，賠償不一定非得通過現行法律訴訟獲得，而是可以通過談判協商、簽訂具有法律效應的檔案而實作。其次，猶太人組織在索賠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世界人猶太人大會、巴勒斯坦猶太人組織、美國猶太人聯合配置設定委員會等。這些團體在幫助難民，保護猶太人利益，接收歸還财産，推動賠償談判，賠款資金配置設定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這些組織緻力于幫扶猶太人，但也代表了不同利益，甚至代表互相沖突的意識形态，但共同的目标讓它們求同存異。由于猶太人的組織派系繁雜以及缺乏對賠償的頂層設計，“猶太人索賠大會”應運而生。在談判中，以色列政府和“猶太人索賠大會”的訴求并不完全一緻，但雙方在1952年達成協定，同意先擱置分歧，以便集中火力赢得索賠的勝利。
三、納胡姆·戈德曼推動索賠
事實證明，這一政策是成功的。最後，猶太人索賠的成功也離不開某些重要人士的推動，世界猶太人大會的創始人納胡姆·戈德曼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納胡姆·戈德曼在1956年至1968年曾任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的主席，在以色列政界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他精通多國語言，在整個猶太世界和國際外交界有廣泛影響力。
他在促成以色列和猶太人同意與德國進行談判方面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同時，他也主導了以色列和德國人在談判前的接觸。美國黑人賠償問題解決過程中也得益于這方面的啟迪，也有一些重要的黑人領袖奔走于各個黑人組織和政府之間，進行立場協調與斡旋。第四，非國家間的對企業的索賠也是賠償的一個重要方面。
20世紀90年代，公衆注意到被隐匿的一些沒有繼承人的大屠殺受害者的銀行賬戶，由此針對瑞士銀行和政府發起索賠。随後，公衆又将視線轉向保險公司，指控其從大屠殺受害者未兌現保單中獲得了巨大利益。2000年2月，大屠殺時代保險索賠國際委員會宣布将開始為期兩年的索賠程式，以查找和支付大屠殺時期的保險單。
對于美國奴隸制賠償來說，也涉及類似的情形，即追究為奴隸提供保險并從中獲利的公司的賠償責任。最後，猶太人索賠成功也得益于國際社會的介入。美國和盟國對賠償的态度影響了猶太人索賠的進展。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态度給各方造成了壓力，推動了對猶太人的賠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頓政府開放了自二戰以來一直保密的官方檔案，為賠償提供了新的證據。這些前車之鑒，也為後來美國黑人索賠提供了參照，即借助國際社會的力量達成訴求。
小結
猶太人索賠是國際上對曆史不公正進行賠償的标志性事件。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賠償促使國際賠償形式發生了重大轉變，産生了國家對個人和社會直接賠償的方式。猶太人索賠成功的案例也促使國際法強化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促使侵犯人權者為其罪行負責，為美國黑人索賠提供了動力和可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