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6日，瑞典學院将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頒獎詞寫道：“她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
安妮·埃爾諾就此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性作家。11月19日，2022上海書展期間，上海人民出版社帶來了安妮·埃爾諾的三部代表作——《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孩的記憶》。詩人歐陽江河、文學翻譯家袁筱一、作家毛尖和這三本書的責編趙偉做客思南讀書會，與讀者分享安妮·埃爾諾作品的魅力。
恰好，一天前的11月18日是法國著名作家、意識流文學大師馬塞爾·普魯斯特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安妮·埃爾諾也是普魯斯特的“徒弟”，她在記憶書寫上深受普魯斯特的影響。但她的語言，她的寫作觀，又與普魯斯特很不一樣。我們能看到她在書裡寫：“當我讀普魯斯特或莫裡亞克的作品時，我不認為他們寫的是我父親童年的那個時代，父親的生活背景屬于中世紀。”
從左至右：趙偉，毛尖，歐陽江河，袁筱一。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她的記憶書寫
自1974年第一部自傳體小說《空衣櫥》問世，安妮·埃爾諾至今已發表二十餘部作品，它們無一例外地書寫她自己的生活，比如《一個男人的位置》寫她的父親，《一個女人的故事》寫她的母親，而《一個女孩的記憶》有關她自己的青年時代。
《一個女人的故事》書影
《一個女孩的記憶》書影
《一個男人的位置》書影
學界一般将她的小說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為代表的自傳小說，另一類是以《迷失》和《“我走不出黑夜”》為代表的“私人日記”。但安妮·埃爾諾不喜歡稱自己的作品為“小說”，她更願意稱之為“文學”，她希望通過“文學”嫁接自己的個人記憶和社會記憶。在一次訪談中，她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文學的作用就是為記憶找到一種形式。
“你會發現她的個人記憶中有對時代最真實的保留。”袁筱一談到，亦有人指責安妮·埃爾諾隻寫個人故事，過于私人化，但她的寫作并非自我暴露，而是勇敢的自我面對。“她的全人稱自傳從1990年代就是被研究的對象。法語中的‘我’更是一種無人稱的第一人稱，或者說跨人稱的第一人稱。她認為她的‘我’可以代表某種普遍性。她在寫作中非常明确一點——當我看向過去的那個‘我’，看到的更是一個他者意義的我。”
“她的記憶體太厲害了，能把個人的記憶化成全體的記憶，化成所有人共享的記憶。”毛尖說，《一個男人的位置》寫到安妮·埃爾諾滿心歡喜地給父親買了一瓶須後水，不料父親打開後尴尬地問“這做什麼用”。這一幕讓毛尖想起自己在香港上學時給媽媽買過一罐護手霜，結果媽媽說這一罐東西還不如一瓶花生醬實在。“安妮·埃爾諾的年齡比我大不少，但她的文本特别具有召喚性，一下喚醒了我的記憶。”
“從主題上說，普魯斯特也是構築記憶的人。在這一點上，普魯斯特對安妮·埃爾諾影響很大。”袁筱一稱，《追憶似水年華》（又譯《追尋逝去的時光》）出版一百周年時，法國做過普魯斯特的集子，作家談論那一部分就收錄了安妮·埃爾諾的一篇。當時安妮·埃爾諾透露，最初讀普魯斯特時她隻能找到第三卷，沒能讀下去，差不多到三四十歲才讀完了這部巨作。“所謂記憶碎片，她的這個出發點和普魯斯特是一樣的。”
“被人活過的語言”
但安妮·埃爾諾并不認為普魯斯特的語言适合她的寫作。她覺得那不是“父親用過的語言”，如果她使用普魯斯特的語言來寫父親，是對父親的“再一次傷害”。當被問及自己最接近哪個法國諾獎獲得者，她的回答是加缪，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加缪。
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了解安妮·埃爾諾的出身。
安妮·埃爾諾1940年生于法國諾曼底的一座海濱小城。她生于法國貧民階層，父母在當地經營着一家小食品雜貨店。為了讓她脫離卑微的社會階層和惡劣的生存環境，父母盡己所能，節衣縮食，努力将她送到當地最好的、隻有有錢人才進得起的私立學校。然而，當安妮·埃爾諾實作夢想，上升到所謂的高等階層時，她卻與父母産生了無法調和的隔閡，永遠地與那個她所出身的世界分離了。
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安妮·埃爾諾寫到方言是她祖父母唯一會說的語言。她的父親總覺得方言意味着低人一等，但他自己也隻能擺脫部分土語，講講不規範的大衆法語。她的父親和母親之間，哪怕日常表達關心，言語中也常常帶着粗話和辱罵。然而，在她婚後的那個家庭裡，如果有人打碎了一隻杯子，馬上就有人會用蘇利·普呂多姆的詩句說：“請不要去碰它，它已經碎了。”
這就是安妮·埃爾諾一生都無法擺脫的差異。
作為詩人，歐陽江河最感興趣的就是安妮·埃爾諾使用的語言——它不是天然的法國文學語言，格外與衆不同。“她寫她的父母，從頭到尾都懷着愧疚，因為她融入了資産階級，再也無法了解她的父親和母親。但後來她明白了，隻有她父母使用過的那種語言，才是真正‘被人活過的語言’，是有呼吸的語言。這種語言不能通過普魯斯特的語言傳遞出來。”
歐陽江河說，法語是優美的，精緻的，然而過分文學化後也容易變成炫技的、自戀的、不真實的。但安妮·埃爾諾非常克制，她用的是一種給父母寫信的“記事簿語言”，這種語言觸及真實，觸及疼痛，就好似在空中開了一束天光，照耀人的靈魂。
簡潔背後的廣闊
安妮·埃爾諾的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簡潔。
據趙偉透露，安妮·埃爾諾在日常生活中有長篇記事本，她堅持每天都寫。但當她成書的時候，《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和《一個女孩的記憶》篇幅都很短，基本不到一百頁。“當她找到這種形式以後，日記中的東西就成為素材，隻要賦予它形式，就能成為文學。”
毛尖将安妮·埃爾諾的文學形容為“幻燈片寫作”，就像用一張張照片展示了一個女性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幾個時間點在她的寫作中至關重要，比如1952年她目睹了父母的一次吵架，那一次父親狠狠甩了母親一個耳光，成為她記憶的起點；又比如1958年她參加了一個夏令營，有了和男人最初的親密關系。
在寫那一次夏令營時，安妮·埃爾諾用了一句話就讓袁筱一印象深刻：“外省某宗教學校的好學生，來自普通家庭，向往成為放蕩不羁的中産知識分子”。
“就這麼一句話，背後卻有着大量的資訊。”袁筱一說，“安妮·埃爾諾寫一個東西用了4萬字，換成我們可能要用40萬字，但她僅僅4萬字所承載的東西就非常豐富。我想文學的價值也在這裡。看上去所占的文字空間很小，實際上給了我們非常廣闊的空間，讓我們追溯得更多。作家能夠記錄語言的另外一種狀态，本身也是對語言的豐富。”
如果說普魯斯特的語言像是精細的高像素，呈現了一個可放大一萬倍的老歐洲，安妮·埃爾諾的語言則喚醒了另一個老歐洲。在歐陽江河看來，文學不是要接觸現實，而是要接觸現實感，文學也不是要展示真實本身，而是要展示真實感。拉康有一句斷言：“現實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詞語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寫作都包含“寫作本身是什麼”的立場，這個立場是一個世界觀，不光是風格的界定、流派的界定，而是關于寫作的根本認知。
“沒有根本的認知，絕不可能成為一個好作家。安妮·埃爾諾在這方面想得非常透徹。”
據悉，明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安妮·埃爾諾的三部作品：《羞恥》《年輕男人》《寫作是一把刀》。《羞恥》講述了在安妮·埃爾諾十二歲時發生的父親與母親的劇烈争吵，父親差點想要殺死自己的母親；《年輕男人》是安妮·埃爾諾2022年5月最新出版的作品，講述了她在五十多歲時與一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男人在一起的經曆。該作品最早構思于90年代，二十多年以後，她終于将這部作品完成，全書僅用了三十幾頁的篇幅，但文字的沖擊力極強；在訪談錄《寫作是一把刀》中，安妮·埃爾諾談論她自己、她的寫作、世界、文學和社會，以及她像刀一樣鋒利的平實寫作風格。這本書将是我們了解安妮·埃爾諾全部作品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