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人物史記
編輯/小人物史記
前言
縱觀曆史，日本的皇族和天皇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是随着時代的發展而發生的，尤其是在幕末到明治維新的時代。
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發生的王政複辟政變，至1877年（明治十年）西南之戰後，維新政權的确立，标志着日本由藩屬制向中央集權的轉變。
日本的政治模式、身份體系、經濟體系，在短短十年内都經曆了根本的變化。在此過程中，日本帝國的政治地位、政治參與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關天皇和近現代的天皇制度，學術界已有大量的文獻彙編和研究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學術界曾有渡邊幾治郎等人對天皇和他的輔佐的記載與研究，盡管渡邊堅持官學、尊皇的立場，但他的作品中的某些資料仍可以被批判地加以運用，如井上清、松蒲玲等人對近代天皇制的檢討與批判，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
而最近兩年，随着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天皇家族、天皇制等問題又重新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熱議。本文認為，以天皇為中心的公權力更疊為視角，對明治前期的皇室改革進行了研究，但卻鮮見成果，這也許是由于日本學者對天皇的某些忌諱。
武寅、李卓、楊棟梁等國内學者都曾出版過關于天皇制的研究，他們以中國學者的視角來梳理日本曆代帝王制的曆史沿革，探讨其性質、繼承制度的變遷、皇權與重要的政治變化。
本論文以此為依據，試圖對王政複古政變到明治前期的各種具體的改革措施進行探究，旨在揭示由天皇上司的朝廷與公共政治力量在此期間的政治活動，并對其周圍的政治力量進行更替，并以此來剖析其政治地位的變動與演變背景，進而窺見“王政複古”的真實與虛幻。
一、天皇政治中心的建立
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倒幕派大臣聯合薩、長等五藩，發起王政複辟政變，并頒布“複古大号令”，廢除攝政、關白、幕府等，設立臨時議政、議政、參政三職。
并提出“恢複神武之初，不分貴族、武士、堂上、地下之分，以民為本”，這一公告宣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模式開始瓦解，武家的政權被天皇朝廷收回，新的“三職制”代替了原來的朝堂體制。
但若仔細閱讀這則告示，再結合當時的情勢和舊式政變的意圖，便會發覺其内容含糊不清。從字面上來說，王政複古是想要還原武家崛起前的古代帝制，公告中說要回歸神武開國之初的政治格局，但神武帝國的建國之初，卻沒有任何清晰的曆史記錄，是以改革的餘地很大。
從官制的觀點來看，“三職制”更像是一種簡陋的人事任用，比如聽取民意，打破等級制度，更多地展現了倒幕者的強烈意願，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口号，但仍然有一個清晰的主題，那就是回答“王政”，維新政府成立之初，在體制和對外的政治宣傳上，都着重強調了皇帝的統治。
慶應四年一月十五日（一八六八年二月八日），“王政複古”通知法、英、美六國的使節，在法國使節的信函中寫道：“以前的條約，雖然是以君主的名義，但從現在起，改為皇帝，由各國負責，由皇帝來處理”，這封信的内容大同小異，就是宣布外交權力已經歸于天皇。
緊接着，睦仁天皇于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在紫宸殿宣讀了“五條誓文”，并多次在官方檔案中強調“萬機親裁”，這是對天皇的一種明确的宣示，也就是在對外宣稱，新政權是以天皇為中心的。
在幕末維新期間，天皇成為各方争相争奪的目标。倒幕派把天皇稱為“玉”，把它當作倒幕派的正當性和拉攏民心的旗号，維新政權是以政變的方式成立的，在政治動蕩的時候，天皇就是新政權的正統和權威的源泉。
但是，就目前所見的幕末至廢藩置縣前後的曆史資料來看，能夠反映出天皇主體性的政治活動的資料寥寥無幾，而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都是支援反幕制改革的實力者。
雖然在此過程中沒有表現出個人的能動性，但是在“複古”的口号下，天皇和皇室成為了整個國家和新的政治體系的中心，而由天皇所代表的權利主導作用也得到了加強。
天皇通過宣揚政歸朝廷，天皇專政，并以诏書的形式頒布政令，天皇成為政治改革的中心，而随着制度的重組，天皇身邊的傳統公卿勢力也逐漸被倒幕勢力所替代。
二、遷都于大興安邑
江戶時代的天皇很少參與軍事活動，而且很少到京都之外，維新後，日本政府就開始着手進行改革。
“在戊戌之戰中，讨幕派開始了對朝堂的改革。大久保利通的第一個提議，就是大久保的‘大坂遷都’，大久保國的建國策書中一再強調，不能再出現‘建武複興’的錯誤，要借着遷都的機會，讓主上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而大久保的目的，就是要将天皇從京都帶走。”
大久保利通在上書中指出，皇帝是不能讓任何人進入皇宮的，這違背了他作為人民之父的責任，大久保認為，遷都是“一次新的機會，一條簡單而友善的道路，根除許多弊端”，但中山忠能等大臣的強烈反對，最終還是沒能把首都遷到大坂。
盡管遷都失敗了，但是石倉仍然認為大久保的建議是一個偉大的理論，于是他提出了對大坂的通路。
慶應四年三月到四月（一八六八年四月到六月）的大坂之行，就是睦仁天皇出使京都之外的地方的開始，也是他宣布自己的皇帝陛下的另一項重要措施，在大坂行幸回到京都之後，維新政府将天皇的讀書、理政的地方移到了京都的二條城，天皇下令将萬機親裁的旨意傳給了大臣。
慶應四年四月（1868年六月），大坂行幸後，東征總督江藤新平向岩倉提議，以安撫群眾，并請求天皇早日前往江戶。
同年六月（一八六八年八月），大木喬任和木戶孝允在江戶正式提出了天皇的要求。這個提議受到了大多數大臣的強烈反對，之後，他們在東幸的出發時間、行程安排、天皇的人身安全、健康狀況等問題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争論，就連中山忠能和大原重德這樣的支援倒幕派的官員，也都表示了強烈的抗議。
大久保感慨道：“這一次，京師裡的腐儒、蠢貨們，都在議論這件事情，甚至有人想要阻止這件事情。”大原重德策馬前往大津，請求天皇傳回京都。雖然經曆了許多曲折，但是在大久保、岩倉、木戶等人的努力下，日本天皇終于成功了。
天皇東幸還把天皇從老大臣們的包圍圈中解救出來。明治元年，16歲的睦仁天皇在東京的時候，受到的教育方式與京都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此外，由于東京有一個港灣，天皇可以觀看海軍的開炮和試駕。
此外，日本天皇還會見了英、法、荷蘭等國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并在東京舉行了會談。在京都，這是很難做到的，甚至連倒幕派的大臣們也對此表示了強烈的抗議。
“古往今來，除了京外之人，還會去打獵、上朝拜見。明治初期，諸省行禮，使臣民安居樂業。”行幸諸省廳，以強化新政府的内部身份。
這座府邸，也是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勞。在行幸的安排上，新政府謹慎地保持了與薩達姆等藩内要員的待遇，例如對大久保、木戶府等。
通過這種盛大的慶祝活動，神秘的皇宮裡的皇帝可以走遍日本的每一個角落，深入到群眾之中，形成了一個象征着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的皇帝的形象。
此外，遷都和慶幸還使天皇與政界人士有聯系。在以往的行幸中，岩倉、大久保、西鄉、木戶等都是輪番護送，一路上與天皇進行了大量的直接溝通。
由于篇幅有限，這裡僅以最早期的大坂行幸時為例。
大久保首次向天皇提出建議，是在他通路大坂的時候。當時，他沒有和天皇一起去，但是在慶應四年四月九日（一八六八年五月一日），他前往大坂，向天皇進貢，向京都和關東的情況作了報告。
“這是我第一次登門拜訪，我很榮幸，也很感謝你。天皇陛下，隻有官方和藩王才能登門拜訪的傳統政治空間，才會崩塌。”在大坂行中，大久保、木戶孝允和後藤象二郎都受到了天皇的質詢，向天皇進言。分析局勢，福羽美靜在臨行前，就《古事記》和漢人的故事進行了讨論。
4月17日，長藩木戶孝允和土佐藩後藤象二郎被召入東本願寺，作為天皇的臨時居所，接受天皇的咨詢。“後藤向嘉永癸醜派遣美艦，就中安政戊午年牢獄以來的天下局勢，萬延、元治、甲子禁門之變、長藩舉兵、勤王、王政複辟，對國際局勢進行了分析，後藤也上奏了他熟悉的國事，并對國外局勢進行了分析。”
這些措施突破了久已形成的階級認同體制，加強了天皇與倒幕維新勢力之間的依賴性，同時也擴大了天皇的視野，加深了他對時局的認識。
三、禮樂制度的改進
近代日本意識形态上的極端天皇崇拜的形成，可以說是從改革初期的天皇宣傳開始的，而倒幕派的改革則急需解決其行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問題。
盡管年輕的睦仁天皇支援倒幕派，但對他們的指責卻是“以大欺小”。
“天皇的最高權力被公開了，但這顯然不符合一個十五歲的年輕人的形象，皇帝的權力并不能展現在一個人的上司能力上，那麼，他就隻能從傳統的神化力量中尋找它的基礎，是以，天皇的神權就必須從天照大神那裡得到神聖的傳承和祭祀，才能凸顯出天皇神權的威嚴，而維新政府的首腦們，之是以會把那些在幕府後期隻能算是邊緣化的學者和神道家，推進明治初期的宗教政策，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天皇的絕對權威，而這恰恰是他們所需要的。”
明治初期，平田（笃音）的傳人，以及來自津和野藩的大國隆正的弟子，在神道及教育領域培養了巨大的勢力。前面所說的《古事記》中，曾向天皇講述過的福羽美景，來自津和野藩，是大田隆正的徒弟。
福羽在1877年設立了侍補制度，之後擔任了内閣侍補，成為了明治一十年代天皇專政的重要成員。津和野藩是長州藩的近鄰，從一開始就是王政的複興派。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神道部的重要職務，大部分都是由該藩的人擔任。
江戶幕府時代，天皇的權力主要展現在祭祀、叙位、賜姓等，改元、頒曆也是天皇的一項重要權利，新政權建立後，日本開始推行“祭政一緻”，強調天皇的祭祀與統治權的統一，
而“祭政一緻”的國家理念則以祭祀天照大神、皇祖皇宗（皇祖皇宗）為核心，同時也将民間祭祀也包括在内，新政府認為，恢複與擴充神道祭祀制度，是增強天皇威嚴與号召力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一種整合。
維新時期，通過大規模的改組祭祀制度，一方面宣傳“萬世一族”的“皇權”，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維持國家的穩定，推動社會秩序的恢複。按照當時的情報，這一切都是由岩倉上司的，而真正的推動者和執行者，也不再是以前的大人物和大祭司，而是被倒幕派的津河野等人取代。
四、結語
結合上述文章，筆者分析王政複辟的政變實質上是一次軍事政變，除了依靠薩、長等藩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倒幕黨是最重要的籌碼。
而且，在“複古宣言”頒布之後，佐派的力量還沒有崩潰，許多中立藩都在觀望。在那樣的情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武家的統治，拉攏其他派系加入倒幕派，這對維新政權的存亡至關重要。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打着王政的名頭，将武家的統治公之于衆，既然武家無能，那麼，天皇就必須剝奪他們的權力，如此一來，這場政變就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而那些以武力對抗天皇的幕府，也可以說是“朝敵”。
同時，改革也是一次劇烈的變革，新政府成立之初，各種制度并不完善，對全國的控制能力較差，由于對幕府時代的權力分散造成的國力不足，加上“舉國一緻”的社會共識，新政府開始探索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但由于政治動蕩，新制度、政策的執行必須具有一定的效力和權威，而政權的更疊也必須要經過國内各個層面的認同。
是以，新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維護國家的穩定，實作國家的統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天皇還成為了新政府的權威與團結。此外，改革的起因是倒幕派的公卿與薩、長等強藩屬的結盟，而恢複皇族一直是倒幕派的政治目的。
維新時期，這些官員擁有很大的權力，在體制上也有很大的話語權，加強皇權是他們制定制度的主要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在石倉等重臣的大力支援下，從王政複辟到明治初期，日本政府通過各種措施，形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影響。
這些措施有：朝堂上的訓示，建立以天皇治國為中心的官制；東京遷都，舉行盛大的天皇慶賀；提倡“祭政一緻”，完善皇宮内的祭祀制度與裝置，突出天皇的親祭與至高的主祭地位；對宮廷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具有現代色彩的天皇教育。
雖然在執行過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但是在岩倉具視等人的強力政治影響下，他們在“政出一途”的社會共識下，得以推行。
參考文獻：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的聖德重臣》
德永弘倫:《近現代日本的諸相一一大日本帝國的光和影》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著作集（1）明治維新的政治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