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文章，《瓜豆集》中有一篇《再論萬民傘》，看到文末，有個詞曰“珥筆以俟”。以前看到也便過去了，因為大意總是明白，那是随時準備了筆墨來記錄和讨論的意思吧。
《瓜豆集·秉燭談》，嶽麓書社1989年版
如今年紀大了，讀書不求快，盡可從容一些，在明白的字眼上，也會多停留一陣。一細想，問題還真有不少。這個“珥筆”是怎麼回事，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地方，便有很多。我與“珥”這個字亦可說有些緣分。我妻子的祖父，即我的嶽祖郭寶鈞先生，原是史語所的研究員，後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老一輩的專家，是中國殷墟考古發掘的元老功臣之一。他登載在《史語所集刊》上的那一篇名文《古玉新诠》，其中道及“瑱”這種古玉。《說文》裡“瑱”與“珥”可互訓：“珥，瑱也。”源頭上，這兩個東西是相類或相似的。
前幾年我曾為《文彙報·筆會》寫過一篇小文，紀念寶鈞先生，其中有一段相關的話：“在對古玉的研究中，寶鈞先生在‘器名’與‘器用’的通解上，用力極勤。古來相傳的古玉器名中有一種叫做‘瑱’，說文釋‘瑱’為‘以玉充耳’。然其‘充耳’到底作何用途，則古來說法不一，釋名曰：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也，塞耳亦使人止聽也。更有解釋作‘為閉奸聲’者。但寶鈞先生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古玉的演進，基本是由實用，而玩好，而禮儀化。止聽閉奸聲，是禮教大興後之附會，古義決不如是。一次，田野考古，遺址在山上，上上下下極為不便，寶鈞先生得隙便在考古現場和衣小憩一下。泥地蟲多，很容易爬入耳道。寶鈞先生生活經驗豐富，會動腦筋，便從廢紙上撕下紙條，捏成小圓紙球塞在耳朵裡，蟲子就鑽不了空子了。就是從這一個生活小插曲中，寶鈞先生‘靈機一動’，大受啟發，推測那種叫作‘瑱’的小玉器，很可能就是當時古人住在泥屋裡，為防蟲子進入耳道而發明的一種生活小用具。”
東漢，瑪瑙瑱，甯波博物館藏
瑱即珥，後來便漸演成冠冕垂耳之飾物或者是婦人打扮之耳飾。那麼，“珥筆”便是“以筆為珥”，珥所在的那個部位換成了筆。這是什麼意思呢？檢《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表》中有言：“安宅京室，執鞭珥筆。”李善注：“珥筆，戴筆也。《漢書》趙邛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意思是，近臣在所戴帽冠近耳朵的邊沿插上一支筆，随侍的時候，可以随時取下筆來，記錄皇帝的談話和叮囑的事項，同時也可以随時寫下自己的應對，向皇帝呈奉。後來，珥筆之臣更是特指史官和禦史、谏官等職位，他們或者需要随時記錄皇帝言行做起居注，或者需要随時呈上意見建議供皇帝參考。
因為這支筆正好插在耳朵邊的帽沿上，看上去如同“耳飾”，便稱作“珥筆”。那個圖景，實在有點滑稽。當時沒有如今所謂“自來水筆”，總要筆墨齊全了，那才可行。筆可以插在耳朵邊，墨汁随身攜帶大約沒有可能；再加上用紙，在雍容的官服裡硬塞進幾張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總有點不妥，折疊不平的紙鋪張開來寫字，不見得太像樣吧。這樣實際地推想一下，這個插筆在帽沿的“珥筆”的應用效果，恐怕也不比讓人當場把筆墨紙送過來的“呆辦法”更節省時間。
那麼，這便隻能是一種象征，說穿了也就是“演戲”。當時借了“耳飾”的“珥”來取這名的，當然不會有膽耍“幽默”，但卻無意中“道破”了這“珥筆”本來的一點真相：這隻是用來裝飾的“飾物”。《太平禦覽》引《魏志》曰：“帝嘗大會殿中，禦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禦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者直備官、但珥筆耳。”這就說得很明白了。“舊時簪筆以奏不法”，這或者隻是理想的“應當”吧，而“直備官、但珥筆”卻是現實，不過是擺設和“演戲”，而且連擺設和戲目的“名字”，也有點淡忘了呢。
到了宋朝，這“珥筆”的名目，又另外指稱當時新出現的一類人，那就是“訟師”，專門替人打官司的，今人戲稱之為“古代的律師”。他們随時準備了筆墨代人寫訴狀，這又讓人想到插筆在帽沿的那個略有點“滑稽”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搬用過來了。黃魯直有一段話常被引用：“江西之俗，士大夫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這個“珥筆之民”的說法，便是“以終訟為能”的健訟的百姓和訟師。
能夠用了道理來争辯，多少可以說是一種“新氣象”。但是“健訟之風”卻容易變成“憑僞飾虛，以無為有，聲冤号痛，駭動見聞”，這便又成了“擺弄道理來演戲”了。中西對比，一直以為中國人對律法上的訴訟，總是有天然的抵觸和拒斥，認為民風之僞詐或由此而滋蔓。但如果多翻閱一些曆代判詞彙編，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之類，所得印象可能會有大變化。宋元明清，中國人“健訟”的風氣日盛，以至《珥筆肯綮》在序中言：“慨自民僞日滋，案牍日煩，上之人日益厭焉，故限字之法立。”民間訟辯太多，案狀日盈，是以出台“限字之法”，對訟狀的數量和篇幅加以限制。
《古今圖書內建》等類書裡，有關“珥筆之民”以及“健訟”風氣，都有很多記載。其中，從官、民兩造來看，由于立場與利益不同，當然觀感和評判大有分别。比如“村鎮僻則善窩藏，山水險則人性悍，健訟成風，不勝不止，強或武斷，奸多珥筆，甚或逃據山谷，毆公役，抗三尺，此為惡道”這樣的記載，就是典型的“官方文書”，多少總把民意的發抒、民怨的申述看作“惡道”。不過，就中國民間社會來說，至少是在南方這樣的“市民社會”強盛的地方，在西風東來之前，也自己憑着本來的文化和傳統走過了一段“健訟”的道路，反過來覺得“息訟”與“無訟”多少應該是人際之間的一種理想，那也是事實。
最後又回過來想到嶽祖寶鈞先生文章裡的“瑱”（珥），具體結論當然都可商讨，但他的理路卻讓人信服。後世視作珍寶的古玉，在他看來隻是先民發明的樸素的“生活小用具”。而這次在曆史的上下串想了一遍這個“珥筆”，到頭來我記起的，卻是小時候弄堂裡見過的老木匠：兩個耳朵上，一個夾了一支煙，休息時可以拿來點燃了，吸上幾口；一個則夾了一支粗鉛筆，随時可以在木料上點點劃劃，做出讓人親近的小家具、小闆凳。這樣的闆凳，可能是你童年時的“夥伴”，等到你成年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成套的新家具，也有點舍不得扔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