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不倦，跬步有成——讀陳紅民教授《為學跬步集》有感

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新近出版的學術随筆文集，取名《為學跬步集》，收入著名出版人譚徐鋒先生主編的《日知文叢》，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付梓印行，廣受好評。“跬步”出自荀子《勸學篇》中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該句相鄰文字其實也是一個意思，原文還有：“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骐骥一躍，不能十步，驽馬十駕，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前後觀照，整體分析，實際上在講一個道理：凡是事業、各項工作要想有成，必須具備锲而不舍的精神。換成一句通俗的話，就是“堅持就是勝利”。陳紅民教授使用該詞命名自己的文集，固見其謙虛之風，亦顯其治學之道。

古者，舉足一次為跬，舉足兩次為步。所謂跬步，不外乎一步一步前行，一點一滴積累。但“跬步”并不意味着不講究效率，不注重進度。借用我一個朋友的微信名“小步快跑”，可能比較通俗易懂。蓋一則自謙，一則自勵。

然在我看來，陳紅民教授的“自謙”毋乃過甚乎？就我個人對于陳紅民教授相對有限的了解而言，他的許多學術成就并不是邁出“半步”，或“一步”，而是“大踏步”地“跑出”了自己的風格，“跑出”學界仰慕的成果，無論在科研、教學，還是管理方面。

陳紅民教授是改革開放之後國内最早的中華民國史方向研究所學生，師從著名曆史學家茅家琦先生和張憲文先生，後又獲得該方向的博士學位。其碩士畢業論文《論九一八之後的胡漢民》全文發表于《曆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函電裡的人際關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學社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于2003年出版，獲得學界廣泛贊譽。凡此二者，就已非“跬步”了。

陳紅民教授的“大步”還有很多。他學術視野廣博，經常跨出國門，與海外學術界進行深度合作；他多次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以及歐洲、日本的著名高校進行學術交流合作。因往來次數較多，學術聯系深切，他甚至毫不掩飾自己的“哈佛”情節（87-91頁）。在他的溝通、聯絡與發掘、整理之下，哈佛燕京學社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蔣廷黻資料”先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向學界隆重推出，煌煌數十冊，成為民國政治史、人物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叢書，這又豈止是“一小步”。如果陳紅民教授堅持認為這隻是“一小步”，那麼對于民國史料整理與披露而言，則無疑是“一大步”。

陳紅民教授在民國史學林深耕細耘，闊步前行。他在浙江大學建立了國内外第一個蔣介石研究中心、第一個蔣介石資料中心以及資料庫，獲得國内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第一個蔣介石專題研究重大項目；前後舉辦了四次高端學術研讨會，出版了多種蔣介石研究叢書；通過微信與廣播電台推出頗具特色的“蔣介石日記周周讀”，舉辦了數期蔣介石研究夏令營，凡此又豈是“一小步”？可以想見陳紅民教授在這些工作開始籌維之際，即使沒有“舉步維艱”的難度，估計也不會一帆風順。他曾坦陳，“剛到浙江大學時，幾乎沒有朋友”（357頁），其辦事、創業之難可想而知。他一定是本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信念與毅力，堅持不懈，才最終邁出這幾步的。

在茫茫學海、浩浩史林，陳紅民教授之是以能邁出成功的幾步，除了因為個人學術素養出衆、治學意志堅定之外，還得益于他較強的籌維擘劃能力。就我的了解，陳教授是一個非常注重計劃的學者。他剛到浙江大學之時，學術、行政、教學、科研諸事叢集，但他堅持做到“今日事今日畢”，“小事不夜、大事有計劃”，進而表現出極高的工作效率，這或許與他平時養成的“小步快跑”習慣有較大關系。

《為學跬步集》收錄了陳紅民教授的44篇文章，分為“問學之路”“情誼綿長”“敝帚自珍”“他山之玉”以及“附錄”五個版塊，結構講究，文詞隽永。“問學之路”大緻可以視為陳紅民教授的學術自傳，故事性強。作者筆下，聯考往事、校園生活、治學條件、受學研史、訪學經曆，一一呈現，大學者的小故事、真性情躍然紙上，讀來别有意韻。

“情誼綿長”則是關于師友親人的文字，或懷念，或禮贊，皆出于真情實感，讀來令人動容。“敝帚自珍”是作者各類著述的“序言”“導讀”與“後記”，因“角色”之别，“功能”或有所異，但每一篇都是很好的學術文章，不僅做到“虛”“實”結合，而且文字雅潔，文氣通貫，令人一氣讀完，收獲滿滿。

陳紅民教授的文筆即使不能說是“不得了”，也可以說是“了不得”。其文之是以耐讀、好讀，不僅在于他有一套自己的謀篇布局技巧，而且在于他“講故事”的水準極高。例如他為自己主編的《什麼是最好的曆史學》所寫序言，我讀過不止一遍，這次又從文集中再讀一次，雖然仍未獲得“标準答案”，但依舊心情愉快，因為這種愉悅之情洋溢在陳紅民教授通篇的文字裡。他既告訴讀者，“‘什麼是最好的曆史學’是個高深莫測的問題，很難有統一标準的答案”，又借用哈佛燕京學社裴宜理教授的話，指出：“最好的曆史學，就是能給研究者帶來快樂，給讀者帶來快樂。”（230頁）斯語雖簡，其理至深。

“他山之玉”版塊收錄的則是陳紅民教授為張憲文、楊天石、王奇生、丁賢勇等專家以及他指導畢業的博士研究所學生們相關著作所寫的書評，均有較高的學術水準，與原著相得益彰，堪收錦上添花之效。“附錄”則是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李衛民先生2016年5月8日對陳紅民教授的訪談錄，涵括了陳紅民教授的治學經曆、學術理念與史學成就，與開篇的“問學之路”形成呼應，不僅增強了本書的“一體化”效果，也有助于讀者進一步了解陳紅民教授的史學思想。該文的标題“追求開放與有公信力的史學研究境界”，或許可以概括反映陳紅民教授的治史原則與學術旨趣。

陳紅民教授對于恩師茅家琦先生、張憲文先生充滿敬意，兩位先生對于他的治學研史理念确實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說：“隻要掌握了比較多的原始的資料，就可以建構出水準比較高的成果。這是茅先生、張老師一直很鼓勵的做法，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治史特色，很喜歡去檔案館，到哪裡都是先去搜集原始資料。我個人比較重視材料、比較重視叙述的風格，一直堅持下來了。”（337頁）認準方向與目标，“堅持下來”，不正是“積跬步以緻遠”的最好诠釋嗎？

雖說“弟子不必不如師”，陳紅民教授卻又強調“張（憲文）老師的成功無法複制”（102-115頁），這固然是他尊師、愛師、敬師的一種表達，但也能看出師門傳承、學術創新的多樣路徑。其實，陳紅民教授的成功，也是“無法複制”的。

譚徐鋒先生主編《日知文叢》已出二十餘種，皆文史哲社各領域名家大師之作，雅俗共賞。陳紅民教授之書後至，展卷捧讀，墨香四溢，所感尤多，或許與我平素向陳紅民教授多所請益，他對我多所幫助有較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