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最賞識兩個“紅頂商人”，胡雪岩名震天下，葉文瀾則暗淡無光。葉文瀾主持了開發了中國第一個近代煤礦基隆煤礦、第一個近代油礦出磺坑油礦，中法戰争期間突破法軍封鎖向台灣守軍輸送軍饷，立下汗馬功勞。近代史重要人物葉文瀾為何長期被埋沒，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葉文瀾緻夏獻綸信劄的秘密
2015年，某拍賣公司推出拍品“葉文瀾緻夏獻綸信劄”一通。次年，另一拍賣公司簡介稱：“内文言及在台雇傭洋工薪酬等事。葉文瀾，号清渠，廈門人。同治初年，台灣戴潮春起義，他護糧饷兼護堞有功，賞戴藍翎。沈葆桢建船政于福州，他為總監工。左宗棠又以陝甘路糧台委之，積功升道員加布政使。與廈門曆史名人葉德水是同一人。”該公司沒有注意到，内文所述兩個“洋工”簡時、絡克，是唐廷樞、容闳從美國石油城泰提斯維爾（Titusville）聘請來華的石油鑽井技師。聘請外國技師來華鑽探石油，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葉文瀾緻夏獻綸信劄
這封信是1878年10月16日（農曆九月）葉文瀾督辦台灣礦務、管理油礦開發期間，給台灣兵備道夏獻綸的一封急信。該信急于處理的是，美國石油技師簡時、絡克在台灣出磺坑開采，發生坍塌事故，加之油礦一帶瘧疾流行，剛好一年合同期滿，兩人稱病來到淡水找葉文瀾，要求結算工資尾款及發給路費，準備束裝歸國，葉文瀾雖竭力挽留，終無效果，不得不向頂頭上司台灣道夏獻綸請示辦法。此事對葉文瀾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在中國石油開發史上也是一個至暗時刻。這封信為中國石油開發史重要文獻，特标點如下，并加注美國人英文姓名：
筱公方伯大公祖大人閣下：
敬飛肅者。昨奉寸椷，計入台覽。簡時（A.Port Karns）、絡克（Robert D. Locke）來淡治病，已見略好。晚日來與之商及愈後回工照雇工作，讵料該洋工等堅以彼屬水土既易染病，醫藥又遠隔二百馀裡，緩不濟急，堅欲回國，并讨薪水、川資共四千數百元，且聲稱，如不與之，即由領事禀請台轅請給。等語。晚托人從旁再三挽留，以候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到台再定。伊等屢有問及薪水，晚亦答以俟布郎來會算給與彙對，意以薪水緩付，伊等總不能急走。今布郎日久不到，而伊等歸心似箭，晚抵淡後病又加重，半步難移，恨不能即叩崇堦，藉聆指授。茲簡時既有此話，不得不專函請示，是否由滬關撥給，抑聽其由領事照會再與辯論之處，伏祈賜示為禱。至油務洋工，該二名看來難以強留，拟布郎日内總可來台，當與商酌，或就近可募，抑如何接辦之處，總不能因簡時等之去而遽廢阻也。專函祗請勳安，鹄候賜覆。不具。
治晚生文瀾頓首 九月十九夕
夏獻綸（1837-1879），字黼臣，号筱濤，江西建立人，布政使銜台灣兵備道，葉文瀾尊稱之為“筱公方伯”，“大公祖”是對本省人對地方官的敬稱，自稱“治晚生”意謂對方治下的晚輩。簡時、絡克是1877年唐廷樞通過容闳從美國聘請的兩個美國石油技師，絡克擔任助手。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是澳門、香港馬禮遜教育會學校校長鮑留雲（Samuel Robbins Brown）之子，出生于香港，長期在中國、日本居留。布郎參與此事，出于容闳、唐廷樞的關系，鮑留雲是這兩人的恩師。1877年10月，簡時、絡克抵達上海，布郎負責接待，并帶他們在上海及附近到處觀光遊覽，請他們吃中國菜。“滬關”，此處應該不是指上海江海關，而是指位于滬尾的淡水海關。
在接到唐廷樞電報後，容闳委托他内兄或内弟凱洛格博士（Dr.E.W.Kellogg）專程前往賓夕法尼亞州的泰特斯維爾尋找石油技師，此地正是1859年“德雷克上校”鑽探世界第一口油井之所在。凱洛格博士找到當地有名的石油公司Gibbs & Sterrett Manufacturing Company，經該公司介紹，聘請到經驗豐富的技師簡時，簡時又提出增聘助手絡克一同來華，同時訂購機器及工具。兩人從泰特斯維爾出發，于1877年10月13日抵達上海，住在著名的禮查飯店（Astor House），在上海接待他們的是布郎。11月28日，兩人在台灣府城（台南）與台灣通商局委員鄭膺傑補簽正式合同。
中文合同影印本
葉文瀾此時的職位是台灣礦務督辦，除直接經營管理基隆煤礦外，台灣硫磺、樟腦、石油的開發，都屬于他職責範圍。兩個美國油匠為何來到台灣開采石油，此事說來話長。
苗栗出磺坑油礦的發現
苗栗出磺坑油礦，所在地方曆史上屬于淡水廳，後劃歸新竹縣、苗栗縣。鹹豐年間，一個名叫邱苟的廣東客家人在貓裡溪（後稱苗栗溪）出磺坑發現了油泉。邱苟的父親邱仕诏早年與夥伴向官府承墾這一帶的山場，邱苟擔任“理番通事”，也即在山胞（當年被貶稱為“生番”）與漢人之間充當翻譯。他将油泉先出租給吳姓開采，後又租給寶順洋行約翰·陶德（John Dodd），兩者發生沖突，幾乎釀成械鬥。邱苟勾結山胞人“出草”殺人，遭官府追捕，1870年被“就地正法”，油井的手工開采暫停。當時官府、民間還不了解這是石油，誤以為與硫磺有關，故稱之為“磺油”。1869年，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又譯李禮讓、李真德）撰寫商務報告，把這種産品寫作“Rock Oil”，1874年李仙得著作《台灣番事》（Notes on Travel in Formosa）譯成中文時，直譯為“石油”，這大概是中文“石油”一詞的起源。這本書的中譯本手稿或抄本收藏于台灣“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收錄于“台灣文獻叢刊”整理出版，整理者“不知何人翻譯”。筆者猜測，該書譯者應該是美國駐廈門領事館翻譯薛明谷（Sit Ming Cook）。
陶德與助手在油井留影
據《台灣對外關系史料》所載，1870年中國人薛明谷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館翻譯。次年，閩浙總督文煜派人詢問薛明谷本人，薛自稱“現年二十七歲，原籍廣東省廣州府番禺縣人，于鹹豐八年飄洋遭風，到美國讀書，習得美國音語洋字，至同治三年回廣東洋關辦事，七年調在上海洋關，九年來廈在李領事公署充當翻譯……”薛明谷曾在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New Bedford）讀書6年，自稱“飄洋遭風”恐怕是掩飾之詞。鴉片戰争前，前來廣州十三行貿易的美國商人，有相當數量來自馬塞諸塞州。少數商人在鴉片戰争後繼續留在香港、廣州，薛明谷很大可能是随這些美國商人赴美讀書的。薛明谷中英文俱佳，他在廈門領事館的薪水高達720元，1871年美國政府巡視員Randolph Keim視察廈門領事館後，對他的能力給予高度評價，建議給他加薪到1200元。如此，中文“石油”一詞最早應該是由薛明谷譯出。薛明谷後被唐廷樞招募到招商局工作，常年向上海格緻書院援助辦學經費，晚年回到廣州，為粵漢鐵路公司重要股東之一。
《台灣番事》中的“石油”一詞
台灣的近代化開發，名臣沈葆桢、丁日昌最早予以規劃并付諸實踐。1874年，日軍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沈葆桢受命巡台并與日方交涉，終使日方退兵。為了提升台灣的經濟實力，加速近代化，沈葆桢尤其熱心自然資源開發，注意到了出磺坑油礦的重要性。他寫信給天津海關道黎兆棠，請他招徕商人到台灣開發石油。1876年，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撫，派台灣道夏獻綸對出磺坑油礦進行調查，随後與閩浙總督文煜上奏朝廷：“據洋人雲，此油若用機器疏通，日可得萬斤。然無征不信，必先有熟悉其事者購小機器，雇洋工開鑽試驗，但使工本之外略有赢餘，即可舉行，以贍海外之窮民，即以杜奸徒之妄念。”（《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第七冊第71頁）
丁日昌鄭重其事，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船政大臣吳贊誠聯名會奏朝廷，委任福建船政局總監工葉文瀾專門駐台，督辦台灣礦務。“茲查有布政使銜、廣東題奏道葉文瀾，自創辦船政以來，總監工程已逾十載，堅任勞怨，公而忘私……拟請旨專派葉文瀾駐台督辦煤礦等件，以專責成。仍饬地方官會同妥辦，以免掣肘，一面分馳察看硫磺、磺油、樟腦、茶葉各情形，可以舉行者逐漸設法開采。”（同上書第72-73頁）“據查淡水廳牛琢山地方有井一區，……詢之土人雲，該處現在自出之油，日不過百十斤。而洋人前曾有雲此油若用機器開鑽，日可得百石左右。現已饬該道先行購小機器一副，并雇一熟悉洋匠前來鑽試開辦，庶可冀出油日多，獲利日厚。”（同上書第74-75頁）
丁日昌要求葉文瀾聘請洋匠“鑽試開辦”，但葉氏一時找不到路子，剛好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應丁日昌之召，到福建協助辦理洋務，葉文瀾委托唐廷樞代為物色洋匠并選購裝置工具，于是有了簡時、絡克的台灣之行。
Dick Suie是誰？
來到苗栗開發石油的美國技師助手絡克（Robert D. Locke），自12歲起即投身石油勘探，文化水準不高，但他留下此次遠東之行的一冊日記彌足珍貴，用他自己十分簡單的語言，記錄了準備工作及鑽探開采的整個過程。絡克日記裡面一個頻頻出現的一個中國人Dick Suie，長期被誤會為唐廷樞。
用機器開采石油實屬創始，台灣官府上下也沒有經驗，從礦區通往外界沒有道路，缺乏運輸工具，油礦開采所需的木材、煤炭等毫無準備，采購及運輸均消耗時間；油井在苗栗（後垅）溪邊不遠，降雨量極大，地層松軟充滿泥漿，時不時出現塌陷。這些都增加了建設油井的困難。一直到1882年8月3日，油井才打出第一桶油，但兩個油匠時不時要緊急處理塌陷問題，很難專心鑽井。這一年夏秋，瘧疾在後垅一帶流行，7月27日兩個保護油井的士兵死于瘧疾，到9月14日，油井附近的人絕大多數染病，簡時、絡克不得不先後離開，前往淡水治病。
日記記載，1878年1月17，某個Dick Suie來到出磺坑礦場。絡克日記在此後很少直呼其名，尊稱為“Taotai”（道台）。1月16日，美國技師為搭井架，需要砍伐附近一棵大樹，當地人說，誰砍了這棵樹就會染病，甚至一命嗚呼。第二天下午，Dick Suie來到駐地，幫他們帶到來自泰提斯維爾的信件和報紙，“he has full charge of the oil business now”（他現在全面主管油務）。18日，Dick Suie随油匠來到油泉所在地，他搞了一個儀式，叩問神明那棵樹可不可以砍伐，得到肯定的答複。19日，兩個油匠見到一群人擡着一具無頭屍體，探知是在距此八九裡地處，被“生番”砍頭之故。Dick Suie敢于深入到“生番”出沒的腹地，也算勇氣可嘉。從美國運到的機器太重，油匠建議專門訂造大型牛車搬運，Dick Suie吩咐他們按比例制作一個牛車模型，他讓後垅鎮的中國木匠打造。20日為星期天，油匠繼續制作模型，“道台”向他們說忘了當天是禮拜日，還讓他們幹活，向他們道歉。24-25日，油匠跟随“道台”勘察地形，規劃從此地修一條通往後垅的路，以便運輸。1月29日，在安排現場各項工作後，“道台”離開油井，傳回（went back）煤港工作。從絡克所用“went back”看，“道台”的主要工作地點在基隆煤礦附屬的煤碼頭。7月18日，“道台”來到油井探望。聽聞油井鑽出第一桶油，8月17日Dick Suie在瘧疾流行的日子，仍冒着危險來到出磺坑，大約待到10月10日才離開。
1981年，美國喬治頓大學華人學者Samson Hsing-chang Kuo依據絡克日記以及在美國搜集到的史料，寫成博士論文“Drilling oil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two American Technicia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鑒于唐廷樞此時擁有“候補道”職銜，Kuo博士把這兩個英文詞認作“Dick Sine”，非常魯莽地推斷此人為唐景星（Tong King Sing）即唐廷樞，此背景灣地區學界大體都沿用此誤。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學者陳政三依據絡克日記、該博士論文及他個人對台灣曆史的解讀，寫成《美國油匠在台灣——1877-78苗栗出磺坑采油紀行》，也把Dick Suie錯認為唐廷樞。該書在台灣流行頗廣，大概研究台灣石油開發史者均會參考，故這個錯誤衆口爍金，始終未得到糾正。陳政三對近代台灣史事也算熟悉，但對Dick Suie“傳回煤港”一事毫不起疑。對主要工作崗位在上海、天津、開平的唐廷樞來說，前往基隆煤港絕對不是“傳回”，即使說“傳回”台南也還說過去，畢竟台南是往返廈門的主要港口。唐廷樞可能曾為基隆煤礦的開采出過主意，但基隆煤礦不是他的工作崗位所在。“傳回”基隆煤港的，肯定不是唐廷樞。
《美國油匠在台灣》封面
Kuo博士認為1878年8月14日至10月10日，唐廷樞都在出磺坑油礦及後垅一帶活動，指導、監督兩個美國技師。珠海博物館館員唐越、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賓睦新都對唐廷樞素有研究，他們提醒我，那個時間段唐廷樞正在忙于開平煤礦開業事宜，不可能在台灣待上近兩個月。唐越提供的1878年9月21日《萬國公報》報道稱：“前報唐景星觀察奉李伯相命，督同委員、司事辦理開平煤礦局務一節。茲探悉唐觀察于抵津後即赴開平，一切部署就緒，即回天津，于本月初八日在津開局雲。”唐廷樞絕不可能從8月14日至10月10日一直待在後垅及油井一帶。
排除了唐廷樞的可能性，筆者把眼光轉向葉文瀾。葉文瀾，福建同安人，“少棄學，遊海外，通南洋各島語言”，鹹豐年間赴美國舊金山謀生，後回廈門成家立業，在南洋、台灣、福州、廈門等地開茶行、茶棧，任寶順洋行買辦。1866年，左宗棠創立福建船政局。考慮到辦理船政局需要更多實際工商業知識、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左宗棠果斷任胡雪岩為提調，以葉文瀾為船政總監工。船政局早期制造木殼木脅船隻，需要東南亞的堅固木料。葉文瀾深入蠻風瘴雨，為船政精心選購優良楢木。葉文瀾對福建船政的貢獻，李宏偉、沈呂甯等學者的文章已有縷述，不必細表。
長期以來，人們知道廈門著名商人葉德水，也知道船政總監工葉文瀾，卻以為這是兩個人，似乎是到2015年，大連學者李宏偉發表《從出洋華工到成功商人、慈善家和國企高管——葉文瀾的傳奇人生》一文，征引台灣學者吳亦德《旗後新泰記葉家之研究》，才明确認定葉文瀾即葉德水。
葉文瀾英文名Tuck Suey，是把“德水”二字轉寫為英文，絡克按發音錯寫為Dick Suie，Kuo博士進一步錯認為Dick Sine，至此可謂面目全非。此一錯誤，掩蓋了葉文瀾對苗栗出磺坑油礦開發的貢獻。他三次深入“生番”出沒的出磺坑，第一次在1882年1月17日-29日，第二次在7月18日，第三次停留最久，為8月14日至10月10日。後兩次，他冒着感染瘧疾的危險來到礦區，對當時兼顧船政、煤礦、樟腦、硫磺等多種事務的葉文瀾來說十分難得。了解到葉文瀾在油礦的這些經曆，以及他後來因開采失敗被勒令賠繳經費，本文開頭引用的信劄内容就很容易了解。葉文瀾多麼希望采油能夠成功，實在不想放美國技師走，以至于想出拖延發放工資、路費的招數，最終在挽留無效之下，還是想請布郎繼續設法，看能否在近處（香港、日本等地）找到采油技師，延續這項開創性的事業。這一次開采失敗，葉文瀾被勒“經費”2萬多兩，心灰意冷，退出官場。
絡克日記中的Dick Suie
中法戰争之秘密援台
中法戰争爆發後，法軍不僅在馬尾不宣而戰，擊毀了福建水師的大量戰艦，毀壞馬尾船廠，同時出兵侵略台灣，占領基隆一帶，妄圖“據地為質”，敲詐清政府。台灣孤懸海外，奉命率領淮軍守台的劉銘傳雖有勇有謀，無奈法軍封鎖台灣海峽，軍饷、軍械、物資難以從大陸運送過去，台灣形勢甚為危急，士氣也大受影響。面對台灣受困局面，朝廷三令五申，急如星火，要求沿海各督撫設法援台，但效果均不理想。這個困局由葉文瀾率先打破。
1884年10月31日，李鴻章給會辦船政大臣張佩綸電報稱：“石帥電稱，飾司撥十二萬，分批運廈設法轉送，确否。昨亦電囑葉文瀾彙兌台館，未複，惟允謂其灰心，不肯再預公事。”（《李鴻章全集》第21冊第336頁）“石帥”指閩浙總督楊昌濬，“惟允”是船正學堂總教習吳仲翔。11月1日，兩廣總督張之洞發電報給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廈彙豐洋行候選道葉文瀾人甚能，熟台事，祈與商通信濟械之法。”彭楚漢的答複是“葉文瀾亦無策”。（《張文襄公（未刊）電稿》）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實不然。11月4日李鴻章給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的電報道出了實情：“葉畏受官累。”（《李鴻章全集》第21冊“電報”第358頁）
這個時候，各省高官紛紛來找葉文瀾幫忙，葉則躊躇不已。并非他不願為國效力，而是在幫助官員辦理洋務企業時，被官場坑得太慘。出磺坑油礦開采失敗，葉文瀾被高官壓迫，賠款2萬多兩，約值當時3萬美元，也即此次在美國購買兩套采油機器工具的價值。不得已，他在進入官場十多年後，堅決退出，出任彙豐銀行廈門分行買辦。有些文章曾認為葉文瀾本人并無進入彙豐銀行，張之洞緻彭楚漢的電報證明，至遲自1884年起，葉文瀾确實擔任彙豐銀行買辦。
最終，葉文瀾在大義面前仍挺身而出，出面處理此事。他打通台灣商人的關節，派人潛渡台灣海峽，将彙豐銀行彙票送達台灣，由台灣商人兌出現銀交給台灣官員，順利彙解，第一批即達10多萬元。順利兌到現銀，讓台灣守軍士氣大振，使戰局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發展。
1884年年底，劉銘傳給朝廷的奏折稱：“十月以前，将士病危，敵勢猖獗，饷盡援絕，土寇紛乘，臣竭蹶萬分，已無生望，幸荷天恩，屢饬各疆臣多方援濟。十月初，直隸督臣李鴻章、閣浙督臣楊昌濬，各派廈紳葉文瀾兌銀通信。複經兩江督臣曾國荃令道員龔照瑗雇輪載送淮勇五百人，由民船解到黎意一千杆。兩廣督臣張之洞雇輪由澎湖接濟三萬兩，暨火藥等。台北軍勢，差得生機。”
1885年年初，李鴻章轉發葉文瀾函件給總理衙門：“接省三初一函稱，需饷急于星火，幸省城并南、北洋竭力顧救，始有再生之望。……台道六月報存庫八十萬，僅解台北七萬，絲毫不肯再濟，若無内地濟饷，早已不支。今事未辦，即詳請奏咨，倘以所禀為實，是自絕饷援。台南兵力、饷力可恃，台北危迫之至……”“省三”為劉銘傳，駐紮台北；“台道”指台灣道劉璈，駐軍台南。兩人分屬淮軍、湘軍系統，曆來不睦。劉銘傳要求劉璈接濟台北軍饷，劉璈用一個畫餅式計劃搪塞，劉銘傳被迫通過葉文瀾告知李鴻章，台北危迫之至，急需“内地濟饷”。葉文瀾利用他的特殊管道，解了台灣守軍燃眉之急。
随後，葉文瀾肩負起各省向台灣的“轉饷”重任，還利用他與洋輪的特殊關系，将中國軍饷僞稱洋行銀子，由洋輪保險代運至台灣。前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以70高齡冒險渡台，廣東協濟吳鴻源5萬饷銀，也由葉文瀾轉彙。他向張之洞報告：“委解吳鎮饷銀五萬元，已由彙豐行收到。查劉爵帥駐節台北府，吳鎮駐軍彰化縣，台北運往較便，現閩饷均商由洋輪作為洋款保險給載代運，現銀迳至台北，由瀾派人密至該處坐收押解，曆辦無誤。”（《張文襄公（未刊）電稿》）
李鴻章所言“葉畏受官累”，道出了葉文瀾與官府打交道二十多年的辛酸。當日在局外旁觀的文人，尤其是喜以風聞上書的言官，多以為管理洋務企業的商人依靠官府撈足了油水，此事誠或有之，卻并非每個商人都如此，因辦理洋務而受虧累的商人大有人在。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一書中談到廣東制造局總辦溫子紹冤案，他遭禦史彈劾被張之洞革職，并勒罰白銀2萬兩，後來官府将帳目查清，溫子紹并無貪墨情事，反而被認為是發展工業的有功之臣。溫子紹被冤枉，廣東善後局的各司道都為他鳴不平，指出早期機器局出現的問題，是沒有工業基礎、缺乏熟練勞工和工藝生疏造成的，絕不是溫子紹中飽私囊造成的。廣東工廠逐漸增多，由溫子紹開風氣之先，功不可沒。姜鳴認為，張之洞“隻不過是為了趕走溫子紹，另行安排親信辦理局務而已”。這些在官場孤立無援的新商人最容易被傷害，而且都家境殷實，可以罰他們賠繳經費，何樂而不為？
鄭易漢繪制的出磺坑地圖
為何長期遭埋沒？
身為寶順洋行買辦、船政總監工、台灣礦務督辦、彙豐銀行買辦，筆者相信有關葉文瀾的英文史料仍有開發。英文史料未被充分利用的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并不知道葉文瀾就是Tuck Suey。随着民國時期培養的老一輩學者逐漸老去或故去，國内學界對晚清買辦的研究成績不太理想，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英文名字對不上号。在漢語拼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學者很難意識到，晚清人物的英文名大多不采用漢語拼音，而是存在各種寫法，被當今一些人認為“稀奇古怪”。
晚清民國很多廣東人是按粵語發音拼寫姓名字号，如孫中山（Sun Yat-sen）、唐景星（Tong King Sing）、詹天佑（Jeme Tien-yao）。有些買辦的英文名根本沒有姓氏，直接用字号、小名，如郭松（曾被錯寫為“郭甘章”）叫做Acheong，曾寄圃名為Amew（阿苗）等，葉文瀾使用Tuck Suey，就是沒有姓氏、隻用字号的情況。如不能在中英文名之間建立對應關系，對晚清買辦的研究很難有大面積的突破。
葉文瀾遭埋沒還有一個“時代”原因。在極左思潮流行時代，葉文瀾的買辦出身，與“黑五類”屬同一個範疇，葉家後人不得不采取“預防措施”，把葉文瀾保留下來的曆史資料、照片全數銷毀。李宏偉研究葉文瀾能取得較大成績，一是充分利用了葉氏後人的回憶材料，二是用心挖掘了台灣地區的葉氏家族史料。
（感謝賓睦新、唐越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