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分享了許多 YC 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寫于十多年前的文章，今天來看看這篇他發表于 2021 年 4 月的随筆。
他從科技創投的視角，分析了如今美國财富誕生的源頭和機制——這個時代快速緻富的秘訣，其實是創辦一家科技公司。他相信，創業正在變得越來越容易，而且勢不可擋。
自1982年以來，《福布斯》雜志每年都會公布美國富豪榜。如果我們将1982年的100位富豪與2020年的100位富豪放在一起比較，我們會注意到一些很大的差異。
1982年，最常見的财富來源是繼承。在100名最富有的人中，有60人是從祖先那裡繼承了财産，僅杜邦公司的繼承人就有10人。到2020年，繼承人的數量銳減了一半，隻占最富有100名富豪中的27人。
為什麼繼承人的比例會下降？不是因為遺産稅增加了。事實上，過去這一段時間遺産稅大幅下降。繼承人比例下降的原因也不是繼承巨額财富的人減少了，而是有人創造了更多的财富。
人們是如何創造這些新财富的？大約3/4通過創辦公司，1/4通過投資。在2020年的73筆新财富中，56筆來自創始人或早期員工的股權（52名創始人、2名早期員工和2名創始人的妻子），17名來自管理投資基金。
1982年最富有的100名美國人中沒有基金經理。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在1982年就存在了，但創始人都不夠富有，無法進入當時的前100名。如今，兩件事發生了變化：基金經理發現了産生高回報的新方法，而更多投資者願意把錢托付給他們。
但是新财富的主要來源是創辦公司。如今，比起1982年，創辦公司可以讓人變得更富有，因為公司做的事情不一樣了。
1982年，新财富來源占主導地位的是石油和房地産，1982年的40位新富豪中，至少有24位是主要因為石油或房地産緻富，現在隻有少部分是這樣——2020年的73位新富豪中，僅有4位是因為房地産緻富，2位是因為石油。
到2020年，新财富的最大來源是被稱作“科技”（tech）類型的公司。73位新晉富豪中，約有30位來自此類公司。這在富人中尤為常見：2020年十大富豪中，有8名來自科技公司。
誠然，将科技視為一個類别有些誤導人了。難道亞馬遜不應該是零售商，而特斯拉不應該是汽車制造商嗎？是也不是。也許50年後，當我們所說的“科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将這兩家企業歸入同一類别似乎是不對的。但至少目前，必然有一些共同點使它們與衆不同——哪個零售商會創辦 AWS ？哪個汽車制造商的老闆也擁有一家火箭公司？
前100名富豪背後的科技公司也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群體，他們名下的都是風險投資家願意投資的公司。這也是有原因的。這些公司大多是通過擁有更好的技術而從商業競争中取勝，而不僅僅依靠一位擅長交易的CEO。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公司的崛起代表着一種性質上的變化。1982年《福布斯》400強中的石油和房地産巨頭并不靠創造更好的技術而獲勝的。他們是因為擅長做交易而獲勝的。事實上，這種緻富方式已經非常古老，早于工業革命。
隻看基尼系數而不了解背後本質的人，會回顧1982年的世界，認為那是美好的舊時光，因為那時富有的人沒有現在那麼富有。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他們是如何緻富的，舊時光看起來就不那麼美好了。1982年，最富有的100人中有84%是通過繼承遺産、開采自然資源或進行房地産交易緻富的。放在今天，這真的比創辦科技公司成為最有錢的人更好嗎？
為什麼今天人們創辦了更多新公司，而且為什麼他們還是以變得如此富有？其實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問題本身措辭有誤。我們不應該問人們為什麼要創辦公司，而是為什麼他們現在要創辦新公司。
1892年，《紐約先驅論壇報》編制了一份美國所有百萬富翁的名單。他們找到了4047人。當時有多少人是繼承來的财富？大約隻有20%，這比今天富豪繼承人的比例還低。當你調查新财富的來源時，1892年看起來更像今天。那時的休·洛克夫（Hugh Rockoff）發現：“許多最富有的人......從大規模生産的新技術中獲得了最初的優勢。”
是以，反常的不是2020年，而是1982年。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很少有人在1982年通過創業緻富。答案就在《先驅論壇報》的名單編制過程中，一股并購重組的浪潮席卷了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像摩根大通這樣的金融大家将數千家小微公司合并成幾百家規模驚人的大公司。正如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所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經濟的主要産業要麼被組織成政府支援的聯盟（Cartel），要麼被少數寡頭企業壟斷。”
在1960年，今天大多數創業的人都會為上述其中一家公司工作。你可以在1890年和2020年創辦自己的公司緻富，但在1960年，這并不是一個真正可行的選擇。你無法打破寡頭壟斷進入市場。是以，1960年最佳的職業路線不是創辦自己的公司，而是在現有的公司中沿着階梯向上爬。
讓每個人都成為公司雇員減少了經濟中的不平等（同時也阻礙了其他類型的變化，也就是創新）。但是，如果你的常态模型是20世紀中葉，你将會擁有一個非常具有誤導性的模型。摩根大通的經濟操作隻是一個階段，因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泡沫就開始破裂。
為什麼會破裂？部分原因是企業的老化。在1930年，大公司似乎是規模和效率的典範，但到了1970年，它們已經變得松弛和臃腫。到1970年，僵化的經濟結構充滿了舒适的巢穴，各種組織都在建造這些巢穴，以使他們自己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在卡特政府執政期間，聯邦政府意識到有些不對勁，并開始撤銷支援寡頭壟斷的政策，他們稱之為“放松管制”（deregulation）。
但是，導緻摩根大通的經濟階段崩潰的不僅僅是内部的衰退，還有來自外部的壓力，以不同形式的新技術展現，尤其是微電子技術。想象一個池塘，上面結了一層冰——這能幫我們更好地比喻發生了什麼。最初，從水下到表面的唯一方法是通過更薄的冰面邊緣。但是随着冰層融化，冰層中央開始變薄弱，你開始能從那裡深入水下。
池塘的邊緣是純科技（pure tech）——那些自稱從事電子或軟體業務的公司。當你在1990年使用“初創公司”這個詞時，它代表的正是這些公司。現在，初創公司們正在穿透冰層中央的薄弱地帶，取代零售商、電視網絡和汽車公司等企業。
盡管摩根大通的經濟手段崩潰了，卻創造了一個技術意義上的新世界，然而，從社會意義上來看，它是常态的回歸。如果你隻回顧20世紀中葉，人們通過創辦自己的公司緻富似乎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但如果你看得更久遠，你會意識到這實際是一直存在的。我們在未來應該更多期待的是創辦自己的公司來緻富。事實上，我們應該期待創始人的數量和财富保持增長。每過十年，創業都變得越來越容易。
創業越來越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社會環境。社會正在重新審視這個概念。如果你現在開始創業，你的父母就不會像一代人以前那樣抓狂，而且關于如何創業的知識也更加普及。但現在創業更容易的主要原因其實是它更便宜了：技術降低了産品和獲客成本。
創業成本的下降反過來改變了創始人和投資者之間的權力平衡。當創業意味着要建造工廠時，你需要投資者的許可才能這樣做。但現在投資者更需要創始人，而不是反過來，再加上市場上風投資金的增多，這些一并推高了初創企業的估值。
是以，創業成本的降低增加了富人的數量，這有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為創業成本更低，更多人開始創業，而那些決定創業的人，可以通過更好的方式和條款籌集到資金。
但還有第三個因素在起作用：公司本身更有價值，因為新成立的公司比過去發展得更快。技術不僅降低了制造和分銷産品的成本，也加快了速度。
這種趨勢已經保持了很長時間。如果把2020年的10億美元作為一個收入标準，成立于1896年的IBM用了45年才賺了那麼多，成立于1939年的惠普用了25年，成立于1975年的微軟用了13年。對于快速發展的初創公司來說，現在的新常态是他們過個7年或8年就能創收10億美元。
快速增長對創始人股票的價值有雙重影響。一家公司的價值是關于其收入和增長率的函數。如果一家公司增長更快，那麼不僅可以更快到達10億美元的收入，而且會比很多年前價值更高。
這就是為什麼年輕的創始人也能變得極其富有。創業初期的低成本意味着創業可以從年輕時就開始，而今天公司的快速增長意味着如果他們成功了，僅僅幾年後他們可能會驚人的富有。
現在，創辦和發展一家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更多的人創辦了新的公司，創業者從那些投資人那裡獲得了更好的方案，由此産生的公司變得更有價值。
一旦你了解了這些機制是如何運作的，了解了為什麼20世紀初創企業受到了阻礙，你就不必訴諸于裡根上司下“模糊的民意右轉”來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基尼系數在上升。基尼系數當然在上升，随着越來越多的人創辦更有價值的公司，怎麼可能不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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