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楊玉科
作者 | Reed Stevenson
編輯 | 葛幫甯
出品 | 幫甯工作室（gbngzs）
戈恩自由了，但營救他的人卻失去了自由。
2019年那場世紀大逃亡，讓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重獲新生，但誰又曾關心，為了他的自由，泰勒父子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如今3年将逝，真相已了然。
自2018年被捕後，戈恩面臨财務欺詐指控，且極有可能在日本入獄。絕望之中，他求助于一位深谙私人安保業務的幕後老手——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
邁克爾·泰勒曾是一名美國陸軍綠色貝雷帽成員，2019年12月底，他上司的小團隊将戈恩藏在一個音響裝置箱裡，通過關西國際機場的安檢，随後登上一架飛往伊斯坦布爾的私人飛機。從那裡，另一架飛機将戈恩送往黎巴嫩。
如今，戈恩安全地生活在黎巴嫩——他童年生活的家園，這個國家不引渡自己的公民。而62歲的邁克爾和他29歲的兒子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上個月剛從日本司法系統的漫長旅程中走出來。
在日本，他們每天要接受8小時的審訊，還要面對咄咄逼人的檢控政策，以及長時間單獨監禁。
在馬薩諸塞州和貝魯特接受采訪時，泰勒父子透露了逃亡行動的一些新細節，以及東京檢察官為牽連戈恩家人而施加的壓力。此外，還有一些與戈恩未竟的業務。
剛剛被釋放的邁克爾正在聯系他的前客戶（戈恩），試圖重新讨論這場詹姆斯·邦德式營救行動的财務安排。戈恩已為此支付部分費用，總額超過130萬美元。
除此之外，邁克爾表示，他還需要大約300萬美元來支付反對引渡和處理日本司法系統的法律費用。考慮到他和兒子為確定戈恩的自由所付出的個人代價，他認為這個要求是合理的。
邁克爾說，在2019年12月29日那個災難性的夜晚，當他們的龐巴迪環球快車離開日本領空時，這位前汽車高管承諾會幫助解決逃亡帶來的任何後果。
“我感覺就像重生了一次，即将過上新的生活。”邁克爾回憶道，戈恩坐在用來把他偷運出去的大黑箱子上興高采烈地說。
邁克爾回答道：“我營救了你。如果有法律上的問題，你會為我們解決後顧之憂嗎？”
“當然。”戈恩回答道。
第二天，戈恩以自由人身份抵達貝魯特。随着戈恩逃離日本的消息陸續傳出，戈恩與妻子卡羅爾（Carole），以及其親戚在慶祝晚宴上的一張照片，為此提供了明确證據。
随着全球媒體争相報道細節，泰勒父子以及他們的助手喬治-安托萬·紮耶克（George-Antoine Zayek）的名字被洩露出來。紮耶克當時也在飛機上。
這次越獄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種羞辱。日本政府因對待戈恩的方式飽受诟病，20年前雷諾集團投資陷入困境的日産汽車，戈恩被認為拯救了日産汽車。
戈恩逃離了日本的掌控，也不太可能因涉嫌虛報薪酬和其他财務不當行為而面臨審判，是以，日本檢察官對泰勒父子和紮耶克進行了報複。
他們迅速對這3人發出逮捕令。盡管事實上，彼得·泰勒在看管戈恩的行李和現金後，已經乘坐另一架商業航班離開日本。
起初，泰勒一家待在美國境外。律師建議他們不要回國，盡管他們表示不太可能被引渡到日本。“我不想逃避。”邁克爾說。
2020年5月，甚至當美國法警出現在馬薩諸塞州逮捕這對父子時，邁克爾還認為他們是在向日本當局作秀。
他回憶道，他的想法是，“美國永遠不會放棄一位公民”，僅僅因為這位公民在另一個國家幫助某人棄保潛逃，而這些行為甚至可能算不上犯罪。
接下來的幾個月，泰勒父子一直在與日本的引渡要求抗争。華盛頓的遊說活動收效甚微。也許，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邁克爾在一項五角大樓合同調查中達成的認罪協定——這份合同使他赢得訓練阿富汗特種部隊的訂單。
2020年9月，一名美國地方法官裁定，泰勒父子可以被引渡。最終決定權掌握在時任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手中。當年10月，蓬佩奧飛往東京參加地區安全會談，會見了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
正當泰勒父子滿懷希望時，就在同一個月，美國國務院準許了他們的引渡。盡管在涉及白宮利益的重大刑事案件中，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曾多次表現出不按慣例行事的意願，但他似乎沒有多少興趣幫助泰勒父子。
對此事表現淡漠的還有即将上任的喬·拜登（Joe Biden）政府。即使在另一名法官将引渡推遲幾個月，進入新總統任期後，事情也沒有任何改觀。
2021年3月，泰勒父子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離開波士頓。在十幾名官員的簇擁下，泰勒父子坐在一大片空座位中間，這對戴着手铐的父子在沒有陪同的情況下，不能使用飛機上的衛生間。
從數字上看，這次引渡非同尋常。從2000年到2018年，隻有31名逃犯被帶到日本受審，大約每年隻有一到兩名，而且通常是謀殺或暴力犯罪。鑒于日本隻與美國和南韓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這似乎是日本當局罕見的勝利。
“他們都背叛了我們。”邁克爾·泰勒在談到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時說。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當時表示：“出于隐私考慮，我們不會讨論這一個案的細節。”他補充道，該機構将幫助在國外被監禁或拘留的美國公民作為首要任務之一。
泰勒父子抵達日本後不久就受到指控。他們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法律政策——決定認罪，并尋求寬大處理。
“在戈恩保釋期間，我幫助他逃離了日本。”邁克爾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東京地方法院，“我對自己的行為深感後悔。”
他還對東京法庭說，他身無分文。法官駁回了他們的論點，稱他們的動機是金錢，他們的行為妨礙了司法公正。邁克爾被判兩年監禁，彼得被判20個月。
到現在，在被轉移到美國又被提前釋放後，邁克爾對幫助戈恩不再那麼後悔。他說，如果當時再選擇一次，他還會這樣做。退伍後，他曾秘密幫助美國政府調查犯罪，為知名人士提供安全保障，并訓練民兵。
他說，解救被綁架的兒童和其他陷入困境的人是他的副業，并不是為了賺錢。
這與協助戈恩逃亡沒有什麼不同。當談到戈恩的越獄報酬時，邁克爾說，可以稍後讨論，但在此之後，他就被引渡了。
回顧過去，邁克爾将這次行動的成功歸功于周密的計劃，其中一些計劃他沒有告訴戈恩。他分享了關于這次越獄的新的未被報道的一些細節。
事實上，他還制定了一個詳細的備份計劃，以防戈恩在機場被發現。邁克爾讓一輛計程車在私人飛機候機樓外等着，如果事情不順利，他和戈恩會跳上開往橫濱的子彈頭列車，邁克爾已經确定當晚将從橫濱出發的三艘貨船。
他解釋說，他們會去菲律賓，用賄賂的方式離開這個國家。
邁克爾為戈恩所做的工作并未就此結束。回到美國（被捕）之前，他還幫助安排戈恩越獄後在貝魯特舉行的新聞釋出會的安保工作。
2020年1月，戈恩在貝魯特召開釋出會，全球觀衆都看到戈恩挑釁地（用英語、阿拉伯語、法語和葡萄牙語）抨擊日本司法系統，并否認任何不當行為的指控。
然而，釋出會外面，坐在一輛車裡，通過無線電與警衛聯系的人，正是策劃整個逃亡行動的邁克爾。考慮到這是戈恩越獄後首次公開露面，他們擔心戈恩可能會遭到襲擊，甚至是綁架企圖。
當被問及是否對戈恩懷有惡意時，邁克爾說，在與日本的引渡之争中，“他也沒法為我們做太多”。
但邁克爾也明确表示，現在，像戈恩這樣擁有财富的人可以做些什麼了。他希望很快能在貝魯特見到戈恩。“至于他将如何回應，将是我們窺視人性的時刻。”
邁克爾與黎巴嫩有着很深的淵源。他出生在斯塔頓島，高中畢業就加入了美國陸軍第10特種部隊（空降）。1983年，他第一次踏上貝魯特土地，同年4月，他在前往美國大使館的途中遭遇炸彈爆炸。他把幸存者從廢墟中擡了出來。
邁克爾說阿拉伯語，妻子是黎巴嫩人。他的大家庭，以及戈恩的大家庭，都是該國馬龍派基督教社群的一部分。雖然他沉默寡言，很少第一個發言，但軍事訓練讓他對風險有着高度警覺。
他為家庭自駕遊和冬季風暴做的準備工作一絲不苟。他常常在商業航班上攜帶降落傘，直到他的家人要求他停止這麼做為止。
戈恩逃亡時的安保照片顯示，邁克爾身材勻稱，方下巴，留着平頭。監獄生活讓他失去了很多曾經擁有的肌肉。
邁克爾被判了兩年徒刑，其中大約有16個月是在一個黴菌滋生的牢房裡單獨監禁。在90天時間裡，房間的門隻打開過一次。他不被允許給生病的父親打電話，他的父親在他服刑期間去世。他很少能洗澡。
他和彼得都表示，日本檢察官曾向他們承諾，如果他們屈服于要求，提供有關戈恩妻子卡羅爾和兩個孩子瑪雅（Maya）和安東尼（Anthony），參與組織和執行陰謀的任何資訊或定罪證據，就可以縮短刑期。
尤其是彼得，他與戈恩的孩子以及戈恩的日本律師有直接聯系。日本檢方要求泰勒父子提供任何可能牽連戈恩家人的細節，并向戈恩施加壓力。
邁克爾對此表示拒絕：“為什麼他的妻子和孩子要因為試圖幫助他而受到懲罰？”
作為當事人，世界上最著名的逃犯之一，戈恩如何看待這一切?
戈恩實際上被困在黎巴嫩，國際刑警組織對他發出了紅色通緝令。他在貝魯特接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他們終于熬過來了，人力代價是巨大的。”
至于向泰勒父子支付的任何額外款項，戈恩拒絕透露任何協定的細節。他說：“我不是那種不履行合同的人，尤其是那些對我有幫助的人。”
今年4月，法國調查人員對戈恩和其他4人發出國際逮捕令，他們涉嫌從雷諾集團挪用數百萬歐元。
與此同時，泰勒父子正期待着把這段往事抛諸腦後。邁克爾的目标是發展維生素飲料業務，這是他離開安保合同工作後開始的新業務。他正在運送維生素樣品，努力讓這種産品進入波士頓地區更多體育俱樂部和商店。
彼得會說阿拉伯語，擁有黎巴嫩美國大學金融學學位，他将搬到迪拜。他想創辦新企業，并培育一些自己參與的企業，包括一家奈及利亞啤酒廠和一家數字營銷公司。
“這是一種超現實的情況。”彼得說，“監獄可以做兩件事，它可以摧毀你，也可以加深你的決心。對我來說，這次經曆提高了我的信心，讓我變得更堅強。”
（本文部分内容綜合Bloomberg報道，部分圖檔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