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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文|熟蘋果‍‍

年代情感劇《情滿九道彎》自2月17日在央八黃金檔首播後,一直穩居黃金時段電視劇單頻道收視前列,目前已經收官。該劇講述了在老北京胡同九道彎裡長大的楊樹茂、葉菲、史小娜以及趙亞靜等人,伴随着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曆的成長故事。

該劇的導演劉家成是“京味劇”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了《情滿九道彎》之外,以北京地名或北京特色建築直接命名的作品還有《正陽門下》《情滿四合院》《芝麻胡同》等等,計劃未來籌備的《情滿鐘鼓樓》和《情滿簋街》也在其中,相當豐富。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而這些故事無論是發生在鼓樓、大街還是四合院,都繞不開同一個地方——胡同。

作為樞紐,胡同是溝通當地交通不可或缺的筋絡;作為居民區,胡同兩邊的四合院是普通市民們鬧中取靜的生活住所;作為文化象征,胡同代表的建築形态、人文景觀是京味元素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可以說,沒有“胡同”,“京味劇”将失去色彩,平淡無味。

當然,國内影視劇發展數十載,不光劉家成一人鐘情“胡同文化”。從《四世同堂》被改編成電視劇伊始,“胡同文化”就在熒幕上活躍起來。後來湧現的《京華煙雲》《大宅門》等作品也都作為經典範本,進入高校影視教育課程,被學生們奉為圭臬。

近些年,以胡同作為故事闆的電視劇層出不窮,其中不乏大制作,亦擁有老戲骨和流量明星雙雙加持。譬如2020年的《什刹海》、2022年的《胡同》、2023年的《情滿九道彎》和待播的《夢中的那片海》等等,可以說“胡同文化”從未遠離觀衆視野。

為什麼是胡同?

“胡同”一詞最初見于諸元雜曲,是指北方城鎮或鄉村裡主要街道之間的、比較小的街道,在關漢卿的《單刀會》中,就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

胡同的走向多為正東正西,亦或者南北交織,由淺入深串聯起城市間的各類街道、市集與居民區。兩旁的建築大多都是四合院、官宅和民間會館。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這樣的建築形态也直接決定了,獨屬于胡同的人情往來,錯綜複雜的社會關系,以及濃郁深厚的市井氛圍,注定要成為衆多文藝作品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新中國第一部長篇電視劇《四世同堂》就脫胎于此。

該劇改編自老舍的同名經典小說,1985年播出後引發萬人空巷,是一代人難忘的熒屏記憶。故事中的一條北京小羊圈胡同勾連起四代人的命運起伏,映射時代洶湧下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同時也意味着,胡同作為一種文化形态,被電視劇這種大衆傳播工具推往了更廣闊的觀衆市場。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此後,以胡同為故事背景的電視劇更如雨後春筍般接連湧現,甚至以胡同的名稱來直接命名,例如《小井胡同》《夕照街》《前門樓子九丈九》《正陽門下》《幸福裡的故事》《芝麻胡同》《什刹海》《情滿九道彎》等等。無一不展現着胡同文化的繁榮。

“一方水土沒養出一方人”

如此備受影視創作者青睐的胡同文化,近些年在熒屏上的表現也相當活躍。從2019年至今,平均保持在每年1~2部的電視劇輸出量。從制作量級、演員卡司和對胡同文化的強調性上看,以2019年的《芝麻胡同》、2020年的《什刹海》、2022年的《胡同》、2023年的《情滿九道彎》這四部作品最為突出,可以拿出來一同探讨。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從故事發生的時間上看,這些作品選取的時代背景幾乎覆寫了中國從解放戰争——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再到現代化建設這幾大重要節點,叙事視角也各不相同,分别圍繞店鋪經營、家庭瑣事、女性成長、青春奮鬥等關鍵詞展開,樣本量相當豐富。

從選角層面上來看,這四部作品除了《芝麻胡同》,其它三部皆有流量明星參與。譬如吳磊、關曉彤之于《什刹海》,趙露思、侯明昊之于《胡同》,韓東君、陳瑤之于《情滿九道彎》,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劇集的相關熱度。同時,它們也無一例外地彙聚了一衆“國家隊”演員同台競技,老戲骨們不計其數。

按理來說,這幾部劇從量級再到選角都屬于大劇配置,表現亦有可圈可點之處,但至今還未從中誕生任何一部現象級爆款,口碑甚至還有高開低走的趨勢。以及故事雖然都是圍繞胡同展開,但觀衆對于劇中“胡同”的讨論度,還沒有去年《人世間》中“光字片胡同”的高。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一般來說,影響一部電視劇口碑優劣的因素,無外乎節奏是否拖沓、劇情有無漏洞、演技是否線上、故事是否豐滿幾種。甚至随着影視工業的進步,還有觀衆開始細緻考察起美術置景、濾鏡特效等其它方面,綜合進行評分。打開這四部劇的評論區與彈幕可以發現,它們多少都存在上述提到的幾類問題,基本屬于評論裡的老生常談。

可既然這四部作品都是圍繞着“胡同”來進行叙事和命名,是以最終還是得回歸到“胡同”這一共同母題去談,看看主創是否有将“胡同”物盡其用,以及是否有可以精進的部分。

在作為影視劇中的元素之前,胡同首先是曆史的産物。尤其在經曆了數百年風霜巨變後,不但是當地人生活的象征,還蘊含着全民族共同的情感。

這就意味着,圍繞胡同展開的人物關系,需滿足國人對于“中式審美”與“中式情感”自發的期待,否則就會産生一種懸浮感,讓劇中的人物、對話仿佛是從其它時空穿越而來。而這四部劇又全屬于現實主義而非架空的世界觀,若懸浮感嚴重,必然導緻觀感割裂。比如《胡同》中趙露思的“韓式表演法”、侯明昊的三七分發型,這樣的場景聚集在一起,多少會影響劇集質感。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除了地标,方言也是地域文化最大特色之一,但在很多京味劇中,方言卻消失了。明明是發生在北京胡同裡的故事,主角們如果一點兒不會北京方言,多少令人難以信服。想單靠着片中穿插的幾段京味小吃和白牆泥瓦的空鏡展現出胡同文化,恐怕作用有限。

關于這一問題,在《胡同》《情滿九道彎》《芝麻胡同》甚至更多的京産劇中都有所展現。《什刹海》做的相對好些,當然,這也歸功于選角。主演劉佩琦雖不是老北京人,但也在北京居住多年,一口京腔說得麻溜兒利索,把胡同老炮兒的“幹、犟、貧”表現得淋漓盡緻,甚至連劇中出現的美國人大衛,時不時都要說上幾句地道地道的老北京俚語。更何況,該劇的主要場景是以實景拍攝為主,從環境音中就能收錄到不少方言對白。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若想要借鑒這方面地域劇的優秀範本,近兩年還在不斷生産續集的《鄉村愛情》《劉老根》就非常典型,是方言與故事完美結合的成功案例。地域特色和東北人特有的率性幽默在充斥着方言的嬉笑怒罵中被展露的一覽無遺,直接拉近了東北與其它省份觀衆的距離,最終成就了兩大經典IP,順帶擁有了其它衍生作品。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此外,胡同除了是一種文化象征之外,最主要的還是作為一種建築形态供人居住。從建築學的角度說,但凡發生的,都是“人與居住空間的事”。人建造了家,家影響着人。以至于建築的形态本身就自帶某種戲劇沖突。

胡同四方四正,橫豎筆直,兩旁的四合院以南北縱軸對稱布置和封閉獨立的院落作為基本特征。彰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同時,卻也透漏着束縛與守舊。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著名作家汪曾祺老先生就曾将胡同文化形容為一種封閉文化:“胡同裡的房屋大都很舊了,‘地根兒’房子就不太好,舊房檩,斷磚牆。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裡小下。一到下大雨,總可以聽到房塌的聲音,那是胡同裡的房子。但是他們舍不得‘挪窩兒’——‘破家值萬貫’。”

這點在電視劇《什刹海》中就有類似的場景呈現,例如連奕名飾演的莊家老三在胡同倒車遇阻,被路旁的黃包車夫揶揄:車買太大而胡同太小。老三向其回擊:“開虎頭奔,是種情懷。”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諸如此類的場景雖展示出胡同文化的特色,但也在網際網路上引起了很多年輕人的吐槽,覺得類似橋段“太裝”“怎麼拿腔拿調的”等等。本質是一種新舊文化的碰撞,倒也無關對錯,但卻可能影響以年輕人為主的網際網路平台對該劇集的評分。

“胡同劇”為什麼不好拍?

總的來說,這四部作品除了《什刹海》之外,多少有些脫離“胡同文化”講述胡同故事之嫌,同屬于“一方水土沒養出一方人”,隻不過情節或輕或重。而《什刹海》雖對地域特色做了重點強調,但對比起同期地域劇作品,亦有很多可以提高的空間。其次,地域劇也需要在“傳承”與“守舊”之間架起一道平衡的橋梁,勾起更多年輕觀衆的興趣。

結語

對于影視創作者而言,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所蘊藏的人文資源是最好的創作土壤。不同城市省份之間、不同民族風俗之下,地方文化特色鮮明。

譬如展現陝北文化的《白鹿原》,就将“關中特色”與角色塑造融合的相當之好,劇中張嘉益飾演的白嘉軒與何冰飾演的鹿子霖,吃飯從來是隻要能蹲着絕不會坐着,而這一套就出自陝西文化“八大怪”中的第一怪——“有凳不坐蹲起來”。再譬如展現齊魯文化的《闖關東》,同樣将山東人骨子裡信奉的“忠義禮孝”等傳統觀念诠釋得淋漓盡緻。更不必說早将東北特色玩明白的《鄉村愛情》系列。

上述這些作品之是以能從一衆地域劇中脫穎而出,無一例外不是做到了對于地域文化的深刻了解。

中國民間一直流傳着一句俗語:“好廚師一把鹽”,意思是鹽是所有味道的根源,什麼時候鹽用到位,普通人就能成為大廚了。這段話在電視劇《什刹海》中,亦曾作為主人公台詞所出現。

對于圍繞胡同展開叙事的影視劇來說,胡同背後所蘊藏的文化可能就是那一把鹽。需要影視創作者認真掂量、細微品嘗才能将其做出味道。其它地域劇亦複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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