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橋說
編輯/木橋說
前言
漢宋關系是清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課題，目前學者主要探讨的是清朝文人從宋學到漢學的轉換，以及兩家學術從對立到融洽，兼采的變化。
就其互相作用而言，晚清皮錫瑞曾說：
“國家漢學家，有考證、有校勘、有編目、有碑刻、有搜集古籍等，而有宋儒開之。”此後，錢穆在以宋學為基礎的基礎上，提出了清朝“在漢學派中，各學派之優劣，也常以他們在宋學派中的優劣來判斷”的觀點。
一、儒術與漢學者的學科名稱
本文從在明、清兩代，科場已成了國家選拔人才、實作人才交流的主要途徑。
讀書人取得科舉稱号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要對當時的文字有所了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八股文”。與此同時，科舉的文人也要接受學問的熏陶，特别是儒家的熏陶。
自順治至乾隆年間，清初官府大力推崇儒術，一批士族在科考中獲得了顯赫的成績，例如：
桐城張氏，桐城方氏，諸城劉氏，長洲彭氏，漳浦蔡氏等等。
到了乾隆時期，随着“漢文化”的興起，儒家文化也逐漸淡出了朝野。盡管如此，宋儒經注釋在當時的文人讀書、科舉考試、從政等方面，仍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中國學者獲得學科名稱方面，儒家的曆史仍然起到很大的影響，這也是産生“漢學”的一個有利因素。
在清朝，四世中舉人并不少見，但在四代中都有傑出的學者卻少之又少，高郵王氏即為其中之一。
王念孫的曾爺爺王式耜，是個好學之人，“天生聰明。
我看了幾本書，便勤加練習，常說：
“儒家的學問，講究的是博大精深，這就是我的本分。”
王式耜康熙17年中江南鄉試舉舉人，喜閱濂，洛，關，閩諸儒著作，并有《四子書》和《尚書講義》等著作。
其次是子曾祿，在乾隆年間被高郵州書院選中，成為舉人，他也是“鑽研四子書，博大精深，語言與氣息，是一代大學者”，他寫了一本《評點朱子或問》，一本《朱子語類精華》，但都沒有出版。
高郵王氏世世代代以“德”和“學”為己任，養成了“博學”和“博學”的優良家風。儒學傳承與康雍正統的學風相吻合，這也是王氏得以取得科舉稱号的原因所在。
王曾祿的兒子王安國，幼時便有研究精神，于乾隆二年中甲乙狀元，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升任國子監學士。
“他教導學生，嚴月課，禁營競賽，隻教授宋、洛、關、閩等學科的學生，而無一人授課。
他的一生都在為官奔波，在學問上的成就并不多，但卻十分注重自己的儒學修養。平日裡，他以宋人的著作為導師，在編纂《四子書大全》之時，說：
“《朱子集注章句》雖多，但精妙，無可争議，今日我将朱子與他的問題相結合，擇其精華，補上不足，又将各人所說的話，一衷将朱子對真言的诠釋，嚴謹提煉，使之條理分明，合二為一。”
他很後悔自己沒有完成自己的事業。
王念孫從小在安國的父親身邊求學，十三歲時曾在京城跟随戴震學習查古文。一年後，他的父親因病去世。
孫扶柩歸，得其恩師，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夏廷芝。他接受了漢代和宋代兩種學術的雙重影響，幼時便有了一種成熟的氣質，在乾隆四十年中被舉人舉人，後來又被任命為翰林學士。
王念孫學富五車而入仕途，曾經以“學問、人品、政事三位一體”的原則教導後生文人臧庸。他不僅注重自身的修養，而且還關注政務，被稱為“以真學問，以誠治國”的人。
在乾隆四年的一月，在皇帝的召見下，王念孫作為戶部尚書，上奏《尚書》，并援引《尚書》中的典籍，提出了對《尚書》中的嚴厲處罰。
王氏夫妻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大的，一個是小的。王引之自幼穎異好學，與父親一起研習朱子的《童蒙須知》和《國小》，并與呂坤的《小兒語》，在其成長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朱子《國小》六章，重在明倫，重己，這些都是宋儒養人之道、教化之根本。
在他的童年時代，他就像他的父親和祖父一樣，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小受家傳，鑽研上古典籍，見多識廣。”
17歲時獲學士學位，第二年進入國子監學習。少年時代，他潛心研習古代典籍，并未荒廢科舉，以甲榜三甲的成績考中，被任命為翰林學士。
王引之有四個弟子，每一個弟子“一得道，便以朱子的《國小》和《養正遺規》為例”，既繼承了漢文化，又強調了儒家文化的教化。
其四子守通，自幼受家中教養，于道光24年中舉人，調任貴州黎平縣令。
平時多注意經學典籍，于道光三十年出任湖北漢黃德道台，上任之初，立志為民。鹹豐元年，任湖北總督，第二任總督，其三，恩晉，與其同歸于盡。
龔自珍有一首詞：
“四葉貂一族之靈，說過門楣之氣，說過一句話。儒家的後人，何其稀少？此等福氣，蓋我朝。”王氏四世舉人，由儒道而改為漢道，頗有建樹，但其在學問與人品與政治上的“同條共貫”，與其對儒道的修為有着一脈相傳的關系。
和其他書香門第類似，王氏最看重的就是道義。王念孫說：“曆代君王的神職人員，最初是六道。
與常州王氏相比，莊氏在科場上的地位更為顯赫。根據他的後代的記載：
“從明治維新八世至清治維新二十世，二百八十四年裡，曆代甲乙榜位，出了一個（十二世莊培因），一個（十二世莊存與），一個（九世莊英惠）,34個進士，82個舉人，49個科考生源。尤其康熙和乾隆兩朝，共有30名秀才和進士。
莊氏門人宦迹遍及四海，從公卿到知府，再到京堂二，卿貳二，翰詹十一，州郡百餘人。《莊氏族譜》着重論述了“忠孝傳家”的思想，并把考取進士的成功歸因于其所處的“風水寶地”。
然而，這與莊氏對科舉考試中所涉及到的“以道”這一概念有着密切的關系。
莊氏在晚清時期，以儒學為主要流派，在詩歌和散文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晚清天啟時期，莊起元的母親去世後得到了皇上的“诰命”。
這就是所謂的“理學門風”。莊氏在儒家思想中發展出一套講究“道”的儒家思想。
莊氏儒學的思想與康雍兩代的學風相吻合，對科場入仕也是大有裨益的。乾隆十年，莊存和成一甲雙雙舉人，升任編修司。他精通董仲舒《春秋》之學，而且是中央的親信大臣，深知乾隆皇帝在學問上的愛好與需求。
對于一個家庭來說，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乾隆19年，他的弟莊培因參加了科舉考試。乾隆皇帝策問雲：
"聖人說，天者，道理也。"董仲舒認為，能說出上蒼的話，一定會有人來驗證的。也可以說，大道之大，源于天地。
二、宋學和今文義
清朝現代文學經典的來源，不僅限于先秦儒家經典與漢朝經典，而且還包含了為某些古文經典所所摒棄的宋代經典。
由于清前期儒學盛行，文人潛移默化地參與其中，是以在乾隆朝的“漢學”開始興盛的時候，仍有一部分人注重考證，但并沒有抛棄“義”。從嘉道以來的現代文學發展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宋學的身影。
莊存早期緻力于現代文學與宋代學術，“于漢則宗，以江都為尊，又以子正，平子為尊；于宋代為尊，以五子為尊。”他既以“以古為本”，同時兼及宋學，努力為宋學在“以古”繁榮的“漢”字系中赢得一席之地。對梅赜的《古文尚書》在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中有過考證，認為其為“假”。
是以，程朱哲學創立的一個重要依據，即《尚書•大禹谟》中所載“以心為本，以道為本，唯心為本”的“心傳”，在現實中對宋學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惠棟，戴震，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都從各個方面對閻氏學說進行了充實和改進。宋學家們對這一點并不在意，比如翁方綱就說過：
“《古文尚書》固然有其不足之處，但其内容純樸，在學者中已有很長的曆史了！就像是那些偶爾看過他的作品的人，又怎麼會有這樣的評價？
如今，人們閱讀《尚書》，都以批駁《古文》為己任，這是閻氏在這本書中的獨到之處。"關于《古文尚書》的争論，成為了漢代和宋代學者們争論的一個熱點。
為此，有一位官學臣，提出将二十八種文章，重新編撰成《大典》，發往全國各地，由考生出題，學生嘲弄，禁止僞造的《古文尚書》。
但莊與則以為：
“辨識古書的真實性，其術法是淺薄而短促的；而且所有的書童都知道這一點，是以我不能再多說什麼。
古書折損八成，其中兩成幸存。身為帝胄天孫，無法旁覽雜氏，但自幼研讀《五經》，久而久之，便有了治理世界的能力。”是以，他又寫了幾本《尚書既見》，并與《古文尚書》相結合，說明了他的聖人治理國家的方法。
晚清時期從宋學轉到現代文學和經典，皮錫瑞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幼時深受宋代文學的影響，以“性情恬淡，循規蹈矩，與宋代文學有幾分相似，也曾研讀過五子書。
他年輕，思想活躍，對亭林、船山的讨論，參照曆史上的事實，認為應該遵循宋明之舊，而放棄漢唐之大”。
在他轉向漢學之後，其“山頭”意識并不深刻，對清代“漢”學和“宋”學的種種弊端都已了然于心。
他認為，漢宋二學原是一脈，應該互相學習。他在批判道家時，也曾提出過“道家”的主張：
“現在的人，一看到有人談到道家，就會說是假的。
道與不道，隻看其好處。不為利益所惑，才是真正的修行。”同時，他也否認了“宋是因道而死”的論調，并指出“周之死”與“孔”和“孟”無關，“宋亡”與“程”也無關。
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為天下蒼生所用，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
仁德之道，可育之才，不可毀之才。
有才能的人，尤其要以“道”為第一要務。他認為：
“自乾以來，國家的經典研究已是繁榮昌隆，而對于今天的文學研究，更是可以一窺《聖經》的精義。”
是以早期的經文并不區分今，古文，而是逐漸側重于今文。
《春秋》是皮氏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他遵循現代文獻中「《春秋》為經非史、以義非物」的觀念，并堅持「《公羊》之三科九旨，實為聖人之道」。
他主張："宋五子不著《春秋》，而論《春秋》，各有其獨到之處，《春秋》起于杜預，止于劉知幾，故應以宋五子之論，其論與《孟子》《公羊》相吻合。"
于是，他把宋儒經說和《公羊傳》之間的關系一一勾畫出來：周子雲“以《春秋》為正王道，以明國度之理”，豈不正是“素王改制”之意？
邵子雲說：《春秋》是孔子的刑罰之書，豈不是說，皇帝被貶，貴族被逐出，大臣被逐出，以達王的意志？諸如此類，可以看出宋五子和孔子的觀點是一緻的。
三、儒學的傳承與漢宋調融思想的影響
乾隆時期，在漢、宋對立的局面中，仍然存在着漢、宋兩種文化的暗潮。盡管江永，錢大昕，王念孫，劉台拱等人并未直接批判宋學，但宋學家翁方綱，程晉芳等人卻是通過對經典和曆史的考察，吸取了大量的漢學方法論。
到了嘉道時期，漢宋兩家的和談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其中，以寶應劉氏和閩縣陳氏最為突出，另外，與之相似的還有高郵州王氏和今文家宋翔鳳。
清朝寶應劉氏在《論語》上的成就尤為突出，應當說，這與他的學術淵源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明代曾官順府儒師劉永澄，随劉宗周、顧憲成等同遊山玩水，研究新濂、洛、關、閩諸國，并着重“窮理正心”，并主張“孔儒恕道”隻賴伊、洛諸儒之言，“其後，諸家皆繼其遺風，以求至道”。
他重視“邪正之辨”、關注國家大事、關注民生、“敦行孝友”、“博覽群書、研究精神”等。寶應劉氏有其豐富的儒學傳承，并于乾嘉時期與漢學之風相融合，表現出兼取兩宋之長處的特點。
在乾嘉末期，劉台拱順應了這一趨勢，他好古為今用，注重考證。他校勘經學著作近一千部，并出版了《論語骈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等著作。
劉台拱的外公的表哥劉履恂，勤奮好學，四十九年後，終于考上了秀才，在國子監任職，他所寫的《秋槎雜記》裡、外兩部，主要是對古代禮儀的考辨，對于周王朝的祭祀、婚嫁、射箭等都有自己的見解。
他的兒子劉寶樹，劉寶楠繼承了家族的衣缽，又以寶楠為寶應劉氏最高的學者。他幼時受到劉台拱等人的熏陶，對《論語》頗有研究，到了中後期，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對《老子》的疏解上。
他後來中了舉人，又做了多年的知縣，由于賬務繁雜，他寫的《論語正義》一直是個殘篇，後來又被他的二兒子恭冠接稿，重新整理了一遍。
結語
翁方綱，程晉芳，曾國藩，郭嵩焘等幾位傑出的學者，都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涉獵，有些學者在後期更是把重心轉移到了中國文化上。
同時，宋學也通過多種方式對漢文化進行了滲入。
單就宋學本身而言，其所扮演的角色，恐怕并不十分明确。但是，如果把宋學放在一個相對漫長的曆史時期來考察，它的重要性就更明顯了。
參考文獻
1.《緻城南山長王益吾》
2.《郭慶藩書劄》
3.《莊子集釋》
4.《諸子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