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李柱文 中集集團可持續發展總監
整理 | 孫行之
一直以來，在ESG的輿論場裡，缺失了一個很重要的聲音——那就是來自企業管理者對自身實踐的述說。說到底，ESG也是一個圍繞着企業的故事，企業内部的管理者是承接并将之落地的主角。
在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于今年發起成立的第一屆ESG專業委員會裡，成員大都來自科研機構、“四大”、金融機構及咨詢公司。隻有一位來自企業的成員——李柱文。
作為中集集團可持發展總監，李柱文2018年正式接手集團的ESG事務。他上任以後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在集團上司的帶領下，牽頭撰寫集團當年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集集團是A+H股兩地上市公司，較早接受ESG理念，董事會也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在此背景下，李柱文成了中國第一批ESG管理者。
如今回想最初的經曆，李柱文坦言自己當時是“摸着石頭過河，蒙頭工作，踩過很多坑，也積攢了不少經驗”。而他所經曆過的難點，未來可能會在很多大型企業的ESG管理中重制。
2023年開年，李柱文就“中國式ESG管理”與《中歐商業評論》分享實幹經驗。以下是他的談話精選。
讓懸浮的ESG落地，
首先是争取内部支援
ESG讓“商業向善”變得很實在。ESG是企業業務走向企業使命的橋梁。
但從實際來看，很多企業的實際營運和ESG願景還是兩張皮。這兩年到外面去參會、做分享，聽到好的案例不少，但聽到企業高層這樣的說法也很多：“既然……提了要求，那就做一下吧”。“做一下吧”、“交交作業”，這種态度是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ESG重要，但它是個“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上司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各項業績名額的壓力也很大，能夠有10%留給ESG已經不錯了。ESG對很多企業高層來說，是個壓力，是個成本，是個負擔。
做ESG，首先要灌溉内部土壤。如何向上獲得管理層支援，獲得各職能部門支援，以及赢得下屬子公司支援，這非常重要。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當時做對了三件事。
首先是多管道營造氛圍，讓管理層對ESG有感覺，讓管理層“想做”。我準備了很多材料，在不同場合，不同規格的會議上多次講述ESG内容。我希望讓管理層看到：時代變了，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主流，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好的問題。
光自己說沒用，我還請我們的高層參與外部峰會、頒獎典禮之類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在場的有世界500強企業中國區高管，比如巴斯夫、威立雅、BP、帝斯曼等等。在這些場合，他們能夠親身感受到，巴斯夫、威立雅這樣的企業是如何看待ESG的，是如何部署的。我說100遍，可能不如這些标杆企業向他們說一遍。
還要有專業支援。我也經常請一些知名學者、行業權威來對大家講課。再比如，我會請頭部咨詢公司、“四大”來企業内部講解ESG和企業管理之間的關系。
第二件事，光嘴上說不行，要讓内部同僚看到實質的東西，要能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務虛。
比如說，要做好研究報告，依托ESG評級和資料對标，展現公司與其他行業頭部企業、以及行業平均水準的差異。就拿港交所ESG A類環境和B類社會名額來說，一對比，就能看到我們與行業其他企業的差異。這樣反映差距的深度研究報告是管理層希望看到的。對職能部門來說，也為他們提供了改善工作的具體指引。得到大家認可，自然願意參與ESG工作。
我們都知道，寫ESG報告的第一步，是要去梳理關鍵性議題。這是個排摸“家底”的過程。女性董事比例、知識産權，這對中小企業來說，可能不是最迫切的問題。對它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工亡，不要因為消防安全被停産，不要因為環保問題被世界500強剔除供應商名單。解決工傷問題，解決消防和環保問題，同樣也是ESG。你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重點地做。
比如，2021年，全國多個省份的企業面臨限電、停電問題。這時候，ESG管理者就可以聯合部門做深度調研，搞清公司多少家機關受到影響？可能造成的營收損失有多少？多少家機關有條件安裝屋頂光伏發電？能夠減少多少成本？能降低多少碳排放？能避免多少營運風險？
這樣的項目，既是響應“雙碳”，同時，也實實在在支援了營運改善。這就是一個ESG政策落地的過程。
第三件事，是學會送出優秀成績單，讓管理層、各部門和各級子公司“有信心做”。ESG工作要積極争取外部支援，包括獲得外部獎項，入選外部優秀案例，得到外部ESG提升，獲得外部權威媒體的專題報道等等。我記憶深刻的是，2018年、2019年，我們陸續獲得外部獎項，有些集團上司很高興，也有些驚訝。在此過程中，他們也會覺得，在ESG上投入是值得的。
ESG工作本質上就是“管長遠”。是以，我建議做ESG工作的人把格局打開。不要老想着做自己手頭的事情，自己部門的利益。管理者要在各個可持續發展議題上去研究、部署和推動。最終這項任務具體是不是落到自己部門去執行，不那麼重要。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燒一把火，然後這把火會轉到别人手裡，繼續燃燒5年、10年。這樣思考問題，做ESG管理的人才能越走越遠。
如何用好ESG專業機構
提供的服務？
在中國内地，正在開展ESG咨詢業務的主要五大類。包括：“四大”等金融中介機構、SGS等檢測認證機構、價值線上等資本市場服務機構、盈科等律所和一些研究機構。
我想特别提醒企業管理者：外部專業機構無疑有他們的優勢，但是第三方機構和企業内部人自己看ESG，角度是不一樣的。如果不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完全聽從外部機構的宣講，其實很容易踩“坑”。尤其是沒有實際做過工作的新手，很容易被牽着鼻子走。
常見的第一個問題是,部分外部機構給我們作講解，他們會建議“要更全面、更真實的資料，越是全面，相關方對你越滿意”。這話沒錯，但是太理想化，企業很難做到，甚至披露不恰當，最後很容易把好事辦成壞事。
企業才是資料的第一負責人，怎麼披露還得企業自己決定。企業需要考慮的是，是否有披露資料的基礎？能不能保證準确性？評級機構看企業，看的是這項名額在同行當中的位置。如果你吃不準這個資料在同行當中的位置，應該怎麼辦?事實上，資料并不是披露地越多越好。也不是披露得多，就說明你工作做得多。
個人建議，剛剛起步的企業，統計要趕快做起來，同時要清晰這一點：統計≠披露，統計是為了後續更好地披露。比較妥當的做法是，公司披露範圍就跟着監管的要求走，搭配公司特色優勢名額為補充，慢慢擴大披露範圍。
常見的第二個問題是，急于提出宏大願景。很多外部機構會呼籲企業明确提出ESG戰略和願景，比如“到什麼時間點，達成碳中和”，再根據願景一步步做計劃。個人愚見，這樣的話，同樣是不接地氣。它适合西方上百年曆史的大型跨國企業。這些企業已經有很好的基礎，内外利益相關方也達成了高度共識，社會責任和商業道德的價值觀更深厚一些。但它未必适合中國企業，這與企業發展階段和整體水準有關系。當然，不是說中國企業就沒有商業道德沒有價值觀。
ESG戰略是融入在企業發展之中的，不是淩駕于集團營運戰略上，另起爐竈建構出來的。同樣，ESG戰略也肯定不是ESG部門的戰略。我認為相對實務的方法是，從企業總體發展戰略中提煉出ESG戰略。在有了一定基礎，有了手感之後，再慢慢豐富。不然，結果就是表裡兩張皮，上下沒共識，很難落地。
關于企業委托外部機構提供報告編制服務，我個人覺得在起步階段，企業請咨詢機構來寫報告是比較實際的做法。對新手來說，比較快的上路方法是，在外部機構的帶領下先做一回，即通過與外部機構合作，加深對ESG理念、ESG趨勢、ESG披露要求、各類标準、ESG資訊表達和報告編制思路等多方面的了解。
随着企業編制報告次數和自身水準的提高，企業聘請外部機構編制報告，就要有更高的要求。外部機構的服務内容也會從編制報告走向多元、深入。外部機構還是一個“扶上馬”的角色，如何建立ESG報告編制能力、如何部署ESG工作、怎麼落地實施，還是靠自己。
據我觀察，目前，國内ESG剛剛起來，大部分國内ESG專業服務機構還在團隊組建階段，起步晚、發展快。這些機構發展水準參差不齊，例如“四大”總體上介入更早，研究上也更深入，一些全球知名的認證機構，如SGS、BV等也較受認可。
對這些機構來說，他們通常把“編制報告”作為切入企業ESG業務的“敲門磚”，從這塊可以衍生ESG管理提升、ESG評級提升、ESG鑒證等更多咨詢服務。
企業委托外部機構提供的服務中，有一塊是報告鑒證服務。目前，鑒證還不是監管層強制推行的，但聯交所已經在鼓勵鑒證。業界普遍認為，報告強制鑒證是一個必然趨勢。“四大”、SGS、BV還有中國社科院“責任雲”等機構都可以為企業提供報告鑒證服務。
那企業應該請誰來做鑒證？
我認為，實質還是看企業“想讓誰來懂你”？比如在港上市公司，可能優先考慮“四大”，畢竟他們在香港資本市場很有公信力；國内的央企、國企，就可能優先考慮中國社科院的報告星級評級，他們在政府部門和國内業界有較大認可度；還有的是考慮SGS和BV等有100多年曆史的老牌檢驗檢測機構，類似于“全科醫生”。企業選擇不同鑒證機構的原因之一是：各類企業的監管方和利益相關方都不同，而不同的監管和利益相關方看重的機構又不同。有些企業會請兩家機構作鑒證，這裡頭其實也有 “兼顧多方”的考慮。
“平常心”看待評級
我常常聽到有同行有類似抱怨，“去年自己寫報告，評級是B，今年請了‘四大’幫我寫報告，評級還是B，怎麼回事？”。
這是對評級的最大誤解——不是報告寫得漂亮，評級就會高的。ESG評級體系是一個綜合體，企業的ESG報告隻是主要載體之一。評級機構會通過各種管道抓取資料，包括政府官網、權威媒體報道等等。
我的經驗是，企業要提升評級，應該組織ESG評級對标和差異分析，建立“漲分計劃”，改善ESG管理與信披水準。此外，針對“主動型評級”和“被動型評級”要有不同的應對和提升政策。
評級當然十分重要。評級和資本市場有關，和品牌美譽度有關，與監管層也有關。我聽到不少企業實際案例，就是高層不知道評級具體是怎麼回事，隻關心ESG評級結果，搞得ESG執行層壓力很大。
但我覺得還是要抱着平常心看評級，不要過分關注某一個評級的打分。100個學生裡有90個說一個老師好，那這個老師一定是好老師。各家評級的方法和名額體系差異還是比較大的，一些大企業，某個評級很好，某個評級會比較差。
而且，評級是個相對值，是要和同行業橫向比，自身縱向比得來的。不是說一家企業工作做得比去年好，評級一定會提高。比如，A企業花了5億元做研發，比去年提高50%，但是同行業的B、C、D都花了10億元做研發。同樣花錢了，但是A企業評分還是得不到提高，甚至會降低。
客觀地說，ESG評級還是西方人在掌握話語權。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大部分投資機構用的還是外國評級，如MSCI、富時羅素等。
一些外國評級，并不完全适合中國企業的實際情況。比如股權集中度問題，部分外國評級一看到國有企業，就可能在G（公司治理）上打低分。這一點從外國評級對中國國企、央企的評分就能看出。
另外，部分外國ESG評級屬于主動評級，需要企業填寫資料，整個系統全是英文。雖說全球化的今天，英語是必備能力，但這樣的操作界面，對中國企業不夠友好。
評級太多，也的确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困擾。不說别的，那麼多評級機構要填表、要維護也是一項工程。其次，評級很多，也會造成認知上的混亂。我還是希望評級标準能夠統一，形成一個有效的市場信号。
我高度贊成業界公認的觀點：中國要有自己的ESG評級，有自己的評價工具，包括源資料、方法論、架構、名額和溝通機制。外國評級與中國企業的自身實踐，還是有差異，且有些差異是深層次的，很難彌合。
目前，國務院國資委多次明确提出要推動中國ESG評級體系建設，深交所也已經在2022年中推出國證ESG評級。這兩個舉措，還是讓我振奮。
我認為，中國企業也一定會形成“中國式的ESG實踐”。ESG最終是要融入企業經營的，寫報告隻是第一步。可以說，目前大部分大型企業還處于第一階段。
未來，從報告邁向管理的這一步，要比寫報告難很多倍。它不是一家企業或一個人有抱負就能做出來的，這需要突破既有的管理架構，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要有頂層設計，還要有落地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