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站在上帝視角看明朝，感覺明朝前期頗有複興漢唐榮耀的氣象，國内民生安定經濟繁榮，國外伐蒙古下西洋，基本完成萬國來朝的成就。
但越到後期越奇葩，各種妖魔鬼怪都出來了，皇帝不是煉丹就是宅男，大臣們梗着脖子怼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國81年的時候，遭遇了一場慘重的失敗，斬斷如日中天的國運，此後200年再也沒有爬起來。
這場失敗就是“土木堡之變。”
二、
從上古三代到唐朝末年，天下體系便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主流模式，即——
中原漢人王朝做為天下共主，對“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的地方有名義上司權，周邊的蠻夷部落認同中原王朝為天下共主，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一年或三年到首都朝貢一次。
直到宋朝，因為武備不振，打不過遼國和金國，有史以來首次喪失天下共主的地位，以至于遼金都能自稱為中國。
這意味着，宋朝自始至終都沒能用天下體系來處理國際事務。
是以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以後，首要任務就是重建天下體系，讓大明成為天下共主，并以此來處理國際事務，于是朱元璋在《即皇帝位诏》裡說：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内疆土豪傑紛争。朕本淮右庶民，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趁逐鹿之秋，緻英賢于左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
朱元璋的意思是，宋朝國運終結，元朝繼承中國正統做了天下的主人，現在元朝的國運也到頭了，以後的中國正統是大明朝。
也就是說，朱元璋承認元朝是中國正統，而明朝的江山繼承自元朝。
這麼做有幾個好處。
首先可以解決領土争端。
我們都知道元朝的國土面積大，包括蒙古草原、東北、西域等地方都是元朝的，隻有承認元朝的正統性，明朝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
要是不承認元朝，而直接繼承宋朝的法統，那麼領土的事情就說不清楚了。畢竟宋朝連北京都沒收回來，繼承宋朝的明朝，又有什麼資格說自古以來呢？
朱元璋承認元朝正統，也是為以後的擴張做準備。
其次可以解決民族問題。
當時的民族問題很複雜，蒙古、色目、回回、北方漢人、南方漢人基本是各過各的，如果沒有一種共同記憶的話，很難把複雜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現在朱元璋說了，既然你們能在元朝共同生活百年，那麼大明做了元朝的接班人，你們繼續在大明的旗幟下共同生活，合情合理合法。
這就通過承認元朝的法統，繼承了前一百年的民族共同記憶。
這才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昧着良心繼承元朝的意義。
從朱元璋的即位诏書就能發現，他的野心絕不止恢複長城以内的漢家江山，而是通過繼承元朝法統，進而繼承元朝在天下體系裡的位置，最後以漢人王朝的身份，恢複漢唐曾經擁有過的榮耀。
朱元璋的野心，我們可以稱為民族複興。
要實作民族複興，需要兩個必備條件：國力強大臣服周邊國家、經濟發達吸引周邊國家。
安南、寮國、北韓都是地盤小實力弱的國家，在中國一家獨大的年代，不管哪個王朝統一中國，它們都得來拜碼頭，是以重建天下體系的唯一的絆腳石，就是實力尚存的蒙古。
于是朱元璋開國以後，便陸續對蒙古發動13次北伐戰争，到1398年去世的時候，基本完成戰略目标，把成建制的北元打的四分五裂，再也不敢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軍事征伐的同時，朱元璋還在搞邊防建設。
他把兒子們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等軍事重鎮做藩王，平時拱衛朱家江山，戰時統領軍隊出征，同時在長城以外設立衛所屯軍，給軍人們分土地蓋房子，讓他們世世代代駐紮在那裡，給祖國守邊疆。
這種藩王+衛所的兩套邊防體系，基本鞏固了大明的北方邊疆，隻要内部不出亂子，蒙古人根本不可能占到便宜，大明反而越過長城，逐漸蠶食蒙古的地盤。
那些投誠的蒙古部落，将來可以改編成“某某衛”之類的組織，平時朝貢戰時出兵，成為大明朝天下體系中的一員。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隻要後世皇帝不改弦更張，按既定路線辦事，大明就立于不敗之地，遲早能成為元朝一樣的天下共主。
但是朱元璋去世後，他生前的部署被徹底推翻，大明朝走向另一條從未設想過的道路。
三、
1398年朱元璋去世，未經世事曆練的建文皇帝朱允炆，釋出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不僅得罪了藩王，還得罪了朝野武将，唯獨大明朝的文官們喜笑顔開，感覺遇到了真命天子。
朱允炆的神操作，讓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發現機會，再加上大軍包圍北平朱棣命在旦夕，于是朱棣一咬牙一跺腳，發動了靖難之役，殺回南京奪了朱允炆的皇位，改元永樂。
所謂永樂，大概是永遠快樂的意思吧。
做了皇帝的朱棣是永遠快樂了，可分封在邊疆的其他藩王不快樂，大家都是朱元璋的兒子，一起在邊疆做窮人不好麼，你朱棣為什麼要先富起來，這就打破兄弟之間的平衡了呀。
你朱棣能起兵造反奪皇位，那我們為什麼不行？
朱棣心裡也很清楚，朱元璋的家法是嫡長子繼承皇位，自己的皇位來路不正，手握重兵的藩王兄弟們肯定不服，那就隻能親自削藩了——
甯王遷南昌，遼王到荊州，沈王改封潞州，谷王廢為庶人......凡是帶兵的藩王，都沒什麼好下場。
朱元璋的洪武年間經常有藩王領兵征戰的記錄，例如“秦王樉奉诏征叛番”、“周王橚、晉王棡率河南山西軍出塞屯田”、“燕王棣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等等，非常重用藩王。
但是自從朱棣登基改元永樂以後，史書上再也沒有類似的記載，可以說，大明朝誰都有資格領兵打仗，唯獨藩王沒有。
朱元璋苦心經營的大明朝藩王體系，基本廢了。
而沒有統兵的藩王鎮守邊疆，那些衛所屯軍便失去了支援，根本不可能長久堅持，于是開平衛、東勝衛等邊疆衛所，要麼遷到内地，要麼裁撤，地位重要的大甯城更是割讓給朵顔三衛。
朱元璋建立的邊疆衛所體系，也逐漸廢棄了。
藩王+衛所的邊防體系退出曆史舞台，但蒙古的威脅還在，文官和勳貴也需要制衡，怎麼辦呢？
朱棣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關于邊疆防禦問題，朱棣把首都遷到北京，将京軍和東北邊軍合二為一，掌控了東北的沿邊士馬，做為代價，朱棣必須以天子之尊親守國門。
而在權力制衡方面，朱棣給了宦官一部分權力，讓掌握權力的宦官成為皇帝的私人工具，以此來替代藩王輔政的職能。
1403年，朱棣命顧城、何福等勳貴将領鎮守邊疆，同時選有謀略的宦官做監軍，并且規定宦官的地位在勳貴将領之上，随後朱棣建立三大營，也讓宦官做監軍。
史書上記載：“内臣出鎮自此始。”
1405年，蒙古遊騎到晉北活動，朱棣派武城侯王聰、宦官山壽分别領兵，到塞外偵察敵情。同年朱棣準備下西洋宣示國威，標明的負責人是宦官鄭和。
史書上又寫了一句：“此為宦官典兵之始。”
之是以用宦官取代藩王，根本原因在于，藩王掌兵有造反的能力，宦官沒有後代，皇宮是他們唯一的家，皇帝是他們唯一的主人。
曆史走到這裡，朱元璋準備遷都西安、以藩王、勳貴、文官為支柱的大明第一王朝，便成為遷都北京、以宦官、勳貴、文官為支柱的大明第二王朝。
不過朱棣是成功的。
經過征讨安南，朱棣成功收複丢失四百年的中國故地，憑借這份功勞，勳貴将領張輔封為英國公，沐晟封為黔國公。
經過五次親征蒙古，朱棣用強悍的軍事能力，把蒙古徹底打成遊擊隊，并且納入天下體系，讓蒙古首領每年在固定時間、走固定路線，帶着土特産進京朝貢皇帝。
做為回報，皇帝要賞賜豐厚的财物，價值往往是土特産的數倍到十倍。
此外，朱元璋設立的茶馬司，是用100斤茶葉換一匹蒙古上等馬，中等和下等馬要按比例降價。朱棣為了結蒙古之歡心，統一改成8萬斤茶葉換70匹馬，每匹馬的價格整整翻了十倍以上。
大明朝虧了經濟裡子，赢了政治面子，完善了天下體系。
用天下叙事來說，凡是接受了大明朝冊封的國家，都屬于大明朝的領土，那麼冊封蒙古、設立舊港宣慰司、船隊抵達東非的大明朝，配得上一句“遠邁漢唐”的評價。
成就大歸大，但朱棣開創的大明第二王朝，不論選拔有謀略的宦官，還是親征蒙古，都極其依賴皇帝的個人能力，本質上是一種強人政治，和朱元璋的國家體系建設有天壤之别。
遇到朱棣這種雄才大略的皇帝，大明朝可以強勢崛起，一旦庸人取代了政治強人執掌大明朝，國運衰落便不可避免。
四、
1424年，朱棣在榆木川駕崩，皇太子朱高熾繼位，10個月後朱高熾駕崩，皇太子朱瞻基繼位。
在朱棣晚年，大明朝便有“官吏貪殘，非複洪武之舊”的說法，而且連年用兵國庫空虛，是以朱高熾和朱瞻基都選擇了休養生息，不願意和朱棣一樣再起兵戈。
正因為這樣的執政理念，朱高熾得到仁宗廟号，朱瞻基得到宣宗廟号，他們在位的十一年被稱為“仁宣之治”，号稱盛世。
但我覺得，朱高熾和朱瞻基都被高估了，曆史評價有些名不副實。
剛繼位的時候，朱高熾準備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納谏，便号召文官勳貴們提意見，結果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上書，給朱高熾提了幾條建議，朱高熾大怒，把李時勉召進宮裡打折三根肋骨。
打完李時勉，文官勳貴們再不敢提意見，朱高熾又悶悶不樂：“我讓你們說話，你們怎麼不說呢？”
就沖您打斷李時勉三根肋骨的事，誰敢說？
相較于朱高熾的言而無信，朱瞻基是另一番模樣。
有次朱瞻基在宮裡讀宋史，然後發表了一番議論：“宋之君誠失其弱。然其将帥，雖才亦不得展，盡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他是說宋朝武備不振以至亡國，都是因為皇帝被小人蒙蔽，不能重用武将。
我是有些想不通，到底是什麼小人啊，能蒙蔽宋朝皇帝三百年？如果皇帝一直被小人蒙蔽，這宋朝江山就該亡。
堂堂大明朝的皇帝，讀史就讀出這麼個結論，隻能說明朱瞻基的認知很淺薄，個人能力也隻是中人之資。
在這樣的認知能力之下，朱高熾和朱瞻基的“仁宣之治”背後，是大明朝的内政急速惡化，國際勢力的快速衰退，天下體系逐漸變得名不副實——
1424年，朱高熾加封楊士奇、楊榮等内閣大學士為六部尚書，随即“三楊”主政，軍政大事無不參與決策，他們憑借威望資曆，幫内閣拿到大明朝的軍政決策權。
1426年，朱瞻基開設内書堂，請翰林學士教宦官讀書，然後把内閣票拟交給宦官批紅，導緻宦官可以借皇權參與決策。
1427年，朱瞻基認為在安南作戰耗費糧饷，命86000名南征明軍北撤，放棄這塊中國自古以來的土地。同年放棄開平衛，縮邊三百裡，北京徹底成為一座邊塞城市。
1429年，廢除松花江造船廠，大明朝退出東北。
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從此以勞民傷财為由，再不下西洋，大明朝和海外屬國的聯系基本斷絕。
1434年，瓦剌太師脫歡剿滅阿魯台部，雄霸草原，朱瞻基不管不問。
休養生息是不搞大工程，該做的事還得做，該盡的責任還得盡，但是以上這些事說明，朱高熾和朱瞻基沉溺于四海清平天下盛世的榮光，不再積極進取。
而這一樁樁一件件，把朱棣留下的優質資産放棄的幹幹淨淨，卻沒有改革朱棣留下的劣質資産，反而繼續發揚光大。
例如放任蒙古互相兼并，導緻蒙古諸部的勢力不再均衡，一旦角逐出一個最強王者，便會謀求統一蒙古，進而騷擾大明邊境。
例如藩王和宦官的問題。
朱瞻基就沒有意識到，失去軍事實力的遠房藩王子弟，其實也是可以按照祖制考察，授予軍政職務，做為皇帝的輔弼。
如果能用遠房藩王子弟取代宦官，大明朝可能不會有“藩王俸祿太多”的問題，也不會有王振和魏忠賢等權宦遭人唾罵、進而給皇帝抹黑的問題。
這樣的大明朝，就是一個正常的王朝。
很可惜，朱瞻基的認知限制了大明朝的發展，他真的辜負了“好聖孫”的評價。
而朱瞻基的不作為，将“靖難之役”後朱棣留給大明朝的隐患，近乎無限的放大，多年後直接導緻了“土木堡之變”，坑了明英宗朱祁鎮。
也就是說，朱祁鎮做了瓦剌留學生，百分之八十的學費都是朱瞻基給出的。
五、
1435年正月，朱瞻基駕崩，年僅9歲的朱祁鎮繼位，命内書堂出身的王振掌管司禮監，七年後朱祁鎮親政。
從朱棣駕崩到朱祁鎮親政，大明朝已經“休養生息”了二十年，在人均壽命不高的年代，這相當于一代人的時間了。
實事求是的說，朱祁鎮繼位以後，是有一番明君氣象的。
10歲的時候，朱祁鎮到校場演武，命将軍們以三支箭為标準，示範騎射能力。驸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朱祁鎮賞賜一杯酒水。
有人說，王振公公演武時，表現好的直接提拔。但朱祁鎮說，這種濫賞的事，我不做，想升官用功勞來換。
後來蒙古侵犯甘肅，朱祁鎮命兵部尚書王骥節制甘肅兵馬，刑部尚書魏源處理大同軍務，結果“邊境肅然，時稱得人。”
而且朱祁鎮非常喜歡免稅，“免河南被災田糧”、“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稅”、“免兩畿湖廣欠賦凡六十四萬石”、“免陝西被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等等，類似的記載比仁宣年間都要多。
這麼一個年輕皇帝，你不能說他是天生的昏君惡棍。
即便是重用王振，那也是在朱棣開創的大明第二王朝體制下，朱祁鎮找的一個親近宦官做幫手。如果你說不能重用王振，朱祁鎮也有話說：“太宗文皇帝能重用鄭和，我憑什麼不能用王振？”
再者說，用王振就一定是錯的嗎？
還真不一定。
朱祁鎮重用王振，然後讓王振放手打壓文官和勳貴，是不是意味着朱祁鎮的皇權壓倒了文官勳貴，奪回了大明朝的軍政大權和輿論話語權？文官勳貴向王振表忠心，是不是間接向朱祁鎮宣誓效忠？
是以朱祁鎮重用王振，和漢武帝重用衛青、唐玄宗重用李林甫、嘉靖帝重用嚴嵩是一樣的性質，都是鞏固皇權的手段。
而且王振也是有功的。
當時雲南、緬甸一帶有個麓川王國，軍事實力非常強勁，時刻準備向雲南擴張，内閣的“三楊”認為麓川是邊遠蠻夷，不值得勞民傷财，都不同意攻麓川。
但王振堅決主張消滅麓川。
在王振建議下，朱祁鎮任命兵部尚書王骥總督軍務、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将軍、都督同知李安和都督佥事劉聚為副将、宦官曹吉祥為監軍，出兵征讨麓川。
這場戰争打了将近十年，累計出兵四五十萬，明軍在西南地區橫沖直進，1449年2月渡過金沙江，在緬甸孟養徹底擊敗麓川首領思機發，西南諸部心悅誠服：“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
随後，王骥和西南諸部約定：“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這才确定了大明朝在金沙江以東的所有權。
如果不是王振堅持用兵，任憑麓川侵擾雲南，可以想見，雲南是不可能守得住的，現在雲南也不可能是傳統内地省份。
是以說，1449年前王振是有功的，朱祁鎮也有一番明君氣象。
朱祁鎮和王振遇到的真正問題是，大明朝在西南地區連戰連勝的時候，朱棣遷都北京、朱瞻基躺平不作為的隐患，在大明朝的北部地區發酵了。
早在1436年，也就是朱瞻基駕崩的第二年，瓦剌便侵略涼州、進犯山丹、包圍大同，明軍連戰連敗，瓦剌大掠而去。
兩年後，瓦剌的脫歡立脫脫不花為大汗，自己做了太師，基本統一蒙古草原。再過一年，脫歡死，也先繼承太師位，逐漸蠶食脫脫不花的部屬，“北部皆服屬，勢益橫。”
1442年，朵顔三衛歸附瓦剌，掠奪廣甯前衛。這地方在山海關附近，已經非常靠近大明朝的核心地區了。
至此，瓦剌做大做強，基本恢複了洪武初年北元的實力。
1449年春，也先派龐大使團到大明朝貢，号稱三千人，其實是兩千。按照朱棣留下的慣例，瓦剌說來了多少人，大明朝就給多少份賞賜，從不清點人數。
但是對大明朝來說，這一年是個好年份，王骥已經平定麓川，數十萬大軍馬上可以回到北方，這就意味着，大明朝可以反擊瓦剌，不用再花錢買和平了。
于是王振一反常态，派人清點了瓦剌使團的人數，按照真實人數給與賞賜，并且刻意壓低虛高的馬價，導緻瓦剌使團沒有得到滿意的貿易利潤，賞賜也隻得到預計的五分之一。
同一時期，大明朝派到瓦剌的使者想邀功，和太師也先說，皇帝準備和你聯姻，讓你做大明朝的女婿。結果也先的聘禮都送到北京了，朝廷說根本沒這回事，大明朝是不和親的。
這麼一來一去，瓦剌太師也先的面子、裡子都丢幹淨了。
同年七月，也先終于下定決心，兵分四路進攻大明——脫脫不花和朵顔三衛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别将侵擾甘肅、也先親自攻大同。
王骥和蔣貴鎮守甘肅的時候，明軍還能出塞反擊瓦剌，打出“西邊悉平”的戰績，後來麓川要打仗，王骥和蔣貴便率數十萬明軍南征，造成北疆空虛。
現在雖然打赢麓川，但王骥和蔣貴沒有回師北方，那麼面對瓦剌的全面進攻，朱祁鎮和王振便遇到朱棣曾經遇到的問題——無人可用。
當年淇國公邱福兵敗胪朐河，朱棣“以諸将無足任者，遂決計親征”，從此開啟波瀾壯闊的五次北伐，現在遇到同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朱祁鎮或王振，請你想一個問題：
“有太宗文皇帝朱棣的成功案例在前，有打赢麓川的功勞傍身，面對瓦剌的進攻而王骥和蔣貴沒有回師，到底該怎麼辦？”
按照正常的邏輯，效仿朱棣親征，才是朱祁鎮和王振的首選。
畢竟遷都北京的大明第二王朝奉行強人政治，對皇帝的要求就是，對内乾綱獨斷，對外能征善戰，朱祁鎮親征瓦剌，屬于遵祖宗家法，秉太宗文皇帝的遺訓。
這是朱棣遷都北京以後的路徑依賴。
于是在1449年7月，朱祁鎮下诏親征，數十名文官勳貴從政。
戰争的具體過程實在沒什麼可說的，幾句話就能說完。
朱祁鎮的诏書釋出兩天，便帶着五十萬大軍出城，經居庸關抵達宣府、大同，發現瓦剌的攻勢很猛，駐守大同的明軍伏屍遍野，決定回師北京，繞來繞去走到一個叫土木堡的地方。
朱祁鎮和王振應該讀過軍事資料，知道土木堡附近有條河，堡内也能挖出水來，就決定在土木堡紮營，天亮再走。
結果到了土木堡才發現，那條河在土木堡南面十五裡的地方，而且已經被瓦剌占了，堡内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掘井兩丈都沒有水冒出來。
五十萬明軍人困馬乏，和據守孟良崮的張靈甫似的，很快就沒有戰鬥力了。
第二天，王振假意與也先議和，準備趁高層談判的機會，讓明軍轉移到十五裡外的河邊喝水，結果明軍剛走出三裡就被也先發現，随即命瓦剌騎兵反複沖殺，明軍大亂。
明軍原本就饑渴難耐，現在陣型又被沖散，在冷兵器時代，這種情況根本沒法組織反擊。
兵敗如山倒的明軍感覺打不赢，而瓦剌騎兵又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殺”，便紛紛脫下盔甲坐在地上，賭活命的機會。
朱祁鎮和王振準備突圍，但是沖不出去，王振被打死，朱祁鎮“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
戰争爆發前，也先的目的是掠奪大明财物，沒想到抓了皇帝朱祁鎮，戰争爆發後，朱祁鎮想為國戍邊，結果做了瓦剌留學生，這樣的戰果是雙方都沒有想到的。
也先想不到大明朝如此不堪一擊，朱祁鎮想不到太宗文皇帝能做成的事，他為什麼就做不成？
種種巧合，在大明朝的路徑依賴下，促成了改變曆史的“土木堡之變”，徹底打斷大明朝如日中天的國運，仁宣之治後重新登頂的上升勢頭。
六、
“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的政權結構被重新改造。
前文說過，早在朱高熾做皇帝時，“三楊”憑借威望和資曆，就以内閣大學士的身份拿到了軍政決策權，朱祁鎮繼位初期，屢次派勳貴武将整理邊防事務，但是都沒有成果，這才提拔兵部尚書王骥節制甘肅兵馬，開文官領兵之先河。
這兩件事意味着，文官初步得到大明朝軍政事務的決策權和執行權。
此後，朱祁鎮兵敗土木堡，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甯侯陳瀛、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驸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李忠等勳貴武将戰死，大明朝的勳貴武将被一網打盡。
這樣的結果，意味着明軍成熟的勳貴将領突然消失、新生代勳貴将領還沒有培養起來，明軍中高層出現權力真空。
而瓦剌兵臨北京城下，大明朝必須重整軍備抵禦外敵，這就要求大明朝必須有人力挽狂瀾，填補勳貴武将留下的權力真空。
誰來填補呢？
隻能“照既定方針辦”，用初步得到決策權和執行權的文官，統領明軍抵禦瓦剌。
在曆史的關鍵時刻，兵部侍郎于謙憑借“言南遷者可斬”的态度，阻止了大明朝遷都南京的議論，當仁不讓的成為朝廷主心骨，拿到抵禦瓦剌的最高決策權和執行權。
換句話說，于謙的路線得到大明朝野的擁護，取得了類似于“遵義會議”的效果。
景泰帝朱祁钰握着于謙的手說：“任命你為兵部尚書，你辦事，我放心。”
北京的三大營共18萬人，大半折損在土木堡，于謙便從勤王軍隊中選出10萬青壯，編成十營軍隊，于謙親自指揮，并向朱祁钰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
理論自信和路線自信溢于言表。
随後，于謙推薦都督石亨為京營總兵，負責前線指揮。命參議楊信民守衛白羊口，提拔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為右副都禦史，守衛紫荊關和居庸關，派出15名禦史到山河四省募兵。
于謙還建議朱祁玉廢除監軍宦官，朱祁钰難得反抗一次，不聽，這才延續了宦官監軍的祖宗之法。
原本也先就沒有國戰的想法，進攻大明隻為求财，現在面對舉國動員的大明朝，也先嘗試着進攻北京，沒攻下來，正好脫脫不花和阿剌知院對也先不滿，也先擔心後院起火，便撤回草原去了。
北京保衛戰取得圓滿的勝利。
而于謙提出的路線取得巨大成功，于謙也就成了大明朝當之無愧的一号人物。
文官成為一号人物，這可是大明朝立國81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這意味着于謙憑借北京保衛戰的功勞，一舉拔高了大明文官的職業上限，代表文官拿到了指揮大明軍政的資格。
做為于謙的部下，新生代勳貴武将則徹底失去朝政話語權。
于謙當然是民族英雄，但他的文官身份決定了，北京保衛戰之後的大明朝，不可避免的宋朝化，即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武将猶如文官門下走狗，文官沒有制衡的權力必然異化，百姓淪為文官士紳的血食。
而在失去藩王、勳貴等政治同盟後，為了和勢力日漸雄厚的文官抗衡，大明朝的皇帝隻能延續祖宗之法，繼續重用宦官，勉強維持着皇權的自留地。
于是在王振之後，大明朝又出現劉瑾、魏忠賢等權傾天下的宦官。
這個文官和宦官制衡的大明朝，便是不再依賴藩王和勳貴、不再依賴強勢皇帝、三權分立變成一家獨大的大明第三王朝。
為什麼越到後期，大明朝的文官骨頭越硬？
根本原因就是，大明朝完成了股權置換，文官士大夫成了大明朝的股東，朱姓皇帝不過是股東們選出來的董事長罷了。
皇帝的指令，文官們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如果皇帝不喜歡某個文官，換上來的人，還是和他有共同利益的階級兄弟。
而農業經濟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會跑的，糧食也不是用來賣的。那麼在農業經濟下掌握大量土地的文官、士大夫、地主士紳，便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落後性。
在大部分文官士大夫的認知裡，隻要是不能種糧食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多餘的，對外征服是勞民傷财，守衛邊疆是耗費糜繁。
于是，大明第三王朝不斷縮邊，河套做為北京門戶，始終沒能收回來，朱元璋在哈密和沙洲設立的衛所，最後也不了了之。至于到海外宣示國威重建天下體系，文官士大夫基本沒有興趣，反而對出海走私謀私家利益很有興趣。
大明朝的複興大業至此腰斬，朱元璋重建天下體系的雄心猶如過眼雲煙，朱棣巡遊大洋的赫赫國威如同鏡花水月。
那個四面出擊的大明王朝，逐漸變得保守内斂，成為一個不求上進半死不活的老大帝國。
大明朝徹底喪失了和漢唐比肩的可能。
七、
大明朝的國運止步于土木堡，但問題要分兩面來看。
土木堡之變以後，文官士大夫執掌大明朝，讓國威煊赫的大明朝徹底宋朝化，但大明朝也換來國祚延長。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大股東是藩王和勳貴，朱棣的大明第二王朝，大股東是皇帝和勳貴，這些人都是世襲的，而世襲必然導緻能力退化。
例如朱元璋時期，揚州衛指揮使單壽原本不習弓馬，按照法律規定承襲父職以後，被派到泰州剿匪，結果被土匪吓的撥馬便走。
這才是第二代世襲勳貴，如果大明死水一潭的混下去，沒能吸收新鮮血液，那麼兩百年後，大明軍隊的戰鬥力肯定指數級下降，大明朝廷的統治能力，也會退回到東晉的水準。
而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完成股權置換，保守封閉的士紳地主家庭，量産了層出不窮的小鎮做題家，他們成為大明朝的流動股東，意味着大明朝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家族實作利益捆綁，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是以大明第三王朝才會出現于謙、楊廷和、楊慎、張居正、王陽明，乃至最後的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
正是這些層出不窮的小鎮做題家們，保證了大明朝的階層流動。
而他們相繼擁有大明朝的股權，才對大明朝有歸屬感，願意和大明朝結成利益同盟，并且為大明朝出生入死。
完成這種“政權全民化”的股權配置，大明朝就有了漫長的生命力。
是以開拓進取的大明第一、第二王朝，轉向保守内斂的大明第三王朝，本質上是用政權品質換政權壽命。
隻能說，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吧。
如果朱元璋和朱棣從陵墓裡醒過來，看到大明第三王朝的小鎮做題家們，可能會用複雜的心情說一句：
“我不喜歡你們，但我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