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冉，重演命運

作者 | 張靜

李小冉、李乃文、宋春麗、孫浩……年代劇《我們的日子》集結諸多演技派，在央視一套播出後收視率一度居全國同時段首位。

和此前的《風吹半夏》不同，《我們的日子》并未直接書寫大事件，而是将大曆史隐藏于背景之中，透過三個家庭的走向、小人物的命運變遷，折射出大時代的激情昂揚。

劇集最被網友稱道的，是對八十年代的氛圍塑造。

劉淑霞（李小冉飾）對詩歌的沉醉，讓人想起那個全民詩歌的年代，懷念顧城、北島、海子等詩人。

小叔的南下深圳，讓人想起改革開放伊始之時，湧現出的南下深圳闖蕩潮，那些人改變了命運、創造了曆史。

三個家庭的濃厚情感，讓人懷念或許邊界感不足，但人情味滿滿的親情與友情。

《我們的日子》透過三個家庭的走向、小人物的命運變遷，折射出大時代的激情昂揚

那時，舊秩序潰然倒塌，新秩序暫未形成。是以，它是一個探索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激情與奇迹的時代。

人們願意從影視劇中頻頻回望八十年代，或許是因為，即使我們難以遭遇這樣的奇迹，但希望能夠再度感受那種激情。

01

純粹的情感

東北家屬院，劉淑霞和母親、丈夫王憲平、小叔子王憲安，以及自己的大兒子明中住在小小的兩室一廳，腹中還有一個胎兒。是以，小叔子隻能在客廳搭床，挂上一張簾子作為掩耳盜鈴的隔檔。

家屬院中，還住着劉淑霞的好朋友傅瑩及其丈夫東方玉樹一家，好朋友方慧和楊大山一家。劉淑霞、傅瑩、方慧總是一起上下班，沒事便湊到傅瑩工作的食堂一起剝蒜、“唠嗑”，她們約好生孩子時要守護在彼此身旁。

這是那個時代人際關系的縮影。或許是由于現實原因，導緻大家無法在實體層面擁有太遠的距離，加上還未被現代化城市浸染，人際距離更小，情感也更加濃厚。

劉淑霞、傅瑩、方慧總是一起上下班，沒事便湊到傅瑩工作的食堂一起剝蒜、“唠嗑”

是以，在與劉淑霞鬧别扭後，教育程度不高的傅瑩願意鑽研詩集、寫詩來打動劉淑霞，甚至省吃儉用攢錢給劉淑霞的孩子看病；在朋友夫妻吵架後，他們考慮的不是保持距離和保護自己，而是去陪伴、安撫吵架的小兩口，“愛鄰如愛己”。

這種關系的變化，作家李陀很有感觸，他曾說，80年代重友情，“都是那種可以肝膽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賴，可以交心”。他認為，那時的朋友可以争論，甚至以争論相激，以争論為樂。

的确如此，他們的行為放到今天，或許就是缺乏“邊界感”，但正是這種邊界的模糊，讓他們之間的情感連接配接更緊密。

王憲平無數次地和東方玉樹争吵，面紅耳赤也不影響下一次繼續喝酒聊天；東方玉樹直接批評王憲平對妻子的态度不對，直指他自私，即使王憲平擡腿就走也不妨礙下一次繼續批評。

在醫生暗示王憲平的兒子明中患上不宜宣之于口的病症時，正站在王憲平身邊的東方玉樹沒有任何避嫌的想法；在得知明中患上隐睾症後，東方玉樹陪着王憲平喝酒，告訴他“你放心，我砸鍋賣鐵也要給明中治病”。

更重要的是，王憲平相信東方玉樹真的能做到為了朋友砸鍋賣鐵，那時候的友情，純粹直接又俠肝義膽。

更能展現兩家人情感深厚的，是劉淑霞生下女兒雪花後回奶，傅瑩索性讓雪花住在她家，兩個孩子一起喂。這是在當下無法想象的承擔與付出。

對此，作家查建英認為情感濃度變化的背後，是生活方式的變化，“80年代中國人還沒有這麼普遍的各自為戰的生存壓力”，她認為，得有一定的悠閑時光，才能培養這種友情。

《我們的日子》劇照

八十年代的工廠職工們，确實有這種條件。劇集中有多次下班時的場景，工廠中的職工齊刷刷地下班，有幾個停在廠區不走、想看路過女工的“混混”，還會被保衛科趕走。

工廠的職工們生活也很單純，吃在食堂、住在家屬院，雖然條件艱苦，但他們無需面臨市場的競争和生存的壓力，于是友情的功利性不強，更有利于情感的純粹性。

這種情感純粹到，願意犧牲前途與利益。劇中方慧丈夫楊大山提拔成科長，被大家認為是“搶”了劉淑霞丈夫王憲平的位置。方慧沒有因丈夫提拔而開心，而是責怪楊大山影響她與劉淑霞的友情。

當下，這樣的友情難以重制。李陀認為，如今“競争”和“個人價值”的意義歪曲到近于荒誕，流行的文化價值和道德标準從根本上排斥這種理想，“如今我們被緊緊織進功利主義之網，朋友的意義和作用也完全變了”。

或許，這就是現代社會的代價。現代生活強調契約精神，甚至婚姻關系都越來越契約化，這間接導緻人際關系的陌生化。無論是輕易信任他人還是模糊人際交往的邊界，都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相悖。

但人類作為群體動物，是如此渴求情感。從這個視角來看，物質日益充裕、人際卻日漸疏離的現代社會，并不一定能讓我們更快樂。

02

向上的經濟

劇中，劉淑霞、傅瑩、方慧三人在1980年的同一天生下孩子，劉淑霞卻因為心情不佳等原因母乳回流，當他們提及奶粉，咋舌稱貴。劉淑霞小叔王憲安偷了兩袋奶粉，之後也因為想要改善哥嫂窘迫的經濟條件放棄了即将到手的穩定工作。

另一邊，傅瑩為了讓孩子能吃上肉，在食堂“近水樓台先得月”地偷拿肉跟面回家，被舉報後，她失去了國企中食堂員工的工作，傷心欲絕，無奈之下走上開飯館的道路。

這便是當年“個體戶”們“掘金之路”的縮影。1982年，《憲法》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地位，吳曉波曾撰文稱：“那個年代，正是大部分社會底層、未在體制内的人抓住了機會，成為了‘先富起來的人’。”

傅瑩誤打誤撞地賺得第一桶金，飯店中客人絡繹不絕，之後的幾年還将飯店擴大經營。

王憲安的經曆卻相對坎坷，因為“投機倒把”被捕入獄。他的“投機倒把”，是販賣國外進口貨。

《我們的日子》劇照

那個年代，走私和“倒爺”蔚然成風。走私方面，不少地方出現“漁民不打漁、勞工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的情景，敢于冒險的人們在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倒爺”的出現則很大原因是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施行價格雙軌制，他們可以利用價格差擷取利潤，“十億人民九億倒”的俗語可以窺見當時的景象。

出于對國營經濟的保護等原因，全國各地都有和王憲安一樣，因“投機倒把”罪入獄的商人，著名企業家牟其中就曾是以入獄一年。直至1997年，《刑法》修訂案才删除“投機倒把罪”。

出獄後，王憲安再次放棄穩定工作——沒有接受哥哥的安排去工廠中的房間當勞工，而是南下深圳，尋求“發财”機會。

從東北到深圳路途遙遠，足見當時的深圳對全國人民的吸引力。那時，許多人去深圳找機會，商品和資金也都流向深圳，在《激蕩三十年》中，吳曉波寫道：“1979年，深圳最主要的銀行深圳建設銀行，存款隻有381萬元，到1983年，它已經有了7.19億元。”

雖然曲折，但王憲安最後确實在深圳挖到第一桶金，并回到家鄉做生意，而哥哥和嫂子的工廠卻面臨倒閉。

這就是大時代的特點，八十年代是國家的一次出發，也是一代人的再出發，不同的選擇，導向了不同的命運。

那些留在國企内的，在人到中年之際面臨失業，當年的名頭與風光毫無意義。早年主動或被動走出體制“下海”的，雖然曲折，但多數都抓住了機遇，獲得了不菲的經濟回報。

那個鼓勵勇氣和拼搏的時代，也給了那個時代的人們以信心和激情，作家劉再複說，八十年代令中華民族再次擁有閃光的、充滿活力的靈魂。

這種信心與活力，在1984年達到巅峰。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并在數日内走遍特區各地，當時的特區黨委書記梁湘等人急切地期待鄧公給予明确的肯定意見。雖然鄧小平沒有當場表明态度，卻在數日後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

這讓當時處于輿論漩渦的特區松了一口氣，也讓一些嗅覺靈敏的商人發現了巨大商機。

王石後來回憶南方視察那一天，“好像感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同年，他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這也成為萬科的前身。

萬科集團創始人王石

這一年，全國各地都開始孕育着如今響當當的大企業：

張瑞敏被委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青島日用電器廠當廠長，它将在張瑞敏的大刀闊斧之下鳳凰涅槃，化身“海爾”；

已是不惑之年，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傳志，離開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去了與科研所關系緊密的新技術發展公司——那個從小小的傳達室發家的公司，便是如今的聯想；

三水縣酒廠廠長李經緯，則将當時連包裝罐和商标都沒有确定的新飲料成功推向洛杉矶奧運會，由此開始了健力寶的輝煌之路。

同樣在那一年起步的還有“三九胃泰”“容聲冰箱”“巨人集團”等等。

吳曉波認為，這是因為鄧小平的南方視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範效應，終于在這一年發酵。1984年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公司元年。

03

啟蒙的文化

時代鐵幕緩緩拉開，和經濟一樣，文化也因改革開放而發生巨變。人們認為，八十年代是啟蒙年代，是思想解放的“世紀元年”。

劇集中，劉淑霞最愛的是詩歌，即使和閨蜜們聊天氣，她也要以詩歌作答“等我吧，我會回來的，等到大學紛飛，等到酷暑難捱”。無論是睡覺前還是和丈夫吵架後，甚至剛生産完坐在病床上，她都要拿着一本詩集。

八十年代，全社會都醉心于詩歌、哲學等宏大叙事。1980年，《詩刊》創立“青春詩會”，被稱為中國詩歌界的“黃埔軍校”。海子、北島、顧城、舒婷……無數優秀詩人活躍在詩壇上，成為年輕人的心靈慰藉。

作家查建英說，在八十年代，人們像對待初戀、對待夢中情人那樣癡迷地追求知識、追求創作，把閱讀、探索、思索作為生活中最大的愉悅。

啟蒙年代，文化的變化滲透入百姓的點滴生活。小叔王憲安因倒爺工作最先感受到變化。他穿着牛仔褲，給嫂子買來進口衣服，給哥哥買了當時鮮見的西服。入獄後，劉淑霞的女兒雪花去看望他，載歌載舞地表演着《冬天裡的一把火》。

《冬天裡的一把火》是台灣省歌手費翔的歌，他在1987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唱了這首歌和《故鄉的雲》，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

他也是首位登上春晚舞台的台灣省歌手，他的爆紅，是文化開放的标志。要知道八十年代初，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台音樂仍被視為“低級趣味”而被抵制，1984年之後，對港台音樂的限制才更加放開。

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勞工體育館嘶吼着“我曾經問個不休”，成為中國搖滾樂誕生的标志。雖然這首歌唱的本是愛情，但卻吼出了大家各自的疑問，作家王朔認為他打破了一種錯覺，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讓我聽到了一個人的心靈”。

1988年1月，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紅高粱》獲得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文藝界的百花齊放，似乎是多年禁锢之後的反撲，是被壓抑太久之後的集中釋放。

雖然在那個年代成為風靡的偶像，被稱為“搖滾音樂之父”的崔健卻并不想把那個年代拔得太高，他說，八十年代是有啟蒙性，但如果過于強調八十年代啟蒙的價值，喪失了更新的創造性，對年輕人是一個誤導，“真正的意義在當下，而漠視當下和持久的自戀同樣危險”。

崔健早年間的演唱現場

确實如此，正如福柯所說：重要的不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年代，而是确立研究對象的年代。

如果一味懷舊，便會忘記更真切的當下。

與其說八十年代是黃金年代，不如說它是宏大時代的前奏。八十年代的終結，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是那些逝去的年代，讓中國有了當下的光榮與夢想。

如果說，八十年代還是對現代化展開想象，在已經現代化的今天，理想主義被世俗化所替代成為必然。在充分的物質條件下，我們可以專注于自己的小生活，小趣味，或許正是八十年代帶給我們的遺産。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編輯 | 吳擎

值班編輯｜莫奈

排版 | 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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