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北京的祿米倉胡同五号，隐藏着一處小衆而神秘的打卡點。
這裡有北京唯一明代木制轉輪藏和源于唐宋的宮廷古譜。
其每日演奏，宮音渺渺。
隻見正門牌匾上寫着“敕賜智化寺”五個字。
事實上，這裡不是某朝某代的皇家寺廟。
而是正統年間司禮監掌印太監，東廠提督王振的家廟。
王振何許人也？
智化寺文物 北京唯一明代木制轉輪藏
此人算是明代太監專權的開山鼻祖。
從他開始，專門服務皇帝的司禮監變成了與内閣平起平坐的機構。
言外之意，今日的禦前小厮，有可能就是明日提點首輔的貴人。
那麼，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這權力頂峰？
落第秀才通經史，中舉自閹入東宮
朱元璋曾于内廷顯眼處，立了一塊“内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
但事與願違。
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大明王朝最終恰恰就是敗在了宦官手裡。
也許是欲速則不達。
明代的内宦權珰反噬強烈。
其地位非但不減反而節節攀升。
内閣設立之後，更是衍生出内閣首輔作為“外相”，司禮監掌印太監作為“内相”的權力體系。
這代表着，明太祖理想中的隻負責灑掃庭除的内廷宦官能夠與殿閣大學士們平起平坐。
如果司禮監掌印再加上提督東廠的職銜，說是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似乎也并不為過。
《明史卷七十四》載：“凡内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
“外廷元輔”就是内閣首輔，事實上的宰相。
總憲就是都察院的長官，專職糾劾百司。
太監做到司禮監掌印加東廠廠公，可謂觸摸到帝國最高的決策權與監察權。
這種操盤的掌舵感與拿捏他人命運的俯視感，是遠非走正常仕途、勤勉一生換來的榮顯可比的。
是以，有些人削尖了腦袋也想要跻身于這個貴人的樞機之地。
他們夢想着從一名操持主子飲食起居的侍者開始。
一路蹉跎進入司禮監，當上票拟批紅的秉筆太監。
直至坐上掌印太監的頭把交椅。
這其中也包括一些風華正茂，本可走出一條截然不同人生路的青年才俊們。
王振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時的王振出生在距京師不遠的禹州(今天的河北蔚縣)。
他也和那時的莘莘學子一樣，曾為功名埋頭苦讀。
還因屢試不中，一度做起教書先生。
後來經過不懈努力，王振才終于考中了舉人。
此時有兩條路擺在他面前。
一是繼續發奮應試，考取貢士、進士，直至金榜題名，封官入仕。
二是以舉人身份做個低級官吏，最高也不過八、九品。
再往上發展的管道就極其有限了。
但也不乏例外，後來的海瑞就是以舉人身份做了正九品的縣教谕。
按正常軌迹發展他應當在南平縣的這個位置上做到退休。
可誰想到，他一路開挂最終做到正二品的右都禦史。
在舉人堆裡已屬鳳毛麟角。
上述兩條路是給普通人選擇的。
可王振不是普通人。
他選擇了第三條路：揮刀自閹淨身入宮，賭上子孫後代一博通天富貴。
這是一條沒有退路的險道，但王振頗得其要。
入宮後，他先是受到”促織天子”宣宗朱瞻基的賞識。
而後其被派遣到方值沖齡的太子身邊。
自此，他”侍英宗東宮，為局郎”，成了下一代天子明英宗朱祁鎮兒時最親愛的“王伴伴“。
燕雀随鸾登高閣，大明内相馭外相
毫無疑問，王振的豪賭，獲得了返利驚人的豐厚回報。
朱祁鎮九歲即皇帝位，同年升王振為司禮監掌印太監。
和同齡的成功士子相比，别人最好的政治起點，也不過是中進士後授予的翰林院編修、庶吉士。
這些最多算是”儲相”。
而他的起點已經是與内閣首輔平起平坐的大明”内相”了。
《明史》記載了王振掌印司禮監之後的場面。
“振狡黠得帝歡… 導帝用重典禦下, 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獄者不絕, 而振得因以市權。”
從此時起，執掌朱批玉印的王振開始把自己與英宗的親密關系，當作撬動朝局的杠杆。
他深知，大臣們越怕皇帝，自己對内廷的掌控排程就會越得心應手。
不過，英宗登基之初的王振，還不敢太張揚。
他凡事還需小心翼翼的通過在皇帝那裡做小動作，來達成目的。
畢竟那個時候，朱祁鎮的奶奶太皇太後張氏還在世。
她在事實上攝政馭國，“委政内閣”。
其給予了當時的三位累朝元老楊土奇、楊榮、楊溥充分信任。
皇祖母老成持重，内閣履行其職，保證了皇位順利交接和相當長一段時間正統朝的政通人和。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正統七年張氏崩逝，“三楊”也已相繼凋零。
楊榮離世。
楊士奇因兒子犯下人命官司，被王振等人狠狠利用隻得告老還鄉。
而楊溥則年邁體弱，幾乎處于半退休的狀态。
至于遞補入閣的兩位新閣僚，馬愉和曹鼐。
他們一人是東漢名将馬援之後，一人是北宋名将曹彬之後。
雖然族譜輝煌，祖宗剛硬。
但這二人與“三楊”的資望相比，還是遜色許多。
就此，“内相”根深葉茂，“外相”誠惶誠恐如履薄冰。
權力中樞的制衡天平已經開始傾斜。
天時地利人和已經盡歸王振。
此時的他如願登頂人生之巅，豪賭功成，春風熏面。
不僅如此，其仿佛一個剛剛焚香沐浴的貴人。
過去能忍的“臭味”再也聞不下去，過去眼裡能揉的“沙子”一顆也無法容納。
禦史見之不跪，就被發配鐵嶺戍邊；
他視察國子學時被接待不周，祭酒（校長）就被找茬枷在國子監門前三天三夜；
明朝名臣于謙寫詩譏諷他，也被緝捕下獄定成死罪。
而後，王振還在皇城東面修築了豪華的宅邸，并仿唐宋“伽藍七堂”規制建立了自己的家廟。
也就是後來的智化寺。
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王掌印的附庸者也很快從郎中坐上了侍郎。
他的兩個侄子進入錦衣衛成為指揮同知與佥事。
胸無點墨的養子王山、王林也都坐上了都督指揮。
除了縱享榮華富貴，王振也有名垂青史的志向。
隻不過，他雖野心有餘，卻才德不配。
正統六年，其曾聯合一衆大臣極力主張合兵十五萬征伐不安分的南方邊陲土司麓川。
王振以為麓川雖小，但犯強明者雖遠必誅，不能讓人看扁天朝。
可當時著名的谏官劉球卻認為“邊患在北，不在南”。
若不顧北方瓦剌、鞑靼虎視眈眈，松馳削弱北部邊防，為了面子耗費兵力于南方蕞爾小國，恐會得不償失。
對此，劉球苦口婆心地勸解皇帝：
“至如北虜, 猶古玁狁、匈奴，世為邊患… 戎馬尚衆，未可保其終不寇邊… 乃欲移甘肅守将以事南征，恐沿邊将士意謂朝廷必以此虜為不足慮，遂生怠心，弛其邊防卒然有警, 恐緻失措。”
劉球一心為了大明，字字珠玑。
可在王振眼中，卻成了赤裸裸的挑釁。
正統八年，劉球再次上書時，如日中天的王振無需再忍。
他直接将其逮系诏獄，并令自己的親信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把劉球活活肢解于獄中。
南明末年，曆任左都禦史、兵部尚書的陳子龍，曾痛惜地評價劉球的進谏：“上此疏，王振不從。其後北邊空虛，釀土木之變者，亦半系于此。”
正統十三年，“以一隅而騷動天下”的麓川戰役，最終以“大捷”上報。
明英宗沉浸在勝利的純釀之中。
但他并不知道，宮樂徐起之時，勞全國之力數年卻未徹底剿滅的滇西麓川殘部，又開始集結騷動了。
但他已無暇南顧。
因為在北線，蒙元後裔瓦剌部的首領也因貢馬互市被王振壓裁馬價，在醞釀伐明了。
中官掌舵統千軍，兵潰瓦剌君臣别
正統十四年，瓦剌三萬雄兵叩境，勢如破竹，大同幾近陷落。
在王振的建議之下，英宗意氣風發。
他不顧群臣反對，率二十萬明軍精銳，禦駕親征，縱身跨出居庸關一路西進。
狡猾的瓦剌軍以騎兵優勢發揮需要馳騁之地，屢屢後撤引明軍深入草原。
随軍有識之士不斷建言收兵回撤，均被王振彈壓。
可見，中官王公公于軍中俨然已位如統帥，有如當年北宋的童貫。
尚書邝婪、王佐忤逆他，被“罰跪草中”；
成國公朱勇等勳貴名将言事奏報也要“鹹膝行進”。
視野長期聚焦于南征的明廷，對北境兵事的情報收集精準度已大幅降低。
至直敵軍大網布好，明軍前鋒受到重挫之時，英宗與王振才知道怕了。
但危難之際，最忌慌亂，應該沉着堅忍，紮緊營盤固守不亂。
可已經膽悸受驚的英宗、王振主仆卻陣腳大亂，毫無章法地瞎指揮。
他們直接從全面進擊改為完全撤退，不考慮中間方案。
随後，二人還決定取道紫荊關回京，順帶途經王振老家蔚州，好讓英宗臨幸其故居。
複又擔心大軍“蹂鄉稼”，讓大軍改道宣府鎮，由居庸關入關。
這樣一通折騰，“軍士纡回奔走”，終于像無頭蒼蠅一樣撞入了故事的終點土木堡。
進而揭開了被後人嗟歎幾百年的尴尬結局。
《明史列傳卷》記載：
“瓦剌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為亂兵所殺。”
俨有靖康之事重演之态，英宗被俘。
在這期間，奉命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頂着國仇家恨，第一時間對王振一黨進行了清算。
其兩個義子于鬧市處決。
肢解劉球的馬順也創下了明朝曆史一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記錄。
他成為唯一一位在朝堂上被大臣們活活打死的錦衣衛指揮使。
最終，隻有王振的家廟智化寺因為是敕建而未被拆毀。
雖然于謙聯合孫太後擇立新君之時，已經有意放棄英宗兩歲的太子，而另立郕王。
但舍先帝封的儲君，另立他人，終究是不合祖制，名不正言不順。
可郕王朱祁钰清除王振一黨的做法赢盡了天下人心，也為他在非常時期監國登基奠定了基礎。
在朱祁钰做景泰帝的八年時間裡，王振的形象一直以土木之變的罪魁與禍亂朝綱的小人而存在。
直至後來的風雲突變，英宗叩門還朝。
他隐忍幾年後，成功奪門複辟，才又給他的“王伴伴”平反，并在智化寺給他樹碑立傳，塑像祭祀。
這座明朝古寺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張名片。
結語
即便英宗兵潰被俘之時，都沒有埋怨過他兒時的伴侶王振。
可見王振确得羁縻人心之要，或起碼說明這一主一仆之間尚有情份存在。
而王振以一中官身份位極人臣，左右朝局與國運，也成為後世明廷權宦效法的标杆。
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身上都有王振的影子。
就連張居正治下富庶的萬曆時期，也有一半功勞要歸于元輔張先生能夠找到與當時的司禮監掌印、皇帝大伴馮保的和諧相處之道。
明英宗說，王振就算沒有功勞總也有苦勞，即便難分良莠，但永遠不能忽視他的影響。
參考文獻
《明史》
《谏伐麓川書》
《皇明經世文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