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彩虹之國”的黑與白

作者：狸 德

2021年是非洲文學的繁盛之年。在來自坦尚尼亞的英語作家古爾納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後，南非作家達蒙·加爾古特随後憑借《承諾》一書獲得當年的布克獎。頒獎詞寫道：“獎勵《承諾》為一個衰落的家庭與充滿麻煩的土地所做出的強有力書寫。”同時，這部小說被評委們稱贊是“一部傑作”、“21世紀小說繁榮的證明”。

達蒙•加爾古特出生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亞，從開普敦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小說和戲劇創作。2003年和2010年，加爾古特分别憑借小說《好醫生》（The Good Doctor）和《在一個陌生的房間》（In a Strange Room）兩度入圍布克獎。本次獲獎的《承諾》延續了南非農場書寫的文學傳統，以種族沖突為話題，通過聚焦一小塊土地和圍繞其所有權展開的漫長争奪，對南非種族主義制度和種族主義遺産進行反思。今年11月，《承諾》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内出版。

《承諾》的故事圍繞南非一個荷蘭移民後代家庭——斯瓦特一家的四場葬禮進行。阿莫爾的母親蕾切爾在去世之前，對家中的黑人女仆薩洛米許下承諾，要讓丈夫将薩洛米和她的兒子盧卡斯居住的小木屋轉移到他們名下，這也構成了全書的主要沖突和故事的推動力。

妹妹阿莫爾是斯瓦特家族中唯一一位堅持要兌現這一承諾的角色，作者在采訪中也稱這是全書的“道德中心”。在幾十年中，阿莫爾大多數時間在外鄉發展，卻從未缺席家族成員的葬禮。她總是在最後一刻趕回家鄉，不斷地向親友們提起房屋所有權移交之事，但一直被其他家庭成員百般阻撓。

斯瓦特農場不隻是家庭财産的移交，還代表着南非政府給黑人的承諾。另一位南非作家、諾獎得主庫切曾指出，南非文學是一種“被束縛的文學”，其背後是一個“畸形的、發育不良的”社會。要了解加爾古特筆下承諾的份量，南非社會的種族問題無法繞開。

受到地緣與曆史因素的雙重影響，1948年至1994年的半個世紀中，南非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實行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1950年，南非政府頒布《人口登記法》，将人按照種族劃分為白人、有色人種、本地人或黑人。即便當時黑人的人口數量占全國的一半以上，但财富、權力、政治等全部被少數白人所壟斷，非白人的行動自由也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一直生活在種族主義暴力的噩夢之下。也是以，20世紀80年代，在斯瓦特家族的母親許下承諾的時刻，薩洛米作為有色人種，是沒有權利擁有财産的。書中說“她一生都在為斯瓦特家族工作，穿梭在農場和他們居住的小屋之間，卻不屬于任何一個地方。”也是那個時代黑人勞工的真實寫照。

加爾古特的創作明顯受到伍爾夫、福克納等作家的影響，又或許是因為在《承諾》的寫作過程中，他曾擱筆一段時間去進行電影劇本創作，這讓《承諾》一書有着極強的鏡頭感，讀者的視角在不同人物之間自由流動，元叙事的模式也斷斷續續在書中出現。然而，女仆薩洛米作為書中的重要角色，卻一直以隐身的姿态存在着，作者也從未過進入她的視角去描繪她心中所想，正如所有斯瓦特家族對她的态度一樣。“媽死的時候，她就在床邊陪着媽，不過大家似乎沒看見她，明顯是把她當作了隐形人。同樣隐形的還有她的感受。大家隻會吩咐她，把這裡打掃幹淨，把床單洗了。她則一一照做，她打掃衛生，她清洗床單。”薩洛米在作者的叙述中隐身，其背後則是更多在現實中不被看見的黑人。

而到了1994年，經曆了多年内亂之後，納爾遜·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黨赢得選舉，成為民主政府的總統。1997年，南非憲法永久生效，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南非也終于在名義上成為一個“彩虹之國”。《承諾》中父親去世時是1995年，此時正是曼德拉在任期間。書中描寫阿莫爾回到比勒陀利亞參加葬禮時，這座城市剛過完青年節，正在舉行橄榄球世界杯賽的半決賽，充滿了歡快氣氛：“市中心從來沒有像這樣過，許多黑人正在随意四處遊蕩，仿佛他們屬于這裡。這座城市幾乎像是個非洲城市了！”

曆史發展到這一節點，人人都充滿希望地認為南非“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民主國家”，薩洛米在法律上已不再受到黑人身份的限制，本該可以合法地繼承這間屋子。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後種族隔離時代黑人的命運仍在延續。在書中，政策的頒布并未扭轉斯瓦特一家“白人至上”的思維慣性。薩洛米的兒子盧卡斯和她一樣沒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是以找不到糊口的好工作；甚至安東還在考慮把勞工趕出農場，因為“新的法律對佃戶和擅自占地的人有利，你也拿不太準，不能讓他們索要土地”。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後，南非政府仍然需要不斷糾正過去種族主義遺留以及由于政策迅速轉變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承諾》也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政治失信的縮影。

直到小說進行到最後一章，阿莫爾的四位親人相繼離世，所有的阻礙力量都已消失，她才終于能夠将地契交到薩洛米手上。但此時薩洛米已經71歲，蒼蒼老矣，聯結着兩個種族之間承諾的小木屋也早已殘破不堪。在加爾古特的書中，“時間”是最重要的元素。作者試圖展現承諾兌現過程中的重重沖突，卻又并未在另一邊設立足夠尖銳的力量來沖破這些束縛——阿莫爾即使想要幫助薩洛米，卻也并未進行充分“鬥争”，隻有曆史的程序和家庭成員的死亡作為推動力。從“種族隔離”走向“彩虹之國”，這些政策的修訂、社會環境的進化放置在政治程序中或許足以稱作“巨變”，但對于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仍然太過漫長。何況，時間的流駛在掃除阻礙的同時，也削弱了承諾本身的份量。正如盧卡斯對“白人女士”阿莫爾的控訴那樣：

“你不再需要它了，也不介意把它扔掉。就像你吃剩的食物一樣。你給我媽媽的，就是這種東西，晚了三十年，還不如什麼都不給。”

時至今日，南非的種族問題依然受到廣泛讨論。臨床心理學家薩斯·庫珀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種族身份的主導地位阻礙了真正共同身份的形成。“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首先是人。我們總是給它加上顔色，再給它加上外部屬性，然後可能再加上語言和信仰，這就會導緻進一步分裂。”書的結尾，阿莫爾撒下安東的骨灰，走向未知的命運。但可以預見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塑仍然将是南非人民共同的願景，曆史留下的隔閡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修複。（狸德）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