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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報丨億萬富翁卵翼下的海地黑幫;印度的人口鴻溝

作者:澎湃新聞

億萬富翁卵翼下的海地黑幫

12月5日,澎湃思想周報編譯了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的評論文章,該文關注深陷暴力和饑餓泥淖的海地。

本周我們繼續關注海地。随着海地危機的持續發酵,12月2日,加拿大再次對被稱為“海地最富有的人”的吉爾伯特·比吉奧(Gilbert Bigio)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本輪制裁對象還包括另外兩名海地超級富豪——雷諾·迪布(Reynold Deeb)和謝裡夫·阿蔔杜拉(Sherif Abdallah)。而在此之前的11月20日,加拿大政府已經宣布制裁海地前總統米歇爾·馬爾泰利和兩名前總理洛朗·拉莫特與讓·亨利·塞昂,當機這三人在加拿大境内的資産,理由是他們充當海地幫派暴力幫兇、危害海地政局穩定。

澎湃思想周報丨億萬富翁卵翼下的海地黑幫;印度的人口鴻溝

吉爾伯特·比吉奧(Gilbert Bigio)

在新一輪制裁中,加拿大外交部指控比吉奧和另外兩人利用他們的經濟權力“保護和縱容武裝幫派的非法活動”,而這些幫派正在使海地深陷四分五裂的境地。多年來,海地人一直聲稱比吉奧和其他寡頭是扼殺這個國家的暴力的同謀:今年已有1448人被殺害,另有1005人被綁架勒索贖金。然而,直到現在,國際社會對海地的腐敗精英們基本保持沉默。

12月16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網站發表了署名詹姆斯·諾斯(James North)的評論文章,該文轉述了海地當地活動人士對外國軍事幹預的明确拒絕。

詹姆斯·諾斯在文章開頭,稱加拿大的制裁是一項“大膽舉動”(bold move),“應該會終結外界的錯誤認知——讓首都太子港60%的地區幾乎陷入停滞的幫派暴力隻不過是貧困社群的野蠻行為”。

詹姆斯·諾斯引述海地當地一家受人尊敬的線上出版物《AyiboPost》的觀點:比吉奧家族擁有廣泛的經濟資産,包括其最近在首都北部建造的拉菲托(Lafito)私人港口。《AyiboPost》推測,加拿大可能得到消息,幫派已經能夠利用港口進口一些重型武器,而這些武器的火力超過了陷入困境的海地警方。

比吉奧家族是通常被稱為“叙利亞-黎巴嫩精英”的一分子,這一精英團體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國中東各地移民的後代。有人估計,86歲的教父吉爾伯特·比吉奧身家10億美元,盡管沒人知道确切數字。公開記錄顯示,2020年,他以13.2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一輛梅賽德斯邁巴赫豪華汽車,而這個國家近一半的人口——約470萬人正處于“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的境況。

詹姆斯·諾斯認為,海地以外的許多人對這些有影響力的寡頭一無所知,這實際上令人驚訝。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大多數富人支援推翻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裡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之後,包括一位美國大使在内的外國外交官稱他們為“道德上令人厭惡的精英”(morally repugnant elites),簡稱MREs——這個名稱的靈感來自于被稱為“即食食品”(meals ready-to-eat)的緊急口糧。

前美國駐海地大使丹尼爾·富特(Daniel Foote)于2021年9月辭職,以抗議美國災難性的政策。他認為加拿大和美國國務院正在合作,在經濟上懲罰比吉奧等人。但他懷疑,美國不能效仿加拿大實施嚴厲的制裁,或許是因為比吉奧可能是美國公民,是以有權享受正當程式。不過,從理論上講,美國檢察官可以對比吉奧和其他寡頭提起訴訟,指控他們為這些惡性團夥提供資金,無論這些被告是否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不作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為什麼海地的一些精英成員資助甚至武裝這些團夥?存在幾種解釋。在詹姆斯·諾斯與一些要求匿名的海地人士的交談中,出現了幾種說法。所有人都認同,如今的這些幫派基本上是海地泰特卡萊黨(PHTK,或譯為“光頭黨”)的準軍事盟友,光頭黨在過去十年裡通過選舉欺詐和暴力控制了海地。維持這一聯盟符合這些寡頭的既得利益。一位大商店老闆解釋說,海地的精英階層從壟斷某些戰略進口中獲利——比吉奧集團控制着鋼鐵——是以他們與執政黨合作以維持經濟權力。

所有的匿名線人都認為海地富人逃稅,尤其是進口稅。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直接指控吉爾伯特·比吉奧和另外兩人“洗錢和其他腐敗行為”。一位前政府官員表示,早在20世紀50年代,比吉奧家族就從以色列進口了Uzi沖鋒槍,用于弗朗索瓦·“醫生老爹”·杜瓦利埃(François “Papa Doc” Duvalier)的獨裁統治。是以,武器貿易可能已經成為該家族企業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

前大使富特對加拿大和美國施加的經濟壓力持懷疑态度。他說:“我認為它們這樣做是為了讓外界看到它們确實在做什麼。”“但它們現在應該做的是,停止支援阿裡爾·亨利,這位未經選舉産生的事實上的總理,是解決問題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礙。”和許多海地人一樣,富特支援海地危機解決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a Haitian Solution to the Crisis),也就是“蒙大拿協定”(the Montana Accord)。這個基礎廣泛的聯盟要求亨利下台,讓位于一個能夠恢複秩序并最終為兩年後的新選舉做準備的臨時政府。

但拜登政府、加拿大和聯合國并沒有放棄阿裡爾·亨利。富特無法掩飾他的驚訝:“美國,通過繼續承認亨利,暗示在海地存在兩個陣營——他和反對派。但事實上,他沒有得到任何支援——海地人希望他下台,他甚至可能與2021年約韋内爾·莫伊塞(Jovenel Moïse)總統遇刺有幹系。”

與此同時,“蒙大拿協定”聯合了650多個海地組織和個人,包括工會、社群團體、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婦女團體和商會——所有這些都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傾向——繼續要求美國、加拿大和聯合國将阿裡爾·亨利抛棄到一邊,轉而承認一個過渡政府。協定的重要成員莫妮卡·克萊斯卡(Monique Clesca)于12月9日在加拿大議會的一個委員會作證說:“今天海地是一個被全副武裝的人圍困的國家。更糟糕的是,(阿裡爾·亨利)政府、政客和經濟部門資助并武裝這些幫派。”

作為一名作家和國際發展問題專家,克萊斯卡不遺餘力地闡述了兩個重要的、互相關聯的觀點:首先,她認為,亨利是非法掌權的,他無權代表海地說話,無權要求外國勢力出兵。她稱他的要求是“叛國罪”。其次,她指責亨利并沒有真正努力控制這些幫派。她說,相反,他的政府已經“袖手旁觀”(crossed its arms)。許多海地人都贊同她的觀點,即事實上的總理及其政治和精英盟友更樂見目前的暴力狀況,這樣他們就可以召集一支國際武裝部隊來維持他們的權力,盡管他們經曆了十年的腐敗和管理不善。克萊斯卡認為,我們有理由猜測,亨利和他的盟友正在進行一場騙局,直到現在,美國國務院都被蒙騙了,美國主流媒體也沒有報道。

克萊斯卡并不否認海地處于危機之中。“我們反對幹預,”她對加拿大國會議員表示,“但是我們确實希望海地警察得到加強,我們确實需要立即的人道主義援助。”海地目前正在與卷土重來的霍亂作鬥争,這種傳染病是聯合國部隊在2010年地震後首次帶到海地的。最近一次爆發又導緻283名海地人死亡,而這實際上是一種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

在作證幾天後,克萊斯卡和蒙大拿集團的其他成員一樣,在11月30日的一份聲明中繼續拒絕外國軍事幹預。她告訴詹姆斯·諾斯:“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沒有人呼籲對埃塞俄比亞或薩爾瓦多進行幹預,盡管這些國家也存在巨大的問題。”她接着說:“現在是我們海地人為我們的國家承擔責任的時候了。沒有人說我們不該得到援助,沒有人說我們不能合作,但我們必須坐下來,坐在桌子對面,明确我們的需求。現在是我們海地人為我們的人民承擔責任的時候了。”

印度日益顯現的人口鴻溝

12月16日,前聯合國副秘書長、現印度國民大會議員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署名文章認為,随着印度準備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該國正努力利用其不斷下降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帶來的經濟效益。印度人口增長不平衡,一些邦經曆了嬰兒潮,而另一些邦則關閉了學校,這可能會把人口差異變成一場災難。

在這篇題為《印度日益顯現的人口鴻溝》(India’s Looming Demographic Divide)的文章中,沙希·塔魯寫道,印度似乎将以慶祝的方式結束動蕩的一年,既慶祝印度獨立75周年,也慶祝印度開始擔任G20輪值主席國。但另一個裡程碑正在臨近,聯合國專家估計,2023年4月14日,印度将正式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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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日,印度加爾各答,人們聚集在一個市場上。

沙希·塔魯爾認為,這未必是值得慶祝的。中國占地約960萬平方公裡,而印度隻有330萬平方公裡,這使得印度的人口密度幾乎是中國的三倍。然而,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在養活、教育和照顧14億人口方面面臨困難,盡管它在過去30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

人口增長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印度人口預計将在未來40年增長至約17億,到2100年将驟降至11億。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印度利用其生産勞動力的增長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視窗期十分短暫。

但不均衡的區域格局如果不加以解決,印度的人口紅利可能會變成永久性的人口鴻溝。在印度北部各邦人口繼續增長的同時,印度南部的人口增長已經趨于穩定;在一些邦,如南部的喀拉拉邦和東北部的那加蘭邦,人口已經開始減少。這意味着印度部分地區可能會經曆嬰兒潮,而其他地區則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

氣候變化的影響使得預測印度的人口趨勢變得極其困難。該國正在經曆極端天氣事件——氣旋、熱浪、幹旱和洪水——頻率驚人。有的河流泛濫,有的河流幹涸。整個南亞次大陸已有數百萬人遭受水資源短缺,導緻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和來自不宜居住地區的移民,加劇了地區差距。

這些趨勢的政治影響可能是深遠的。1947年至1997年間,印度人口從3.5億增長到10億多,其中較貧窮、受教育程度較低、主要講印地語的北部邦占了大部分,而南部邦由于更好的人類發展和教育政策,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幾十年來,印度北方家庭平均有6-7個孩子,而南方家庭的平均數量迅速下降到每個家庭2個孩子。

考慮到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人口更多的北方本應擁有更多的議會席位,進而擁有更大的公權力。但在1976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總理急于避免讓糟糕的人口控制反而獲得政治獎勵,于是将議會代表權當機在1971年人口普查的水準。允許當機的憲法修正案本應在25年後到期,但阿塔爾·比哈裡·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總理将其延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是以,一些南方議員代表不到200萬選民,而一些來自北方的議員代表多達290萬選民。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司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獲得了北部說印地語的“奶牛帶”(Cow Belt)選民的壓倒性支援,似乎将在2026年修正案再次失效時終結這一反常現象,恢複平等代表權。

雖然這種情況會讓印度議會更具代表性,但也會讓北部各邦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使人民黨能夠随意修改憲法,而不考慮南部各邦的意願。莫迪的内閣将能夠推行民族主義政策,而人口較少的邦可能會覺得這些政策令人不快或具有歧視性,進而威脅到印度來之不易的民族團結。

如今,印度新增人口主要來自兩個北部邦——比哈爾邦和北方邦。北方邦擁有2.2億人口,如果獨立,将是世界上人口第五多的國家。這些邦已經對印度政治産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随着未來十年人口的增長,它們可能會獲得更大的權力。

文化水準較低的北部地區對計劃生育的無知,以及對小家庭好處的無知,可能是印度人口增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南方各州已經實作了自我轉變,部分得益于女性受教育水準較高,與此同時,北方女性識字率仍遠低于全國平均水準。2001年至2011年間,比哈爾邦的人口增長了25.4%,而喀拉拉邦的人口隻增長了4.9%。由于COVID-19大流行,2021年的人口普查被推遲,但在過去11年裡,這一差距可能已經擴大。

與此同時,印度勞動力市場從未完全從疫情中恢複過來。根據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資料,由于危機第一年失業率飙升,印度的就業人數從2019-20年的4.089億人下降到2020-21年的3.872億人。雖然就業已經恢複,但就業崗位比大流行前減少了450萬個。

青年失業率的急劇上升尤其令人擔憂。全國19-25歲的印度人失業率上升至23%,喀拉拉邦和克什米爾更是達到40%。過去幾年,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全球趨勢一緻,但近年來卻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在印度南部,養老院的數量激增,因為許多年邁的父母在子女移民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後無人照顧。

沙希·塔魯爾在文末不無憂慮地寫道,2023年的開局并不樂觀,相反,印度正面臨着南北分歧加劇、城市化失控、水資源短缺和資源稀缺、一些地區人口老齡化以及其他地區青年失業率上升等問題。印度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和經濟發展讓人們有理由抱有希望,印度人已經證明了自己在艱難時期的适應力和足智多謀。但要抓住即将到來的人口變化帶來的機遇,印度必須認識并應對這些趨勢。否則,看似紅利的東西可能會引發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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