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日本南北統一，高麗國改換門庭，取名為北韓，縱觀整個東亞，都處于變革的大潮。日本與北韓為了壯大自己，開始與明朝建立外交，其中最為重要的外交方式就是利用《大藏經》，具體的表現就是在各地重修寺廟，大力普及佛教文化。
與此同時，明朝恢複了對東亞諸國的冊封，中國與日本和北韓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不少學者認為明朝初期，日本與北韓為了仰仗明朝的威名，用的是一種大藏經外交，旨在用一種佛教文化展開一種新的對外關系的布局，這種大藏經外交對明朝的國際秩序的初步建立，有一定的前瞻意義。
14世紀末15世紀初，東亞各國都處于政權的新老交替期，朱元璋剛剛建立明朝，而日本在長期的分裂後，于1392年統一，而北韓半島，北韓李氏家族推翻了統治幾個世紀的高麗王朝，随後開始與明朝建交，為了讓諸國臣服，明朝對外建立了帶有朝貢形式的冊封制。
此時，倭寇問題成為明朝建國初期的最主要沖突，為了解決倭寇問題，明朝從上到下，花費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直到明朝中後期，倭寇問題才被名将戚繼光徹底解決。
公元1400前後，朱元璋派遣使臣抵達日本，與日本國建立外交關系。建文帝四年，明朝又派天甯寺和天竺寺的住持到日本宣講佛法。至此，中日兩國在斷交幾百年後，重新恢複邦交，日本再次向中國朝貢。
在中日的外交活動中，寺院的僧侶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是以這段曆史外交，被稱為僧侶外交，也叫大藏經外交。那麼，明朝為何要用僧侶或佛教作為外交手段呢？分析起來，有以下原因：
首先，日本對中國一直有戒備之心，最初幾次的派遣使臣，都被他們羁押或殺害，為了去除日本國的抵觸情緒，朱元璋改變了外交政策，變得更加柔性和具有文化特性。
第二，恢複邦交前，日本也曾派使臣來中國，這個使臣的身份是僧侶，封明朝為正統。中國自古就有禮尚往來之禮俗，是以，朱元璋就以同樣的方式回報日本，并對來中國的日本使臣進行了冊封。
第三，日本國與中國建交後，他們國内的天皇信奉佛教，對僧侶非常敬重。
據悉，當時掌握政權的圓融天皇，其本人就是寺廟的座主，被日本群眾稱為“承胤法親王”。為了緩和與中國的關系，他們就用僧侶為使節。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日本的佛教文化已經很濃厚。
朱元璋用人靈活，在外交事務上肯定也不會死闆。幾次試探下來，他覺得用僧侶派遣的方式是最适合的，有利于日本高層歸順自己，而日本天皇熱衷佛禅文化，這就從客觀上讓中日邦交能更進一步。
相比中日邦交，北韓與日本的外交更加多元，北韓李氏家族當政後，同樣也受到了倭寇的騷擾，為了鎮壓倭寇，北韓當政者被弄得國庫空虛。
後來，日本幕府将軍平息國内戰亂，與北韓建立外交關系。此過程，日本朝廷同樣用的是僧侶外交，他們以寺廟為依托，派遣僧侶到北韓，而北韓對于這種邦交，樂見其成，非常歡迎。至此，中日朝三國，開啟了一段長達百年的大藏經外交。
1394年，日本節度使派遣使臣到北韓，并送還了倭寇搶走的六百多名百姓，後來，又派遣僧侶入朝，請求大藏經。為表示感謝，北韓外交大臣崔龍蘇贈送日本節度使兩部大藏經原本，并請求節度使協力抓捕倭寇。
一百年的時間裡，日本國多次求取大藏經，而北韓多次贈送大藏經，在一求一送的外交往來中，日本與北韓建立了長期穩定的邦交關系。對兩國的佛教文化和經濟往來，奠定了政治基礎。
《大藏經》又叫《一切經》，此經彙聚了佛教的衆多經典，是衆多經書的總稱，内容包括經、律、論三部分，在所有的佛教經書中，《大藏經》的地位舉足輕重。日本為何要求取這本經書呢？總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種因素：
第一，日本政權剛建立，不是很穩固，地方政府的寺廟對大藏經有強烈的需求願望，如果此時擁有大藏經，可以穩固人心，穩定政權，便于統治。
除了政府，日本國内的皇室和貴族也希望得到這部經書，他們不僅求取經書，有的還為寺廟求取佛鐘和印章。據史書記載，日本使者為了獲得佛鐘，曾出現拔劍傷人的事件，雖然影響很不好，但卻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社會對經書和佛鐘的需求有多強烈。
相比佛鐘，印章好比官印，是國與國通關的憑證，一旦獲得，就可以順利通關。除了這些，印章還是臣服國的象征。明朝時，中國是東亞最大的國家，朝貢者衆多。據史書記載，永樂元年，明成祖就冊封過日本幕府将軍為王，授予印章。
日本建國初期，想極大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印章和大藏經，都是他們壯大自己的手段。
第二，日本向北韓求取大藏經，有利于恢複明朝與日本國的關系，是以明朝此時已經和北韓建立外交，日本希望通過北韓這個第三方，從中斡旋，以便将來與明朝重新通商，開放貿易。
公元1460年，北韓國王答應了日本使臣代表足利義正的請求，贈送日本國一部大藏經，随後又附贈其他佛教經典。公元1482年，足利義正又為大和興福寺求取經書一部，随後被德川家族安放于增上寺。
公元1489年，日本又派使臣向北韓求取大藏經，此次求經，北韓國王并非完全答應他們的請求，因為北韓遺留下的大藏經已經所剩無幾。據史書記載，從幕府時代到德川時代，日本共計向北韓求取大藏經25次，除2次沒有達成所願外，其他都獲得了經書。
第三，日本在北韓之前，曾經向中國曆朝求取過經書。
據記載，唐代時，日本僧人元珍就從唐朝帶回經書1000卷，而出使日本的唐朝商船也帶回了一些經書的殘缺本。後來，日本僧侶玄昉又從唐朝帶回去5000卷佛教經典，其中不少為開元年間的大藏經。
至北宋、南宋，大量日本僧人進入中國，他們學習中國文化，把從中國帶回的佛教經典書籍存放于京都、奈良等地的寺院中，供當地的僧人閱讀檢視。
至元代，雖然中日關系趨于緊張，但日本鐮倉淨妙寺的僧人赴元後，仍求得大藏經數部，随後存放于淨妙寺中。公元1341年，日本天龍寺的商船途經元朝港口，又派人求得經書多部。
從以上可以看出，明朝之前，中國與日本就有經書方面的禮儀往來。但可惜的是，永樂時期，明朝與日本發生沖突，日本國的古幢長老派兵追殺明朝使節，至此明朝與日本徹底斷交。為了緩和與明朝的關系，他們隻能從北韓入手，讓北韓當成中日之間的溝通紐帶。
第四，北韓的高麗時期，朝廷藏經閣有大量的大藏經，這些經書是中國在宋朝時以冊封的名義贈送給周邊國家的，以彰顯天朝大國的威嚴。
經書作為邦交的象征，可以幫助東亞國家樹立宗教威信，讓國内的群眾更團結。宋代時，印刷術發展迅速，書籍得以廣為流傳。據統計，僅公元1027至1085年間，高麗王朝就從宋代朝廷那裡求取或購買大藏經、華嚴經等多部。
由于大藏經不會涉及朝廷機密，同時還能揚大陸威，是以大量佛教經書被運往高麗國，也就是後來的北韓。
當時的高麗不僅運回大量經書，還從宋朝那裡學習了雕版印刷技術，他們的僧人以《開寶藏》為原本，用近80年的時間，影印了大量的佛教經書，由于在高麗是首次印刷，是以被稱為《高麗藏》。
遺憾的是，部分《高麗藏》由于蒙古大軍的入侵而丢失或燒毀，後來高麗遷都江華島，又印制了8萬冊大藏經。
至明代，高麗被北韓取代，北韓的官方把原來的經書儲存、保護下來，據粗略統計，明時期的北韓擁有經書多達數十萬冊。但遺憾的是，北韓的國王對佛教興趣不大，後來的幾位國王甚至把佛教當做異端邪說，是以一些經書被無謂地損壞。
以上幾個原因，促成了日本與北韓的大藏經外交。
除了這些，北韓國王想要改變與日本的關系，也是不能忽視的一點。借助經書，北韓可以與日本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互通商貿往來。有學者認為日本與北韓建交後，至少有六千多卷的大藏經，從北韓流向日本，這些經書為日本宣揚佛教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總之，日本和北韓當時都想通過大藏經外交，對内整合國内的勢力，對外恢複中央集權，脫離明朝的朝貢。無論是日本還是北韓，都想通過外交方式壯大自己，以期在對外貿易和國際地位上有所利益獲得。
從長遠看，日本通過僧侶外交，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凝聚了國内的人心，實作了中央集權以及與明朝的外交斡旋，借助北韓的大藏經外交，改變了與明朝的不對等地位，對于民族的自信心和本國的佛教文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