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古城，人們很容易想到那不勒斯附近的龐貝，又或者土耳其海岸規模龐大的以弗所遺迹。幾乎少有人聽聞伫立在叙利亞沙漠的巴爾米拉。1980年，巴爾米拉遺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盛名之下，巴爾米拉是通往昔日羅馬世界的“入口”，呈現的是差別于“羅馬想象”之外的“另一個世界”。那裡曾經是邊疆地帶的人群進入羅馬世界的真實入口，如果置身于彼時彼地的街道，你會聽到阿拉米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同時在耳邊響起，那裡沒有競技場，隻有一個公共浴場，當地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着自己的神祗，羅馬人、希臘人最喜歡的東西，在那裡都不太流行。這些彙成了吹拂在巴爾米拉上空的一股“多元文化主義之風”。
時至今日，如果想去巴爾米拉，需要先從巴黎乘四個小時的飛機飛抵大馬士革，然後再沿一條古代驿道重修後的柏油馬路驅車200公裡，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座失落古城的遺迹。然而，2015年，“伊斯蘭國”奪取了該地的控制權，開始了有計劃的城市摧毀和居民屠殺。為什麼一個恐怖組織要洗劫來自遙遠過去的，且并無冒犯之意的建築？
該書作者是前不久剛剛離世的法國曆史學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在這本書中，韋納認為，這一暴行背後是文明的沖突，即西方人崇拜這些建築，而炸毀的行為是為了表明他們并不尊重西方人所尊重的事物。他在書中不無憤怒：從今往後，我們隻能從書中領略這一偉大的曆史文化珍寶了。
《巴爾米拉》，[法]保羅·韋納著，闫素偉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當曆史學家暫時充當畫家
諷刺的是，叙利亞古代名城巴爾米拉的再次聲名鵲起是由于野蠻的暴行。
2015年，“伊斯蘭國”（Isis）入侵叙利亞，攻占了巴爾米拉古城。是年7月4日，在巴爾米拉小型的羅馬劇場中，在羅馬人表演戲劇的舞台上，25名叙利亞士兵跪成一排，每位士兵後面都站着一名劊子手，這些士兵或被割喉或被砍頭，而整個過程被蓄意拍成視訊傳播了出去。野蠻暴行沒有就此停止，8月18日，“伊斯蘭國”成員殘忍地殺害了退休的博物館負責人和考古學家哈立德·阿薩德（Khaled al-Asaad），8月23日，炸毀了巴爾夏明神廟（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紀），8月30日，炸毀了外形奇特的貝爾神廟（門開在側邊，始建于公元一世紀），九月初，炸毀了古城的喪葬塔。
喪葬塔 © DEA / C. Sappa / De Agostini / Getty Images/ 視覺中國。（出版社供圖）
随後，西方相繼出版了關于巴爾米拉古城的作品，如2015年9月迅速出版的《古代巴爾米拉》（Charles River, Ancient Palmyra），2016年4月出版的《再見，巴爾米拉》（Ferrante Ferranti, Adieu, Palmyre），同年5月出版的《巴爾米拉：真實與傳說》（Annie et Maurice Sartre, Palmyre. Vérités et légendes），以及同年12月出版的法語和意大利語雙語著作《緻敬巴爾米拉》（Manar Hammad, Bel/Palmyra hommage）。
2015年與2016年，維也納大學的古典考古學家安德裡亞斯·施密特-科利内特（Andreas Schmidt-Colinet）相繼發表兩篇題目類似的文章，分别為《巴爾米拉與我們所有人有關：我們文化遺産的摧毀》和《巴爾米拉與我們所有人有關。一場戰争摧毀了我們的曆史記憶》，這兩篇文章的題目似乎可以完美解釋西方出版界和學界對巴爾米拉的密切關注，因為這座古代城市是人類的文化遺産與曆史記憶，與所有人（暫且不管“我們”的範圍）有關。安德裡亞斯解釋，叙利亞是我們當今社會基本成就的開端，比如對土地的農業使用，人類的定居與城市化都在這片區域得到了第一次的證明。
在“伊斯蘭國”摧毀巴爾米拉後所有關于該城的出版物中，法國曆史學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的小冊子《巴爾米拉：一顆無法替代的珍寶》（中文版副标題為“一座失落的羅馬邊城”）引起了最大的反響。這位曾經寫作《面包與競技場》（Le pain et le cirque）與《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的法蘭西學院榮譽教授，同時也是《福柯：其思其人》（Foucault, sa pensée, sa personne）的作者，對殘忍的屠殺暴行和摧毀文明的行徑做出了迅速且情緒化的回應。
雖然韋納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羅馬史，但這本書也并非他第一次寫作巴爾米拉：他曾經為2001年出版的《巴爾米拉，沙漠商隊的大都市》寫過長達50頁的前言，更是在1986年發表論文解讀一位巴爾米拉僑民的拉丁獻詞銘文（《希臘-羅馬異教的演變》）。
韋納的這本《巴爾米拉》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它沒有對巴爾米拉的拉丁語、希臘語以及阿拉米語銘文進行長篇累牍的解讀，也沒有對至今仍處于“真實”與“傳說”邊界的材料進行曆史的論證，它更像是一位曆史學家暫時充當畫家或藝術史家的結果，它指向的是一目了然，是情感，更是文化記憶。正如韋納在前言中所說：“面對這難以了解的破壞，我有責任表達我的愕然，并勾勒出巴爾米拉曾經的輝煌。從今往後，我們隻能從書中領略這一偉大的曆史文化珍寶了。”
巴爾米拉：商貿與“資本主義”之城
從如今挖掘出來的巴爾米拉地形學來看，它是一座典型的羅馬城市，具備所有羅馬城市應有的要素：兩邊樹立着大型廊柱、橫穿城市的大道，拱門、廣場、神廟、劇場、地方議事會和浴場。但如果我們結合曆史和世界地理來看，巴爾米拉在某個時期處于希臘羅馬世界的邊陲，再往東就是遊牧的波斯文明和最東方的中國文明，是絲綢之路上沙漠商隊的大都市。
是以，在韋納看來，商貿和“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這座城市。在巴爾米拉最輝煌的時期，一個打探消息的中國人被派往西方，回去後報告說，跟巴爾米拉人做生意，利潤是一比十。巴爾米拉是一個商業共和國。
商業成就了多元。在這座城市裡，漫步着說希臘語、拉丁語和阿拉米語（大部分人的語言）的人，是以也流傳下來了諸多這些語言的銘文，如同當代的溫州，在溫州南部縣城的某個集市裡，說着國語、溫州話和閩南語的商人在熱火朝天地交易。
鑲嵌畫 © akg-images / Gérard Degeorge。（出版社供圖）
巴爾米拉是以不像羅馬那樣是一個公民的共同體（法律意義上），而是以部落群體為基礎、由幾個富商巨賈家庭主宰的共同體。韋納說，巴爾米拉的貴族對自己的權威感到自豪，而這樣的權威又給了他們大膽行事的資本，利用自己的雙重文化：他們寵辱不驚、不怨不恨，與希臘文化平等而立。
直到臣服于恺撒之後，這座城市發生了變化。它開始在公共文書中自稱自己是“城市國家”（civitas, polis），地方政權也按照希臘或羅馬城邦的模式組織。哈德良皇帝在其統治時期（公元117-138年）再次将希臘确認為羅馬世界的文化中心，而巴爾米拉是他東部行省巡回旅程中确鑿無疑的一站（公元129年），巴爾米拉人則為哈德良皇帝樹立了雕像，并附帶一段頌揚的銘文。
彼時的巴爾米拉依舊處于當地文化與世界主義的希臘文化以及羅馬帝國的意大利模式之間的張力中，銘文、建築和視覺藝術都能提供這種複雜張力的證明。在巴爾米拉考古博物館的一個石棺上，浮雕上的人物皆穿着希臘服飾，但紀念銘文卻是阿拉米語。哈德良時期，巴爾米拉的市民精神逐漸成型，一個希臘式的市民大會（boulē）也經由城市精英創設完成。巴爾米拉著名的“稅法”（the Tariff Decree）便展示了巴爾米拉人如何巧妙地将不同文化間的緊張關系轉化成希臘-羅馬式的公民秩序，該稅法表明，城市的議會有權力管理沙漠商隊的貿易、地方貿易以及奴隸買賣。
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巴爾米拉越來越熟悉意大利式的羅馬文化，如上文所述，城市的外形是典型的羅馬式，它也越來越認同自己是羅馬帝國的一員，更遑論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賦予帝國境内除部分人員外的所有居民以羅馬公民權。到了曆史學家所稱的“三世紀危機”時期，巴爾米拉的女王芝諾比娅甚至企圖篡奪羅馬的皇位。公元475年左右，一部用希臘語編纂的叙利亞-羅馬法書（das Syrisch-Römische Rechtsbuch）面世，其中收錄了關于繼承、債、奴隸和婚姻，以及部分刑事法律的規定，但法律史學者對于這部法律書究竟是羅馬法的繼受和粗俗化，還是純粹的東方希臘法律仍存在争論。
是以，當時的巴爾米拉人可能依舊說着阿拉米語，但他們也會步行穿越拱廊大道，去隻能容納一兩千名觀衆的羅馬小劇場看劇，去戴克裡先浴場洗浴和社交。一段雙語的銘文記載，某人曾免費為所有使用公共浴場的人提供天然油脂，用作肥皂，他當然是一個富人。
當地人的質疑？
巴爾米拉的獨立與附庸
當然，韋納的曆史畫卷和時空穿行也遭到了叙利亞史學者的批評，盡管不是最嚴厲的。
在一本出版于2016年5月名為《巴爾米拉：真實與傳說》的著作中，兩位作者試圖區分有關巴爾米拉的曆史與傳說。該書共分29章，每一章都以一個常見的論斷、一個引文或者一個問題為标題。在第七章“巴爾米拉，因哈德良而自由的城市”中，作者駁斥了諸多學者想象的論斷，即哈德良的創新讓這座城市成為了一座自由之城。在第八章“一個商業共和國”的題記中，作者便援引了韋納在《巴爾米拉》中的話，他們認為，許多曆史學家在談論巴爾米拉的商貿時經常忘記了叙利亞的地理形态，由于衆多的山區和冬天寒冷的氣候，商隊其實很難常年旅行。
集會廣場 © Andrea Jemolo / Electa / Mondadori。（出版社供圖）
此外，他們還對政治和法律詞彙“共和國”（république）進行了剖析，認為這個術語讓人想起中世紀自由的意大利城市，獨立于外部權力，而這在巴爾米拉從未發生。總之，在他們看來，巴爾米拉的商業性質是附屬的，并非它的本質。而學者高利科夫斯基（M. Gawlikowski）則認為，巴爾米拉的跨邊界商業往來主要是與波斯灣地區，而非通過絲綢之路。
在第十七章“巴爾米拉成為了一個世襲公國和羅馬的附庸”中，作者認為公元三世紀中葉的巴爾米拉，并不像韋納所稱的那樣，是羅馬的附庸，他們引用了《羅馬君王傳》（Historia Augusta）中的糟糕拉丁語翻譯“巴爾米拉人的君主”（princeps Palmyrenorum）這個概念，指出“princeps”就是巴爾米拉統治者，該位置世襲自他們的祖先，而非由更上一級的權力指定。
落回精神世界
抛開專業史學的争論，韋納的時空之旅最後到了巴爾米拉人的精神世界，它們的宗教與藝術。我們所知的巴爾米拉人崇拜的神多達60多個：部落神、本地神（亦貝爾神）、外國的神（如埃及的伊西絲），但這些神在這裡沒有競争。巴爾米拉人最崇敬貝爾神和巴爾夏明神，也就是上文所述被“伊斯蘭國”炸毀的最著名的兩座神廟所供奉的神。
韋納認為，“伊斯蘭國”炸毀這兩座神廟并未因為這兩個神是異教徒的神，而是因為文明的沖突，即西方人崇拜這些建築，西方文化中包含對曆史建築的熱愛，并對其他地區、其他時段的信仰懷有強烈的好奇心。而炸毀的行為是為了表明他們并不尊重西方人尊重的事物。
巴爾米拉的藝術也是多元的，如同約旦佩特拉古城在山體中修造的建築，凡是希臘羅馬風格的，就是外來的；凡是東方風格或者混搭風格的，就是出自本地工匠之手。
鳥瞰巴爾米拉 © Marco Brivio / Getty Creative/ 視覺中國鳥。（出版社供圖）
《巴爾米拉》這本小書不僅是一位曆史學家對“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産與曆史記憶的緬懷，是對當代社會中野蠻行徑的譴責，更是自覺的書面記錄的展現，正如他憤怒且惋惜地說到，從今往後，我們隻能從書中領略這一偉大的曆史文化珍寶了。
這應了馬拉美的那句話：世界在一本書中終結。
作者/郭逸豪
編輯/申璐 青青子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