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拾趣】
作者：左衡（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文化研究部主任）
1942年的夏天，延河發大水，兩岸田地都被沖了。魯藝許多文藝青年來自城市，從沒見過這般景象，跑去觀看。有人發現泥水淹沒了瓜田，下水一踩，就有西瓜浮起來。這讓他們覺得新奇，嬉樂之後，還帶了幾隻小瓜回去。當天夜裡，魯藝黨總支召開全院大會，專門講這件事情。開始時，年輕人覺得未免小題大做，直到聽說他們在踩瓜的時候，群衆在心疼得掉眼淚，這才意識到那種行為多麼令人痛心。操場上鴉雀無聲。
電影《烈火中永生》宣傳冊中江姐、許雲峰人物素描
26歲的水華倍感羞愧。他蓦然想起前不久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提到的文藝核心問題之一——為群衆。水華本來以為，作為1934年就參加左翼戲劇聯盟南京分盟、1942年3月剛剛入黨的同志，自己在這方面不成問題。瓜田裡的笑鬧卻表明，原來他們對群衆仍然疏遠、隔膜。
此後不久，水華編導了秧歌劇《張丕模鋤奸》，主人公是農民地下黨員。這部劇的音樂采用了民間的“五更調”，應該說，大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主創們已經很真誠地努力去貼近群衆了。但演員們唱完台詞後都愣着，說不上為什麼，就是不對勁。其中就有時年21歲、從北平輾轉來到延安的于藍。水華靈機一動，請來一位有鬥争經驗的群衆。他教于藍怎麼做地下工作：盡早把紅軍軍服換成老羊皮襖，給人開門前先聽暗号，夜裡點燈必須要用米勺子遮住光……于藍覺得，戲一下子就活了。
這一年，曾經紅遍上海灘的電影明星趙丹在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牢獄裡度過第三個年頭。他和幾位好友被盛的虛假政策所騙，從重慶不遠千裡來到祖國最西北，期待大展藝術宏圖，不料卻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見識到、也體驗着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同時，來自各個民族的獄友們，又給了趙丹無微不至的關懷。有位維吾爾族兄弟為了保護趙丹免遭獄卒毒打，用手掌擋住了帶有鐵釘的棍棒，血流滿地。趙丹抱着獄友失聲痛哭。
也是這一年夏天，美國海軍情報署梅樂斯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着手籌辦一個軍事特務機構。這個次年成立于重慶、取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機構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然而，與它成立的初衷截然相反，煉獄的烈火，鍛煉出了可歌可泣的“紅岩精神”。紅岩精神點燃了無數人的思想，照亮一個民族的曆史道路和未來方向。
從右至左：于藍、趙丹、汪洋（原北影廠廠長）、導演水華、攝影師朱今明中國電影資料館供圖
1962年，水華開始着手把小說《紅岩》改編成電影的工作。曆史再一次彰顯了它的戲劇感：延安、上海，中國現代文藝最重要的兩支力量，将彙聚成新中國電影的主流，而于藍、趙丹将會擔任這部影片的主演。他們之前的人生，仿佛在為這部影片的誕生做着某種偶然而又必然的準備。
1958年，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發表，1961年，同題材小說《紅岩》出版，引起轟動，很快被改編成話劇、歌劇各種版本，紅岩故事開始為廣大群衆所知曉。于藍在住院期間通過《中國青年報》連載讀到了小說，被深深吸引。她将其推薦給北京電影制片廠，又跑去報社要到了作者的聯系方式。1963年，原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請到北戴河，寫出第一稿劇本。作為小說讀者，水華也無比激動，充滿激情；而作為電影作者，他卻又顯示出了強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寫作第二稿時，不但與作家深入溝通，更帶領主創人員輾轉北京、重慶、貴陽各地，去尋訪在世的與這段曆史有關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學好友和兒子，車耀先（許雲峰原型）的女兒、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小蘿蔔頭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監獄服刑的軍統頭目徐遠舉（徐鵬飛原型）、已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職的沈醉（沈養齋原型）等，以了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動的邏輯。采訪歸來，于藍等人整理出十幾份人物小傳，先後共達三十萬字之多。無論史實憑據，還是情感儲備，都不可謂不充足。也正是因為萬事俱備，要從藝術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東風，在電影有限的時長裡凝縮、升華紅岩精神，反倒顯得困難。
這個難題交到了左翼戲劇和電影的開拓者之一夏衍手裡。他給出的意見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隻有兩場戲的江姐立為主線，貫穿全片。夏衍認定，江姐會是全國人民都會關心的那一個人。于藍記憶裡，夏衍随後說了句“别打擾我，我來改”，然後，就在廣東新會縣的玉蘭花香中，用一周的時間寫出了第三稿，片名也從《紅岩》改為《烈火中永生》。水華讀罷，認為可以拍了。
新劇本給于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她原本計劃通過此次拍攝學當導演，并一直在做副導演的工作，現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崗位上去，并認真琢磨夏衍的叮囑：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
這時，水華又委托于藍另一件工作：邀請趙丹出演許雲峰一角。這個選角建議，是攝影師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趙丹的總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難的獄友，認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屬。在此之前，趙、于兩人曾因籌拍魯迅傳記片有過合作，這封信由于藍來寫可謂合宜。但于藍卻備感為難，覺得以趙丹的影壇地位，請人家來演二号，不好開口。然而，當趙丹收到那封措辭懇切、婉轉的信函後，對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揮毫作複：我多麼向往水華同志和你們一起合作的集體呀！我來，我一定來！
那一刻，趙丹或許會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導演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劇《天外》時，水華初登舞台飾演弟弟的模樣。
那封信，是趙丹連夜用當時最快捷的航空信發出的。兩天後，他收到了北影廠的邀請電報。
1964年，趙丹乘船抵達重慶。1939年他離開重慶，不久被投入牢獄；這次重回，要再賦“囚歌”。朝天門碼頭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這讓飽經滄桑的趙丹一時難以釋懷。當于藍約請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處參觀時，趙丹竟拒絕了。在羅廣斌登門之後，他的心結才打開。趙丹旋即意識到，自己對舊日重慶的熟稔，局限于日常場景；而渣滓洞白公館的環境，單憑想象絕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進入創作狀态後，趙丹發現，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結。他們對現劇本的态度，尊敬客氣又不以為然。多次懇談之後，他們才吐露真實的想法：小說遵循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富有傳奇色彩；而劇本則恪守現實主義，含蓄内斂。兩種美學意趣相去甚遠。于是，水華、于藍、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讨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來看，那場讨論實際上深入了中國現代文藝如何完成理論建構的層面。當他們最終把《烈火中永生》的風格确定為“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調的涵有浪漫主義的一首壯烈的頌歌”，他們其實無意間用中國哲學裡“度”的思維完成了一次創新實踐。
與此同時，實拍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着。重慶都郵大街在北影廠美工團隊手裡變回了20世紀40年代模樣，充當群演的重慶文工團同志發動群衆翻箱倒櫃找出舊時衣物，最終呈現的效果堪比紀錄影像。當時的中國電影工業，有種種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簡，也有後世過度發達的技術迷思再也無法企及的質感和誠意。
多年後，于藍在回顧這次創作時，首先提及的卻是一份遺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門上高懸着丈夫的頭顱，後與雙槍老太婆相會，她表現得過于堅強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聲來，那會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罷。相比之下，在表現對幼子、對小蘿蔔頭的感情時，于藍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豐沛得多，那源自她從江姐真實事迹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邊，水華對江姐被捕受審一場戲的處理，空間造型充滿張力。敵人威逼利誘無果後，拉開了刑訊室的門，燒烙鐵的火焰照亮了延伸開的新空間。江姐邁進人間煉獄，神色泰然。後來，對于藍表演“英氣不足”的那一種指摘，其實反倒表明，水華所追求的藝術形象——“堅強的戰士，溫柔的母親”——成功了。于藍是以受到了幾代觀衆的擁戴，而這又使她生出一絲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當二号的趙丹則充分享受着創作的過瘾。他最得意的兩場戲都是即興發揮而來。一是出場時遇到軍警當街檢查行人，趙丹飾演的許雲峰機警地買下一份《中央日報》以作掩護。國民黨搞的這份報紙當年是如此不受重慶人待見，以至于軍警打開時都有點意外，表演的節奏出現了小小停頓，趙丹忽然劈手奪過報紙，揚長而去，留下兩位發懵的群演。二是許雲峰咖啡館約見甫志高，意識到此人已将黨組織陷入危險，驚怒交集。趙丹下意識動作，小匙落進杯子，當啷一聲，提醒了許（也是趙）要克制。到拍許被捕一場時，趙丹已化身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從從容容站立在茶樓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務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頂住了全部的劇情壓力。銀幕上，趙丹沿對角線緩步踱下，英氣逼人，以至于老友謝添看罷，連呼“最夠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個樓梯。
一切都遵從了現實主義的藝術法則，一切也都包含着曆史和現實原本就有的浪漫與詩情。于藍等人記得，飾演小蘿蔔頭的方舒才6歲，對表演懵懵懂懂。水華把她擁在懷裡，用手去托着她的兩隻小手，囑咐她千萬别碰傷了手中的小蝴蝶，還要讓它更高高地飛起來。1986年，學者陳犀禾道破了其中奧妙：水華在表達強烈的革命激情時，并不失其動人的生活情趣，進而使“革命”這樣一個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變得富于人性，感人至深；我們很難忘記，鐵窗之下小蘿蔔頭對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樣片出來後，郭沫若題寫了片名。先在電影圈内引起轟動，适逢其會的還有來訪的日本同行，他們不無激動地指出，這是日本絕不會有的一種電影。正如副導演趙元後來意識到的，中外電影反映監獄鬥争的很多，但沒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樣，會出現這些場景：難友們戴着鐐铐扭秧歌，舉着旗幟挽聯在獄中開追悼會，幾名女囚秘密繡出她們想象裡的五星紅旗……
偶然的機緣，于藍得以向周恩來總理轉達了希望他來審看樣片的意願。周總理真的來了。在主創等人陪同下，他在新聞電影制片廠放映廳裡，通過藝術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戰鬥過、留下足迹的山城。放映到龍光華烈士犧牲的場景時，周總理失聲輕呼，自語道：很感人嘛。
這次審看，不但為《烈火中永生》最終與群衆見面鋪平了道路，還推進了創作的最終完成。周總理建議，應該補拍一場烈士英勇就義的壯烈場面，還特别囑咐，打電話把已經身在上海的趙丹召回來。這場戲，拍攝于北京西山，電影的海報也采用了許、江慷慨赴死時的造型設計。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問世，毫無懸念地受到廣大觀衆的喜愛。人民的贊譽，是對藝術家、藝術作品的最大肯定。
《烈火中永生》是趙丹最後一部電影作品，被譽為他演員生涯的高峰。
1981年，影片《傷逝》公映，水華導演以令人驚異的先鋒理念重構魯迅名篇，探索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
同年，于藍出任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為中國兒童電影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後半生。那也是為了江姐的孩子、為了小蘿蔔頭。
嘉陵江水滔滔依舊，重慶的現代城市奇觀不斷激起新時代青年人的歡聲笑語。紅岩展廳裡，有些烈士和受難者仍然隻有名字，人們一直沒能找到他們的相片。
紅岩精神進入了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也借此融入了中國的曆史。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29日09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