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作者:新鮮新鮮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三年很短,短到改變不了人的口味,但三年也很長,長到一個人可能經曆某些人生大事,畢業、結婚、生子、親人去世。對這些三年沒有回家的人來說,回家的路,又是長大的路,正是因為這長久的分别,才讓他們更明白家庭和親情的意義。

文 | 徐晴

編輯 | 趙磊

營運 | 栗子

回老家的人

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次新年,是這三年裡第一次回家過年。從小年那天開始,也有可能是更早,2023年的春運就開始了。

火車站一下子恢複到三年前的樣子,1月19日這天的北京西站,人、箱子、手裡提着的特産填滿了每個角落,座位和過道都被占滿了,進站口和檢票口永遠排着上百米的長隊。帶着各地口音的聊天、行李箱滑過地面的聲響、報站的提示音,混雜成一種充滿期待的嘈雜。一個手中提着稻香村的男孩不住地往前探頭,看什麼時候才能進站。他對着手機,發了一條微信語音,“馬上就要上車了”,聲音裡全是雀躍。

2022年12月,“乙類乙管”措施落地,回家不再受隔離、封控的限制,春運客流迅速攀升,根據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徐成光介紹,初步分析研判,2023年春運期間客流總量大約20.95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99.5%,恢複到2019年同期的70.3%。

突然而來的回家讓一些人措手不及。在北京工作、家住内蒙的李可差點沒有搶到票,攜程和12306一打開,票全部顯示售空,她買了20塊錢的加速包,等了足足一星期,才候補到一張。1月19日,她從家出發去高鐵站,打車打了半個小時,同時在多個平台、加錢叫車,才等到一輛。

司機跟她說,司機們都早早回老家過年了,他是北京本地人,才在這一天跑車。他有種熟悉的稀罕,過年,北京又成了空城。行駛在路上,能看到的車幾乎都是往車站去,在進站的彎道上,車又堵了半個小時。從家到車站,隻有半個小時的車程,李可預留了兩個小時來趕路,竟然差點沒趕上高鐵。

即便如此,她還是開心的,高鐵飛馳,一座座山從窗外掠過,快要到站的時候,她聽見一個男孩給來接站的父親打電話:“你再等會兒,車延誤了幾分鐘。”而李可的媽媽,也在家裡包好餃子等待很久了,這會兒,發來了10條語音,問她到了哪裡。

所有人都期待團聚,尤其是那些三年都沒有回過家的人,有人很早就準備好了回家。鐘玲玲在浙江的一座海島小城生活,是一家國企的員工。過去三年,她數次計劃回家,都沒能成行。

1月1日早上,鐘玲玲和夫妻發動車子,後備箱裡裝滿了年貨,後座上坐着兩個小孩,一家四口踏上了漫長的歸途。鐘玲玲看了一下導航,從浙江省岱山縣出發,目标是四川省成都市,全程2100公裡。兩口子輪流開車,跨越了5個省,中途加了7次油,花掉了2000多塊錢,終于在24個小時後,抵達了家鄉。

1月中旬,生活在南京的房産經紀人趙鑫也自駕回了邯鄲老家,在他的後備箱裡,裝滿了牛奶、飲料、南京的特産,比如鹽水鴨,準備去各位親戚家拜年時帶上。他還帶上了父親還一次都沒見過、前年出生的兒子,他知道,這個新生命将是給父親最大的驚喜。

2020年初疫情剛爆發時,一張小小的機票改變了林嘉沫之後三年的生活。當時,她拖着一隻行李箱,從生活了10年的上海飛到中國台灣。她本來計劃住一段時間就回去,但到台灣沒幾天,武漢傳出封城的消息,各地推出防控政策,從台灣飛到大陸需要7+7天隔離。

之後,台灣也有了疫情,大量航班被取消,機票買一張退一張,回上海成了奢望。半年後,她又意外懷孕,沒辦法長時間趕路,再加上防控政策總在變化,從孕期到孩子出生,再到2022年放開之前,她的父母沒能去台灣,她也沒能回老家,這一别就是三年。

終于可以回老家宜春過年了,出發之前,她連續三天出門采購伴手禮,比如鳳梨酥、牛軋糖,裝了一個箱子,還特意準備了紙質的紅包和現金,準備發給家裡的小輩。這一年,她再也不想發微信紅包了。

而等待了三年的家人,也做了一切能做的準備。回湖北過年的彭笛一家,深夜抵達車站,彭笛丈夫的兩個弟弟開兩個小時的車,來接他們回家。

知道女兒要回家過年,鐘玲玲的父親忙碌起來,開始做香腸、臘肉,打掃家裡,鋪新的床單、被罩。爸爸不會直接說“想你們”,但他會做好多準備工作,然後說,“我給你弄好了,你們回來就可以用了”。

2022年剛畢業的陳曦買好了除夕前一天回家的車票,然後把好消息告訴了媽媽。這兩天,媽媽準備好了紅襪子、紅秋衣秋褲,每天數着日子等着她回家。長大之後,陳曦常常覺得年越來越不像年,但這次她特别期待,“就像是回到小時候一樣”。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 1月17日,成都火車站北站。圖 / 視覺中國

漫長的歸途

相比于春運期間跨越的遙遠路途,從時間上說,這條回家路更加漫長。去年春節前,鐘玲玲找上司批檔案,上司突然勸她别回家了。那時各地疫情形勢複雜,回鄉政策不一,居家隔離還好說,有的地方集中隔離,假期一共就6天,如果返鄉後被隔離,既不能過年,又耽誤工作,放假還有什麼意義?

思來想去,她最終還是留在了島上,三年沒回家,都是相同的緣由。直到去年9月,她生了二胎,有6個月的産假,回家這件事才迎來轉機。結果,剛養好身子,到了12月中旬,她的爸爸也發燒了,給她打來電話,勸她别回來了。孩子才三個月大,還是早産兒,抵抗力差,他怕對孩子不好。

鐘玲玲又退掉買好的機票,隔了兩天,她和夫妻、孩子都陽了,症狀不嚴重,她發了一個下午的燒,有一點咳嗽,夫妻也有點咳嗽,兩個小孩一點反應都沒有,“我們就這樣就陽過了”。等大家都痊愈,她又動了回家的心思,買了回去的機票。

這一次依然沒能成行。大規模感染後,大家都在傳“複陽”和“XBB毒株”,她在網上問要不要回家,大多數人都建議不要回,一番猶豫後,又取消了機票,之前寄回四川的年貨,爸爸收到後又給寄了回來。

本以為今年又要在小島上過年了,但有一天鐘玲玲跟爸爸視訊,爸爸嘴上說沒關系,“眼神和臉上都是落寞的”。在那個瞬間,對家人的想念戰勝了對不确定性的恐懼,鐘玲玲豁出去了,下定了決心,“反正自己已經陽過了,如果運氣不好,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就熬”。

不隻鐘玲玲一人的回家路這麼坎坷。趙鑫也三年沒有回河北邯鄲老家了。這三年,他兩次在夫妻老家安徽過年,一次是在南京。2021年的大年初一,他一度帶上夫妻,把車開了出去,準備從安徽回邯鄲,導航的提示音響起,大約有7個小時的路程。但就快上高速的時候,他停了下來。坐在副駕的夫妻剛剛懷孕5個月,離邯鄲很近的石家莊又出現病例,思來想去,趙鑫掉頭折返,又回了夫妻家。

那個時刻至今還讓他感到無奈和難過,“不想折騰老婆孩子了,萬一集中隔離,孕婦出了什麼事不好辦”。開車回去的路上,他連着歎氣,覺得自己像個逃兵。因為太久沒有回去,老家的人都在傳言,說趙鑫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2019年結婚時,趙鑫把自己的積蓄都拿出來,買了房子和車,再加上裝修,一共欠了40多萬的貸款,每個月得還5000多元。這幾年,因為疫情,趙鑫的房産經紀工作并不好幹,實地看房的人越來越少,前一天還說要來簽約的客戶,後一天就被封在家裡。

房産經紀人的收入主要來自開單的提成,不開單就沒有收入,隻能靠透支信用卡、花呗、借呗來還貸和生活。有時候終于發了工資,各種還款周轉一圈,工資就像潑在地上的水一樣消失了。“我老婆每個月負責小孩生活費,我每個月就是拆東牆補西牆。”

今年他猶豫過要不要回家,“成年人的世界裡面,其實是不想過年的,過年你再怎麼不花錢,沒有個1萬塊錢能搞定嗎?”但太久沒回家了,想回家的念頭還是占了上風。

去年一整年,幾乎每一天,楊俊俊的心裡都有個聲音在說:“我想回家。”他在2019年申請了打工度假簽證,到澳洲做門窗安裝工作,作為廣東客家人,家裡有很強的宗族觀念,每天跟媽媽打視訊的時候,媽媽總是問他,什麼時候才能回家過年,每一次他都說,明年看一下有沒有機會。但一到春節前後,就是防控最嚴格的時候,海外回國更加困難,他害怕自己一回去,就讓老家也出現病例,“全家人就出名了”。就這樣一拖三年,第一年隻是有點可惜,第二年一過年就難受,第三年實在忍不住了。

在2021年,春運全國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8.7億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0.9%,火車購票App活躍度下降5成以上,這意味着,有上億人沒有回到家鄉過年。但在今年,那些想回家的人,再也沒有什麼能阻攔他們。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 圖 / 視覺中國

離家這三年

三年沒回家,最先想家的總是胃。

林嘉沫還記得去年春節那頓年夜飯:偌大的一張桌子,隻坐了四五個人,還是分餐制,人跟人的距離超過1米,大家各吃各的,偶爾才說幾句話。桌子上的飯菜沒有半點葷腥,全是素菜。看着眼前的水煮青菜豆腐,林嘉沫毫無食欲。

這是林嘉沫第三次在丈夫的老家台灣過年。丈夫家裡信奉佛教,吃素情有可原,因為疫情,大家分開吃,也是出于防範,但林嘉沫越吃越難過,越吃越沒有滋味,她難以抑制地想,如果是在她的老家江西宜春,這頓飯“應該是大魚大肉,辣的、重口味的,一桌可能十幾二十個菜”。

吃完飯,林嘉沫終于跟幾千公裡外的家人打上了視訊電話,家人把鏡頭對準餐桌,這邊是老家的臘肉,那邊是媽媽做的魚,爸爸說:“你趕快回來,我們家裡好多好吃的。”熱鬧的聲音、過年的氣氛,一下子包圍了她。視訊結束,林嘉沫打開手機看春晚直播,雖然沒怎麼看節目,但螢幕上閃爍的紅包圖示,隔一會兒就響起的笑聲和掌聲,已經是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年味兒。那一天,她在春晚零點倒計時的背景音裡睡着了。

在上海,林嘉沫操持着一家服裝淘寶店,業餘時間做自媒體穿搭部落客。租在上海的房子裡,放着她的各類衣服、包、首飾,她回不來,隻能拜托朋友把能寄的東西寄回江西,寄不了的扔掉,然後退租,“被迫經曆了一次大型的斷舍離”。

懷孕前三個月,林嘉沫孕吐反應嚴重,以前愛吃的東西不喜歡了,聞一下,胃就忍不住翻湧。身體裡的聲音告訴她,想吃家鄉的味道。宜春離湖南很近,飲食文化也相似,那裡的早餐店很早開門,大家走進去,嗦一碗熱騰騰的牛肉米粉。這樣的東西台灣是沒有的,大家早餐都吃漢堡、蛋餅、三明治。那段時間,林嘉沫感到煩躁、抑郁,沒辦法工作,常常跟夫妻吵架。實在想家的時候,她就去鼎泰豐買小籠包,帶回去吃。

三年很短,短到改變不了人的口味,但三年也很長,長到一個人可能經曆某些人生大事,畢業、結婚、生子,而最遺憾的,是這些時刻不能與家人分享。

陳曦在北京的一所學校讀研究所學生,2022年7月畢業,留在北京工作,而她的老家在黑龍江,從北京回黑龍江要隔離,從黑龍江回北京也要隔離,但她還要實習、寫論文、找工作,不能耽誤這麼長的時間。她的父親在多年前過世,她沒回家,媽媽隻能一個人過年。

在第三次去男友家過年之後,陳曦和男友商量了一下,在2022年結婚。那場婚禮可以用“兵荒馬亂”來形容。準備婚禮時,決定在男友的老家成都舉辦。前腳剛訂好酒店,後腳成都舉辦大運會,要征用酒店。因為各地出現的病例,旅行結婚、度蜜月也泡湯了,伴娘和伴郎都困在家裡出不來。

到了婚禮當天,隻有不到40位親友參加,大部分是丈夫那邊的親戚。陳曦這邊隻有媽媽、舅舅還有一位阿姨出席,九十多歲的外婆本來想過來,大家害怕她感染,沒讓她一起來。那天,阿姨用手機拍了好多視訊,給外婆直播結婚的場景。外婆發來一串語音,不斷喊着陳曦的小名“婷婷”。陳曦感到難過,她好想讓外婆見證她的幸福。

林嘉沫生小孩的那天,因為台灣的防控政策,隻允許一個人進産房,林嘉沫的婆婆害怕感染,一直沒有來,林嘉沫的父母也無法來台灣。在産房裡,兩個新手家長面面相觑。那天的感覺,除了疼,還有恐懼,丈夫比林嘉沫更恐懼。她是剖腹産,醫生在一旁說,“小孩的頭已經出來了,爸爸看一下”,林嘉沫用餘光看到,丈夫蹲在自己旁邊,頭埋在床單裡,根本不敢擡頭。林嘉沫又想笑又想哭,如果是媽媽在這裡,情況會不會好一點?

現實裡唯一的陪伴來自丈夫。有段時間,丈夫開車帶着她和孩子到喜歡的餐廳門口,把食物打包帶回車上,大人沉默着吃東西,小孩在後座的安全座椅裡睡覺。台北的雨季來臨後,幾乎每天下雨,潮濕又悶熱,丈夫會開車四五個小時,帶着她和小孩從台北到花蓮曬太陽。但那些時刻,她總是忍不住做出一個假設,如果是在有很多親人的宜春老家,如果是在朋友很多的上海,自己會在做什麼。

在林嘉沫最需要家人的時候,家人不能陪伴她,楊俊俊則是反過來。2021年,楊俊俊的舅舅得了癌症,媽媽跟舅舅的感情很好,最後幾個月是媽媽在照顧他。在老家的那棟老房子裡,媽媽住二樓,舅舅住三樓。楊俊俊每天跟媽媽視訊,看着媽媽從焦慮一點點變成絕望,直到舅舅去世。

楊俊俊一度想回家,但被家人勸了回去。後來跟媽媽視訊時,媽媽不斷說着自己的内疚,她覺得自己沒有及時發現舅舅的病情。舅舅過世之後,有大半年的時間,媽媽提不起精神,一直在生病。有一次,媽媽說,“不敢去三樓,每次去三樓都會想到他”。楊俊俊很心疼,“我媽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能在她身邊”。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 圖 / 視覺中國

回家的路,長大的路

睡在家裡,趙鑫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心。在南京生活時,床是柔軟的,枕頭也是最舒服的,可是他總會熬夜到淩晨一兩點再睡覺。躺在農村有些硬的床闆上,他九點鐘就可以睡着。關燈之後夜晚黑得像墨,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隻有偶爾能聽到遙遠的汽笛聲。

老家和新年,像是一個強制性的休息室,不管有多忙碌,事情有多緊迫,也一定要停下來,回到出發的地方,獨一無二的心安之處,重新休整。這段日子,趙鑫睡了這幾年來最好的覺,心裡的焦慮也緩解了,不再急着做事,心裡想,今天做不完就明天做,明天做不完就後天做。

最重要的是,他終于見到了爸爸。距離上一次在現實中見到爸爸差不多兩年了,視訊裡隻能看到臉,看不到全身,趙鑫猛然發現,爸爸好像變矮了,後背佝偻着,走路不像以前那麼麻利,得稍微把頭擡起來,以一種仰視的視角跟自己說話。

爸爸老了,智能手機用不習慣,一直在問趙鑫該怎麼用。農村老家的自來水冬天冰冷刺骨,到晚上7點就停了,爸爸也不知道怎麼解決。趙鑫買了一台機器,調試了兩天,家裡終于有了全天都可以供應的熱水。回家的這大半個月,他一直在忙前忙後,把家裡能修整的電器都調試好,趙鑫有時候感到恍惚,小時候,父親才是那個忙碌的人。

經過連續13天的隔離後,林嘉沫也終于回到了宜春老家。整個回家的過程,她累得筋疲力盡,不管是耐心還是體力都所剩無幾。與此同時,大面積的感染潮也來臨了。家人一個接一個喉嚨痛、嗓子啞、發燒,林嘉沫和夫妻、小孩在台灣已經陽過,成了家族裡少數還健康的人。接下來的半個月,搶退燒藥、照顧家人的同時照顧小孩成了她和夫妻的新任務。

林嘉沫仿佛成了一個“大家長”——先是照顧了感染的父母,然後去照顧外婆、外公還有跟他們住在一起的姨媽。

小時候,外婆是最疼她的人,外婆跟她有一個秘密基地,所有的零食、好吃的,外婆都放在老房子一個三角的電視櫃裡面。打開櫃子,那裡永遠會有最大的水蜜桃,最甜的草莓,外婆能買到的最貴的巧克力。沒結婚的時候,林嘉沫過年回家,先跑到外婆家,抱着外婆,跟她說,“我回來啦!”

這幾天,夫妻已經帶着孩子回了台灣,本來也想讓林嘉沫跟着回去。按照她以前的想法,過年好像沒有多重要,有幾年她還趁着春節,自己出國去玩。但因為這幾年發生的事,她跟夫妻說,自己先不回去,“天塌下來了,我也要陪外婆過完這個年”。

對這些三年沒有回家的人來說,回家的路,又是長大的路。疫情三年改變了很多事情,許多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人經曆了人生的重要時刻,突然從一個孩子變成成年人。在回家之後,他們意識到家庭就代表着無法分割,需要對别人的人生負責,到了新的階段,就要接過重擔。

在澳洲的幾年,楊俊俊覺得自己逐漸向一個中年人過渡,剛來時他28歲,今年32歲,疫情的第一年,他跟在澳洲讀書、畢業的女朋友結婚,第二年生了小孩。成為爸爸的同時,他也意識到了兒子的責任。他跟夫妻本來決定在澳洲定居,現在開始猶豫,父母以後要怎麼養老,是自己帶着夫妻孩子回國,還是讓父母也到澳洲生活?他還沒有想到太好的答案。陳曦也說:“疫情前我還是一個學生,還什麼都不懂,疫情之後我都結婚了,已經上班了,感覺突然就長大了。”

無論如何,他們都可以好好地過一個年了,一個比以往更自由,有了更多希望的新年。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 楊俊俊一家在澳洲。圖 / 受訪者提供

從岱山出發的前一天,鐘玲玲在抖音上刷到了20年前的春運視訊,還沒有建設得很好的路上,機車大軍帶着家人、年貨,日夜趕路,還有一個孕婦,也坐在機車上,跟夫妻一起回家過年。看完那個視訊,鐘玲玲失眠了,“讀書的時候覺得春運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結婚之後,春運跟我關系很大”。

第二天一早,全家出發,她和丈夫輪流開車,大家先是戴了兩層口罩,開了一段路,摘掉一個,又開出去一段路,另一個也摘掉。她打開車窗,感到海邊濕冷的海風離自己越來越遠,越到内陸,空氣越幹燥溫和,高速兩邊的植被迅速從眼前掠過去,遠處的風景從湖泊、平原變成山川。

家越來越近了,到高速上,鐘玲玲看到四川和重慶的車牌,就覺得好親切,“我都很想跟他打招呼,問他你是不是要回家”。離家越近,想回家的心情就越急切,到最後的那一個小時,鐘玲玲忍不住嫌丈夫開車慢,連續說了好幾遍:“開快點!”

家,就在前面了。

三年了,我終于可以回家過年了

▲ 林嘉沫回江西之後,吃到了老家的飯。圖 / 受訪者提供

(除楊俊俊外,文中其他人物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