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許多根本不知道文學是怎麼回事的人就拾人牙慧，津津樂道，他們以為阿多諾的意思是：奧斯維辛的存在令寫詩這回事很無能，繼而他們質疑起整個文學面對殘酷曆史的能力。其實阿多諾本質上是說：納粹的滅絕大屠殺使一切文明的意義都成為虛無，即使寫詩這一文明的精粹行為也與野蠻無異，甚至成為幫兇。但為什麼人們還要寫詩呢？詩與藝術是否奧斯維辛所留存的遺物中唯一可能否定野蠻的行為？
《五号屠場》，作者：[美]庫爾特·馮内古特，譯者：虞建華，版本：讀客文化·河南文藝出版社 2022年7月
轟炸災難的幸存者
納粹屠殺幸存者、詩人保羅·策蘭寫出了《死亡賦格》，就是為了反駁“奧斯維辛之後，沒有詩歌”這種曆史虛無。而阿多諾看了這首詩以及保羅·策蘭、奈莉·薩克斯（196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更多猶太幸存者所寫的作品之後，也公開表示自己的判斷有誤。
如果我們承認奧斯維辛之後，詩歌随着詩人肉體之消亡而消亡，那才是真正向大屠殺投降了。然而人類的靈魂總是愈挫彌堅，也許人類作為有機生物本來沒有靈魂可言，但通過重重虛無的鍛煉，我們鬥膽赢得靈魂，并使之更加堅硬。這樣一種信念，驅使了身處不同位置的曆史親曆者去書寫人類的絕境，既有策蘭這種直接受害者，也有無奈身為加害者後代的德奧作家比如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還有盟軍中的那些創傷後遺症者，比如本文要談的庫爾特·馮内古特。
馮内古特要面對的是一樣的質疑：“德累斯頓之後，寫小說是野蠻的？”德累斯頓大轟炸是二戰歐洲戰場最慘烈的一次轟炸，死亡人數十三萬五千，超過東京轟炸。關鍵是，德累斯頓是不設防的文化古城，沒有戰略意義，是以轟炸緻死者絕大多數為平民，此舉是以成為同盟國極力想淡化的污點。而小說家馮内古特當時恰好作為俘虜身在德累斯頓，是轟炸災難的幸存者。他目睹慘況，是以耿耿于懷，其後花了二十四年處理心中創傷，終于寫出一部名著《五号屠場》。
1945年，轟炸後的德累斯頓。
“禮失求諸野”
“五号屠場”是當時在德累斯頓的美軍俘虜集中營，卻因為其地下室牢固而保護了這批戰俘（包括小說主角比利和叙述者/馮内古特）以及看守他們的四個德軍士兵。屠場為殺戮而設，卻造就了生還的奇迹，這樣的反諷讓人哭笑不得。
也許正是這個反諷啟示了馮内古特的生死觀和這本小說的結構，他在小說中引入一個外星進階文明“特拉法瑪多”用來反襯“地球仔”的愚蠢好戰。在特拉法瑪多人的認知中，死亡不代表終結，人永生于時間的各個階段，時間也并非河流而是可以旅行的立體網絡。是以小說主角比利作為擁有時間旅行能力的人，同時穿梭于1944、1945年的歐洲戰場、戰後複蘇的美國和特拉法瑪多星球等地，制造出小說内的平行宇宙結構。馮内古特的筆鋒銳利流暢，故事視覺感強烈，是以讀者随着比利如魚得水地轉換叙事層面而毫不感到違和，可以說，特拉法瑪多的永生在此變成了小說藝術的永生。
當然，如果從偏向現實主義的戰争創傷小說的角度看來，二戰幸存者比利所相信的特拉法瑪多文明以及他的時間旅行，都是他為了回避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綜合征的一種自我催眠。他虛構出一個較完美的宇宙來反駁這個殘酷無情——隻會在每一次荒誕的死亡之後喃喃一句“事情就是這樣”的犬儒宇宙。起碼，小說中比利的兒女和醫生都是這樣相信的。
再加上馮内古特别具一格的黑色幽默文風，我們常常會捉摸不透比利的叙述哪些是回憶、哪些是當下、哪些是虛構，馮内古特就是這樣讓我們在一笑之後細思極恐，因為在特拉法瑪多人的眼中，我們人類統統都是比利那樣的可憐蟲。而寫作，唯有寫作拯救了比利，當然也拯救了馮内古特，甚至從刻意隐諱之中拯救出德累斯頓的曆史。
特拉法瑪多式的寫作是怎樣的呢？比利所見如此：“每一簇象征符号都是一個簡明、緊急的資訊，描述一個情景、一個場面。我們特拉法瑪多人同時閱讀這些資訊，而不是一個接一個地看。所有這些資訊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聯，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們裁剪下來，這樣，當你同時看到所有這一切時，它們會産生出一種美麗的、出人意料的、深奧的生活意象。小說沒有開頭，沒有中間，沒有結尾，沒有懸念，沒有道德說教，沒有起因，沒有後果。我們喜歡我們的書，是因為我們能夠從中同時看見許多美妙瞬間的深處。”
這像極了幾年前一部深邃的科幻電影《降臨》裡的外星文，玄之又玄卻治愈、消弭萬物的沖突。可要是跳出小說家思維來看，這不就是現代詩的特征嗎？殊異意象組成的現代詩，并置着情感、資訊和意志，将之同時交予願意虛懷若谷接受它的讀者，讓讀者與詩人同時感恩這個宇宙的無窮瞬間之美。
庫爾特·馮内古特（1922—2007），20世紀美國極具影響力的黑色幽默文學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推崇他為“美國當代最有才能的作家”。
能寫出這樣的小說，絕非野蠻，乃是幫助我們“禮失求諸野”——以一種重新定義的自由邏輯、野生邏輯去取代在這個早就禮崩樂壞的舊世界的那些僵化邏輯。文學的拯救，是如此充滿想象力，但又如此幽微潛行，它不能直接重建那個被轟炸成月球表面一般的德累斯頓或别的什麼地方，但它也許可以重建我們分崩離析的世界觀。
這良好願望就像小說中比利的一次實驗，他幻想曆史像電影鏡頭一樣倒放：“美國飛行員交出各自的軍裝，變成了高中的孩子。希特勒變成了嬰兒……每個人都變成了嬰兒，全體人類沒有例外地由生物性決定湊合起來産生出兩個十全十美的人物，名叫亞當和夏娃……”然後，他就看見了特拉法瑪多人的飛碟降落在他家的後院。
是否相信比利，取決于我們對地球的期望。1969年馮内古特對特拉法瑪多文明的幻想、對一種全新的宇宙觀的建構，在其後半個世紀的科幻文學世界裡也得到了延續和深化，今天的我們應該更了解那超越人類狹隘的四維目光。
撰文/廖偉棠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