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世界杯小組賽B組第二輪，伊朗對陣威爾士，伊朗隊以2:0擊敗對手。但這場球最引人注目的焦點其實是在開賽前——伊朗隊是否還會想上一場一樣，在唱國歌的環節用沉默為其國内女性要求摘掉頭巾的抗議運動做聲援呢？
但很遺憾，這一次，伊朗球員集體唱了國歌，雖然很多球員明顯唱的非常敷衍，但他們還是唱了。
對此，全場球迷爆發出巨大的噓聲。
但這個時候導播非常意味深長的把鏡頭切給了看台上的伊朗球迷。于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球迷，尤其是很多女球迷，在為這一幕失聲痛哭了。
我覺得，我們理由去指責伊朗球員們什麼，因為沒有人有資格要求别人一直勇敢下去，因為你并不知道他們正在面對什麼。
正如伊朗球星薩達爾·阿茲蒙所坦言的，在世界杯上拒唱國歌的行為，可能會讓這些球員被踢出國家隊，甚至失去在伊朗國内踢球的資格，在世界杯開賽前，伊朗官方“警告性”的逮捕了其為女性發聲的足球名宿阿裡代伊，則證明了他這話所言不虛——有些伊朗球員此次回國後，很可能會遭受類似的處罰。
而除了少數在外國俱樂部效力的頂級球員，大多數伊朗隊員打完世界杯之後還是要回國的，要在這個被高度管束的國家踢球謀生，有些事，他們不得不低頭。
是以，雖然阿茲蒙自己表态說“我願意為了伊朗婦女的一根頭發犧牲這一切。”但沒有任何旁人有資格他們真的都為了女性的一根頭發而失去自己的一生，每個球員必須做自己的選擇。
而隻要隊中有一個人因為懼怕處罰開了口，沉默抗議就不再是球隊行為了，它成為了沉默者要自己來負責的個人行為，當鏡頭掃過他們沉默的臉龐，他們要面對的是陡增的壓力，和餘生中可能無窮無盡的被秋後算賬的危險。這種壓力太大了。
伊朗隊在世界杯賽場上為女性的沉默，敢做一次已經很難得了，我們沒有資格再要求他們一直勇敢。沒有任何人可以要求别人一直勇敢下去。
但此時此刻，我突然想說說比賽中的另一群人——她們是跟場上的波斯男人們一樣勇敢的伊朗女球迷們。
是的，連看了伊朗隊的兩場比賽，你是否感到有些新奇呢？在本屆世界杯賽場上，好像一夜之間，伊朗女球迷突然就成了一道最靓麗風景線。
很多伊朗女球迷來觀賽了，且其中又更多的女球迷在觀賽中勇敢的摘掉了自己的頭巾。而導播和各國攝影記者們似乎也特别喜歡給這些女孩鏡頭。
于是世界突然想起一件淡忘許久的事——原來，在天天出門就被要求戴頭巾之前，波斯女郎曾是那樣的美麗動人。
但你可能不知道，伊朗女球迷們，為了重制美麗的這一天，曾經都付出了什麼……
2006年柏林電影節上，有一部伊朗電影曾引起了轟動，并最終獲得銀熊獎。它有一個非常足球的名字——《越位》。
影片則提醒了人們一件觸目驚心的事——在伊朗，自1981年以後，女性就一直不被允許進入任何體育場觀看比賽。影片講了6個伊朗女孩為看一場球賽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女扮男裝，但最終還是被道德警察逮捕的“曆險記”，拍的既悲壯又荒誕——
說悲壯，是這些女孩為了看那場球真的付出了太多。
說荒誕，則是雙方這麼窮折騰這麼多，竟隻是為了女孩能不能去看一場球賽！
但誰也沒想到的是，十幾年後，這個故事居然上演了一個更慘烈、“電影都不敢這麼拍”的現實版——
2019年，德黑蘭女孩薩哈爾·霍達亞裡因為試圖女扮男裝觀看一場足球比賽，在排隊進場時被道德警察發現并逮捕。
可能是為了遏制當時已經愈演愈烈的女性反抗行為，為了殺雞儆猴，伊朗法庭以“不戴頭巾，在公衆地方做出不神聖行為”和“侮辱政府官員”兩項罪名，要判處她長達半年到兩年的監禁。
而哈薩爾性子也是烈，在審判期間選擇直接在法院門口自焚，以抗議這不公。
哈薩爾最終因搶救無效死亡，而她的死，引起了極大的國際震動——在龐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國際足聯FIFA最終向伊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伊朗必須保障本國女性的觀賽權。否則伊朗隊也别參加什麼世界杯預選賽了，直接被判定失去踢世界杯的資格！——如果你們不許女人觀賽，那你們的男人就也别踢足球了。
在龐大的壓力下，伊朗政府最終被迫作出讓步，先是在當年10月的一場世預賽中，允許一些政府高官和球員的女家屬裹得像粽子一樣到現場觀賽。然後是開設女性專席，道德警察全程護送（監視）……總之，在整整四十年後，伊朗婦女總算因為一個妙齡少女的殉難，而重新獲得了足球比賽的觀賽權。
我知道，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很多國人眼中，這個故事簡直匪夷所思，而且是雙向的：
首先是伊朗政府到底是出于什麼目的，非得禁止女性觀看球賽呢？——你說你原教旨主義，無論宗教原典還是現行法律都沒寫這一條啊。幹嘛管的這麼嚴重呢？
那個伊朗少女哈薩爾似乎也是——不就是看場球麼？在家裡守着電視看不行麼？非得去現場。被抓住了認栽了就是了，幹嘛為了這麼點事情，枉送了這樣好的一條性命？
可是，如果你仔細分析一下其中的邏輯。會發現雙方這種針尖對麥芒，其實是一種積累後必然。
首先，從伊朗政府這一方來講，其實1979年伊斯蘭革命剛剛發生時，對于女性的相關禁令還是不那麼嚴苛的。伊朗畢竟是當時中東最現代、也與世界接觸最多的國家，“伊斯蘭革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應該把對婦女的限制做的溫和些，至少要适當給已經開化的伊朗城市女性一些空間。
但在實行過程中，他們很快就發現，這種“溫和”根本無法達成。
因為掠奪女性的發言權、不允許女性把自己的大腿、胳膊、頭發這些部位展現給他人看，甚至不鼓勵她們在公開場合抛頭露面，這種訴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違反人性的。對伊朗的城市女性來說，别的公開場合不能抛頭露面、發聲了，她們就會聚集到足球場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對伊朗男性來說，哪個男人在那種環境下生活久了，不想多看幾眼美女呢？
是以很快的 ，女球迷就成為了球場上比球賽更吸引眼球的存在，而伊朗的足球場，則隐隐成為了反對“伊斯蘭革命”的開明派的聚居地。
那麼伊朗當局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就隻能進一步對限制加碼，幹脆剝奪掉了所有伊朗女性的觀賽權！
于是不許女性到球場觀賽，這條匪夷所思的過分的，宗教典籍中既沒寫、法律明文又沒規定的禁令，就這樣出現了，且無可撼動的一搞就是近40年。
荒唐麼？荒唐。合理麼？合理。
從這件事裡，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一種被強行推動的管束、禁忌，往往越是不合理，就反而呈現越強烈的“擴散性”。
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禁令試圖否定、制約的總是某種人性，而人性是無法被取消掉的。人性就像水一樣，你不讓它從這個孔道流出，它就必然另尋一條路徑，以更強的水壓噴射出來。最終管理者若不願放松管束，就必須把一切能想到的相關孔道全部封死。
大禹他爹實名點贊。
是以女性不許看球賽，這種看似匪夷所思的規矩，發展到最後，卻必然跟伊朗政府奉為至高的宗教教條一樣不容質疑、不容撼動。因為它本就是這套邏輯走到終點後的必然結果。
而反過來說，所謂“千裡之堤潰于蟻穴”，當一種違反人性的管束和禁忌在某一個細節上不得不松動時，整個體系的随之破産也就不遠了。
你看，伊朗政府目前，就被允許女球迷觀賽這事搞的焦頭爛額，因為他們發現這個口子一開，真的遺患無窮，接下來的連鎖反應你擋都擋不住——
你允許了女性在國内賽場上去看預選賽，那你要不要允許她們到國外去看世界杯？
到了卡達世界杯這樣的賽場上，沒了道德警察的限制，你還能管得住這些女性不摘下自己的頭巾？
摘下頭巾的伊朗女球迷們，會不會做自己的表達？她們殺個回馬槍，在賽場上聲援國内的摘頭巾運動怎麼辦？
伊朗國内的人，看到女性們做這種表達，又會怎麼想？
參賽的伊朗球員，會不會用拒唱國歌這種行為，回應女球迷們的訴求？
這一切，現在都發生了。伊朗對女性限制、甚至其整個政教合一體系，都面臨一點崩潰、全線失守的危局。
是以裹住伊朗女性的那面頭巾，固然是嚴密、應包盡包的，但卻也是脆弱、一點既破的。
本屆世界杯上，伊朗男球員和女球迷們的“男默女淚”，以及這些情節将繼續引發的連鎖反應，其實在少女薩哈爾點火的時候，就已經燒起來了。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有人勇敢，像薩哈爾那樣去充當那個戳破“皇帝的新裝”的孩子，更需要有人響應，需要場上的男人的一次沉默、場下的女人的幾行淚水，去做同樣勇敢的跟從。
“隻有我們能自救,上帝才能救我們。”這是《湯姆叔叔的小屋》裡說的話。
是的，正如在賽場上，隻有那些肯為踢球拼命的球隊，才配赢得勝利一樣。在賽場外，隻有那些為了“一根頭發”做好犧牲一切覺悟的人，那些面對咄咄逼人的無理禁忌毫不退讓的人，才配赢得自由。
被嚴密包裹了整整四十年後，在這短短的九十分鐘裡，波斯女郎們終于能摘下了她們的頭巾。
為此，
那烈火、那生命、那沉默、那嘶吼……她們已付出太多。
因之，
這淚水、這勝利、這歡呼、這自由……她們值得。
自由從不無償，天救自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