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著名學者、文學理論家、翻譯家。1934年生，湖南長沙人，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稱号“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如果你熱愛文學，柳鳴九這個名字或早或晚會出現在你的視野中。曾經掀起“薩特熱”的《薩特研究》即由柳鳴九編寫，他還主持編撰了“20世紀西方文藝思潮論叢” （七輯）、“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十種）、“F·20文學叢書”（七十種）三大文叢，而年輕一些的讀者則很可能是在閱讀加缪時與柳鳴九相遇的。每一種形式的相遇背後，都有柳鳴九本人的辛勤付出。
關于自己的工作态度，柳鳴九在随筆《一根會思想的蘆葦》中說自己是“出成果至上主義”：“能不參加的會議盡量不參加，能謝絕的社會活動盡量辭謝，能簡化的禮儀來往、交遊交際盡量簡化，集中精力與時間出産品、出成果，出了一本書後緊接着就投入新的一本書，完成了一個項目後立即就投入了新的一個項目，喘息是很少見的，停頓罷手更不會有……”。
就是這樣的工作态度，讓他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而面對成就，柳鳴九是謙遜的，在他的自我想象中，自己隻是一個“小小西西弗斯”，沒有加缪筆下所寫西西弗斯的悲壯與堅毅，但我們知道，每一個推石上山者，都必然是悲壯且崇高的。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柳鳴九：法蘭西文學的擺渡人》，較原文有删減。
原作者丨柳鳴九 口述/劉玉傑 整理
《柳鳴九：法蘭西文學的擺渡人》，柳鳴九 口述，劉玉傑 整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1月。
“出成果至上主義”
我出過一本文化自述，叫《且說這根蘆葦》，它說的就是我自己。
雖然蘆葦并非珍品，隻是野生草芥，但自喻為蘆葦，倒還真不是我自己的創意。這個比喻，來自17世紀法國一位哲人，他把人稱為“會思想的蘆葦”。
會思想，是人有别于其他所有一切有生物的标志，由于會思想，人才曾被禮贊為“萬物的靈長，宇宙的精華”，才成為地球的主宰。但人亦可以其其他性質與特點被喻為其他的事物，那麼，法國先哲為什麼把人比喻為“蘆葦”？我想，不外是因其平凡性與易損性，就平凡性而言，人的确如草芥，就易損性而言，人何嘗不是“一歲一枯榮”？
毋庸諱言，與“靈長”之喻、“精華”之喻相對比，“蘆葦”之喻，遠沒有那麼意境高遠、精神昂揚，而是要自謙得多，沉郁得多，甚至有些怆悲……
《且說這根蘆葦》，柳鳴九著，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年8月。
我在青壯年時代是衷心而熱切地贊賞“宇宙精華”“萬物靈長”一說的，作為奮鬥過程中的精神目标，作為沮喪時的“強心針”，也作為“精神危機”時的“救生圈”。随着年齡的增長，我卻離“精華”“靈長”說漸行漸遠，而日益認同與信從“蘆葦”說，特别是随着自己進入年老體衰狀态，眼見北大同窗老友不止一個相繼作古，自己最親近的兒子也英年早逝，我更是痛感人的易損性、速朽性。
“會思想”可以說是所有人的基本特征，但真正意義上“會思想”的人畢竟隻是一部分，甚至隻是一小部分。在“會思想”這一點上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層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權聲稱自己是“會思想”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宣稱“我思故我在”，隻有以思想為業并以其思想的深邃、思想的魅力而具有廣泛悠遠的社會影響者，才無愧于“我思故我在”的自我認定。坦率地說，我遠沒有達到這個份兒上，我不過是因為自己的工作對象、工作範疇而進行一些思索而已，由于我從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應對下來就必須強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還算比較勤勞，于是幾十年下來，也就自認為算得上“會思想的蘆葦”了。
在數十年的學術文化生涯中，我基本上是隻顧埋頭筆耕出成果，而較少刻意追求名氣的最大化、社會影響的轟動性與深廣度。我的認識與準則很明确，那就是成果才是通行證，出成果才是硬道理，有了成果就有了其他。
一切以出成果為終極歸依，能不參加的會議盡量不參加，能謝絕的社會活動盡量辭謝，能簡化的禮儀來往、交遊交際盡量簡化，集中精力與時間出産品、出成果，出了一本書後緊接着就投入新的一本書，完成了一個項目後立即就投入了新的一個項目，喘息是很少見的，停頓罷手更不會有，可以說做到了“出成果至上主義”。我如此堅持數十年，總算以兩書櫃的勞動成果享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真還實實在在證明了别人恭維我的那句話：“著作等身。”
柳鳴九在北京大學期間。
一個“小小西西弗斯”
我生平擁有很多熱心的讀者（今稱為“粉絲”），其數量恐怕是相當之大，僅主動熱情寫信的、索取簽名的、索取贈書的、索取“墨寶題辭”的就不計其數，在我風華正茂的時候，還曾得到過不止一個紅顔讀者的特别青睐，其中有一位某個大城市的大學生特别令我難忘，她的熱情顯然超出了一般讀者，她的聰慧與才能也給人深刻的印象，她不僅來信傾訴讀書心得，寄來她所描繪的薩特素描，而且還贈送過感人的小禮物……我視熱心讀者為我的上帝，備加珍視我與他們的純粹神交的關系，一直恪守兩條原則：一條是對他們索取簽名、題詞、贈書的要求有求必應，而且在贈書方面格外慷慨大方；另一條是，從不謀面，力避謀面，以效錢锺書“母雞能生蛋即可，何必讓它見人”一語之智慧，即使與上述熱心的紅顔讀者也僅限于純文化的神交，終未見面。
但在前幾年夏天，不見讀者的規矩，被我打破了一次。
事情是這樣的，有位朋友向我推薦了一位姓朱的熱心讀者，此君早些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現在一家銀行任中層幹部，是一位真正的“法蘭西文學之友”，專門收集有關法國文學以及法國文化的書籍，藏書品種之齊全、藏書數量之巨大令人驚奇。他托人向我轉達一個要求，希望我為他所藏的一部分“柳氏文化學術産品”簽名，我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考慮到他這種興趣已發展成一項藏書事業，而且已經達到了一個專業圖書館的規模，值得大力支援，又考慮到他要求我簽名的書并非區區小數，而是相當大一批，我便索性慷慨到位，玉成其事，約他把要我簽名的書帶到我常請客的那家陝西餐館，而且因為凡是法國文學的書他都收集，是以由我作東邀約羅新璋與譚立德兩位老友也參加，讓朱君把他們兩位的書也一起帶來。到時候，四位都如約而至，朱君開車載了好幾大箱書，絕大部分都是柳某的“勞動産品”，于是，在一個包廂裡，享用這家的招牌菜葫蘆雞之前，我們三人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總算幫朱君完成了他的心願。
說實話，我即使隻在每一本書上簽一個名，總數好幾個紙箱的書要簽完也是一項“體力活”，何況我握筆的右手已歸“帕金森氏”所有……書攤了一大桌子，我每簽一本，朱君就把它們在牆邊摞上，一本一本添加上去，最後，朱君把我簽完了的書全摞在牆邊，其高度達到了一米八九，據朱君稱，他隻帶來了他的一部分“柳氏制造”，還有相當一部分，實在不好意思全都帶來……至此，羅新璋君按他每逢聚會都要攝影幾張的習慣，又掏出他的精巧相機，朱君當然也帶上了自己的相機，兩人都“咔嚓”了不少張，靠牆而立的那一大堆書自然在拍照之列，幾位友人也一定要我站在那一堆書旁邊，為我拍照留念。我從來都自稱是“矮個子”，實際身高僅一米五九，牆邊那一堆書的高度，顯然超過了我本人，算是以最低達标程度印證了我是“著作等身”。這張照片後來流傳到了網上。
除一個“著作等身”的評語鑒定和一大群讀者粉絲外，還有我在文化出版領域中所擁有的廣泛人脈，這絕不是靠請客吃飯、施惠送禮、拉幫結派、讨好賣乖、曲意逢迎等世故俗套的方式所赢得、所建立的，所有這些世俗方式恰巧是我最不擅長、最不适應、最無能為力的，而且，即使我有這份才能，我也沒有這些世俗方式所必須依仗的權力加地位與财富等“硬體”。
我在文化出版領域人脈形成的過程大緻是這樣的，首先是《法國文學史》《薩特研究》“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70卷）、《世界短篇愛情小說選評》“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西方文藝思潮論叢”等産品在社會上取得較為轟動的效應，其學術文化觀點與獨特的出版創意給了讀書界與文化出版界深刻的印象，加上我又在“共鳴”問題全國性論争、批日丹諾夫論斷、為薩特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等文化學術事件中扮演了主角，全國文化出版界恐怕都已熟知我的名字，并開始對我建立了文化學術的信任。随着人脈的廣延，學術文化項目一個接一個地紛至沓來，委托給我，于是，又陸續有一大批主編項目成果成功問世。發展到這種局面，人脈已經不需要去刻意建構疏通，而是自動延伸，派生繁衍，而我則坐收其效。到了退休以後，國内出版機構登門拜訪的老總與編輯人員仍絡繹不絕，誠邀力約，委以重頭的項目。幸虧我離老年癡呆還很遙遠，腦力尚充分夠用，居然也做成了幾件令人矚目的事情，主要有“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已出21種）、“本色文叢”（已出34種）、“外國文學經典”（已出60卷）、《世界詩歌經典作家》（20卷）、“世界散文八大家”（8卷）、“世界名著名譯文庫”（87種）。
《薩特研究》，柳鳴九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從已出成果的項目來看，我的工作範圍已經從我的本專業擴到了整個外國文學領域。如果說我在組織本專業的大型項目時以自己已有的地利人和之便而得心應手、順利通行的話，那麼，有的項目跨出了我的專業學科範圍，便面臨着“人生地不熟”的問題了。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個問題都相當順利地解決了，解決方式很簡單：我需要與其他學科專業的專家或其他語種的學者、教授、譯者合作時，一般總是寫一封誠邀的信件或打電話，對方是我所敬重的、心儀已久的，同樣，我也是被對方所熟知的，隻要互報姓名，合作幾乎成功了一半。這種情況似可謂人脈自通，但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合作，往往是項目已經作成，而雙方卻一直尚未謀面，我與不少文化名家的關系都是如此，如在“本色文叢”中與邵燕祥、李國文、劉再複、韓少功、陳建功、鐘叔河、流沙河、止庵、畢飛宇、肖複興、王春瑜、屠岸、藍英年、潘向黎，在“世界名著名譯文庫”中與英美文學專家孫緻禮、殷企平、吳鈞陶、方華文，與俄語翻譯家臧仲倫、徐振亞等。總之，人脈就像一個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
我隻是一個人微言輕的草根學者，我隻是要做書、編書，為了做書、編書，我有這點人脈就足夠了。在浩瀚的學海中，我不過是滄海之一粟；在曆史的長河中，我不過是螢光之一閃；在遼闊的時空中，我不過是一根速朽的蘆葦……
先哲加缪在他的名著中曾留下這樣一則隽永的寓言：衆神為懲罰西西弗斯，判處他将一塊巨石推上山頂，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總要不斷滾下山來，西西弗斯又得把石塊再推上山去，但見他全身肌肉緊繃，臉頰緊靠巨石，肩頭死扛，腿腳硬撐，雙手竭力前推，如此反複推石上山，永無止境……
西西弗斯不幸嗎？加缪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為他經曆了過程，體驗了奮鬥的艱辛與愉悅，攀登山頂的拼搏，足以充實一顆人心……
我沒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種悲壯與堅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個“小小西西弗斯”，既然畢生幹此營生，在回顧一生的路的時候，就不妨審視一下我推的是什麼樣的一塊“巨石”？它究竟有多少分量？我究竟把它推到了什麼樣的高度？我推石上山的力量是什麼？力量的源泉何在？
1981年，柳鳴九在薩特墓前。
所推巨石的三大闆塊
我往前推的這塊“石”的第一大闆塊是文學史研究。我是學外文出身，畢生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橋”上讨生活，其勞作基本性質不外是“搬運”或“轉運”，在中國幹這一行的人為數并不少，差別就看怎麼幹、幹的規模與幹的技藝水準了。中國人往往把在橋上做文化學術轉運工作的人，統稱為翻譯家，其實，橋上轉運者的勞作遠遠不止于單純意義上的翻譯，翻譯僅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勞務還有普查、探尋、發現、發掘、研究、鑒定、分析、闡釋、說明、介紹、評論，這些勞作可歸結為學者勞動，這種勞動不僅需要外語能力，而且需要明智的思想辨析與深刻的思考鑽探力，需要對各國文化有全盤認知、互通處理的智慧，其整體的艱辛程度不下于單純的翻譯，但沒有翻譯那麼容易出活，那麼立竿見影。我所從事的正是學者勞動，其勞動成果主要就是文學史論著。我作為首創者、組織者、主編與主要撰寫者，完成了國内第一部多卷本國别文學史專著《法國文學史》，以充足、翔實的資料，比較全面介紹與論述了法國文學發展的曆史過程，寫得甚為用心用力，曆時十幾年，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的提名獎。
文學史研究是我學術文化的立足點，站在這塊堅實的場地上，不僅自然而然結出了其他一些評論著作的果實，如《走近雨果》《自然主義大師左拉》《超越荒誕》《從選擇到反抗》等，而且派生出、繁衍出、帶動出我整個的“編書業務”，從小到大，從法國文學到整個外國文學，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最後達到了“卷帙繁多”的浩大規模。
《法國文學史（全3冊）》，柳鳴九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
我往前推的這塊“石”中的第二大闆塊是理論批評。我對理論并無天生的興趣，我也并非素來擅長于邏輯思辨，我投身于此，僅僅是因為我大學畢業後最先是配置設定到文藝理論工作崗位上，理論批評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分内的職守，有點“先入為主”，在這個領域，我才得以從開端到有所作為。其中的某些作為，尚不失為令人矚目的“學術事”“文化事”，如1950年代，以一系列頗有規模的論文引發出全國性的“共鳴”問題大論争；“文化大革命”後，又以一系列大篇幅的檄文，而率先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四人幫”的極“左”；改革開放之初，以“三箭連發”的銳勢，對長期統治中國文化界的日丹諾夫論斷揭竿而起；繼而又以《給薩特以曆史地位》一文和《薩特研究》一書發個性自主的先聲，引起了全國學界的關注……
我向前推的大石中第三個闆塊是散文随筆寫作。我對寫作興趣是早已有之，隻是深感時間與精力不足，筆頭亦不健，不敢輕易跨出一步。我打破這種保守狀态是在1981年通路法國期間，在那次學術通路中，法方熱情幫我安排了與一些知名作家與學者的見面訪談，他們幾乎都是已享譽世界的人物，如尤瑟納爾、西蒙娜·德·波伏娃、娜塔麗·薩洛特、羅伯·葛利葉、米歇爾·布托以及皮埃爾·瑟蓋斯、克洛德·伽裡瑪等。
從一開始，我就感到機遇極其難得，這些高規格的約見，不僅滿足了我“有幸一見”這些我仰慕的作家的虛榮心與自得感，而且必然會給我的研究工作帶來豐富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隻要使用得好，必然會結出豐碩的果實。有此思想預期，我每次上門去拜訪時，都不厭其煩背着一台笨重的錄音機，一手執筆記本，一手執筆，樣子着實有點可笑。雖然風度欠佳，所幸我在法國文學方面至少還是一個“有準備的人”，是一個能進行對話交流的人，何況這些通路有老同學金志平君同行，有正在巴黎大學念博士的沈志明君協助，是以，每一次都甚為成功，得到對方認真、熱情、友好的回答。我獲得了我所切望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由世界第一流作家親自提供的第一手資料。如此豐富，如此珍貴，如果不好好寫些東西出來，那就太可惜了，太辜負這一次次費時費力又費心的訪談了。在我的構思中，一本書如果以這樣特定的學術文化的“幹貨”作為基礎，加上個人獨特的印象與心理性格描繪，再加上若幹花絮性的細節記述與比較感性、比較生動、比較灑脫的文字風格，必定是一本有學術文史價值同時又為人喜聞樂見的書，而這本書的題名可定為《巴黎對話錄》。這便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筆集的由來。
《巴黎對話錄》，柳鳴九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88年，我又第二次受邀訪法，為時一個月。在這次通路中，我又增訪了幾位有分量的人物：埃韋爾·巴贊、米歇爾·圖爾尼埃、索萊爾斯、羅傑·格勒尼埃、雅克·雷達以及已故塞利納的幾位“圓桌騎士”等，我仍按《巴黎對話錄》的路子與風格，寫出了若幹篇通路記，後來，結集為《米拉波橋下的流水》一書，與《巴黎對話錄》，構成了我在學術文化通路方面散文随筆作品的兩個姐妹篇。
兩次巴黎之行，主要是頭一次，還給我帶來另一卷散文随筆集《巴黎散記》。
如果說，我的巴黎題材的散文随筆是我的專科職業的一部分，也是我研究法國文學出成果、出産品的一部分，那麼，我關于“翰林院内外”大儒名家的散文随筆卻大大超出了我的專業工作範圍，它是我長期工作生活于中國士林之中，對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深入認知、萬千感受、由衷慨歎的結晶。我自己就是這一知識階層的一分子，我對這些名士大家的學術作為、生存狀況、精神世界、品行人格、習性風度有長期就近的觀察與了解，他們，如朱光潛、李健吾、錢锺書、楊绛、梁宗岱、馮至、卞之琳、何其芳、蔡儀、楊周翰、郭麟閣、聞家驷、陳占元等，都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多數為西學方面的代表人物，屬于我心目中的“盜火者”的系列，是以，我曾經說過，我把以散文随筆的形式來記述他們，視為自己的“一樁精神文化使命”，我還說：“如果我這些記述為中國一兩代人文知識分子的部分代表人物，留下了若幹真實的身影，多少反映了一點時代社會的面貌，我就感到知足了。”于是，我前後寫了兩卷《翰林院内外》。
《翰林院内外》，柳鳴九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3月。
我曾經把從事西學研究與人文傳播的思想者、學者、“精神苦力者”視為“盜火者”，為此還主編過一套“盜火者文叢”。
在我的散文随筆寫作中，關于親情的文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我曾将它們彙總起來，結集為《父親 兒子 孫女》一書出版。我之是以寫出了一定數量關于親情的文字，與我從小到大的生活經曆有關。在很長一個時期裡，我的父親偕妻子與三個孩子在各地漂泊謀生，每到一處，整個家庭都感到客觀世界像驚濤駭浪、暗礁重重的無邊大海，由此，我長期深深體驗了一家人“同舟共濟”“同呼吸、共命運”的感受，家庭觀念比較重。
我的母親讀書寫字的水準很低，但智商與情商甚高，對人與事頗有了解力與鑒識力，她經常回憶往事，使我得知了父親一生的艱苦奮鬥與可貴的人生追求。朱虹在“家人資訊傳遞”方面也曾充當了類似的角色，她長期在波士頓大學任教，常來往于中美之間，離我萬裡的兒子與小孫女的動态主要就是靠她傳遞描述的。她是一個可敬的母親與祖母，也是一個很好的講述者，使得我對十六歲即離我去美國的兒子的奮鬥曆程與品性為人有了深切的了解，也使我分享了小孫女成長過程中帶來的天倫之樂。
《父親 兒子 孫女》，柳鳴九著，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7月。
作者/柳鳴九 口述 劉玉傑 整理
摘編/張進
編輯/青青子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