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檔來源：PHOTO ILLUSTRATION BY VICTORIA ELLIS/FORTUNE; ORIGINAL PHOTOS BY GETTY IMAGES (2)
喬伊和她的丈夫剛剛迎來了一個侄女。這個孩子是喬伊時年33歲的嫂子生的，侄女的出生讓這對夫婦意識到他們多麼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孩子。他們在大學裡相識，後來一直住在密歇根州東部，希望有兩到三個孩子。“她太可愛了！”喬伊誇張地稱贊着自己的侄女。她滿腦子都在想：“現在我真的想要一個孩子了。”但橫亘在現實情況和理想家庭之間的主要障礙是6萬美元的學生貸款，每月最低還款額為800美元。她們無法想象自己如何負擔得起生育費用，更别提數年的兒童保育費用了。“這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她說。
喬伊今年26歲，出于隐私考慮，她要求隻保留名字。為確定自己一大學畢業就可以找到工作，而且沒有太多債務，她對自己的教育規劃非常細緻。她的父母為她存了2.4萬美元。她和父親制作了電子表格來規劃成本。但是，“未考慮到的隐藏費用”和成為注冊會計師所需要的額外30個學分，把她的全盤計劃都打翻了。他們在畢業時欠下了7.4萬美元的債務，其中略多于一半是她欠的。
畢業後，她和丈夫都在各自的領域中找到了穩定的工作（她的丈夫是一名護士）。他們的年收入加起來超過10萬美元。在這幾年裡，他們都得到了加薪，但這些額外的收入都用于償還1.5萬美元的債務。他們每月将大部分能夠自由支配的開支——扣除賬單和貸款後約500美元——也用于償還欠款。
根據美國總統喬·拜登提出的一次性計劃，喬伊和她丈夫是4,300萬有資格獲得1萬美元或2萬美元聯邦學生貸款減免的借款人之一。拜登政府的免除學生貸款計劃成本高達4,000億美元。這對夫婦和他們的同齡人是否可以得到任何減免仍然不得而知。六個由共和黨上司的州試圖推翻拜登政府的計劃，聲稱這将損害未來的稅收收入，還有兩名個人借款人聲稱他們被不公正地剝奪了就該計劃發表意見的機會。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于2月28日聽取這兩起案件的口頭辯論，預計将在6月底做出裁決。
即使大法官支援該計劃，許多負債累累的千禧一代的債務負擔也隻會減少一小部分。但對其他人來說，這種減免對他們是否能夠考慮成家有着重大影響。無論如何，如此多的年輕人被迫在财務和家庭之間做出選擇，這一嚴峻形勢突顯出美國的學生貸款負擔變得如此沉重，壓得借款人喘不過氣來。
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學生貸款對人口的影響的研究員邁克爾·諾表示，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學生債務涉及範圍如此之廣，負擔如此之重。“這幾乎就像是社會實驗，看看這會對生活的其他部分産生什麼影響？”
拜登政府的免除學生貸款計劃将“改變”喬伊和她丈夫的生活，他們每月的最低還款額将從800美元縮減到250美元。“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為組建家庭和買房子存錢了。”她說。如果拜登政府的免除學生貸款計劃泡湯，他們的工資加起來就根本“不夠撫養一個孩子”。
在時年近四十歲的大學畢業生中，約有三分之二的人申請過教育貸款，美國千禧一代平均負債超過4萬美元。由于長期存在的種族貧富差距，來自非裔和拉美裔家庭的學生上大學更有可能要靠貸款。債務負擔侵蝕了借款人在餐飲、旅遊和消費品等項目上的可自由支配支出。貸款清償義務也迫使借款人推遲購買大件商品，例如他們的第一套房子。但學生貸款也在改變人們的親密關系，阻礙他們約會、結婚或者為人父母。
千禧一代要孩子的時間推遲了，這一事實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主動選擇。但是，許多背負着巨額學生貸款的年輕人認為，隻要他們還在為貸款憂慮不已，就不會選擇要孩子。他們還得從兒童保育費用中抽錢來償還債務，這樣的情況甚至讓那些收入高于平均水準的人感到不安，無法為未來做計劃。2015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在控制了教育、階級背景和人口統計學名額等變量後，背負6萬美元學生債務的女性生孩子的可能性比無債務的同齡人低42%。美國大學女性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資料顯示，女性背負約三分之二的學生貸款債務。
借款人對組建家庭的猶豫不決導緻了美國出生率下降，美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準。出生率的下降會導緻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和稅收基數減少，以及無資金準備的養老金負債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生債務負擔不僅是讓一些滿懷希望想要為人父母的人的夢想破滅，而且是可能會影響幾代人的宏觀經濟沖擊。
美國學生貸款飙升；出生率下降
時年40歲的社會學家阿裡爾·庫珀伯格在看到沉重的貸款負擔如何迫使她的朋友在個人生活中做出艱難的選擇後，開始研究學生債務如何影響年輕人向成年人過渡。為了節省房租和償還貸款，一位朋友在大學畢業後就搬到了母親的地下室，這讓他在整個二三十歲時期都很難進行約會。另一個朋友背負着超過10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債務，雖然她想要一個孩子，但她認為自己負擔不起。
通過分析國家貸款資料，庫珀伯格和他的同僚、社會學家瓊·瑪雅·馬澤利斯發現，這些不僅僅是轶事。他們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生的擁有大學學位的女性中，60%申請過助學貸款的女性在40歲前有了孩子，而沒有申請過助學貸款的女性的這一比例為67.5%。庫珀伯格稱，“在生育率方面”，這7.5個百分點的差距是“巨大的”，相當于約71.5萬名處于最佳生育年齡的女性。“你需要關注的是，這一代人是否有後代？”答案顯然是沒有。在美國，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達到了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64個孩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準；同年，美國累計學生貸款債務達到近1.7萬億美元。庫珀伯格和馬澤利斯對東北部和東南部兩所中型公立大學的近3,000名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47%的人認為，如果他們有未償還的貸款債務，就不應該要孩子。
美國千禧一代并不是唯一一個對生育猶豫不決的群體。世界上大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總和生育率（一位女性一生中預期可生育的孩子數量）低于2.1的國家，而這是保持人口穩定的生育率水準。但美國在大學畢業生負債問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要歸咎于數十年來公立高等教育撥款削減，以及不斷上漲的學費，這使得美國家庭每年要承擔五位數的學費賬單。
在富裕國家中，美國也因為缺乏全國性的帶薪家事假，而且國家層面給家庭提供的援助很少而獨樹一幟。這就讓個人不得不湊錢在分娩後休假，或者開始支付事先串通的人費用。
庫珀伯格和馬澤利斯從權衡的角度考慮了這種情況。庫珀伯格表示：“這越來越成為一種經濟形勢，你能夠擁有一樣東西，但無法擁有所有。家庭、經濟保障、大學學位，或者沒有太多債務——你隻可以得到其中的一兩個。”
時年34歲的埃利奧特·金德勒目前考慮的是經濟保障。2011年，他從埃默裡大學（Emory University）畢業，獲得了宗教學學位，并欠下了4萬美元學貸。在經濟仍然在從金融危機中複蘇的情況下，他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崗位是由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提供的，這家銀行收購了抵押貸款機構Countrywide Financial。他住在家裡，用3.7萬美元的工資償還債務，處理止贖——“那是我生命中相當悲慘的三年。”他回憶道。金德勒認為研究所學生學位是“讓自己可以找到工作”的唯一途徑。MBA學位可能會讓他背負更多的債務，但從長遠來看，這将使他獲得更豐厚的薪水。他的賭注得到了回報：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MBA學位讓他又背上了6萬美元的債務，但也讓他在德勤公司（Deloitte）找到了一份年薪10.5萬美元的工作。後來，他在北弗吉尼亞州的一家網絡安全公司處理公司财務方面的工作，該公司被谷歌（Google）收購。現在他是谷歌的員工，包括股權和獎金在内，他的年薪超過20萬美元。
在這一過程中，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她是一所公立學校的教師，他在結婚後得知她有大約8.5萬美元的貸款。由于精打細算，他們的學貸從最初的18.5萬美元降至7.8萬美元。金德勒為自己的年薪從3.7萬美元漲到十年後超過20萬美元而感到自豪。“但與此同時，這些學生貸款并沒有消失。”他說。他們的剩餘債務需要每月償還近2,000美元，這比他估計的北弗吉尼亞州每月1,600美元的兒童保育費用還要高。
這對夫婦在2020年和2021年的收入讓他們有資格參加拜登政府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而他的妻子作為一名政府雇員，有資格參加一項針對公共或非營利部門從業人員的單獨貸款減免計劃。金德勒指出，這些項目最終将減輕他們大約4.5萬美元的聯邦債務，“但這取決于政治力量”。他估計，他們能夠在三年到四年内還清剩餘的貸款。到那時，他們都已經37歲或者38歲了，将要面臨“要一個孩子還是不要孩子？”的抉擇。希望聽起來積極一點，我提到了谷歌提供的優厚的生育福利。金德勒表示他知道這些福利，但他覺得這些福利似乎是為了鼓勵人們多工作，推遲生育，直到他們需要醫療幫助。（自2010年代中期大型科技公司開始為員工提供冷凍卵子服務以來，觀察人士和科技工作者自己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我不想說這是一件壞事。我認為他們提供福利的做法很好。隻是——你知道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金德勒的弟弟是一名醫生，比他小兩歲，收入和他一樣多。但由于弟弟在一家嚴格意義上是非營利性的醫院系統工作，他很快就有資格獲得貸款減免。今年1月，弟弟宣布他的妻子已經懷有身孕。
借更多錢來賺更多錢
喬伊很幸運，僅憑大學學位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但是，像金德勒一樣，許多年輕人為了獲得更高的學位而背負額外的債務，以便在競争激烈的領域走得更遠。丹尼·納瓦羅在非營利部門“多次換工作又多次失業”後，意識到自己唯一的出路是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在華盛頓地區學費較低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攻讀碩士學位仍然需要7萬美元的貸款。時年34歲的納瓦羅說：“要想獲得更高的薪水，就需要攻讀碩士學位，但這感覺就像陷入了一場激烈的競争中：為了償還這些貸款，就要多賺2萬美元。”他仍然在非營利部門工作。“我們現在不得不把每月收入的近四分之一用來還債。”
丹尼·納瓦羅和勞裡·納瓦羅。圖檔來源：COURTESY OF DANNY AND LAURIE NAVARRO
他的妻子勞裡·納瓦羅在美國政府的公共事務部門工作。她的父母是華盛頓州農村地區的農業勞工，家中有五個孩子，她是老大。她一直以為自己會有四個孩子。但今天，37歲的她不再确定這一想法是否現實可行，自從她在2020年被診斷出患有不明原因的不孕症後，她就更不确定了。巨額學生債務——她的7萬美元和丹尼的2.5萬美元——成了攔路虎。
如果沒有債務，“我們就可以把錢花在收養或者體外受精上。”他說。
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社會學副教授娜塔莎·誇德林研究過學生貸款債務，她指出，有學貸的女性可能上過大學，而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往往傾向于晚育。“如果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因為債務而進一步推遲生育，她們可能就會面臨進一步的生育挑戰和其他與懷孕相關的并發症。簡而言之，債務減免可能相當于為一些女性消除了生育方面的重大障礙。”誇德林補充道。
公司提供學生貸款減免
如果學生債務導緻年輕人推遲或放棄生育，那麼有什麼解決方案能夠解決他們的擔憂？拜登政府的免除學生貸款計劃肯定可以給很多人提供幫助，讓他們更輕松地推進家庭計劃——根據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的資料，大約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的學生債務在2萬美元或以下。
誇德林指出：“在美國生孩子是非常昂貴的，通過免除債務而省下來的可支配收入能夠重新用于對下一代的投資。”
但對于有巨額債務的借款人而言，這可能微不足道。左傾智庫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研究和政策常務董事蘇珊·卡恩說，此外，旨在為家庭提供幫助的政策充滿政治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人們很難把握自己的未來财務狀況。“對那些試圖組建家庭的人而言”，學生貸款減免和擴大兒童稅收抵免是“非常受歡迎的，也是人們迫切需要的，”但她補充說：“真正需要的是政策到位。讓我感到非常悲哀的是，一系列政策往往卡在最高法院和國會之間，無法到位。”
在過去20年裡，各州都頒布了家庭援助計劃。在聯邦層面，由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紐澤西州民主黨衆議員米基·謝裡爾和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衆議員薩拉·雅各布斯共同發起的《社群兒童保育法案》（Child Care for Every Community Act）将高收入家庭的兒童保育費用限制在總收入的7%以内，而一半的美國家庭每天将支付10美元或者更少的事先串通的人費。
企業意識到員工對擁有家庭的渴望。管理咨詢公司美世（Mercer）2022年對雇主健康計劃的調查顯示，科技公司從2014年開始提供冷凍卵子福利，如今54%的大公司将體外受精納入報帳範圍。但是，将兒童保育費用納入報帳範圍卻并不常見。密西西比州的嬰兒看護費用為每年5,436美元，華盛頓特區為每年24,243美元。戶外服裝公司Patagonia是罕見的例外，該公司自1983年起就在總部提供現場事先串通的人服務。
其他公司已經開始認真對待員工的學生貸款。谷歌宣布在2020年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貸款償還福利；普華永道（PwC）提供總額高達1萬美元的還款援助。這樣的福利有助于公司吸引人才。美世在2022年對4,000多名員工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第二大最受員工歡迎的固定繳款計劃福利是雇主按照一定比例幫助員工償還學生貸款債務，這也是員工希望公司提供的福利，僅次于雇主提高員工養老金計劃繳款數額。對45歲以下的員工來說，這是首選。
“熱愛你所做的”——還是減少貸款？
雷切爾·布洛姆奎斯特很想為一家幫助員工償還學生貸款或提供兒童保育費用的公司工作。“這将對我決定去哪裡工作産生巨大影響。”她說。時年34的她在一家教育技術公司擔任使用者體驗設計師，背負着17.74萬美元的學生債務：攻讀克賴頓大學（Creighton University）人類學大學學位的學貸約為2萬美元，攻讀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東亞研究碩士學位的學貸超過14.8萬美元，外加約1萬美元的利息。
雷切爾·布洛姆奎斯特。圖檔來源：COURTESY OF RACHEL BLOMQUIST
我問她是否了解她為攻讀碩士學位而申請的貸款的金額。當時，她希望進入國際發展領域的非營利組織工作，并在10年後有資格獲得公共服務貸款減免。她說：“我隻是——看到這些數字就愣住了，因為我還是無法了解這些數字到底意味着什麼。”她還習慣了這樣看待這些貸款：每月工資的一定比例用于償還學貸，而不是考慮全部貸款到底有多少。“在我看來，我可以說：‘哦，好吧，我隻需将未來25年收入的10%用于償還學貸。我能夠做到這一點。’”
直到她在2020年結婚，她按月還貸的方式才變得難以維持。根據她和丈夫的綜合收入，她每月的最低還款額很快将從300美元跳到900美元。她和丈夫希望至少有一個孩子，也許是兩個，現在她終于覺得自己做好心理準備了。但是，她說：“由于學生貸款，我仍然覺得在經濟上沒有做好準備……我個人的經濟狀況非常不穩定，更别提有一個孩子了。當然，我認為自己養不起兩個孩子。”
通過拜登政府的計劃免除2萬美元将使她的欠款降至15萬美元——“這個數字看起來幹淨利落。”她說——她目前正在試圖從更全面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并嘗試從整體的角度應對這個問題。“實際上，我一直在想，我怎麼才可以還清這筆貸款？我怎樣才能夠擺脫這筆債務呢？”她說。“但目前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讓我真正還清這筆錢。”如果他們真的有孩子，她想知道她将如何告訴孩子們關于學生貸款的事情。她說：“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像我小時候那樣長大——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我的學生貸款告訴我不能做我喜歡的事情。”（财富中文網）
該文章是在經濟困難報告項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支援下完成的。
作者：Anna Louie Sussman
譯者：中慧言-王芳
在财富Plus，網友們對這篇文章發表了許多有深度和思想的觀點。一起來看看吧。也歡迎你加入我們，談談你的想法。今日其他熱議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