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盧賀
三、誨人不倦的大先生
梁寅辦過學校，教過生徒，當過訓導，編過教材，評過考卷，從教履曆極為獨特。
1320年，梁寅17歲，在家鄉開辦學館，教授文字、訓诂及音韻之學。
1324年，梁寅21歲，攜文拜谒前國子監博士、儒學提舉劉有慶，被薦于南昌富豪鄧氏、姜氏，教授其子弟。
1332年，梁寅29歲，科舉考試失利，遂從母訓“子未聞《書》雲‘孝乎惟’決棄功名，繼續授徒豫章（今南昌）。”
1347年，梁寅44歲，在家鄉創辦宗濂書院。這年秋天，前翰林編修吳當伯曾主持豫章的考試，梁寅的門生雅志考中易魁（易學第一名），在滕王閣設宴款待主考官。吳當伯見雅志生得身材短小，于是就問他何以考中高第，老師是誰。雅志報了老師梁寅的姓名。吳當伯彼時并不知其人，座間友人黃子中于是介紹并極力稱贊了梁寅的學問德業。吳當伯表示如此佳士不可不結識，于是親自來到學館與梁寅相見。
1348年，梁寅45歲，應行省架閣官張君濟之聘赴江甯（今南京）訓導張氏之子，不久又應郡博士羅罕之請執集慶路儒學司訓一職。次年辭職，續操儒業。
1351年，梁寅48歲，正值紅巾起義爆發，梁寅北上孔子故鄉曲阜開館授徒的計劃擱淺。此後19年，梁寅始終在家鄉“以儒為資”“善默以容”“持身弗辰”。
1368一1370年，梁寅65歲一67歲，應征赴京師，參修《大明集禮》成，又參與編修《元史》，“稱旨，授以禮部主事”“以老力辭”，歸，應江西省臣禮聘參與明經舉士考試的“文衡”（評卷）工作。自是前後考試江西者凡五舉，所取皆佳士。
1377年，梁寅74歲建立石門書舍，後改為石門書院，直到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在家鄉去世。
可以說，梁寅不僅是個天生的教育家，還是個出類拔萃的教育全才。作為一個大教育家，梁寅成功的秘訣在哪裡？
首先，梁寅是個著作等身的經師。俗話說，要給學生一碗水，老師須有一桶水。梁寅之水，不光是一桶，簡直是一井，而且這一井都是他思想源泉的活水。梁寅《石門集》中的《梁氏書莊記》自述著作之概況：“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于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上人，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于《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于《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于《周官》也，變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于《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群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誡，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于覽閱，謂之《史略》；複嘗類集古之格言，變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号書莊焉。”《四庫全書》載有清朝湖北巡撫、戶部侍郎晏斯盛在乾隆十五年為《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寫的《跋石門文集序》說，梁寅“著作等身”，“如《周易》則有《參考》，《尚書》則有《纂義》，《毛詩》則有《演義》，《春秋》則有《考義》，《禮記》則有《輯略》，《周禮》則有《考注》，曆代史則有《史斷》《策要》，雜著則有《耄言》《輯訓》《類訓》《宋論》《搜古集》《格物篇》《春秋叢說》，詩、賦、記、序、碑銘、題跋則有《石門集》。今禦纂《易》《詩》《書》《春秋》四經，多有其說，《綱鑒》《史斷》亦多采及。省志稱先生著作不下千餘卷者不虛。”石門先生的自述和國之名臣的跋序表明：梁寅不愧是一個對國家具有重大學術貢獻的經師。
最重要的梁寅是一個為國育才的人師。經師不易得，人師更難求。梁寅特别注重弟子的品性修為。我在家鄉進士村《下村吟峰吳氏族譜》中發現一篇梁寅所作的《寶藝齋記》。在文中，梁寅強調不以金銀珠寶為寶而以讀書修身、陶冶情操為寶。“志于藝文治一室而藏修其中”，“吾朝焉而潛心，夕焉而凝神，左圖右書，前箴後規，目與寶接，心與寶随，吾心之樂果何待于外物之樂也。況世之寶者，人得而興，亦得而奪。吾以吾寶養吾之性，性具于心，行成于身，敦得而奪之乎？所寶若是，雖萬鐘之富、五鼎之貴，吾不以易矣。子亮從吾受《春秋》，當不用之時為待用之學，是其習于藝尤為知本者。”梁寅繼而在考察吟峰吳氏科第簪纓相繼實為他族所罕見的内因時，堅定地認為：“山水之奇秀鐘之于人，非偶然耶！”究其原因，主要是吟峰子孫能敦禮義、厚風俗，性忠厚、尚文學，重視自身人品修養的結果。他強調“禮儀立身之桢杆，風俗化民之樞機。”（梁寅《吟峰吳氏族譜序》）
立德樹人是梁寅辦學的永恒主題。《明史》記載：新喻鄰縣有個年輕人剛做官不久，就來向梁寅請教為官之道。梁寅叮囑他牢記“清、慎、勤，居官三字元”。其人又問天德王道之要。梁寅則微笑着說：“言忠行，行笃敬，天德也；不傷财，不害民，王道也。”那個人一聽，覺得梁寅所言不過老生常談，沒什麼可警醒之處。後來，這人終因行為不檢點而身敗名裂。他後悔地對别人說：“我再也無臉見石門先生啊！”天德王道是為人之基，清慎勤是居官之要。為人做事，要知書達禮，修德敬業。注重天德王道和品性修養是梁寅立身處世的首要準則，也是他開館授徒的價值取向。正如賜進士授儀員外郎門下生喻世英對梁寅所稱頌的“行足以師世範俗，風足以廉頑敦薄。出則制禮以顯當世，處則立制以開來學。誠盛世之真儒，乃天下之先覺。”（《梁氏族譜•寅公像贊》）
石門講學，朋來如雲。石門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品學兼優的人才。若本縣的廖處謙、晏與賢、吳複善，吉水的周從善等，都是其高足。又如歐裡鄉的習尚庸、渝北的吳友貞、仲濟、錢源淵，同鄉的吳雲舉、傅季良、孟東，清江的黎崇瞻、崇望、元輝，高安的盧立魁等，都是有名的弟子。梁寅長子梁岷通朱氏詩學，三過辄成誦，官至古田知縣，以廉能著稱。當然，在梁寅衆多有造就的弟子中，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幼孜、黃子澄與練子甯。
金幼孜（1366一1431年），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讨，與解缙等同直文淵閣，遷侍講，為太子講學。仁宗即位，拜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不久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1425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宣宗即位後，修纂永樂、洪熙兩朝實錄，充總裁官。他為人正直，敢于直谏。《明史》記載，他随宣宗巡邊，過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于元順帝時，為元亡征。”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進言頗具谏臣風度。金幼孜臨終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他與石門先生一樣，都是言傳身教的典範。在《送王彥修佥四川序》中，他勉勵友人“苟為得其位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行，行之而害于政、病于民，此非予之是以敢望于彥修也。彥修尚勉乎哉！”
黃子澄（1360一1402年），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後升為太常寺卿。作為朝廷大臣，黃子澄以鞏固中央王朝為己任，力主削藩，打擊諸王，在“靖難之役”中慘遭殺戮，并株連十族，黃家少長都被處死，他姓受牽連緻死者54人。正德六年，黃子澄入袁州府“名宦鄉賢祠”。萬曆即位時，釋出诏令“褒表忠魂，激勵臣節”，江西地方官在省城修建了“大節祠”，祭祀建文壬午中被害的江西籍官員黃子登等15人。清朝乾隆谥其“忠悫”。
練子甯（1350一1402年），洪武十八年會試擢一甲第二名，授翰林修撰，後為副都禦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年，練子甯改吏部左侍郎，後遷禦史大夫。建文四年，燕王攻破南京，遂将練子甯綁縛上朝，練子甯大義凜然，痛斥燕王篡權謀位，大逆不道。燕王惱羞成怒，命人割去練子甯的舌頭。燕王說：“我欲效周公輔成王。”子甯聞言，用手伸進口裡蘸着舌血，在殿磚上大書：“成王安在！”燕王大怒，命磔石，并誅殺練氏族人151人，被放戍邊的親屬371人，練子甯的家鄉四百八十戶人家慘遭橫禍，無一幸免。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紀念練子甯修建“金川書院”，并撰寫了《浩然堂記》。弘光初年，追贈練子甯太保、都禦史，谥忠貞。清王朝谥忠肅。
金幼孜，寬裕有容，自處益謙，眷遇恩隆，支領三俸，乃大明良臣。黃子澄與練子甯，效忠建文，剛烈不屈，殺身滅族，為一代忠臣。
作為一個大教育家，梁寅育的是棟梁之材，建的是不世之勳，獲的是殊世之榮。尤其是他立志庠序、自建書院，避居山林、“不求聞達”，“不戚戚于貧賤，不役役于富貴”的道德情操，赢得了朝野上下曆久彌堅的贊譽。位于梁寅故裡的夫子堂，是明朝初年奉皇上诏書所建的一處旌表性祠堂，建築面積600多平方米。金幼孜入閣拜相後，曾書“夫子堂”匾額，并撰聯：“近接朱程繼往開來振起兩朝人物；遠宗孔孟承先啟後維持百代斯文。”黃子澄撰聯：“應聘承恩一世聲華昭日月，立言定禮萬年詞典鎮乾坤。”兩位門人的楹聯，精準地概括了梁寅的生平成就和學術貢獻。夫子堂曾于明隆慶三年（1569年）和清乾隆七年（1742年）得到修葺。建立和修繕夫子堂是一種君主意識和皇權行為，展現了梁寅在明清兩朝的地位和影響。
新餘自古以來就有崇文重教的傳統。國子博士石光霁在《石門孟敬先生行狀》中記載，“先生以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葬于崇教鄉含珠堆之原”。對梁寅家鄉“崇教鄉”的命名，反映了明朝
官方對地方尊師重教的推介褒揚，也是對梁寅包括立祠祭祀在内的一種禮法延續。梁寅創辦過多所學館和書院，其中最為知名的是鳳台書院和石門書院。為庚續石門文脈，弘揚“崇教”品牌，近年來，新餘市有關地方政府加大了對梁寅思想文化研究的支援力度，資助出版了一批梁寅學術研究專著，并謀劃重建石門書院，修複梁寅故裡，設立梁寅教育基金，精心辦理涉及梁寅的建議和提案。旅居海外鄉賢裴鳴博士還在母校下村中學設立了“裴鳴獎學金”。“理學重地、崇教之鄉”已成為江西新餘市又一張靓麗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