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第11版《曆史大辭典》，2022年5月購于ebay
1690年12月，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1647-1706）萌生了編寫一部辭典的想法，在寫給表兄弟的信中，他說：
我想編一本批判式辭典，其中将收集那些編寫詞典的人和其他作家所犯的錯誤，并在每個人或城市的名字下減少有關該人或城市的錯誤。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很耗時，需要有思想的人提供意見和建議，而且我不想在沒有與公衆交流任何計劃和成果之前，就貿然動手。是以，我很快就把《前言》（Avant-Coureur）的前幾篇詞條印出來，與公衆交流。（Pierre Bayle, Nouvelles Lettres, Tome II, La Havie: chez Jean Van Duren, 1739, p. 297。注：貝爾的所有通信都可以在網站http://bayle-correspondance.univ-st-etienne.fr/查詢檢索）
兩年後，貝爾出版了一本四百多頁，八開本的書，題為《批判辭典的草案與節錄》（Projet et fragmens d’un dictionnaire critique，下文簡稱《草案與節錄》）。事實上這不是一部獨立的作品，而是為計劃編寫的辭典做的“廣告”，目的是試探市場的反響。當時，出版業風險很大，經驗豐富的作者往往會在正式作品出版之前，通過不同方式，或向不同的出版商同時透露出版計劃，或是像貝爾那樣打出“廣告”，試探讀者反映，激發訂閱者興趣，為将來的出版籌集足夠多的資金。
在《草案與節錄》中，貝爾透露了他編纂新辭典是為了修正之前辭典存在的各類錯誤。他認為，這就是“批評家”（Mrs les critiques）的任務：
為人類的弱點提供如此之多的證據，是以可以為他們的各種謬論編寫幾卷書。這幾卷書可以在人的最大的虛榮心方面，也就是科學方面，讓人感到羞愧。如此之多的戰利品或是如此之多的凱旋門（arcs de triomphe）是為人的無知和軟弱而立。（引文出自《草案與節錄》，原書無頁碼）
在他看來，這就是後來那部不朽的《曆史與批判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Rotterdam, 1697. 下簡稱為“1697年版《批判辭典》”）所要實作的“偉大的道德效益”。在這些有待批評與修正的辭典中，貝爾特别提到了一部由某位莫雷裡先生編纂的《辭典》：
我正準備實作這一偉大的道德效益，我将用同樣的自由和同樣的誠實态度，對待所有的作者，不管他是哪國人，也不管他信奉什麼宗教。我宣布，沒有什麼比有争議的辭典更荒謬的了。這是莫雷裡先生的作品最大的缺陷之一；裡面有一百多處内容，看上去像是十字軍的布道。就我而言，我并沒有和漢尼拔說：“打擊我的敵人将是迦太基（hostem qui feriet erit mihi Carthaginiensis）”，而是說，所有背離真理的人将是我的陌生人。（1692年5月5日貝爾寫給杜·朗德爾【Jacques du Rondel，1630-1715】的信，參見http://bayle-correspondance.univ-st-etienne.fr/?Lettre-864-Pierre-Bayle-a-Jacques&lang=fr）
貝爾指出，莫雷裡的《辭典》不僅有史實錯誤，而且宗教傾向太明顯，以至于對某些有争議的問題的解釋不可信。最後，貝爾放棄原先的糾錯計劃，改變初衷，決心編一部全新的辭典，這一定不會是那種“會在書商的書店裡腐爛”的書（1697年版《批判辭典》，第2頁）。在1697年問世的《批判辭典》的前言中，他花了兩大頁篇幅，詳細說明了他的辭典與莫雷裡的《辭典》的種種差異。他說，莫雷裡讨論過的問題，他一般都會避開，如果非要處理，那樣一定會使用不同的材料，絕不會重複莫雷裡《辭典》裡給過的證據，如果一定要引用，那也會給出出處，因為“我很不信任它（指莫雷裡辭典——引者注）……”（1697年版《批判辭典》，第9頁）。盡管如此，貝爾還是謙虛地認為，《批判辭典》無法掩蓋莫雷裡《辭典》散發的耀光：
辭典的第一批作者犯了很多錯誤；但是他們也赢得了他們的後繼者所無法逾越的榮耀；莫雷裡付出了巨大的艱辛，他的工作對所有人都有益處，也給很多人提供了充分的教益。他的辭典能在其他書籍無法企及的地方播散啟示，而這些地方對情況不需要有确切的了解。自從兩個荷蘭版發行以來，該辭典持續在各地傳播，而且更加純粹。（1697年版《批判辭典》，第10頁）
不過，後世記住了《批判辭典》，卻幾乎完全遺忘了莫雷裡教士（Louis Moréri，1643-1680）的《辭典》。事實上，這部《辭典》從第一版（1674年）發行，直至1759年停售，總共出了二十四版，另有十六個外文譯本（包括重印）。我們現在無法統計各版辭典的總銷量，隻了解一些個别版本的銷量。比如1692年第七版在一年内售罄，連同接下來重印的幾個版本在1692-1698年六年内的銷量超過七千冊。對一部對開本、每卷超過五百頁、總頁數超過兩千頁的辭典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銷售紀錄。
《辭典》的标題很長：
《曆史大辭典：聖俗史物風趣混編，以節略的形式記述〈舊約〉的族長、法官（juges）和國王、教會的教宗、東正教的聖父和聖師、四大教會的主教、著名的樞機主教、進階教士以及異教徒的生平。記述羅馬、希臘、日耳曼地區、異教徒、基督徒和奧斯曼帝國的皇帝生平，記述國王、傑出的君主和偉大軍官、古代和現代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作者、哲學家、藝術發明家的生平……包括：描繪國家、帝國、王國、外省、城市、島嶼、山脈和新舊世界的大江大河，人們會準确地看到邊界，發現地方的情況與狀況、風俗、習慣以及政體與宗教。伴随着記述大公會議和特殊公會議、教會會議、僞教會會議以及其他宗教會議，談論舉辦這些會議的城市。宗教律令和軍事指令的名稱、建立及其傳播，以及其創始人的生活。此外還有古代異教的諸神和英雄的神話故事。整本書充滿了奇怪的評論與專論，既是為了澄清年代學的苦難，也為了解決曆史争論》（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ou le Mélange curieux de l’histoire sainte et profane, rapportant en abrégé, les Vies des patriarches, Juges et rois de l’Ancien Testament, des Souverains pontifes de l’Église, des saints Pères et docteurs orthodoxes, des évêques des quatre églises patriarcales, des cardinaux et prélats célèbres et des hérésiarques. Celles des Empereurs de Rome, de Grèce, d’Allemagne, païens, chrétiens et Ottomans, des rois, des princes illustres, et des grands capitain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anciens et modernes, des philosophes, des inventeurs des arts […] contenant :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Empires, Royaumes, Provinces, Villes, Îles, Montagnes et Fleuves considérables de l’ancienne et nouvelle géographie, où l’on remarque exactement les bornes, la situation et les qualités des pays, les mœurs, les coutumes, le gouvernement et la religion des peuples. Avec l’histoire des Conciles généraux et particuliers, synodes, conciliabules, et autres assemblées ecclésiastiques, en parlant des villes où elles ont été tenues. Le nom, l’établissement et la propagation des ordre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et la vie de leurs fondateurs. Et l’histoire fabuleuse des dieux et héros de l’Antiquité païenne. Le tout enrichi de remarques et dissertations curieuses, tant pour l’éclaircissement des difficultés de chronologie que pour la décision des controverses historiques）
莫雷爾《辭典》的版本情況。注：表格根據Arnold Miller、Pierre Bodard 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相關資訊整理而成。
關于辭典的編者路易·莫雷裡（Louis Moréri，1643-1680）的生平情況，我們所知甚少，到目前為止，隻有一份研究可堪鑒用，即法國學者波達爾于1971年發表在《德拉吉尼昂與瓦爾地區科學與考古研究會公報》上的一份研究（Pierre Bodard, “Un érudit du XVIIe siècle, M. l'Abbé Louis Moreri de Bargemon (1643-168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Scientif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Draguignan et du Var, Tome XVI, 1971, pp. 48-82）。根據波達爾的考證，莫雷裡出生在法國南部一個名叫巴爾日蒙（Bargemon）的小鎮。該鎮現隸屬于瓦爾省德拉吉尼昂區。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小鎮，1765年定居人口僅為一千七百人（2019年人口統計為一千三百三十四人）。但是，巴爾日蒙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九世紀，至今還保留着中世紀的城牆和城門。莫雷裡的祖上可能是在查理九世時期，從第戎遷徙至此，并與當地貴族聯姻，改姓莫雷裡。家族經營着一座磨坊，不算富裕。路易·莫雷裡是第三代，他出生于1643年3月25日，先後在德拉吉尼昂區的宗教學院和埃克斯的耶稣會學校中求學，最後在裡昂獲得神學博士。
在裡昂，莫雷裡開始嶄露頭角，發表了第一部作品《詩集》（Les doux plaisirs de la Poésie, ou recueil de diverses pieces, 1666），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貴人，阿普特教區主教（évêque d’Apt）加亞爾（Jean de Gaillard, 1634-1695）。加亞爾家族在地方和巴黎都有熟人，他的妹妹德·維内爾（Magdeleine de Gaillard de Venel, 1620-1687）時任“法蘭西之子”（enfants de France，注：法蘭西之子指的是法王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這一頭銜不适用于國王的孫子；1330年，法王腓力六世【Philippe VI，1293-1350】為他的兒子法蘭西的路易【Louis de France，1330-1330】創立這一頭銜）副總管。加亞爾學識淵博，于1671年被任命為阿普特教區主教，在工作方面他相當負責，任職期間改革宗教團體，還興建了好幾座慈善醫院。（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ttéraire, scientifique et artistique d’Apt, Tome 1，La société., 1874，pp. 389-39；Joseph Hyacinthe Albanès，Gallia christiana novissima: histoire des archevêchés, évêchés, Tome 1, Valentinoise: Société anynyme d’imprimerie Montbéliardaise, 1899, pp. 288-289）
在升任主教之前，加亞爾可能就認識了莫雷裡。他們兩人彼此欣賞，而且都知道對方想要編寫一部辭典。莫雷裡在《辭典》前言中說道，這很可能與他的“特殊嗜好”有關，因為：
我有一種特殊的嗜好，就是很想了解生活在各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也很想研究主教公會（Conciles）和教會事務，我的信仰也促使我這麼做，（朋友）勸我編一部辭典，有人建議取名《曆史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l’Histoire），這種聖事和俗事編在一起的有趣的集子，将會對公衆有利。（《辭典》，1674年，前言，無頁碼，括号中的宋體字為引者所加）
加亞爾為何要編辭典，無從知曉，隻知道他為了這項工作，跑遍了歐洲主要的圖書館，包括梵蒂岡圖書館，做了大量的筆記摘要。在結識了莫雷裡之後，加亞爾把所有資料無償送給了他。在第一版《辭典》前言中，莫雷裡用八頁篇幅，表達了對加亞爾主教的感激：
我冒昧地把這部原本您計劃編纂的作品呈送于您，這并不是為了獲得公衆的贊許，以榮耀您的庇護；而是為了補償我對您的虧欠，公開表示對您的尊重，以及我願為你效力的熱忱。……我必須再次向您真誠地坦誠；無論這部作品的主題多麼龐雜，多麼恢弘，我都不認為我向您展現了任何您所不了解的新知識。（Louis Moréri, À Monsigneur Jean de Gaillard,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Lyon: chez Jean Girin & Barthelemy Riviere, ruë Merciere à la Prudence, MDCLXXIV, 無頁碼）
1674年第一版扉頁
第一版印刷精美，扉頁插圖由雕刻師熱拉爾·奧德讓（Gérard Audran，1640-1703）設計制作。奧德讓出身于雕刻世家，二十六歲那年為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1619-1690）的畫作《米爾維安大橋戰役》制作雕版畫，一舉轟動巴黎藝術圈，後應财政總監科爾貝爾之邀，出任禦用雕刻師。扉頁畫面上，一位女性手捧一卷書和一隻鵝毛筆，檢查一段隻有下半截的、環繞着花環的石柱，一旁是克洛諾斯（即古希臘的時間之神）向她展示過去的痕迹。地上散亂着各種物件：徽章、頭飾、紅衣主教的帽子、王冠等。這些物件象征着權力，背景中有飼料、方尖碑、雕像，象征曆史。在版畫的右上角，花龛上刻着一行拉丁語：Ex pluribus unus odor。這大概說的就是這部《辭典》乃是“集百家之長”。
莫雷裡在《辭典》導論中，除了感謝加亞爾主教之外，還列舉了此前出版的幾部著名《辭典》，寫了一份類似“《辭典》編纂史學史”的文字。這或許就是他借鑒并試圖超越的“百家”。第一部是艾蒂爾（Charles Estienne，1506-1564）編的《曆史與詩歌辭典》（Dictionarium historicum ad poeticum），第一版出版于1533年，是法國人編的第一部百科全書。第二部是布魯瓦森涅（Juigné-Broissinière，生卒年不詳）的《神學、曆史、詩歌、天文學與年代學辭典》（Dictionnaire théologique, historique, poétique, cosmographique, et chronologique），第一版出版于1644年，至1672年經曆了十幾個版本。這是一本編得很糟糕的詞典，大量内容不過是翻譯艾蒂爾的《曆史與詩歌辭典》，唯一的價值是用法語寫作。第三部是博耶（Paul Boyer，生卒年不詳）的《辭海》（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注：《辭海》是意譯，此書類似現在的《辭海》，隻是在詞序排列上有所不同），出版于1649年，這是一本超過一千頁的龐大彙編，收入了當時所有的單詞。此外，莫雷裡還用半頁篇幅列舉了其他與一些具體問題相關的辭典。通過這份類似“《辭典》編纂史學史”的綜述展現了知識世界觀的差異：除了極少數專家外，現在幾乎沒有人聽說過上述辭典，而這些辭典卻是十七世紀文人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第一版《辭典》正文共一千三百四十六頁，是第一部用方言寫成、按字母排序的《百科全書》。1701年英譯本的主編科利爾（Jeremy Collier，1650-1726）稱贊這部《辭典》“幾乎是所有知識的彙總”，“更應當稱其為圖書館，而不是一本書”（Collier, Grea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enealog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辭典》1701年英譯本】, p. iv）。《辭典》展現了十分鮮明的宗教立場。莫雷裡把編纂工作視為上帝的托付：“我從二十五歲時開始這項工作，或許上帝會恩賜我足夠常的生命，讓我能夠不止一次地審校，修正那些人們向我指出的錯誤……我把這本著作交給教會、使徒和羅馬教會審判，他們是唯一的、良善的母親，也是我唯一的主人。我服從所有的審查制度，因為我自豪地對巴塞羅那的一位聖潔的主教說：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辭典》，1674年，前言，注：這裡提到的聖潔的主教指公元四世紀巴塞羅那主教聖帕西安【Saint Pacian，310-391】，他是巴塞羅那第一位記錄在案的主教，被稱為“教會之父”，著作不多，但留下了一句為後世銘記的名言：Christianus mihi nomen est, catholicus vero cognomen.[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辭典》随處可見莫雷裡的天主教立場，他對伊斯蘭教的态度敵視且輕蔑，把加爾文派稱為異端，在解釋“中國”時，他表示希望在這個國家建立真正的宗教（《辭典》，1674年，301-302頁）。
1675年，莫雷裡離開裡昂，來到巴黎，在加亞爾主教妹妹德·維内爾夫人的引介下，認識了路易十四的外務大臣蓬波納侯爵（marquis de Pomponne，1618-1699）。此後四年，莫雷裡一直為侯爵效力，并參與了《奈梅亨條約》（Traités de Nimègue）的簽訂。1679年，蓬波納侯爵因同路易十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分歧，解職歸隐。莫雷裡也離開政壇，重回書房，準備出版第二版《辭典》。不過，在第二版第一卷問世後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三十七歲。該版第二卷由蓬波納侯爵秘書帕雷爾先生（G. Parayre，生卒年不詳）整理出版。
莫雷裡的去世并沒有阻止《辭典》修訂與再版。這一現象可能會讓現代人覺得奇怪，但在舊制度下，卻很正常。基督教世界奉行這樣一套認識論：知識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是來自上帝的恩典和贈予，作者扮演的不過是傳遞和表達思想的中間人的角色，是“上帝的婢女”（God’s handmaiden, David Va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aw,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2006年版, Vol. 1, p. 53）。這樣一套認識論更有制度保障：絕對君主有權力決定把上帝的“恩典”授予某位行會書商。這便是第一版《辭典》扉頁下方avec privilege du roi（國王出版特許狀）的含義。一般來說，某位作者若想要讓自己的作品出版面世，必須把手稿以某種買斷價出售給某位行會書商，書商則把稿件交給政府部門審查，最後由掌玺大臣公署（Grande Chancellerie）下轄的出版管理總署（Bureau de la librairie）決定是否授予出版特許狀，以及授予何種形式的特許狀。是以，不管是觀念中，還是具體出版流程中，書其實都與作者無關，“作者權”（droit d’auteur）是十八世紀後半葉才出現的新概念。
莫雷裡去世後，《辭典》非但沒有停售，反而成了各種觀點和立場交鋒的舞台。1692年，著名的《聖經》研究者、加爾文派學者讓·勒克萊爾（Jean Le Clerc，1657-1736）加入了編纂行列。這位被法國史家保羅· 阿紮爾（Paul Hazard，1878-1944）譽為“那個時代博學家的典型代表”的人，似乎精力永不枯竭。他先後主編過三份書籍雜志：《世界及曆史圖書書訊》（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共二十五卷）、《精選圖書書訊》（Bibliothèque choisie，共二十八卷）、《古今圖書書訊》（Bibliothèque ancienne et moderne，共二十九卷；注：上述三份實際上是書評雜志，故把Bibliothèque一詞意譯為圖書訊息）。作為對當時圖書世界最為熟悉的學者之一，勒克萊爾當然不會忽視莫雷裡的《辭典》。他曾在《世界及曆史圖書館》第十四卷上發表過一篇評論。他說，1688年的修訂版和《補編》非但沒有比之前的更正确，反而錯誤更多。接着他指出了一連串印刷錯誤和應當由作者承擔的錯誤，尤其指出關于聯省王國的曆史錯誤更多。盡管如此，勒克萊爾仍然承認“這套《辭典》銷量很好，因為時人很需要這類作品，無論它編得如何”，他還坦陳，如此批評并不公允，“因為沒有人能夠深入了解《辭典》所處理的所有材料，而且任何時候人們總是需要了解一些情況”。勒克萊爾相信，對原《辭典》進行補訂很有必要，但是擔心随着辭典篇幅擴大，錯誤也會越來越多，是以他建議成立一個專家組，由熟悉曆史、地理以及各國國情的人組成，由他們來修訂辭典，并加以擴充（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Tome XIV, À Amsterdam: chez Wolfgang, Waesberge, Boom, et van Someren, 1689，pp. 66-77）。或許是因為這篇評論，荷蘭出版商邀請勒克萊爾親自編纂一部修訂版。勒克萊爾雖然清楚修訂工作耗時耗力，“帶不來榮耀，所獲利潤也很少”，但是還是決定接受改編整理工作。1691年，由勒克萊爾負責主編的第六版問世，四卷對開本，篇幅增至四卷，在1688年版基礎上增加了上百條新詞條，增加了新内容，從新教的角度反駁辭典中原先那些天主教色彩過于明顯的解釋（Arnold Miller，p. 19）。這一版或許是《辭典》所有版本中最暢銷的一版（Pierre Bodard，p. 66），幾乎在一年内售罄，銷量高達七千冊，在此後幾年内再版多次。
某位名叫沃爾提耶（Vaultier，生卒年不詳）的法國人由于很不滿勒克萊爾的新教立場，是以于1699年推出第九版，并在此後不到十年内做了兩次修訂，重新宣揚天主教立場。杜潘（Louis-Ellies Du Pin，1657-1719）是一位冉森派信徒，時任索邦大學的神學與哲學教授，在教宗克萊芒十一世頒布的《烏尼詹尼圖斯谕旨》後，與博須埃發生激烈争論，主編的《教會作者書籍大全》（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auteurs ecclésiastiques，五十八卷）遭查禁，1705年被迫辭職，被判流放。杜潘修訂出版了第十三版《辭典》（1712年），并做了大量修訂：“準确地陳述教父和教會其他作者的作品，以及與他們作品相關的事迹，包括聖徒的作品和事迹，在《辭典》之前的版本中，這些内容的篇幅太少”（轉引Arnold Miller，21）。當然，杜潘所謂的“正确”指的是與冉森派信仰保持一緻。加爾文派牧師羅克（Pierre Roques，1685-1748）主編的第十八版深受新教影響。羅克出身于朗格多克地區的貴族家庭，在洛桑和日内瓦學習神學。在這一版的前言中，羅克詳細分析之前各版《辭典》的優劣，對那種出于宗教立場的，是以不公正的曆史寫作态度給予了批評：“不必根據編輯的感覺對人物或學說進行限定。與其說這樣那樣的人已經叛教，不如說他已經接受了這樣那樣的黨派，這難道還不夠嗎？我們能不能不因為要寫這樣那樣的異端和錯誤，而用情感和觀點的術語？”（《辭典》，第18版，前言）
在所有二十四版中，最公允的版本或許是由勒巴爾（Louis-François-Joseph de la Barre，1688-1738）主編的第十七版，内容最完善的則當屬由德魯埃（Etienne-François Drouet，1715-1779）主編的最後一版。勒巴爾是法國銘文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物很有研究。他的修訂工作得到了一位名叫維埃裡（Vailly，生卒年不詳）的律師和洛朗·勒克萊爾教士（Laurent Josse Leclere，1677-1736）的協助，修訂工作主要針對的是地理和家譜，大約增補了五六千新詞條（Pierre Bodard，p. 69）。最後一版篇幅最大，總計十卷，每卷超過一千頁。德魯埃既是律師，也是學者，為歐塞爾科學院和貝桑松科學院院士，他充分利用前人的補遺與修訂工作，并完整收入了某位名叫帕拉塔爾（Platel，生卒年不詳）的人主編的第二十二版修訂本。帕拉塔爾的修訂内容超過之前任何一個版本，比羅克版多了一萬多條詞條。
不過，當德魯埃版開始發行的時候，《辭典》也走到了曆史盡頭。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的《百科全書》改變了公衆的喜好，他們需要的不再隻是知識，而是批判的思想。當讀者，尤其是上流社會争相訂閱《百科全書》之際，《辭典》最終難逃“在書商的書店裡腐爛”的命運。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大概隻有專業人士還會記得莫雷裡的《辭典》。曾參與編校《辭典》的教士馬斯巴雷（Joseph du Masbaret，1697-1783）去世後，将自己未完成的箋注本《莫雷裡辭典注釋》（Remarques sur le Dictionnaire de Moréri）留給了利摩日修道院，四開本，四大卷，後為目錄學家巴比耶（Antoine Alexandre Barbier，1765-1825）所有（Antoine Barbier,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Paris: Rey et Gravier, 1820, p. viii）。巴比耶為革命後法國圖書的搶救和整理，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決定從法國流行最廣的曆史辭典輯出最好的詞條，彙編一部新辭典，這就是1820年出版的《流行最廣的曆史辭典的批判研究與整理完善》（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巴比耶對莫雷裡的《辭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認為自己這項浩大的工程乃是承接自這位教士的不朽工作。這也是他決定隻整理1759年之後出版的各類曆史辭典的原因。另外，一些非常專業的辭典會提到莫雷裡的名字。《天主教神學百科全書辭典》有“莫雷裡”詞條，語詞極為感人：
該《辭典》成了他的生命，他以不懈的熱情從事這項工作，并與1674年在裡昂出版了第一版，對開本單卷。當時，莫雷裡三十歲，時任阿普特教區的布道神甫，他的庇護人加亞爾允許他不知疲倦地從事他的工作。
但是，莫雷裡對自己的年齡，對自己年輕的活力太自信了，而且無法抵制《辭典》帶來的巨大成功，急切渴望回應各種反對與批評意見，這些意見有些因地理類詞條的錯誤導緻，有些針對曆史類詞條的内容缺乏考證，有些是批評家譜表格太多；他繼續工作，完善他的《辭典》，身體卻越來越差。1680年，第二版第一卷出版，同年7月10日，莫雷裡去世，葬在巴黎聖塞弗林墓地（Saint-Séverin）……
莫雷裡的《辭典》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無論是對皮埃爾·貝爾還是其他同類的辭典編纂者而言，都是如此。他們對莫雷裡《辭典》的詞條進行輯取、摘錄、删節、擴充以及翻譯；比如艾瑟林（Iselin）主編的《德語辭典》逐字逐句翻譯了莫雷裡的《辭典》，但沒給出任何注釋……（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théologie catholique，Tome XV，publié par les soins du Dr Wetzer et du Dr Welte，Paris: Gaume frères et J. Duprey, 1862，pp. 335-336）
偉大的文學家雨果在創作過程中很依賴莫雷裡《辭典》。我們可以肯定，他有一部1683年第三版《辭典》，而且在寫作《曆代傳奇》（La Légende des siècles）過程中，經常查閱。學者貝雷分析雨果的筆記與寫作手稿後，發現《曆代傳奇》中那些與歐洲中世紀相關的資訊，包括人名、地名、曆史故事等，不少來自《辭典》，比如描繪八至九世紀西班牙王族的詩歌《加利西亞的小國王》（Petit Roi de Galice）中，無論是王族的名姓，還是自然環境與城市村落，都是參考了莫雷裡的《辭典》（Paul Berret，Le moyen âge Européen dans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et les sources de Victor Hugo，Paris：H. Paulin, 1911, pp. 133-134）。
事實上，這種“知識掠奪”（intellectual plundering）在十八世紀中葉就已經明目張膽地出現了。借助PAIR技術，學者們已經發現，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的《百科全書》在很大程度上“掠奪”了《辭典》的内容。
PAIR技術全稱為Pairwise Alignment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直譯為“文本間關系配對”。這項技術設計初衷是為了尋找文學作品中的類似段落，但它所采用的序列分析技術則被廣泛地用在不同領域中，比如在生物資訊技術中，PAIR可以用來為基因組測序，也可以用來檢測剽竊。在比對文本的過程中，PAIR為語料庫中的每一個文本生成一組重疊的詞序列碎片（word sequence shingles），然後存儲和索引這些資訊，以便對照其他文本的碎片進行分析。以《社會契約論》開篇第一句話為例，PAIR先将這句話分為k元文法模型（k-gram），k指的是碎片的長度，比如以3位（單詞）為例，那麼《社會契約論》第一句話“L’homme est né libre, es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 Tel se croit le maître des autres, qui ne laisse pas d’être plus esclave qu’eux（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受奴役）”則可以分解為以下幾組“三元碎片”（tri-gram shingles）：homme_libre_partout、libre_partout_fers、partout_fers_croit、fers_croit_maître、croit_maître_laisse、maître_laisse_esclave。再與待比對的文本進行對照，找到文本間的共有碎片，進而确定不同的引用方式，是直接全文（全段落）引用，還是更模糊的、歸屬性不明顯的引用。
借助PAIR技術，阿蘭（Timothy Allen）帶領的科研團隊對十八世紀的法語辭典、各類百科全書等，進行了跨文本的比對（他們還依賴另一項技術，即建立“向量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簡稱VSM，相關介紹參見網頁，以及這裡）。他們發現，《百科全書》與1759年的十卷本《辭典》至少存在着五百八十個共享的文法模型，其中有四百一十八個文法模型為兩部辭典明确共有。這種“知識掠奪”的情況有很多，比如在内容接近的詞條解釋中使用類似的程式化的表述，或是在類似的詞條中引用同一段材料，亦或是赤裸裸地逐字逐句地“掠奪”，比如《百科全書》的“古蘭經”詞條（“Alcoran,”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aris: chez Briasson, David l’aîné, Le Breton, Durand, 1751, pp. 250-251）與《辭典》的“古蘭經” 詞條（“Alcoran,”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Tome 1, Paris: chez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1759, pp. 312-314）中有一整段内容完全一樣。這說明，《百科全書》盡管代表反對天主教世界觀的立場，而且在《前言》中明确宣稱要同像莫雷裡《辭典》這類天主教辭典保持距離（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 xxxiv），但事實上卻延續并繼承了莫雷裡《辭典》的知識傳統。而且，也正是通過這種隐匿的方式，莫雷裡盡一己之力，蒐集并編纂的龐雜的知識得以延續到今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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