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緩步》
班宇從小生長于沈陽鐵西區的勞工村，業餘時間撰寫搖滾樂評，音樂雜志接連倒閉後，他開始寫作小說。2016年，他參加了豆瓣閱讀的征文比賽，《勞工村》拿到豆瓣征文喜劇組的首獎。 去北京領獎時，班宇站上領獎台說，自己以後會接着寫。後來他回到沈陽，寫被印廠機器卷走胳膊的勞工、追債的年輕人和生疏的賭徒，一直寫到了現在。
《緩步》是繼《冬泳》和《逍遙遊》之後班宇的第三部小說集，收錄了他近兩年創作的九篇小說，他試圖跳出固有的“東北”符号，在更大的語境中書寫被動、沉默、掙紮着活下來的幸存者。有的人漫遊四野，有的人遺落在岸，大多數人艱難地維持着普通與平庸，他的書寫關注着生活内部的墜落時刻，和在命運的潮水中緩步前行的人們，它們之間或許也沒有任何隐秘的關聯。班宇在作者自述中說，在創作的這兩年時間中，他重新了解了布萊希特的詩：“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這是人們說起就沉默的一年。”他寫道：“沉默的一年，靜默的一年，哀默的一年，一年又一年，這些小說或許誕生于這種無聲無息。我的滔滔不絕無非沉默的鐵證。天空不下雨，隻下鐵。”
《長日無盡》
愛爾蘭從不缺少傑出的作家，我們熟悉喬伊斯、王爾德、貝克特，也常常讨論當下最熱門的寫作者之一薩莉·魯尼的千禧年故事。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塞巴斯蒂安·巴裡并不是一個常聽到的名字，但他也是重要的愛爾蘭當代作家、詩人與劇作家，他創作的“愛爾蘭命運五部曲”展現了愛爾蘭的曆史命運動蕩，與民族颠沛流離的生存圖景。
《長日無盡》是“愛爾蘭命運五部曲”的終章，其背景是1845-1852年的大饑荒迫使超過100萬難民出逃，他們争先恐後地登上“棺材船”，忍受饑餓、瘟疫和極端惡劣的氣候環境，曆經數月的海上漂泊後終于抵達夢中的“樂土”。他們從事社會最底端的工作，挖石礦、修鐵路、當伐木勞工，不少人甚至被拉進軍隊，參加一場場不知緣由的戰争，命喪荒野。《長日無盡》充分展現了20世紀初因大饑荒逃到美國的愛爾蘭難民颠沛流離的生活。巴裡相信，“即使沒有其他原因，為了其自身的完整，一個真正的國家也必須承認自己的一部分是兇殘的、危險的、極不文明的。”
《博爾赫斯與我：一場邂逅》
與博爾赫斯同遊是什麼感受？當傑伊·帕裡尼還是聖安德魯斯大學的一名在讀文學博士時，他突然接到一個任務：照顧一位“來訪的拉美作家”。這位作家正是博爾赫斯，那時他已雙目失明，依靠一根象牙柄手杖行走探路。
帕裡尼開着舊車，載着72歲的博爾赫斯，奔遊在蘇格蘭高地的曠野風光中，開始了一場充滿波折與奇想的公路旅行。博爾赫斯在帕裡尼的描述中“看見”山川與湖泊，朗誦頭腦中的文學百科全書，也談論文學之外的家庭與婚姻。他有時固執得令人惱火，偶爾也流露脆弱。帕裡尼回憶博爾赫斯如何思索這趟看不見的旅行：“他說，我說出我們所見事物的名字，重述每一段經曆，使之成為永恒，這件事很重要。‘描述就是啟示。’他說。‘在進入語言層面之前，沒有什麼是存在的。’”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當雷明頓打字機在全球取得成功之時，中文打字機被西方世界認為是荒誕可笑、難以置信的，外媒報紙上甚至登出了“中文打字機”——擁有五千按鍵的龐然大物——的諷刺漫畫，人們斷言中文打字機不可能存在。林語堂也曾緻力于研究中文打字機的可能性，甚至差點為發明中文打字機傾家蕩産。他發明的打字機在曆史上首次将“搜尋”與“書寫”結合起來，預告了如今被稱為“輸入”的人機互動模式，與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輸入法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近代，漢字曾一度身處“生存還是毀滅”的存亡之境。廢除漢字，實作徹底字母化，曾是20世紀初的主流觀點。中文打字機的發明為漢字探索了與全球化接軌的路徑，這項技術被認為拯救了漢字，并深刻影響了如今的資訊技術。此書帶我們在史料梳爬裡重新認識中文打字機，它如一面曆史透鏡，幫助我們了解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權，重新在全球化資訊時代獲得了獨特的地位。
《親密的分離：當代日本的獨立浪漫史》
如今，學界把“浪漫”當作一個了解不同文化中社會關系的關鍵詞。在婚姻研究中，“心靈伴侶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即“有愛的婚姻”成為一個越來越火的概念，它指的是婚姻建築在“夥伴關系”與“友情以及性滿足”之上，情感上的親密尤為重要，而家庭責任、傳宗接代或是其他責任都退居其次。人們常常把“有愛的婚姻”和現代的自我覺知聯系起來，認為現代人應該要求這樣的愛，“得到愛就是得到現代性。”
進入21世紀後，離婚在日本迅速變得普遍，離婚潮引發了關于親密關系中價值、風險、安全感的嚴肅讨論。《親密關系的分離》作者艾莉森剛開始研究離婚時，也驚訝于為何會有如此多的離異者談論浪漫以及愛，這促使她在研究中提煉“離異”和“浪漫愛情”兩者的理論關系，探索了個人、法律、社會及經濟結構等多個方向在浪漫關系上的交彙。人們如何在婚姻、家庭關系、生命中看到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在與他人的關系中表達自身訴求時，遇到了怎樣的困境？通過收集離婚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私人故事，她試圖找尋這些答案。
《數字抑郁時代》
不知不覺中，技術在不斷塑造着我們的思維和行為，研究表明， 每人每天平均滑動手機2617次，面對螢幕超過6個小時。我們下意識地用手機填滿碎片時間，卻常常倍感空虛。《數字抑郁時代》以日常生活中的技術為例，展示了技術對我們幸福的影響。
在此前，探讨好與壞的核心問題通常是效率和安全，很少涉及人們的主觀感受和結果。慕尼黑大學心理學教授薩拉·迪芬巴赫在《數字抑郁時代》一書中提出疑問：“技術有太多可能性，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激動人心、更具互動性、更便捷、更喧鬧多彩——但也會讓我們更幸福嗎？”
《山與食欲與我》
疫情流行之年，登山露營的活動在都市生活裡越來越受歡迎。雙休日和朋友一起前往城市近山，紮營野餐，在自然裡享用美食、放松閑聊，野外放松成了人們一周裡最期待的閑暇時光。
《山與食欲與我》中畫的也是野外登山的故事，日本漫畫家信濃川日出雄的畫筆不僅關心山巒，還描繪了各式各樣的美食。日日野鲇美是利用假日登山的上班族，她雙休登近山，如高尾山、築波山；長假去遠山露營，如八嶽、奧穗高嶽。在山裡，她邂逅過退休登山的老夫婦、上山野餐的登山隊、獨自駕車環遊日本的露營女孩、缺乏常識的登山新手……登山能喚醒身體，更是享用美食的機會，漫畫每話的首圖都是當次美食預告，從烤飯團到蔥蒜味噌鲑魚雜燴粥，從楓葉天婦羅到鹽烤紅點鲑，讀來讓人隻想快快離開書房，把好吃的塞滿書包，奔向郊野登山紮營。
《初光：探尋宇宙的邊緣》
初光是個科技術語，指的是打開新望遠鏡的遮光罩，讓星光第一次落在反射鏡和傳感器上。《初光》圍繞海爾望遠鏡和帕洛瑪天文台講述了天文學家們的故事。故事的核心是200英寸口徑的海爾望遠鏡，也就是俗稱的“大眼睛”。建造這台望遠鏡的設想來自天文學家喬治·埃勒裡·海爾，他患有一種會産生幻覺的精神疾病。情況不好的時候，會有個精靈似的小人坐在海爾的肩膀上，咬着他的耳朵說話，向他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議。在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的想象中，矮精靈或許曾經說：“海爾，你必須建造一台望遠鏡去終結所有的望遠鏡。”
70億人關心地球表面，還有1萬人關心除此之外的一切，理查德在《初光》裡描寫的科學家們便是這一萬人裡的小群體。他發現，他們對待科學研究竟然如此混亂、有趣和激情洋溢，與此同時，又堅毅執着：“上帝有很多保險箱，其中有一些比其他的更難破解。疑問有可能太難回答，保險箱有可能太難破解，你有可能把一輩子都花在轉動旋鈕上，一直到死的時候箱門還牢牢鎖着。是以，科學的秘訣就是執着。有時候你會聽見微弱的咔嗒一聲，你終于拉開箱門，走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