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珠》(Bolor Erike)成書于 1775 年，作者為蒙古史學家拉喜彭斯克(RahiPenske)，被譽為蒙古史學批評的集大成者。
該書不僅繼承了蒙古編年史的曆史編纂模式，還借鑒了中原漢籍史學的史料記載及史學思想，是蒙古史學上的一本重要的蒙古史書。
通過研究《水晶珠》一書的成書背景，對十八世紀清朝對蒙古的政策以及這一時期蒙古社會的發展進行分析，進而對《水晶珠》的史學内容進行系統探讨。
研究《水晶珠》一書的史學思想，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水晶珠》對待“印藏蒙同源論”、儒釋之間的宗教之争以及元朝的正統地位這三個問題時，可以看到作者對這些曆史問題的看法和觀點，進而探究作者的曆史思想。
二是通過書中作者對《資治通鑒續編》等書的史評展開研究，通過作者對《資治通鑒續編》等書的态度和評價，探索書中所蘊含的史學批評思想。
可以說《水晶珠》在書中對蒙漢史書的批判與借鑒，不僅完成了一次蒙古史學的自我革新，而且将蒙漢史學進行了一次有益的融合，這對蒙漢史學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一、《水晶珠》的成書
《水晶珠》是清代蒙古族史學家拉喜彭斯克撰寫的一部有關蒙古族曆史的史學著作，在蒙古史學史上，他是蒙古史學批評的集大成者，因而此書中的史學思想和曆史思想具有很高的分析價值。
然而，無論是曆史思想還是史學思想都與作者生活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一本書的史學思想與曆史思想是時代與作者之間互相作用而形成的。
可以說成書的曆史背景及作者生平是史學研究的重要的一部分，隻有将二者梳理清晰，才能深刻了解《水晶珠》中的史學思想與曆史思想。
據《水晶珠》中記載拉喜彭斯克為昭烏達盟巴林右旗人，《水晶珠》從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編纂《水晶珠》，于乾隆四十年（1775）成書。
也就是說該書完成于十八世紀末。對于清朝來講，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末這一段時間内，滿蒙關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
清朝自十七世紀初期，便展開了對蒙古地區的收攏與征服，在十八世紀時幾乎完全征服了蒙古地區，可以說這一段時期對蒙古地區産生了較為巨大的影響。
清廷為牢牢掌控蒙古地區，便對蒙古地區實施統治政策，并制定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這些政策與制度對蒙古地區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清朝為馴服蒙古這隻雄鷹，讓這隻雄鷹心甘情願的臣服于清朝的管控之下，并不能一味采取強硬的措施對其進行監督和控制。
是以，清朝明智的采取拉攏蒙古上層階級的政策，讓蒙古上層階級心甘情願的臣服于清朝的上司和統治。
早在皇太極時期對漠南蒙古的局勢就提出要以德服人的治邊思想。清廷對蒙古的懷柔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封王聯姻、朝觐制度、藏傳佛教。
拉喜彭斯克，清代蒙古史學家，出生于昭烏達盟巴林右旗。達延汗的第五子親王阿勒孛羅特，也就是拉喜彭斯克的鼻祖。
拉喜彭斯克的編纂過程在《水晶珠》的自序與跋文中有所提及，他編纂《水晶珠》的動機是由于其認為有關元代的記載多有混雜和互相沖突之處，希望能理清各個古籍舊書中的記載，進而達到理清蒙古黃金家族的源流的目的。
二、《水晶珠》的曆史思想
在《水晶珠》中，作者拉喜彭斯克對蒙古族源、元代正統地位的書寫以及對宗教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構成了《水晶珠》一書的曆史思想。
印藏蒙同源論，是十七世紀編年史出現的一種新的史學模式，主要記述蒙古族族源的由來。這一史學模式所記載的族源，是由印度王統—西藏王統—蒙古王統構成。
《水晶珠》雖未用過多的篇幅詳論“印藏蒙同源論”，但無可否認的是，《水晶珠》确實承襲了“印藏蒙同源論”史學架構。
《水晶珠》對“印藏蒙同源論”的繼承原因或出于兩個方面所緻：
一是藏傳佛教對《水晶珠》的影響，二是作者本人亦是忠實佛教徒。
《水晶珠》是有意識的繼承了印藏蒙一統的叙述架構。但在《水晶珠》中對于印藏蒙同源論是辯證的繼承，印藏蒙一統在書中并未起到主導作用，隻是占據了很小的篇幅。
雖然作者被印藏蒙同源論結構所制約，但對于印藏蒙同源論中的史實細節，展現了主觀上的求實意識，不再一味繼承前人的傳說，而是開始有意識的去考證其中的史事的真實性，辨明真僞。
盡管有些考證的結果與客觀史實不相符，但不可否認的是，作者拉喜彭斯克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已經展現出了史學求真的傾向。
《水晶珠》很大程度上表現了拉喜彭斯克努力由對“印藏蒙同源論”的迷信轉向智信的趨勢，雖然未完全擺脫印藏蒙同源論的叙述模式，但是由迷信轉向對佛教教義的智信，這是難能可貴的。
這種趨勢，使得在《水晶珠》處理宗教問題時，展現出了對宗教信仰的開放性與思辨性。
拉喜彭斯克的宗教觀相對開放，認為宗教是憑個人喜好，不應幹涉，應予以尊重。他總結了應如何看待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他認為對待佛教與儒教都應該仔細研究。
他不僅立足佛教治學，更認可儒學的價值，認為應該“互補互輔”，不應該互相敵對，以開放客觀的态度對待宗教。總的來說拉喜彭斯克具有開放，包容的宗教觀。
三、《水晶珠》的史學批評思想
《水晶珠》通過對《元史》《資治通鑒續編》等漢籍史書以及蒙古史書的批評與引用，展現了其史學自覺意識以及史學批評思想。
縱觀《水晶珠》全書，作者拉喜彭斯克深受中原漢族史學的影響，而中原漢族史學自古對纂修史書便提出“求真”的要求，對史事的求真也是“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而，深受中原史學傳統影響的拉喜彭斯克，在撰寫《水晶珠》時須臾不離求真之繩墨，秉持着求真務實的著書态度。在此态度的指導下，《水晶珠》雖未言求真之法，但處處可見求真之行。
這使《水晶珠》中不僅校正了對漢族史書中對蒙古的不實之言，亦将蒙古史書中存在的迷信及誇大其詞的史事進行了批評。因而《水晶珠》的求真意識是作者史學批評思想的重要一環。
在求真态度的指導下，拉喜彭斯克在撰寫《水晶珠》時實事求是，重視史事的真實性。這種注重考證和辯僞的求真态度不僅是《水晶珠》的可信性與真實性的保障，而且《水晶珠》中的求真方法也十分值得研究和探索。
《水晶珠》中對史事的考證，無論是從語言上校正蒙古的族名和族源，還是通過情理及義理對是非難定的史事進行考證辨析，拉喜彭斯克都遵循了言有所依，謹慎求實的求真意識。
在《水晶珠》的記事上，作者為求更為清楚準确，在史書的體裁與體例上進行了一定的批判。
在以往的蒙古史書中，在記事上的體裁與體例上較為模糊。然而，在拉喜彭斯克所編纂的《水晶珠》中，可以看出該書基本具有較為明确的體裁，史書的編纂較之前蒙古史書的體例更為規範。
《水晶珠》一書，在史法上，根據蒙古曆史内容的共性與獨特性，與中原史書相結合，将史法做了進一步的優化，使史書能更明其事，達其義。
是以，《水晶珠》一書在史法的精進是源于史識的深刻，史識的獨到又為史意的抒發提供了生長的沃土。
四、《水晶珠》的史學價值與意義
《水晶珠》幾乎吸納了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蒙古史書中的共性内容及曆史編纂特點，不僅如此，《水晶珠》參考了大量的蒙古史書。
可見《水晶珠》一書可以算是內建了這一時期蒙古史書大部分有益特點的一部史書。該書不僅總結了這一時期蒙古史書的特點，而且在繼
承的基礎上，根據蒙古民族史書的特點做了一次自我革新。
史學的進步，是由于拉喜彭斯克在立足于本民族史學情況的基礎上，還參考了中原漢地史書之後，互相作用下的結果。
漢地史書對《水晶珠》一書的影響不言而喻，這不僅對蒙古史學具有啟發性的影響，而且為中原漢地史學注入一絲清流，沖刷了漢地史書中對于民族之間的偏見與不實之處。
《水晶珠》在蒙漢史學交流的意義主要展現在作者拉喜彭斯克通過總結蒙漢之間史書的共性和差異，吸納了中原史書的有益部分，批判了中原史書中不足之處。
《水晶珠》不僅完成了一次蒙古史學自身的發展，也為中原史書注入新鮮的血液，這無疑對雙方的史書都起到了促進作用，為蒙漢史學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
《水晶珠》的作者拉喜彭斯克在認同中原史學的同時，也對中原史學中不足之處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原史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小結
《水晶珠》一書完成于 1775 年，作為一本十八世紀的蒙古史書，由于當時清朝已經幾乎征服了全部的蒙古地區
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政策已經十分完善，蒙古地區處于安定且受到朝廷重視的曆史情境之下，是以這一時期的拉喜彭斯克作為蒙古的貴族，他生活在安定的社會環境，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資源并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在這些條件曆史背景促使下，作者拉喜彭斯克可以接觸到較好的史學資源，讓《水晶珠》展現出了較為深刻的曆史思想與史學思想。
同時，該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以及史學價值。《水晶珠》一書呈現了蒙漢史書互相交流後的成果，為蒙漢史學交流架起了橋梁，做出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