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新立法會第一次會議最終于1962年12月5日舉行，當天文萊人民黨送出了第一項動議——要求英國将北婆羅洲及砂勞越主權歸還到蘇丹；将文萊、砂勞越以及北婆羅洲結合為聯邦；保證文萊不會加入馬來西亞并于1963年取得完全獨立地位。
可能是在文萊蘇丹的授權下，立法會發言人當即拒絕了文萊人民黨這一項動議。因為蘇丹早在1962年4月的一項關于“大馬計劃”的動議中，以24比4的大比分取得立法會的授權——全權負責文萊加入“大馬計劃”的事宜。蘇丹似乎不願意與文萊人民黨分享這一項權力，更不認同他們的綱領。當合法途徑無法阻止“大馬計劃”時，文萊人民黨的部分上司人不得不在12月8日發動文萊起義。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文萊人民黨的阿紮哈裡本人并無直接參與到這場起義之中，當天他在馬尼拉。文萊起義的實際上司者是文萊人民黨的秘書長亞辛·阿凡迪。亞辛以北加裡曼丹國民軍為組織，發動了這場軍事變革，他自稱國民軍的總指揮官。
文萊起義的綱領為建立獨立的北婆羅洲聯邦。文萊起義本質并不是一場反文萊蘇丹的起義，因為其目标——北婆羅洲聯邦仍是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其上司将由文萊蘇丹本人及其繼任者出任。是以文萊起義是一場明治維新式的起義，而不是一場辛亥革命式的起義。
在起義的早期，國民軍的“清君側”口号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大量文萊平民加入了叛軍之中，他們認為這場起義是為蘇丹而戰。但是國民軍的失敗從起義第一天就注定了，他們未能成功控制文萊蘇丹的人身自由，他于12月9日成功出逃。
當天文萊蘇丹發表了公告，表明他本人與起義無關。這一公告瞬間擊潰了起義的合法性，大量蘇丹的支援者放下了武器，起義形勢急轉直下。到了12月11日，文萊主要城市的叛亂基本完成壓迫，而在起義軍最活躍的林夢地區在12月12日被收複，文萊起義于12月20日最終宣告失敗。
同一天，文萊蘇丹宣布文萊人民黨非法，同時阿紮哈裡本人成為了文萊通緝犯。随後，文萊蘇丹直接解散了立法會，組建了一個14人的緊急議會，14個席位中有10人由蘇丹本人任命，其餘四人由原議會按照職務順延，其中就包括文萊事務進階專員懷特。
到這裡為止，文萊蘇丹成為了文萊起義最大的受益者，他終于可以獨攬大權了，而8月區議員選舉的結果将會與文萊人民黨一同，被掩埋在曆史的塵埃之中。是以，文萊起義未破壞蘇丹權威，反而加強了他對立法會的控制力，而文萊人民黨卻變成了一個非法政黨。但是這些都不代表這場起義毫無意義，至少英方開始反思文萊蘇丹能不能幫英國實作“大馬計劃”。
由于文萊起義，英國開始懷疑蘇丹本人是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民族主義者。在1962年12月15日，時任文萊事務進階專員懷特提出了他對文萊起義的初步看法。他認為文萊起義實質上是對“大馬計劃”的實施具有破壞性的，“這場叛亂破壞了文萊蘇丹在文萊國内之權威，這一場起義使得文萊成為了‘大馬計劃’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時這種不安定之因素甚至可能像傳染病一樣擴散到砂勞越以及北婆羅洲”。
此時，懷特的判斷仍是——文萊蘇丹是這場起義的受害者，這場起義的目的是推翻目前的文萊。然而在五天後，文萊蘇丹公開宣稱“文萊人民黨非法，通緝阿紮哈裡”，這一行動使得懷特改變了先前的看法。這裡必須要重申的是，文萊起義于12月20日當天完成壓迫，但是具體的審訊還沒完成。
正如前文所說，文萊起義期間阿紮哈裡一直身處馬尼拉，除了他時不時通過馬尼拉媒體聲援起義以外，無任何直接之證據認定阿紮哈裡策劃了這場起義。盡管部分文萊人民黨高層參與了起義，但是就能直接判斷起義與阿紮哈裡本人存在必然關系？然而就在審訊還沒結束，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之下，文萊蘇丹宣布了文萊人民黨的非法和對阿紮哈裡的通緝，使得懷特開始懷疑文萊蘇丹事前已經知道會爆發起義。
就在12月20日當天，懷特又寫了一封信給桑蒂斯：“在我們現在掌握的文萊人民黨的宣言中顯示，他們的主要目标為建立在文萊上司下的婆羅洲聯邦。阿紮哈裡将會成為該聯邦的首相，文萊蘇丹将會繼續出任聯邦的上司。”
即使是國防軍的所聲稱要建立的北婆羅洲聯邦仍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文萊蘇丹仍然會在起義成功後繼續出任上司。懷特又指出，“（當年）文萊蘇丹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與研究，最終決定向聯合王國提出正式的請求，要求把林夢地區歸還給文萊。”上述兩點顯示，一方面，無論是文萊人民黨還是北加裡曼丹國防軍，其目的仍是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這種體制的最終受益者就是蘇丹本人。
另一方面，起義軍确實去進攻了并試圖收複林夢地區，軍事行動的目标與1959年文萊蘇丹的請求相同。是以懷特相信“這場在文萊蘇丹秘密合作的變革，如果沒有流血沖突、沒有外國人的生命财産受傷、那将不會有聯合王國的幹預”。懷特這封信，毫不保留地羅列了文萊蘇丹本人跟阿紮哈裡交往甚密的“證據”，現在他認為，蘇丹一開始就知道會爆發起義。
塞爾扣克贊同懷特的推測，認為文萊蘇丹不是值得信任的民族主義者。塞爾扣克寫給麥克米倫的信中指出，“盡管我沒有證據，但是我與文萊事務進階專員（指懷特）一樣，我們都認為文萊蘇丹對這場叛亂的發生并非全然不知”。但是對于英國來說，除了懷疑以外他們又能采取什麼有效的措施？既然起義爆發後，文萊蘇丹就未明确就“大馬計劃”表态，比如通過強權把文萊蘇丹換成一個絕對支援“大馬計劃”的民族主義領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位代替候選人就是已經被通緝的阿紮哈裡。
懷特在他的備忘錄指出，在文萊支援大馬計劃的民族主義上司人不隻有文萊蘇丹一人。實際上，阿紮哈裡一直與馬來亞聯合邦敦阿都拉薩保持接觸，他曾經向馬來人保證如果他成為了文萊的上司者，他将會使得文萊人民黨接受“大馬計劃”，而馬來人默許了這種安排，并且邀請阿紮哈裡的代表團通路馬來亞。即使是懷特本人也未試圖隐瞞他對阿紮哈裡的認同，他曾經在1961年9月中一份報告中這樣評判阿紮哈裡：“作為一位民族主義領袖，現在的他（阿紮哈裡）顯得溫和，同時跟他一起共事并不會令人感到不愉快”。
甚至在起義之前，英國官員的圈子内似乎有一種傳言，則聯合王國将會在文萊加入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地位後，安排阿紮哈裡出任文萊官員。在起義之後，英國駐雅加達大使也曾經于阿紮哈裡接觸，并且向他提出上述建議，希望它能夠支援大馬計劃。
雖然沒有直接的檔案證明這種秘密安排是存在的，但是1963年1月4日由塞爾扣克寫給時任副殖民大臣次官助理華萊士的信中，側面說明了這種安排并非傳言而是真實存在的。信中寫道，“目前（的判斷為），阿紮哈裡不能出任獨立後文萊官員職位”。是以，可以推斷英國曾經存在安排阿紮哈裡出任文萊官員的計劃，隻是起義使得這種安排被擱置了。但是随着阿紮哈裡被通緝，要繼續推行“大馬計劃”，隻能放下對文萊蘇丹的不信任，繼續保持對他的合作以及捍衛其統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