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著名導演、編劇、制作人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的新作《記憶》入圍了今年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該片由蒂爾達·斯文頓主演，賈樟柯擔任聯合制片人。6月12日，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上，阿彼察邦和賈樟柯兩位導演隔空對談。去年疫情之時，賈樟柯在荷蘭電影雜志《filmkrant》上發表給全球影迷的公開信《步履不停》，阿彼察邦緊随其後在該雜志發表《“當下”的電影》一文積極回應，兩位導演可謂惺惺相惜。
“我們都身處一個快速變革的時代”
阿彼察邦被譽為新一代亞洲電影大師，“緩慢電影”的傑出代表，長片處女作《正午顯影》奠定了他在影壇的地位，代表作《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和《熱帶疾病》曾分别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榈獎和評審團獎。
阿彼察邦和賈樟柯都出生于1970年。身處泰國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年代，對于故鄉的記憶與思索，成為兩位同齡導演共同的創作源泉。
阿彼察邦稱自己和故鄉之間存在着一種“愛恨交織”的關系。愛，是因為他非常迷戀自己對家鄉的記憶，“我在那裡曾經獲得過自由自在的童年時光，它教給了我很多知識，也給了我很多做夢的機會”。阿彼察邦将故鄉孔敬稱為自己“發現電影”的地方。因為父母都是醫生，在沒“發現電影”之前，阿彼察邦就通過翻閱家裡醫學教科書上關于細胞、微生物等的照片，進入到一個遠離小城、遠離現實的精神世界。小城的電影院，也給他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
但也是故鄉，破壞了一個心懷熱情和理想的藝術工作者曾有過的美夢。阿彼察邦說，直到成年之後，他才意識到這個小城其實存在着各種苦難，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般美好。“當然了，故鄉一直以來都是我的靈感源泉，我也希望能夠看到在那裡長大的新一代的人成長的體驗和我有什麼不同。”
賈樟柯更是通過影片将自己的故鄉——山西汾陽介紹給廣大影迷。從第一部影片《小武》開始，賈樟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圍繞汾陽構思、并且在汾陽取景的。“因為中國國土面積很大，每個地域确實有它不同的性格特點。在處理同樣一件事情或者處理一段感情，在某種感情處境裡面，說話方法、思維方法，每個地域都不一樣的。我是山西汾陽人，我自己最了解的情感的處理和表達，肯定是來自汾陽人的。是以我願意把人物設定成山西人、汾陽人。”
賈樟柯特别提到，自己和阿彼察邦都身處一個快速變革的時代，在離開故鄉、走向更大的世界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故鄉，會獲得更為廣闊、寬容的視角。“小時候在封閉的小城市，你會對外面有很大的想象。但是當你成年以後，擁有很多旅行以後，你會發現其實中國很多中小城市都一樣，都差不多。我的故鄉既有情感中的獨特性，又有在生存處境、發展狀态等方面能夠代表中國大多數地區的普遍性。”
跨專業背景成為拍電影的助力
阿彼察邦與賈樟柯起初學習的都不是導演專業：雖然從小就熱愛電影、希望成為一名電影人，但阿彼察邦因為不願意離開故鄉，就近選擇了孔敬大學建築專業；賈樟柯在學了兩年多美術之後，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就讀。
但跨專業背景亦成為日後滋養兩人導演生涯的養料。阿彼察邦解釋說，建築和電影有很多共通之處，最為明顯的就是對空間的設計。“要讓人物在一個空間裡面走動，從一個空間走到另外一個空間。你要觀察他們走動過程中都會表達出或者引發出什麼樣的情緒。建築是空間，建築也是情感。”導演和建築師一樣，都無法單槍匹馬，都需要很多幫手。阿彼察邦從建築學中體會到的團隊合作精神，同樣适用于他的導演工作。
賈樟柯回憶說，兩年多的美術學習，深刻影響了自己的導演工作。首先是觀察方法的改變，因為畫素描要從觀察開始學起，要觀察光影的結構、形體、顔色、環境對物體的影響等等，其次，對美術史的學習，也有助于一個人思維方法的形成。縱觀美術史，除了“藝術”本身，它還承擔了很多功能，如宗教繪畫、肖像畫、日常繪畫等。當攝影機、錄影機依次出現，其他的表達内容被更新的科技所承擔之後，美術才呈現出了它的本體、本質。而這一點，同樣适用于對電影本質的思考。
兩位導演同樣對當代藝術的興趣。早在2017年，賈樟柯就在汾陽賈家莊創立“賈樟柯藝術中心”；去年，賈樟柯舉辦了首次個人藝術展。賈樟柯笑言，對當代藝術的愛好，是因為電影表達周期特别長，但日常生活中總有很多想要表達的地方。“我覺得是對于拍攝很好的補充。一部電影從寫劇本、找演員、找錢、到拍完，兩年過去了。但現實又那麼豐富，變化多端，你總有一些即興的東西想表達，那就找到了當代藝術這個途徑。”之前賈樟柯積累比較多的是攝影作品，最近幾年他開始嘗試裝置藝術創作，最新的一個裝置藝術作品正在阿姆斯特丹展覽。
阿彼察邦表示，與電影相比，做當代藝術作品給了自己更多的自由空間。“對我來說，拍電影更多是個人的表達；而如果要創作當代藝術品的話，這是滿足我的社會化需求。我希望能夠通過我自己的當代藝術創作，讓它作為一種載體，尋找真相，尋找不同的視角，以便對我的國家有更好、更深刻的了解。”
年輕人要從觀察自己的身體開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邊世界的關系
阿彼察邦早在2007年就曾來過上海國際電影節，在拍攝《幻夢墓園》期間，就曾得到過賈樟柯的大力支援，最新電影《記憶》，賈樟柯更是擔任了聯合制片人。
對于這次合作，阿彼察邦坦承自己剛開始很緊張，怕在賈樟柯面前“丢臉”，但整個合作過程非常愉快。“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為賈導完全記住自己是制片人的身份，他就像所有優秀的制片人一樣，絕對給導演自由，尊重導演，不幹預我，是以我們拍得非常愉快。”
兩位導演在扶持年輕電影人方面也是不遺餘力。在泰國，阿彼察邦創立曼谷實驗影展，成立了kick the machine公司，給更多年輕電影人創造機會。在阿彼察邦看來，年輕電影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能夠享受生活、享受當下；要從觀察自己的身體開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邊世界的關系。“因為身體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你隻有了解了自己的身體之後，才能夠對它進行探索，然後把這個探索表達成電影，其實了解自己就很困難。”
在被問及對年輕電影人的建議時，阿彼察邦強調說，建議大家别把電影捧得太高，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認同和電影等同起來，萬一不能成功，個人的大廈就會轟然倒塌，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失敗者。“很多年輕的電影人們，看了很多電影，然後就開始舉棋不定，看了這個電影覺得我也要這種風格的，看了那個電影覺得我不如拍那個風格。這是很困難的選擇，是以我建議大家要多看、多聽、多做做冥想，這些會有幫助。”
今年4月，由賈樟柯任院長的山西電影學院成立，賈樟柯介紹說，學院的教學模式還在籌劃當中，但自己作為一個在電影學院讀了四年的過來人，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現實教學中實作。“比如說我們會在基礎課中設定紀錄片課，以紀錄片讓大家了解什麼是電影；比如攝影專業，我們決定恢複膠片教學，學生擁抱數位技術的同時，同時要掌握傳統的膠片技術。”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
編輯/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