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内容提要
長期以來，以色列米茲拉希猶太人一直是介于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阿拉伯公民之間的“中間族群”。在工黨執政時期，這種族群分層的特點在耶路撒冷的社會結構和地理空間中展現得更加明顯。1971年，耶路撒冷穆斯拉拉社群的米茲拉希青年掀起了黑豹黨抗議運動。在這一年裡,黑豹黨發起了四次集體抗議，鮮明地表達了米茲拉希族群的發展訴求。黑豹黨運動的鬥争對象是工黨政府以及阿什肯納茲族群，鬥争目标是要求政府解決本族群的住房問題、實作教育公平以及消除猶太人内部的經濟差距。該運動的發生正值以色列政壇新舊轉換的關鍵時期，盡管持續時間較短，但仍孕育了米茲拉希政黨，并推動了猶太教育系統的融合和米茲拉希文化的複興。随着“奧哈裡姆”和“哈洛·内馬迪姆”等組織的發展，黑豹黨的鬥争遺産也在當下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關鍵詞
黑豹黨；米茲拉希人；阿什肯納茲人；以色列當局
作者簡介
郝忠格，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2019級博士研究所學生
正文
圖檔來源：其他
以色列是一個多族群國家。在以色列特定的社群空間裡，聚居着按照各自的身份認同的不同民族和族群。他們不僅在經濟狀況、政治參與程度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呈現明顯差異，而且不斷交融或分裂。塞爾希奧·德拉佩爾戈拉（Sergio DellaPergola）在其研究中提到，猶太人受長期流散經曆的影響，一旦大型猶太社群在巴勒斯坦發展起來，不同群體間的關系和互動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的确，随着以色列社會的不斷發展，宗教、地域、文化因素對猶太民族融合的阻力愈來愈大，以色列街頭也經常上演各種形式的沖突活動。2021年3月，耶路撒冷穆斯拉拉（Musrara）社群舉辦了一次紀念黑豹黨運動爆發五十周年的活動。活動圍繞“最初的抗議”（the Beginning Protest）展開，并利用當時的照片、視訊等資料促使公衆對黑豹黨運動的回顧與反思。
追溯黑豹黨的往事不難發現，這場以耶路撒冷穆斯拉拉社群為陣地進行的族群抗争創造了城市社群反對國家政策的另類地方叙事，它對了解20世紀70年代至今耶路撒冷城市中不同族群間的動态關系、總結多族群社會整合的辦法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本文正是通過分析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 Jews）的黑豹黨抗争來考察城市空間中族群與族群間、族群與國家間的複雜博弈，以期能對目前族群沖突地區的國家治理提供一些借鑒意義。
一、族群與空間雙重分層下的米茲拉希猶太人
長期以來，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相比，米茲拉希猶太人一直面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族群困境。以色列建國後，盡管米茲拉希移民被給予國家公民身份，卻在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中扮演着邊緣者角色，并制造了一個原始、落後和肮髒的“另類以色列”。第三次中東戰争後，耶路撒冷城市布局和穆斯拉拉社群地理位置的相應變化使米茲拉希青年的心理受到更多刺激，最終促成了黑豹黨運動的爆發。
（一）“中間群體”：米茲拉希猶太人的普遍生存困境
為了使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猶太移民形成統一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在建國初期提出了“熔爐政策”，并在之後的三十餘年裡，這一政策為建構現代猶太民族精神和國家認同做出了獨特貢獻。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多元主義思潮開始席卷以色列。強調民族和族群文化多樣性的多元理念不僅影響了以色列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觸及了當時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的阿什肯納茲霸權主義。正如有學者對“熔爐政策”的評價：“通過對猶太移民進行去社會化與再社會化的改造，移民快速地接受了‘國家主義’思想，這些千差萬别、派别林立的猶太人較為成功地改造為相對均質的以色列公民。但在文化整合過程中，存在着阿什肯納茲人的霸權傾向，進而埋下族群沖突的隐患。”的确，以色列建國後不久，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霸權統治便引來了猶太人内部的另一大群體——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強烈不滿。從發展角度來看，以色列國内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米茲拉希猶太人呈現出 “現代”與“落後”兩種截然相反的猶太民族特征。阿什肯納茲人代表着西方現代思想，他們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牢牢占據着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絕對優勢。米茲拉希人則受到古老東方文化的長久浸淫，象征着落後和愚昧，并成為以色列權力機構和社會關系中供人随意支配的弱勢族群。
1948年前後，亞非國家的米茲拉希移民數量遠遠超過該地區原有的阿什肯納茲移民。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地區89.6%的猶太移民來自歐美地區，隻有10.4%的人口來自亞非地區。而在1948年以後，前者隻占移民人數的48.4%，後者則增至51.6%。大規模的亞非移民還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米茲拉希人的平均收入比阿什肯納茲人低30%。根據1970年的調查顯示，生活在穆斯拉拉附近的米茲拉希家庭月均收入僅為全國平均水準的78%，其家庭的平均人口數是4.8人，而整個耶路撒冷市家庭平均人口數是3.6人。也就是說，穆斯拉拉社群米茲拉希人平均生活水準遠低于全國水準。就住房而言，1960年，約50%的米茲拉希人居住在三人或三人以上的臨時安置房屋内，而這一比例在阿什肯納茲人中僅占12%；到了1970年，米茲拉希人仍有17%的人居住在多人間内，而這一比例在阿什肯納茲人中已經下降到2%。
第三次中東戰争結束後，以色列社會發生了積極而深刻的變化。在經濟方面，戰争取得的絕對勝利打消了國内群眾對外部環境的不安全感，基礎設施和國防事業建設不斷刺激着國家經濟勇攀新高，戰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頹勢被徹底扭轉，海外猶太人受到戰争勝利的鼓舞，積極對以色列進行捐贈活動。然而，米茲拉希人并未享受到這些戰争紅利，更多的紅利被阿什肯納茲人擁有，這使得以色列的财富以族群為機關走向了貧富兩極化。同時，戰争使得原本屬于米茲拉希人的低級勞動力市場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侵蝕，米茲拉希人的經濟狀況是以變得更加惡劣。盡管米茲拉希猶太人在地位和身份認同問題上比阿拉伯公民面臨的狀況稍好，但在整個猶太群體内部仍然遭受了更多的不公（見圖1）。
1969年至1970年，以色列猶太族群間的緊張局勢因蘇聯猶太移民的到來再次加劇。以色列政府給予蘇聯移民優渥的社會福利和住房待遇，并進行大量宣傳和贊揚，這些都與米茲拉希人的境況形成了鮮明對比。米茲拉希人移居以色列後一直都沒有自主選擇居住地的權利，通常被政府安排在城市化水準較低的地方居住。以上種種使得米茲拉希人處于享有特權的阿什肯納茲人和被征服的阿拉伯人之間，他們既可以看到耶路撒冷老城區的阿拉伯人為了生存在“奴隸市場”中苦苦掙紮，又能看到耶路撒冷北部嶄新的猶太社群正在向蘇聯移民敞開大門。是以，許多學者将米茲拉希人看作是介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中間群體”。
（二）城市空間格局演變對穆斯拉拉社群的影響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争中占領了綠線（The Green Line）以東的大片領土，并宣布耶路撒冷的新邊界是從北部的拉馬拉向南延伸至伯利恒，其中也包括約旦河以西區域。以色列政府秉持着“統一的耶路撒冷是猶太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在1980年7月30日通過了《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基本法》（Basic Law: Jerusalem, Capital of Israel），宣稱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在新的耶路撒冷版圖中，老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被凸顯出來。以色列政府還推出了一項圍繞老城展開的城市發展規劃。該規劃主要涉及老城核心區域及邊界地帶、毗鄰老城核心區的人口稠密地帶、低密度人口區域及衛星城，目标是通過在東耶路撒冷建立猶太建築和住宅的方式，促使該區域内各民族的分布更加均衡。
耶路撒冷城市格局的變化深刻影響了穆斯拉拉社群的面貌。穆斯拉拉社群位于當今耶路撒冷市的中心地帶，毗鄰老城區。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争之前，該社群曾是東耶路撒冷與西耶路撒冷之間的邊界地帶。社群的東西兩側分别駐紮着約旦和以色列軍隊，兩國曾在這一地區頻頻交火。社群不可避免地成為雙方沖突的第一現場，無法預測的暴力與死亡也随之成為社群成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48年至1967年，這一邊界地帶是以色列最貧窮的米茲拉希人聚居區之一。社群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依靠政府救濟度日，大多數社群青年隻有國小教育程度，打架鬥毆者和少年犯成為他們身上擺脫不掉的标簽。同時，這些米茲拉希人大多失業，在移民過渡營中的居住時間也要比阿什肯納茲人長得多。社群成員與國家當局的關系也十分疏遠，除了在進行國家上司人大選之際，這裡的居民大多數時候都對政黨一無所知。盡管社群内有一所公立學校和一所宗教學校，但教學品質普遍較差，升學率相對較低。克勞迪娅·馬蒂諾（Claudia Martino）在調研穆斯拉拉社群時便提到，米茲拉希人長期旅居伊斯蘭國家的經曆使得他們習慣于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并以集體為活動的基礎，即使是社群内的一些年輕人，也不經常去耶路撒冷的其他地區。
在1967年中東戰争後，穆斯拉拉社群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伴随着以色列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全部領地，穆斯拉拉社群演變為城市的中心。社群成員擺脫了戰亂帶來的安全危機，但同時也必須面對更加嚴峻的問題：過去髒亂不堪的社群成為房地産商人觊觎的目标，政府的權力也将深刻影響社群的面貌。一旦居住的房屋被強制收回，那麼社群成員很有可能要面對流離失所的境遇。居住藩籬的解除還使得整座城市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程序沖擊了米茲拉希人的心理防線，促使他們開始尋求一種激進的方式對自身的遭遇加以反抗。
是以，黑豹黨運動之是以發生在耶路撒冷穆斯拉拉社群，與該社群特殊的地理位置、落後的生活條件有着極為密切的關系。正如列夫·格林伯格（Lev Grinberg）所說，黑豹黨運動反映了耶路撒冷米茲拉希公民對于自身地位的不滿，他們的地位是介于阿什肯納茲猶太精英和被征服的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而位于以色列和約旦之間的穆斯拉拉社群剛好與米茲拉希猶太人的社會地位不謀而合。
二、失控的1971年：黑豹黨的集體對抗行動
1971年，耶路撒冷的黑豹黨主要發起了四次集體抗議運動，引發了以色列政府和公衆對國内族群問題的普遍重視。以色列黑豹黨運動借鑒了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黑豹運動經驗，但以色列黑豹黨并非是要推翻或否定以色列國家的存在，而是力圖改變當時部分猶太人（主要是阿什肯納茲人）主導國家權力和資源的狀況，為米茲拉希族群的生存和發展争取一席之地。
1971年1月，以色列黑豹黨運動在穆斯拉拉社群正式爆發。社群的米茲拉希青年在“我們拒絕沉默”“暴力推翻政府”的口号下組織了反對以色列工黨的活動。他們控訴道：“受夠了失業，受夠了十個人擠在一個房間，受夠了眼巴巴地看着為新移民準備的高檔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受夠了監獄和毆打，受夠了永不兌現的政府承諾，受夠了剝削，受夠了歧視”。黑豹青年的行動迅速引起了以色列政府的注意，警方随即出動，開始在全城圍捕黑豹黨上司人，并很快控制了局面。
抗議事件發生後，耶路撒冷市政府成立了梅拉米德委員會（Melamed Committee），負責調解黑豹黨成員的不滿與呼聲。1971年2月，委員會在報告中寫道：“委員會對報紙和公共電視台等媒體處理黑豹黨問題的方式極為擔憂。這種宣傳誇大了耶路撒冷種族問題的嚴重性。委員會注意到，黑豹黨成員在接受采訪時的說辭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其外部成員之口。以色列黑豹黨的名字是借用的，其成員也不了解這一名字的深刻含義和意識形态。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小群20歲左右的年輕人，其中70%有犯罪史，6~7人曾有嚴重的犯罪前科。這群年輕人即使在青年犯中也屬于無可救藥之徒。他們脫離了社會，也無法通過正當管道找到工作”。從中可以看出，這場抗議活動最初并沒有引起官方重視，報告将黑豹黨運動視為烏合之衆，是在耶路撒冷市街頭上演的一出鬧劇，而其背後隐含的族群發展失衡問題則被忽略了。
1971年3月初，黑豹黨又動員了約500人參加的示威活動。此前，以色列警方對待黑豹黨的嚴厲舉措也引起了公衆的強烈抗議，盡管很多公衆人物并非黑豹黨成員，但為了捍衛言論自由也走上街頭支援黑豹黨的運動。這次抗議的直接後果是促成了總理梅厄與黑豹黨上司人的首次會面。同年4月13日，梅厄在總理辦公室接待了大衛·利維（David Levy）、魯本·阿巴吉爾（Reuben Abarjel）等黑豹代表團成員。在與代表團成員會談的過程中，梅厄詢問了他們的家庭、工作、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并對“黑豹黨”這一名稱十分感興趣，其中一段對話如下：
戈爾達·梅厄：你們從哪裡獲得這個名字的？
魯本·阿巴吉爾：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我們坐在一起商量，最後幾個成員決定使用這個名字……像我們這樣的人，或者說我們塞法迪猶太人，嘗試過各種各樣的名字，其他黨派中的伊拉克猶太人也嘗試過這個名字，但他們沒有引起重視。……自從二十二年前我們在這個戰争地帶定居，我們親眼見證并親身感受了重重苦難。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我們的生活從來沒有任何改變。我家裡有十口人，我的七個兄弟姐妹都在少年教改所。在摩洛哥，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
戈爾達·梅厄：我是問你們究竟是怎麼想到這個名字的？
魯本·阿巴吉爾：這是一個能引起轟動的名字。
戈爾達·梅厄：你們之前沒有在其他地方聽說過這個名字嗎？
魯本·阿巴吉爾：我們知道它支援巴解組織，并且仇視猶太人。
戈爾達·梅厄：那你們為什麼還要取這個名字？
薩阿迪亞·馬西亞諾：因為它能引起轟動，能夠制造話題，我們的要求也會是以得到回應。
魯本·阿巴吉爾：關于這個名字的由來，我們從美國黑豹黨那裡吸收了40%的意識形态，他們同樣也被剝奪了權利，但他們搞得一塌糊塗，事實證明，他們是暴力的，但我們不是。
戈爾達·梅厄：他們還是反猶主義者。
魯本·阿巴吉爾：我們甘于為國家和人民奉獻，我們熱愛這個國家。關鍵在于我們意識到國家的現狀制約着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希望自己的後代可以加入軍隊，希望他們足夠健康，希望他們得到國家的培養，這些足以證明黑豹黨的初衷。我正是由于沒有足夠的生活來源，才會在街頭流浪，才會去汽車市場閑逛，甚至去偷蕃茄……
從以上談話可以看出，穆斯拉拉社群的猶太人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就業、住房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困境，這也是他們期待當局能夠解決的關鍵問題。梅厄最擔心的則是國内黑豹黨運動與美國黑豹黨運動存在聯系，進而對猶太複國主義理念和以色列國家的長遠發展造成威脅。盡管黑豹黨成員一再解釋這一運動的性質和訴求，但梅厄對米茲拉希移民的發展困境始終無法做出有效回應。
1971年5月18日，黑豹黨在耶路撒冷小大衛廣場上司了著名的“黑豹之夜”（The Night of the Panterim）。這次活動多達5,000人參加，不僅包括了耶路撒冷市的米茲拉希猶太人，還得到了特拉維夫等地區黑豹黨成員以及馬茲潘(Matzpen)的支援，甚至許多圍觀人群也自發地加入活動之中。耶路撒冷市區的警察将示威人群封鎖在錫安廣場，并用高壓水槍、棍棒等器械鎮壓這次活動，示威者也向警方投擲燃燒彈、石塊予以反擊。沖突持續了約七個小時，最終警方逮捕了包括黑豹黨上司人和圍觀者在内的100多人。
當年8月，黑豹黨再次發起了約7,000人參加的示威活動，這也是該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之一，市内交通是以癱瘓數小時。警方與示威者沖突不斷，造成包括21名警察在内的數十人傷亡。以色列政府自此對黑豹黨的行為格外關注，并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方法來阻止事态的進一步發酵。以色列警方不斷逮捕黑豹黨成員的同時，私下裡對黑豹黨上司人進行拉攏。然而，黑豹黨成員既沒有向警方妥協，他們也拒絕被官方收買，堅持要求梅厄政府保證所有米茲拉希人應得權益，并繼續向梅厄提出了33項要求，包括消除貧民窟，提供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提供免費住房，提高大家庭的社會救助以及確定米茲拉希人在各個社會機構中有充分代表權等。但對梅厄而言，她所能做到的僅僅是滿足這些代表們的個人需求，米茲拉希猶太群體的整體性困境是她當時所無法解決的。由于缺乏組織經驗和經濟援助，黑豹黨外圍成員在1972年開始流失，隻有幾百名成員依然頑強地舉行示威活動。直至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争爆發，國家關注的焦點重新轉向戰争和外部局勢，國内的黑豹黨運動陷入低谷，并随着成員的相繼離開而四分五裂。
盡管黑豹黨的抗議持續時間不長，但1971年的行動一直吸引着以色列政府的密切關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豹黨”這一駭人的名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黑豹黨運動。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國黑豹黨為改善本國黑人貧民的生存狀況做出許多努力，包括向黑人社群提供救助服務、提高黑人問題的輿論關注度以及武裝對抗政府等。美國本土的黑豹黨不僅是崇尚暴力的激進左翼團體，也是堅定的反猶主義者。進入70年代，美國黑豹黨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本土，在全球範圍内形成了一股革命浪潮。這也是以色列黑豹黨一經問世，就引發以色列國家和社會對其運動性質和意圖深深疑慮的原因。當時以色列反對黨領袖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對黑豹黨的名字便相當不滿。他提議将“黑豹黨”改為“猶太黑獅”（Black Jewish Lions），因為獅子是《聖經》中的動物，代表了耶路撒冷和錫安，而“黑豹”是一個舶來語，它不僅無益于公衆對猶太複國主義事業和傳統猶太文化的美好想象，還借用對猶太人恨之入骨的美國黑豹黨來混淆視聽，有嘩衆取寵之嫌。
事實上，對比美國黑豹黨和以色列黑豹黨便可以發現，這兩場運動的性質明顯不同。美國黑豹黨運動是在武裝自衛、社群自治等口号下與美國政府展開的一系列對抗行動，黑豹成員在宣傳中運用了國内外各種激進的種族思想和話語，槍支成為他們争奪權力的必要工具，暴力流血是黑豹行動中的日常事件。相較而言，以色列黑豹黨運動則顯得平和許多，其鬥争目标也主要集中在社會民生問題上，具體表現為解決住房問題、實作教育公平、消除猶太族群内部的經濟差距。雖然以色列黑豹黨以集體遊行示威的方式表達了對工黨的不滿和敵意，但與此同時，黑豹黨成員也毫不掩飾對國家的忠誠與熱愛。黑豹黨上司人之一埃迪·馬勒卡（Eddi Malka）曾提議在示威遊行結束時演奏以色列國歌，黑豹黨甚至還主動要求國家允許米茲拉希少年犯服兵役。作家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在評價黑豹黨運動時也提到，“以色列黑豹黨似乎相當克制，他們更像是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活動家，而不是20世紀後半葉的黑人激進分子。”
三、黑豹黨運動與米茲拉希族群身份的凸顯
黑豹黨在運動中一再聲明，其根本目标是實作米茲拉希族群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享受到與阿什肯納茲族群同等待遇。基于這一目标，黑豹黨發展出具有米茲拉希族群特色的鬥争思想：第一，倡導猶太族群融合，實作猶太人的内部公平。在1971年5月的行動中，黑豹黨将這一目标詳細地公布于衆，其中提道：“1.立即消除貧困住房。2.按照米茲拉希猶太人的經濟狀況配置設定房屋，保證不少于六個孩子的家庭可以獲得100平方米以上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住房。3.保證年輕夫婦的住房需求，使他們能夠擁有與蘇聯猶太移民相同的住房待遇，而不必承受沉重的抵押貸款。……8.為四歲以下幼童開辦的事先串通的人所必須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并同時面向米茲拉希和阿什肯納茲兩個族群。”第二，不滿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反對工黨對米茲拉希族群的壓迫和歧視。黑豹黨運動将鬥争的矛頭直指工黨，認為猶太族群内部的發展失衡是工黨政府一手造成的。出于對工黨政權的失望，黑豹黨進而認為，“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并沒有為米茲拉希族群解決任何問題，或許它解決了俄羅斯和東歐猶太人的發展難題，但它确實沒有為塞法迪猶太人做過什麼，大多數塞法迪猶太人的生活條件與其之前在阿拉伯國家時相比并沒有明顯改善”。第三，認同并吸收部分社會主義思想，将族群鬥争同階級鬥争相結合。黑豹黨運動中時常出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與被剝削者” “平等”“革命”等話語，并明确表示隻要勇于鬥争，無論是何種族，每個人都可以加入運動，這也是黑豹黨運動能夠吸引以色列勞工、學生和左翼阿什肯納茲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原因。從這一點來看，黑豹黨運動雖然是一場族群運動，但又超越了族群鬥争的局限，将族群問題與更廣泛的階級問題聯系起來。
20世紀70年代是以色列米茲拉希人争取族群話語權最具決定性的時期。若将1956年瓦迪-薩利叛亂（Wadi Salib Riots）看作是米茲拉希人審視自我生存危機的開端，那麼黑豹黨運動則全面激發了國家和社會對族群貧困問題的認識和改革，它以一種激進但合理的方式迫使以色列工黨間接承認了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政策和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叙事。梅厄在提到黑豹黨運動時曾表示，如果黑豹的示威活動持續更長時間，可能會爆發内戰，而一場源于社會問題的内部戰争，比任何邊境戰争都更加可怕。需要注意的是，黑豹黨的反抗不是針對以色列或整個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而是針對統治以色列長達三十年的政治上司層，正如富蘭克林·阿德勒（Franklin Adler）所說，“黑豹黨成員并非分離主義者，而是有計劃的融合主義者。”正是基于黑豹黨運動的這種性質，米茲拉希人與以色列主流社會的整合程序才會在此後加速進行下去。
自1973年起，米茲拉希人開始謀求在以色列政壇中發揮影響力。一方面，米茲拉希人開始向以色列右翼政黨靠攏。随着黑豹黨運動愈演愈烈，工黨最大的對手利庫德集團（Likud Bloc）獲得了大批米茲拉希人的支援，許多黑豹黨成員自願加入利庫德的隊伍，甚至聲稱“隻有利庫德集團才能締造和平”。在米茲拉希人居住的發展城鎮（Development Towns），利庫德集團的支援率從1965年的20.1%攀升至1988年的40.8%，同期工黨的支援率則由53.8%降至27.4%。1977年，利庫德集團赢得了議會選舉，一躍成為1977年以色列議會第一大黨，打破了以色列工黨自建國以來獨掌政權近三十年的局面。另一方面，黑豹黨運動也增強了以色列小型黨派對政壇的掣肘作用。随着20世紀80年代泰米黨（Tami）和沙斯黨（SHAS）的出現，一部分米茲拉希人開始轉而支援議會中的小黨派組織。90年代以來，米茲拉希人對沙斯黨的支援率不斷攀升，并促使其成為以色列政壇中協調宗教與世俗、東方族群與西方族群利益的重要政黨。自成立以來，沙斯黨在以色列政壇中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在1999年至2009年的曆次以色列選舉中，沙斯黨都占據着議會第三、第四大黨和第一大宗教黨的地位，其成員在以色列曆屆政府中都擔任着諸多重要職位，進而成為米茲拉希族群在以色列政壇中發聲的重要管道。可以說，黑豹黨後期的轉型為米茲拉希人的鬥争形式提供了新的方向：依靠和利用現有的政治體制，通過向政黨團體滲透的方式實作自我目标。正如德博拉·伯恩斯坦（Deborah Bernstein）所說，黑豹黨進入了既定的政治舞台，他們雖然接受了以色列政壇的遊戲規則，但并沒有放棄繼續抗議上司遊戲的決策者。
黑豹黨運動還推動了米茲拉希族群的教育融合。黑豹黨運動後，米茲拉希裔的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紛紛提出應将米茲拉希人的曆史和文化遺産納入學校的課程範圍之内。一些米茲拉希組織也開始大力宣傳和弘揚米茲拉希文化，并推動其成為一項國家戰略高度的項目。教育部和大學機構紛紛設立東方猶太遺産研究中心，鼓勵在教育體系中增加米茲拉希人主題的内容，并将米茲拉希人的文化遺産囊括進整個猶太世界和猶太複國主義的叙事之中。以色列政府還主動打破了不同猶太族群在教育方面的隔離。教育部率先釋出了“中學整合計劃”（The Program of Middle School Integration），廢除了米茲拉希學生和阿什肯納茲學生分開教學的傳統，兩個族群的青少年可以在同一所中學接受相同的教育。這一計劃在1971年黑豹黨示威遊行後生效。曆史教學專家大衛·埃拉紮爾（David Elazar）聲稱，在黑豹黨進行抗議之前，政界本無意圖開展這項改革，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宣布這項措施無疑是“政治正确”的，它将回應黑豹黨所提出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在學校體系中争取平等機會，将米茲拉希文化和曆史囊括進以色列文化體系之中。
運動發生後，米茲拉希音樂也大放異彩。米茲拉希音樂是該族群最為矚目的文化特征之一。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米茲拉希音樂隻能作為一種地下音樂在家庭和社群進行演奏和傳播。黑豹黨運動後，米茲拉希青年将這種類型的音樂從地下帶到了以色列文化的舞台上，它雖然融合了中東古典音樂的風格，但在創作理念和意識形态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激進的色彩，是以沒有遭遇到以色列當局的繼續禁止。這一時期，來自葉門的米茲拉希歌手還通過錄音卡帶對傳統音樂進行記錄、複制和傳播，進而引領了卡帶音樂的潮流。
四、黑豹黨的回聲：米茲拉希族群抗議的“未竟使命”
從黑豹黨運動的爆發來看，以色列按照族群類别劃分隔離社群的做法存在很大隐患。城市緊湊的空間布局使得每一個社群、甚至每一棟樓房都是一個潛在的微型自治機關，這無形中加劇了小區域沖突的可能性。盡管當今城市中米茲拉希人的居住範圍已經打破了族群的限制，定居者的分布特點逐漸從族群為導向過渡到以經濟實力為導向，但對于一些特定群體而言，他們仍舊面臨着和舊時米茲拉希人相似甚至更糟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爆發沖突，其後果可能比黑豹黨運動更為嚴重。
（一）米茲拉希社群抗議模式的再現——奧哈裡姆
1973年黑豹黨運動進入尾聲後，原黑豹黨成員、耶路撒冷南部卡塔蒙社群的米茲拉希青年組建了一個名為奧哈裡姆（Ohalim）的戲劇研讨社。奧哈裡姆在希伯來語中名為“帳篷”（אהלים），是以這場運動又被稱為“帳篷運動”。該運動前期主要是通過戲劇創作的方式呼籲公衆關注以色列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 1973年至1976年，劇團在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哈納維等米茲拉希社群相繼上演了《約瑟夫來到卡塔蒙》（Joseph Goes Down to Qattamon）、《機械青年》（Mechanical Youth）、《猶太好人》（Good Jews）和《辍學》（The Drop Out）。這些作品鮮明地揭示了當時米茲拉希社群所面臨的問題，并将耶路撒冷米茲拉希社群的發展困境與國内更為廣泛的社會運動結合起來，為改善整個米茲拉希族群的生存狀況做出了貢獻。
1977年，該組織在亞明·斯維薩（Yamin Swissa）的上司下放棄了前期通過戲劇表達抗議的形式，轉而以耶路撒冷貧窮的米茲拉希社群為陣地展開了政治化和激進化的抗議路徑。1977年至1981年間，奧哈裡姆努力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個米茲拉希社群中都建立起各自的“帳篷”基地。基地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對社群的調研情況和居民的現實需求，為每個社群制定出個性化的教育、福利服務，然後在整個奧哈裡姆網絡的協調下，通過抗議活動将社群亟須的資源公布于衆，以求獲得各方的資助。盡管奧哈裡姆運動的活動範圍僅限于耶路撒冷，但它依舊引起了許多米茲拉希人的關注，世界塞法迪聯合會主席尼西姆·加翁（Nissim Gaon）曾為該運動提供了二十萬美元的資金支援。
與黑豹黨運動的結局不同，奧哈裡姆最終被國家納入到了制度化的管理模式之中。社群的帳篷基地開始演變為專業化、獨立化的居委會機構，組織成員也逐漸成了社群生活、教育和文化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從表面上看，這一運動将米茲拉希族群鬥争的背景從國家公共空間轉移到了更為逼仄的社群空間，但從運動的目标群組織原則中不難看出，其中心議題仍然圍繞米茲拉希族群普遍話語權的建構問題而進行，這表明黑豹黨運動之後，地方組織發起的米茲拉希社會運動開始有意識地将自身與整個國家的米茲拉希族群命運聯系在一起。
（二）新黑豹黨運動——哈洛·内馬迪姆
2013年至2014年間，特拉維夫市的米茲拉希青年組成了一個名為“哈洛·内馬迪姆”（Halo Nehmadim）的非政府激進組織。該組織的希伯來語名稱源于1971年4月總理梅厄對黑豹黨成員的經典評價——“他們不是好人”，并将英文名命名為“新黑豹黨”（New Black Panthers）。哈洛·内馬迪姆反對現有的族群隔離和驅逐政策，并要求政府消除特定族群的貧困問題和無家可歸現象。
2014年，由于特拉維夫市政廳企圖拆除市内的米茲拉希貧民社群勞工山，這一組織進行了多次示威抗議活動。勞工山位于特拉維夫白城的中心地帶，其曆史可以追溯到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居民主要以米茲拉希猶太人為主。盡管早在1954年，勞工山就被納入特拉維夫市政廳的總體規劃方案之中，但對于當地的米茲拉希居民而言，市政廳的撤離—重建方案實際上是一種剝奪—毀滅—流放政策，是以，針對勞工山社群的改造計劃遲遲未能推進。在後來的鬥争中，随着特拉維夫城市化程序的推進，勞工山兩側分别建成了現代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和以色列國防軍中央司令部。伴随該區域内米茲拉希人口的不斷增長，臨時建築的數量也持續增加。截至2014年3月，特拉維夫市政廳與當地居民就勞工山社群的拆除重建活動經曆了多次協商後，依舊未能達成一緻意見，而在此情況下，市政廳卻授權亞沙姆（YASAM）強行将兩個米茲拉希家庭從該區域驅逐出去。
哈洛·内哈迪姆借此與其他米茲拉希組織開始了反對特拉維夫市政廳拆除勞工山的抗議活動。哈洛·内哈迪姆與當地居民制造了燃燒彈，将瓦斯罐等易爆物品收集起來，并在其中五戶家庭門前實施了自爆行動。警方則利用哈洛·内馬迪姆成員的犯罪前科和違法記錄對其進行攻擊和诋毀，并将一部分成員逮捕入獄。2014年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爆發的加沙戰争使得部分抗議上司人應召入伍，運動被迫中止。從哈洛·内哈迪姆的由來、鬥争性質和鬥争方式來看，它與黑豹黨運動一脈相承，這說明盡管近年來米茲拉希人融入主流社會的步伐在加快，但族群貧困和發展問題依舊是融合程序中的一大阻礙，而黑豹黨運動也成為米茲拉希人與政府進行抗争時所參考的重要範本。
五、結語
第三次中東戰争後，以色列阿什肯納茲人财富與地位的急速上升刺激了米茲拉希人，也促成了米茲拉希族群集體觀念的強化，進而為黑豹黨的鬥争之路奠定了堅實的群衆基礎。耶路撒冷作為一個“混合城市”，不僅存在國家和民族間争奪發展空間的事件，也存在着猶太族群内部關于社會資源的較量。穆斯拉拉社群的獨特地理位置以及米茲拉希猶太人的遭遇使得該社群引領了20世紀70年代的黑豹黨運動。在1971年這一年期間，黑豹黨運動以耶路撒冷市區為中心開展了四次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并與以色列當局就米茲拉希族群的發展問題進行了協商與博弈，引起了國内外猶太人的普遍擔憂和重視。1973年開始，這一運動從最初的社會性抗議活動轉變為政治性變革運動。黑豹黨成員通過加入議會、政黨的方式開辟了一條抗議與整合互相交織的鬥争路徑，并在國家政治層面充當了米茲拉希族群謀求發展空間的合法代表，進而為米茲拉希猶太人參與國家政權建設提供了更為寬闊的路徑，也促進了該族群教育條件的改善和文化方面的繁榮。
黑豹黨在運動中始終堅持“蛋糕是分給所有人的，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展現了米茲拉希族群對于當時工黨主導下社會配置設定體制的控訴。而黑豹黨運動的爆發也适逢國家的核心權力集團新舊過渡的關鍵時期。在經曆了近三十年的工黨統治後，傳統的勞工猶太複國主義意識形态逐漸疲軟，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趁勢崛起。在這種時機下，恰恰是黑豹黨運動使得米茲拉希族群開始意識到，自身的邊緣性地位正是源于工黨主導的歧視性政策和不公正的社會體系。利庫德的崛起則為黑豹黨運動後續的鬥争之路提供了機遇。作為回報，黑豹黨運動也為利庫德的粉墨登場提供了大批選票支援，進而使其一步步演變為能夠與工黨長期抗衡的強大政治團體。
從較長時段的社會轉型曆程來看，黑豹黨運動是東方猶太人關于猶太族群内部發展不公問題所進行的一場具有代表性的集體抗議運動，也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米茲拉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最為鮮明的展現。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猶太複國主義塑造的國家、群體和個人互為一體的話語體系逐漸瓦解，以民族、族群、宗教和地域為集合的社會成員開始尋回“失落的自我”。正如有學者對以色列社會問題做出的論斷：“處于國家公權力邊緣的社會群體并沒有分享與主流社會相同的集體認同，而是極力強調自己的政治訴求以與之對抗，并試圖找回曾經被長期壓抑和排斥的群體身份。作為來自亞非落後地區的猶太移民，黑豹黨成員率先對阿什肯納茲猶太先驅及其建構的政治、社會體系發起了挑戰。在經曆了1971年的多次抗議之後，泰米黨、沙斯黨等米茲拉希政治力量的興起、米茲拉希族群教育公平的實作、米茲拉希音樂文化的流行都充分展現了以色列社會集體認同正在從“單數形式”走向“複數形式”，同時有力地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的私有化革命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是以，黑豹黨運動雖然隻是昙花一現，但該運動反映的卻是當時以色列人數最多的猶太族群——米茲拉希猶太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以色列多元化社會圖景的逐漸顯現。也正是在族群意識和多元文化思潮的持續影響下，在黑豹黨抗議活動結束後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裡，奧哈裡姆運動和哈洛·内馬迪姆才能依然聆聽着黑豹黨的回聲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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