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甯，你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王黎明
徐甯離開我已快兩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卻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不僅沒有淡漠，反而愈加清晰。
少年的記憶
我認識徐甯是在1944年，我們在延安保小四年級同班學習，我16歲，她11歲。當年的她剪個娃娃頭，白皙的臉上一對深深的酒渦，笑起來格外逗人喜歡。那時班上有40多位同學，我是學生會幹部，學習成績名列前三名，經常幫助同學學習，周六還給大家講嶽飛的故事。1945年1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努力做模範，更加老成持重，老師和同學都很信任我。
徐甯的性格與我反差很大，她開朗大方、天真爛漫，學習也很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5年7月的一段小插曲，在我們兩人的人生道路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那是畢業的日子，我患重感冒合并鼻上颌窦蓄膿症，住在醫務所治療。我的病剛好轉，徐甯也患猩紅熱住進醫務所。她發着高燒，一人住在一個窯洞裡，孤獨、寂寞、還有些害怕。一個年僅12歲的小姑娘，上司和老師很擔心她，我也同情她，醫務所所長羅冬祥醫生（參加過長征）叫我照顧她，于是我像大哥哥一樣呵護她，服侍她。在羅醫生精心治療、護理下，我倆很快康複了。我和她，還有王蘇坡三人乘一輛馬車從安塞趕到了橋兒溝。我幫她扛着行李，送她到她爸爸的窯洞裡。這時，我們已經是很要好的同學了，但誰也沒有想過更深一層的關系，我們的友情純淨如水。這純淨的友情深深地埋藏在我們倆人的心中許多年，也不知什麼時候悄悄地萌生了愛的花朵。
1947年，延安中學十二班彭起超、王黎明、任友良（左起）合影（高諾夫、賈蘭新 供圖）
她幾天以後，到延安中學上學，我們又是同班。
1946年初，她離開延安到張家口讀書，我們分開了，失去了聯系。然而，我們卻經常能聽到對方的消息。我是校學生會主席，又是陝甘甯邊區青聯委員，《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登過我的名字和事迹，她從各方面了解到我在延安的情況，我也時時從來人中打聽徐甯的消息：她到張家口後，1946年8月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時年13歲，從那以後她也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學校撤離張家口時，她本可随父母轉移，她父親徐彬如1925年入黨，當時是陝甘甯邊區參議會秘書長，聯防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母親韓鐘秀1926年入黨，曾赴蘇聯留學，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但徐甯反對特殊化，選擇了行軍，自己背着行李、書籍等用品，吃力地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從不叫苦叫累。她還一面行軍，一面學習和勞動，進行土改宣傳，起到了共産黨員的模範作用。這最初的革命鍛煉，被她寫成《難忘的歲月》，編入晉察冀邊區聯合中學回憶錄《在革命洪流中》。
1949年秋，我到沈陽學習。一次去看電影，在電影院遇到了徐甯一家人。我多麼想和她打個招呼呀，可不知為什麼，也許是因為她的父母在身邊，不好意思走過去。幾天後，我打聽她的下落，誰知這時她已經去北京了。一次相逢的機會，在莫名其妙的羞怯中錯過了。
戀愛時節
1950年2月，我到了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學習。這時，徐甯在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上學，家就住在寬街。我上學在鐵獅子胡同，同她僅百米之隔，然而互不知曉。暑假，我随學校到北戴河休假，在海濱的沙灘上，我們再次不期而遇。她向我打招呼，将她的同學、丁玲的女兒蔣祖慧介紹給我。也許這就叫緣分，我們互相留下了位址。回到北京，我們頻繁來往，她到學校找我，我到她家找她。她喜歡看小說，我為她在圖書館借，她的作文也常常給我看，我們經常一起去看戲、看電影、逛公園、攝影留念。我對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愛上了她。
1951年暑假的一個晚上，在校門外噴泉的圓池子邊上，我向她求愛了。她非常驚異，絲毫沒有覺察到我對她感情的變化，她對我這個憝厚樸實的大哥哥從不戒備，沒有想到我的求愛，她拒絕了我。分手後，我痛苦極了，正在這時，我的手指患惡性良性腫瘤，住院做手術。手術前，我給她寫了一封長信，她收到後退回來，附了幾句簡單的話，希望我們今後仍然作為朋友往來。
1952年春夏之交，為歡送毛海英等同學留蘇，我負責組織部分保小同學聚會，也邀請了徐甯，以為她會拒絕，結果她來了。大家一起照相，玩得很開心，很盡興。我那顆因失戀而痛苦的心又感到了希望。從徐甯的女友那裡得知，徐甯正處于沖突中，她的家庭條件、本人條件都比較優越，她考慮到我比她大5歲，又有老母親等因素，怕将來關系複雜不好相處。徐甯的媽媽勸她說要看重兩人的感情，我耐心地等待着她……
1956年5月1日，徐甯（左）在列甯格勒參加慶祝活動
1953年寒假的一個傍晚，在後海岸邊，徐甯終于明确表示願意在高中畢業後與我最後明确關系。我興奮極了，不用說等半年，十年八年我也等。1954年，我們确立了關系，從此兩人的命運就聯系在一起，從來沒有分開過。
1954年8月，徐甯考上了留蘇預備生，先上俄專學習一年。那時我常常去看她，在學院的小樹林裡幽會，我們已是一對未婚夫妻了，同學們也都知道。1955年夏天，她就要去蘇聯，我們各自寫了保證書；她的保證書留給我，我的保證書交給她帶到了蘇聯。後來她回國時又帶回來，一直儲存至今。她在保證書中寫道：“……在愛情上，在共同僚業的基礎上，我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與王黎明的命運連在一起，忠實、嚴肅地對待愛情，不變心，互相勉勵，共同進步。為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要努力使我們對黨的貢獻更大，道德品質更完美。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中，自己要克服隻顧自己不顧對方的資産階級個人主義，努力多通信，使王黎明了解我的一切行動，言行一緻。未婚妻徐甯，1955.8.于北京。”
之後的5年中，徐甯給我寫了50多封信，現在保留有42封。她在信中多次表示發奮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的決心，并不斷向我報告她的成績。徐甯在列甯格勒蘇維埃化工學院實體化學工程系學習放射性元素工藝學。一次，禍輪設計沒搞好，得了4分。她很不滿意，信中對我說：“我當然決不會向命運低頭的。”将近畢業時，她的成績已經很優秀了。1960年1月19日給我來信說：“我已考完了，全部是5分。非常想你，尤其是在假期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戀愛觀。在我們來往的情書中，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特征。情書當然有柔情，也有纏綿的思緒，然而更多的是互相激勵着為事業獻身。徐甯在信中寫道：“我不會談戀愛，給你的溫情太少了，我甚至用力量壓下自己的感情，用此來表現自己的堅強，不過沒什麼，愛總在增長，它鼓舞我們去創造。”她在信中說：“我愛你為黨可以犧牲一切的精神，我愛你的堅強意志和無限熱情，我愛你不斷前進的革命朝氣。”同時，她批評了我四平八穩、小心謹慎的性格，希望我成為她理想中拼命大幹、不為個人斤斤計較、不會生病的人。她批評我考慮找房子建立一個幸福家庭的想法，雖然她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她。她說：“當然你都是為了我，但如果你能更多地考慮一下别人，為别人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我要更愛你一些。”“我一直這樣想，我要找的男人應是完全忘我大公無私，從不考慮個人的。”她還說：“我學了十幾年，人民花了多少錢，都是為了我能做些工作。決不是為了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常想回去以後最好不要在北京，應該到勞工農民中去，從一個普通勞工開始，每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時。”
徐甯學習期間實習的勞動報酬和積累，除必需的開支，全部上交國家或幫助了同學，很少為自己買什麼東西。她曾嚴厲地批評我：“上次來信談到買電視機，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沒有錢是小事。利用有利條件使自己的生活比别人好些，我不喜歡這樣的打算盤。希望以後在生活中不再碰到這樣的事。”不久，我托她買照相機，又碰了釘子。她說：“照相機，我又該批評你了。在這裡叫進階消費品，就是有錢我也不能給你買。”徐甯留蘇的同學方振亞患病需回國治療，他家經濟困難，徐甯與同學為他湊足路費，寫信讓我想法拿些錢幫他住院治療。我一一照辦。方振亞不久康複，又回蘇學習。
徐甯留蘇5年，我們就這樣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共同進步。我常常從國内給她寄一些政治理論和專業技術書籍。如《紅旗飄飄》《中國青年》和各種辭典。
1960年7月12日，我正在石景山鋼鐵公司上班，接到門衛的電話，匆匆趕到門口，一看竟是我朝思暮想的戀人，她在那裡等我已經等了3個小時了。我趕緊上前，拉着她的手，激動得心都跳個不停。我接連問她，什麼時候回來的、回來幹什麼、還走不走，等等。那次回國本來還要再去蘇聯學習，因局勢變化，她不能去了。徐甯被配置設定到北京大學技術實體系任教，在放射化學教研室工作。我們結束了長達5年的遠隔千山萬水的苦苦思戀和兩地傳書的生活，我們決定立即結婚。
事業與家庭
1960年9月10日，我和徐甯在簡陋的宿舍中結婚了。那天是星期六，我們白天還在工作，晚上回來結婚，匆忙草率，但熱烈幸福，充滿甜蜜。第二天，我們去照了相，第三天早上就各自上班了。
徐甯到北京大學後，一切都很生疏，工作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她毫不示弱，為節省路上往返的3個小時，新婚的她搬進了集體宿舍，有時一個月才回家一趟。在著名化學家徐光憲（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指導下，徐甯給學生講課、帶實驗，獨立編寫《無機化學和分析化學》講義，還參加了萃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工作，獲國家教委的科技成果二等獎；又在吳謹光教授上司下，參加《含鐵鹽酸酸洗廢液的處理》課題實驗，1991年獲國家發明創作專利證書。1978年，徐甯調衛生部工業衛生實驗所，更加靠她所學專業，用放射化學方法分析測定土壤成分，她負責鐳-226、鐳-228的取樣工作。此項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勵和衛生部科技成果一等獎。由于她多次到全國各地的基礎機關調查取樣，并幫助解決實際問題，1985年被評為衛生部中國預防醫學中心系統科技現場先進工作者。在長期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她不斷有論文發表在學術刊物上，離休前還撰寫論文《r料位計放射事故的統計分析》，後因赴德國探親，由别人代她在廬山學術研讨會上宣讀。
徐甯在教學的同時，還兼任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和系黨總支副書記，其忙碌可想而知。生孩子，産假剛滿她就中止哺乳，忙在班上，很少回家。她一生以黨的利益和工作為重，從不計個人得失。自蘇聯回國後20年間，她的工資一直是62元；住房狹小，在集體宿舍生活也将近20年。然而，這絲毫沒有影響她的樂觀開朗和無私奉獻，她仍然熱情飽滿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任務，并且受到獎勵。“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指控為蘇修特務，被關入牛棚，又到漢中勞動。一個女同志，每天和大家一起背石頭，身邊還帶着四五歲的女兒，但她從不叫苦、不低頭。過春節，她還想方設法在漢中包了一頓餃子，大家高興極了。
徐甯還緻力于社會公益事業。她為我的家鄉陝西神木縣請去了北京大學的教授，使酒廠改進了技術，品質提高，成本下降，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1993年還倡議全家捐助家鄉國小1800元。近年來，她還參加了《延河兒女》《延安女性》兩書的組稿、走訪和撰稿等工作。
在全力奉獻于事業的同時，徐甯還承擔了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兒媳的職責。她對我的關心無微不至。她首先關心我的政治進步和業務學習，督促我學習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提高工作水準。在蘇留學期間給我的信中就屢屢提到這一點。她關照我的生活，我患有糖尿病、冠心病等，她從不讓我負重、登高。有重活她搶着幹，兩次搬家都是由她主持。
兩個女兒從小受到她教育和樂觀向上精神的熏陶，她們像母親一樣熱情潑辣，開朗勤奮，在人生的道路上勇猛地搏擊。她們從國小到大學，後來又赴德國留學和工作，這中間時時處處滲透着徐甯的心血。她了解她們，她竭盡全力地支援和幫助她們。
我父親王兆卿1933年犧牲，母親從小守着我一個兒子，辛苦了大半輩子。我選擇對象時反複考慮的就是要對我母親好。徐甯作為兒媳，像親生女兒一樣服侍照料我母親。1983年，陪我母親回陝北，母親崴了腳，徐甯處處攙扶着她，晚上還用熱水給她燙腳、敷藥，受到老一輩贊揚。我母親腦溢血住院搶救時，徐甯正骨折在床，她為不能侍候婆婆而着急，并再三催我去醫院護理母親，不要管她。當她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時失聲痛哭，這是她一生中哭得最悲傷的一次。她為沒有能為朝夕相處25年的婆母送終而深深地遺憾。
對老師，對朋友，對同志，徐甯都有一顆火熱的心。1994年，我們在延安保小的班主任老師胡林要到北京參加延安女大55周年校慶。徐甯打電話給老師說：“老師就像我們的父母，恩重如山，來北京就住我家裡。”胡老師來時正值我們赴德探親，誰去接站、誰照顧陪同，徐甯都一一安排妥帖。臨上飛機前還寫了一封信，告訴她路線和種種安排。徐甯去世後，胡老師痛哭流涕，她把徐甯的信反複渎了幾遍，又抄寫在筆記本上，把原信寄給我作為我們友誼的永久紀念。
對于年輕人，徐甯愛護備至。胡愛英臨産時老人不在身邊，徐甯主動幫忙照料，帶孩子。這孩子叫劉漪，從小在我家玩，對徐甯像親奶奶一樣。我們去德國前，劉漪告訴奶奶要硬币，徐甯到柏林就攢硬币。第二天上街就到商店為孩子買了文具包。我回到北京後，沒把不幸的消息告訴孩子，小劉漪不斷地追問：“徐奶奶怎麼還不回來？”他還在盼望着徐奶奶歸來呢！
最後的日子裡
1994年8月，我和徐甯到德國探望兩個女兒，先到柏林的大女兒家住了30多天。柏林是個美麗的大都市，在那裡我們感受到現代文明的氣息。出國前，徐甯也辦理了離休手續，工作和生活的重負漸漸卸去了。奉獻之後，我們又在重新思考人生，我們好像才開始悟到，人生除了工作和盡義務之外，還有享受。我們籌劃着未來，標明了三條旅遊線，要好好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我們要和朋友們相聚；我們要更新家具，安排晚年生活；當然，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編書，為老區搞開發，讓他們脫貧緻富……
時代在前進，改革開放的春風也吹進了我們這代老人的心。
1994年，徐甯、王黎明在德國漢堡最後一張合影
在異國的土地上，我們無拘無束地生活着。我們肩并着肩，手牽着手，漫步在街道的草坪上；我們倚偎在公園的長椅上，訴說衷腸，回憶和暢想同樣甜蜜；人來人往、衆目睽睽之下，我們彼此擁抱着，有時甚至在輕輕地呼喚着。蒙蒙細雨中，一把小花傘遮擋了一切風寒；夕陽西下，我們攙扶着相伴而行……我們沉醉在這深深的依戀中。然而，我哪能想到，幾天後我竟會突然失去了她！
9月23日，我和徐甯告别了大女兒小甯，從柏林乘車去德國西部看望小女兒小紅。臨别時，女兒為我們在車廂門口留下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張照片，她安靜地笑着，沒有任何痛苦和遺憾。車開半小時後，徐甯忽感不适，列車員用紙沾水為她清涼頭部，一會兒，她嘴歪了，說話也不清楚了。我知道大事不好，頓時天塌地陷般的災難降臨了。我在車廂裡奔跑着、哭喊着。雖然語言不通，列車長還是很快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将徐甯平放在車廂的地闆上。20分鐘後列車到達馬格德堡，車廂門口兩輛救護車，将我們護送到一家很大的醫院。這時徐甯已不會說話，很快被診斷為“腦溢血”，我強忍痛苦，靜靜地守候在她的身邊足足三天三夜。
9月27日，徐甯病情穩定，我和兩個女兒回家休息，當晚便接到徐甯去世的消息，父女三人抱頭痛哭不止。第二天，我們匆匆趕到醫院，我抱住徐甯的遺體，大聲呼喊着：“徐甯，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女兒小紅癱倒在母親身旁。
徐甯就這樣走了，走得這麼匆忙，連一句話也沒留下。我怎麼也無法相信這個事實，更無法面對這個事實，我該怎麼辦呢？這沉重巨大的打擊來得這樣突然，猶如五雷轟頂，令我心肺俱裂，萬念皆灰。
9月27日是我一生最最痛苦的日子。這一天我失去了我最親最愛的人，兩人高高興興到德國去看望女兒，我卻一個人孤零零回到祖國。她帶走了歡樂，将無盡的孤獨和苦苦的思念留給了我。
我倆相親相愛40多年，現在，無限幸福的夫妻生活突然消失了，我怎能不萬分悲痛呢？這種悲痛的心情，我對她時時刻刻深切思念的心情，是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的。
1994年10月4日，小甯夫婦護送徐甯骨灰回國，10月5日，我由小紅陪同回到北京。徐甯的同僚胡愛英到機場接我們時已泣不成聲。徐甯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她的同學朋友都異常悲痛，有些同學還犯了病。
10月9日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去了100多人，許多同學已年過七旬。馬文瑞叔叔的夫人孫銘嬸由子女攙扶着去了。許多朋友為她獻了花圈、花籃，寄托着哀思。
為了表達我對徐甯的思念，我要不惜一切代價，盡最大努力完成她未竟的事業，做好她生前要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件小事。如，北京大學的一位朋友曾托徐甯在德國買三盒藥，在柏林我們隻買到一盒，徐甯去世後也無心再去尋找。回國後，我千方百計托在德國的朋友陳漢麗買來兩盒。徐甯要編的書，她要辦的公益事業，我将一項一項地去落實……
徐甯沒有死。徐甯，你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注：徐甯（1933—1994），女，原延安中學十二班學生。畢業于前蘇聯列甯格勒蘇維埃化工學院。先後任教于北京大學技術實體系和化學系，1977年調衛生部工業衛生實驗所從事科研工作，為大陸放射衛生事業作出了貢獻。
整理者的話
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是我的大伯伯王黎明在我大媽徐甯去世兩周年時回憶寫下的，收入《延河兒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這本書中。
我找到這篇文章，反複讀了幾次，每次都熱淚盈眶，字裡行間能看到黎明大伯對徐甯大媽的真情實意，更加能看到作為建國初期的那一代人一心為國家、完全忘我大公無私從不考慮個人的人生态度，他們用行動實踐了理想，更加自覺地限制自己和夫妻，隻為了人民的利益，時刻提醒自己回歸到人民群衆中去，曾經說出“應該到勞工農民中去，從一個普通勞工開始，每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時”，曾經還說“我一直想，我要找的男人應是完全忘我大公無私，從不考慮個人的。”還說過“我學了十幾年，人民花了多少錢，都是為了我能做些工作。絕不是為了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些樸實的語言也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這篇文章，能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我經常審視我的内心，我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參與幫助到家鄉人民的工作中去，能對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有利——無愧于心，就像我的祖輩或我的父輩一樣……他們都是當時那個時代的創造者、建設者、改革者！他們都真正做到了一切以祖國的利益及他人的利益為主要的目标。
在此，我要講一下我參與組建北京神木商會及延安延水情公益促進會兩個組織，包括我多次回到老家去探讨如何利用紅色資源振興鄉村……我做這些事，因為可以深深了解祖輩父輩戰鬥奮鬥過的土地，更加深入了解了老區人民的生活變化，更加參與到發展、改變老區人民的生活中去……很多事情都是犧牲我個人時間和金錢去完成工作，有時還會被人質疑，經常有人問我“你是在做活雷鋒嗎？你為什麼要做活雷鋒？對你沒有好處，幹嘛要去做？”
生活中還有雷鋒這樣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人嗎？有！——他們就曾經是我的家人、我的親人！而我現在做的一切與他們相比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啊，我為他們驕傲而且自豪，我為了我身體裡面流着和他們一樣的血液而感到無尚光榮！他們的故事經常激勵着我，給予我信心和勇氣，讓我更加飽含熱情繼續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
毛主席《紀念白求恩》一文深深烙印在我的靈魂裡面：“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最後，感謝稿件的提供者石振華同志！
作者簡介
王黎明，1928年10月生于陝西省神木縣。1937—1943年冬，在家鄉先後上過私塾、國小、綏德分區幹部子弟國小，在家參加農業勞動兩年。1944年春赴延安，進陝甘甯邊區保育院國小學習。194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8月保小畢業，進延安中學學習。被選為校學生會主席，陝甘甯邊區青聯委員。1946年秋，在黨中央和中央青委及校黨支上司下，參加了全國建立青年團的試辦工作。當年12月，被選為校首任團總支書記（延中青年團，是全國最早的共青團三個基層組織之一）。1947年轉戰陝北期間，任校黨總支組織幹事，仍任團總支書記。1947年11月，調任陝甘甯邊區青年團籌備委員會組織幹事。1948年春回邊區青聯，後去綏米中學檢查青年團工作。當年回延安，主要負責邊區學校、機關、工廠、醫院的建團工作。1949年初，被選為陝甘甯邊區學聯副主席，出席了邊區青年團代表大會。同年4月被選為列席代表參加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代表大會。1949年6月，進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和沈陽東北局黨校學習。1950年1月，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大學工廠管理系冶金班學習。1953年7月，被配置設定到中央重工業部基本建設司、冶金部建築局、部黨委審幹辦公室。1956年秋，到首都鋼鐵公司計劃處、煉鋼廠，任科長、經濟管理室主任、代理副廠長、黨委書記。1964年國家第一次實行職稱評定，被評為經濟工程師。後任北京家用電器研究所黨委書記。
來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王黎明
整理：王 溦（王兆相将軍孫女，作者王黎明侄女，延安延水情公益促進會秘書長，北京神木商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