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之初，無論社會狀況還是制度都是五代的接續。從法律方面來講，《宋刑統》固然是對《唐律疏議》的繼承，但《唐律疏議》更多是針對唐前期的社會狀況而定，是對魏晉南北朝以來立法成果的吸納和發揚。
随着唐中期以後的社會發展，法典仍在不斷修訂，唐宣宗時便出現了《大中刑律統類》，将“律”、“格”、“敕”綜合編排，并加以分門别類，形成了“刑統”這一新的法典形式。
五代時期又有《同光刑律統類》和《顯德刑統》，這些都是《宋刑統》編定的直接淵源。因而，《宋刑統》實際是唐末五代宋初一段曆史時期内法律狀況的綜合反映。
《宋刑統》相關條文對“冒榮居官”所做的規定與唐律完全相同。盡管随着制度演變，冒榮居官法中的有些用語已不适用于宋朝的社會狀況，比如，官制變化使“職事、散官、衛官”等詞意義的變化，“勳官”在宋代的地位也在降低。
但是，這些變化隻是停留在形式上，法律對任官避家諱既承認又限制的态度并未發生變化。所見隻有在具體懲罰時“免所居官”的“官”的名稱發生變化，但很容易比照處理。
因而，出于對基本法典的尊重，《宋刑統》編纂者原封保留了唐律用語。不過，細讀《宋刑統》對任官避家諱的規定，就會發現，條文直接呈現的内容之外還是會有一些細微的改變。
主要展現在，《宋刑統》在格式上相較《唐律疏議》有所變化。這與刑統體裁自身的編纂規範有關。
“刑律統類”的編纂特點就是将原來分散的條目分門别類。分類的本質是“按事物的性質劃分類别”。
要把零散的法律條文歸納為若幹門，也就意味着同一門内的法條具有類似的性質，同時也意味着不同門之間的性質必然有所差别。
這就涉及到分門所依據的标準，而标準背後又隐含着時人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冒榮居官”在兩書的《名例律》和《職制律》中分别都有記載。
《唐律疏議》的卷二、卷三為《名例律》，兩卷中“官當”、“除名”、“免官”、“免所居官”、“除免官當叙法”、“以官當徒不盡”、“除免比徒”諸條，都對官員犯罪後以官抵罪的情況加以規定，“冒榮居之”條就是“免所居官”罪中的一條。
而在《宋刑統•名例律》中，出現在《唐律疏議》中的這些罪名都被總結歸納入“以官當徒除名免官免所居官”門下。《宋刑統》将這些條目合并，目的隻是将各種以官抵罪的情況化為一門，并沒有特别的用意。
《唐律》卷十《職制律》中，“府号官稱犯父祖名”是對任官避家諱的規定。在《宋刑統》卷十《職制律》中，這條規定被合并到“匿哀”門下。“匿哀”門的出現，反映了宋代對避諱問題的立法思路相比唐代有了很大變化。
“匿哀”本來是指“匿哀不舉”，且不隻在《名例律》“十惡”中提到，《職制律》中也有對“諸聞父母若夫之喪，匿不舉哀者”之罪的規定。而在《宋刑統》中，“匿哀”的用法擴大，成為統領一門的題目。
單獨看“匿哀”門，會認為這隻是把與家庭、祖先有關的條目列為一類，但《宋刑統》卷十《職制律》中還有一門，名為“誤犯宗廟諱”，若将《唐律疏議》與《宋刑統》對“宗廟諱”的分類結合起來看，就會有新的發現。
唐代以前，門閥士族在門第上并不輸于皇室，唐太宗編《氏族志》是依靠強制指令來壓低山東士族的等第。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百多年之後，唐文宗仍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如果說唐代的門閥士族在社會名望上還可以和皇室一較高下的話，那麼宋代皇室則絕對是獨尊的地位，沒有任何其他門第可以與之抗衡。此種背景下，如果說在《唐律疏議》中“家諱”還隐約可以匹敵“公諱”。
那麼到了《宋刑統》中，則被完全劃歸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宋代對“私諱”、“公諱”的不同認識，必将導緻不同的對待。
宋代公諱之嚴格是空前的，“本朝尚文之盛，故禮官讨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淳熙重修文書式》規定，避欽宗趙桓之“桓”字嫌名四十九字，避高宗趙構之“構”字嫌名五十五字。
對“公諱”的嚴密規範，并不代表“家諱”也可以得到同等待遇。對“家諱”的規範與限制，成為有宋一代處理家諱問題的總綱。從“冒榮居官”法在宋代的發展變化情況，亦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太宗雍熙年間的诏令，可以看作是宋初統治者較早對冒榮居官法進行修訂的檔案。與《唐律》和《宋刑統》中的冒榮居官法相比，這份诏書對任官避家諱有了新的規定。
從結構上看，其内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開頭直到“緻忤物情”是陳述部分，說明了處理任官避家諱問題的理論依據，并指出現存的問題；之後直到結束是在陳述情況之後所做的規定。
第一部分的陳述内容，申明了避家諱的原則。首先，肯定了避家諱的合理性，即“名終将諱，禮有舊章”。
但話鋒随即一轉，強調家諱隻可以在私人場合回避，而不能用于公務場合，即“子孫則難言，公家則不避”。這也表明了诏書中所持的基本态度，即家諱隻在用于私人場合時是合理的。
其次，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在《禮記》早已有明文規定，诏書再次重申了這一原則。
随後，诏書進一步指出，當時避家諱已經超出規範，即“如聞近日因其家諱，緻忤物情”。诏書此處所錄隻是節文，據《宋大诏令集》中收錄的同一篇诏書可知。
當時的情況是“聞州縣長吏，頗以私諱責人，甚無謂也！”據此可以推斷，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州縣長吏濫用職權，要求下屬回避自身家諱。
诏書第二部分針對這一問題做出了規定，其内容也分為兩層。首先，強調“内外臣僚三代名字隻得私諱，州府長吏不得令人于客次牓列。”
其次，規定“新授職官除三省、禦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式奏改，其餘不在請改之限。”兩項規定在本質上存在差别。長官要求僚屬、客人避家諱，是将私諱的影響擴大化，在宋代“公諱”強、“私諱”弱的背景下，是不被容忍的。
不過，官員選擇不出任犯家諱的官職，是通過改變自己的官職回避家諱，隻可能影響到自身官位高低，雖也對朝廷運作構成一定影響，但基本不會牽連他人。
這是“君所無私諱”與“孝子之心”互相妥協的結果，與“以私諱責人”屬不同性質的問題，然而诏書卻一并加以禁止，隻允許“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官員任官避家諱。
考宋朝磨勘法，文官左右谏議大夫（從四品）以上，武職的橫行、正任以上是不系磨勘由特旨授予的高品。這樣，隻有極少的人才被允許任官避家諱。這條诏書在打擊私諱擴大化行為的同時，也禁止中下級官員正常的任官避家諱。
诏書文字雖短，但明确指出二名不應諱，嫌名不應諱，彌補了《唐律疏議》、《宋刑統》中未對二名、嫌名做出明确規定的缺憾。但是，“公家”不避家諱的态度，以及剝奪大量中低級官員任官避家諱的權利，又是對唐代冒榮居官法所确定的任官避家諱原則的破壞。
不過，高官得避，卑官不避的雙重原則證明，這份诏書并沒有否定任官避家諱的原則，而是出于行政效率考慮才剝奪了大量中下層官員的這項權利。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着密切的聯系。
五代以來，避家諱的風氣可以說是走向了兩個極端，一個是進階官員的家諱受到很大的尊重，另一個是大部分普通官員的家諱被忽略。
五代時期地方節度使權重，朝廷對于重臣在自身轄境之内要求下屬避家諱也有所遷就。史料顯示，當時對公與私兩種情況做了區分。一是在節度使轄境之内“私敬”的情況，一是上書朝廷的情況。
這裡，明顯是将上書朝廷視為“公”，而節度使轄境之内則成為“私”，因而在處理辦法上也有“在本道”與“告勅内”兩種情況的差別。節度使轄境俨然成為“私”地，節度使本人的家諱也自然受到尊重。
朝廷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就隻好維持一個最基本的底線了。史料中還提到盧文紀事，可見，朝廷也認可官員要求下屬避家諱的事實，之是以要對“在本道”與“告勅内”加以分别，其實是在吸收了于邺參自盡的教訓之後想出的變通辦法。
不過，還要特别指出，五代時期的權臣避家諱與之前的門閥士族避家諱有所不同。首先，門閥士族避家諱是追求禮法的展現，而五代權臣則是盲目地效仿。
如前引霍彥威例，其人本是孤兒，為後梁将領霍存收養，歸順後唐以後曾被賜姓名李紹真，又多次改姓異名，何談家諱。五代權臣是通過避家諱來彰顯其權力，而門閥士族避家諱是維護其禮法門風。
其次，門閥士族是一個社會階層，而且有繼承性，是一個家族持續地避家諱；而五代權臣則隻是個别人物，随着改朝換代時有更替，雖五代皆有權臣，但對個體家族來說，無法持續避家諱。
相對五代權臣濫避家諱的現象，五代普通文臣的地位較低，如後梁宰相敬翔就自稱“臣受國恩，僅将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直到後周仍有“安朝廷，定禍亂，直須大刀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的言論。
在這樣的局面下，五代的普通官員不可能再提出任官避家諱的要求。總之，五代宋初，門閥士族早已衰落，門閥士族社會中避家諱的風尚也不再盛行。
在此背景下，能與“君之尊”相抗衡而避家諱的隻有權臣、高官，但權臣避家諱早已不是“孝子之心”的反映，而是特權的展現了。這就可以了解，《雍熙二年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
不過，這是冒榮居官法的暫時倒退，随着宋王朝的穩定，以及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發展，冒榮居官法在宋代中期以後又有了新的發展。針對宋初任官避家諱的無序狀态，賈黯提出“前後許與不許，系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為永制。
請約雍熙诏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詳定。若于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
賈黯上書的本意是，請求在參考禮律規定的基礎上嚴格執行《雍熙诏書》中的規定。但在“诏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之後，認為“父、祖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系官品之高下，并聽回避”。
現存嘉祐六年的這份诏書雖然很短，但是對《雍熙二年诏》做出了實質性的修改。首先，《雍熙二年诏》将任官避家諱列為進階官員的特權，而嘉祐六年诏書明确“不以官品高下，并聽回避”。
任官避家諱從少數人的特權重新變為針對所有官員的一般規定，是這份诏令最大的意義。其次，對于嫌名和二名的避諱問題。
《唐律》中并未做出具體規定，《雍熙二年诏》中雖提到不應避嫌名、二名，但基本态度還是将其作為“禮”的一部分，并未明确指出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的原則。嘉祐六年诏書雖将二名、嫌名排除在任官避家諱的範圍之外，但表述婉轉，并未直指二名、嫌名。
《嘉祐六年诏》是宋代法律對家諱的規定由簡單粗暴變為細緻的轉折點。不僅解決了此前律與诏令相沖突的問題，統一了處理家諱問題的标準，還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完善。宋代法律對家諱的規定由粗暴轉為尊重，這與當時社會發展的情況是相吻合的。
任官避家諱問題在曆史上一直是呈現“君之尊”與“孝子之心”博弈結果，當君強臣弱時，君主就會壓抑大臣任官避家諱的要求，君弱臣強時大臣往往濫避家諱，冒榮居官法是兩者權衡妥協的結果。一旦失衡，冒榮居官法便得不到真正的貫徹。
五代、宋初權臣、高官濫避家諱，隻是源于大臣個人的特權，并非像魏晉南北朝那樣形成了一個與皇權匹敵的門閥士族階層。是以，五代、宋初權臣、高官避家諱還不代表“君之尊”與“孝子之心”已回歸到平衡狀态。
真正恢複這一平衡狀态，是在士大夫群體形成之後，具體的推動力則是北宋士大夫的重建宗族運動。
餘英時先生指出，“宋代皇帝尊士，前越漢、唐，後逾明、清”，這種現象不僅僅是因為皇帝的個人好惡，而是由于宋初統治者為壓抑驕兵悍将，尋求新的統治基礎而産生的。通過改革科舉、優寵進士的手段，宋王朝得到了士階層的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有了很強的政Z主體意識，才有了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也才會産生文彥博“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思想。有這樣一個與君權抗衡的階層存在，“君之尊”就無法壓抑臣下避家諱的要求了。
崛起的士大夫階層為維護自身家族地位的延續，紛紛投入重建宗族的運動中、在宗譜、族田、宗族祭祀等宗族活動中，與家諱聯系最緊密的就是編修宗譜。五代之前，世家大族皆有譜牒，以供選舉、聯姻之用。
除此之外，因為譜牒記載着各家世系姓名，為了在交往中不犯他人家諱，譜學也成為門閥士族時代社會交往的必備知識。顔之推就曾抱怨“今人避諱，更急于古。凡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
顔之推雖不勝其苦，但也有精于此道之人。可見，譜牒是助長社會避家諱風氣的煽動力量。五代時期，士族衰落，譜學不傳，徹底打破了士族以家諱相矜的局面，以至出現幾代之後便不知道祖先名諱的情況。
當時宋郊被人重傷，被迫改名。從其提出的改名理由為“鄉裡耆舊告知祖先名諱”，可知當時士人并不以不知遠祖名諱為恥。這種情況與魏晉隋唐時期動辄追溯數代祖先的現象有了很大差别。
不過，宗族衰落的現象逐漸在發生改變。北宋最早開始編修族譜的士大夫，正是仁宗後期的歐陽修和蘇洵。随着編修族譜的成為普遍現象，也開始出現要求回避遠代祖先名諱的例子。
除了族譜對家諱的直接推動作用外，複興宗族所引發的尊祖敬宗的趨勢也間接影響了避祖先名諱的風氣。北宋士大夫複興宗族的運動對恢複避家諱的風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此後，不按規定任官避家諱的現象仍時有發生。
嶽珂根據一兩個例子便得出“嘉祐之诏”行與不行的結論，是沒有看清家諱發展的趨勢。與其它的官員管理制度不同，任官避家諱屬于意識形态問題，不可能完全一刀切，隻有從趨勢上去把握才能認識到其本質。
總體說來，宋代大臣不像魏晉門閥士族可以比肩皇權，宋代皇帝也對士大夫有着基本的尊重，是以，作為“君之尊”與“孝子之心”平衡結果的冒榮居官法，也能得到較好的貫徹。之後，宋代對冒榮居官法的發展主要是填補以往空白，細化回避家諱時的改任方式。
針對之前一些法律文獻沒有明文規定，卻是任官避家諱的常見問題的二名、嫌名等避諱問題，宋代法規通過诏令的形式，對其做出了明确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