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2年，克裡斯蒂娜•阿奎萊拉（Christina Aguilera）以《Aguilera》回歸拉丁樂壇。這是她的第二張西語專輯，以家族姓氏作為名稱，直指她對家庭成長的回顧，以及對拉丁裔身份的思考。
時隔22年，克裡斯蒂娜•阿奎萊拉以《Aguilera》回歸拉丁樂壇
誠然，這是一張優秀的原創專輯，但其話題度還是不出所料地被這個月再版發行的《Stripped-20th Anniversary Edition》奪走了。2002年發行的《Stripped》不僅是經曆“911”事件後，趨于保守化的美國歌壇最具視覺效應和話題度的流行專輯之一，也是21世紀前20年内最暢銷的專輯之一。
《Stripped》的名字在大喊“看我下面！”，但沒有喊出來的其實是“忠于自己”。這成為了阿奎萊拉的标志，是她差別于同期流行歌手的最大不同：在千禧年代高度工業化的唱片體系下，她是最不顧市場和輿論觀感、最敢于追求真實和自我的人之一。
克裡斯蒂娜•阿奎萊拉第四張錄音室專輯，《Stripped》
但我們決定以《Aguilera》為引子，重新認識克裡斯蒂娜•阿奎萊拉。
《Aguilera》由三部曲組成：《La Fuerza》（2022年1月21日發行）、《La Tormenta》（2022年5月30日發行）和《La Luz》（2022年9月29日發行）。在談到自己回歸西語音樂時，她說：“這張專輯我很早就想要繼續做的，我很高興等到自己已經是一個成熟女人，才完成這張專輯。”
今年已經42歲的阿奎萊拉，當年問着“What a Girl Wants”，卻已經曆了兩段婚姻，孕育了兩個孩子。她告訴《Billborad》：“當過母親，經曆了我的職業生涯，我為這張專輯注入了不同的視角和激情。明知困難卻迎難而上，有時是令人畏懼和害怕的。我用西班牙語創作沒有辦法和我用英語一樣，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阿奎萊拉從小說英語長大，是以并不會西班牙語。
90年代末，以Gloria Estefan、JLo、Ricky Martin為代表的拉丁音樂浪潮興起，唱片公司RCA Records認為她是打入新興市場的不二人選，讓她補習西班牙語，錄制了大熱單曲《Genie in a Bottle》的西語版《Genio Atrapado》，并在一年後趁熱打鐵，發行了專輯《Mi Reflejo》。
很多年後，她已經無需再聽從唱片公司的計劃安排。她決定主動完成一張西語專輯：“現在對我來說好像又回到原點，但這次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女人。”她在專輯釋出前說道，“有時候，我商業上最成功的時刻并不是我最快樂的時刻，因為它們表現的并不是真實的我，或者是我當時的激情所在。但是從《Stripped》開始，我一直在做我完全相信的音樂，即使難以劃定一個音樂類型，這張新專輯就是最好的例子。”
“從《Stripped》開始，我一直在做我完全相信的音樂，即使難以劃定一個音樂類型，這張新專輯就是最好的例子。”
阿奎萊拉1980年出生在紐約斯塔滕島，父親來自厄瓜多，是一名美軍士兵，母親則是來自愛爾蘭的第二代移民，是一名西班牙語翻譯。
她的童年随父親的駐地頻繁變動，從紐約到德克薩斯到紐澤西再到日本，但更不安的在于他的家暴，籠罩着她和母親的生活。阿奎萊拉講述過自己如何在音樂中尋求庇護：她不斷地看《音樂之聲》，在房間裡和Julie Andrews大聲合唱，為了蓋過門外父母的争吵聲。
阿奎萊拉四歲那年，有一次被母親發現渾身是血，當母親問她發生了什麼，她解釋道：“父親打了她，爸爸想打盹，可我太吵了。”那是最後一根稻草，母親終于決定不再忍受，帶着她和一歲的妹妹，逃回了賓州的娘家。
Christina looked angelic beside her grandmother and younger sister
短暫的安穩生活讓愛上音樂的阿奎萊拉有機會追求夢想，她開始讓母親送她參加大大小小的才藝比賽。她幾乎戰無不勝，很快成為了匹茲堡當地的小歌星，但成功的兩面性在于，或許讓她變得驕傲自大，或許讓他人妒火中燒，當然，又或許兩者皆有——人們對兩種原因的争議，将貫穿她往後的職業生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阿奎萊拉逃離家暴陰影後不久，便開始遭遇漫長的校園霸淩。
仿佛注定了成名要趁早的箴言，她過早地經曆了成名需要經受的一切，甚至在對比之下，她的童年經曆對她的童星生涯并非全無幫助——在她9歲那年，迪士尼的著名兒童節目《新米奇俱樂部》在全美征選班底成員。阿奎萊拉是匹茲堡參加試鏡的400名兒童之一，她進入了前六名，但最終因年齡太小而被淘汰。兩年後，阿奎萊拉的母親接到了《米奇俱樂部》一位制作人電話，他保留了當初試鏡的錄音帶，詢問阿奎萊拉是否願意再次試鏡，隻是這一次，她必須與全美15000名兒童競争。
1993年，11歲的阿奎萊拉夢想成真，正式加入了《米奇俱樂部》。就在她啟程前往好萊塢前，她的母親也再婚，一切好像都進入了新篇。在2000年的格萊美典禮上，阿奎萊拉獲得最佳新人獎時，她感謝名單裡的父母，指的是繼父Jim Kearns，而非生父Xavier Aguilera。
盡管阿奎萊拉當時已經頗有表演經驗，但好萊塢的童星生涯總是充滿危機：兒童保護機制欠缺和成長如影随形的轉型壓力，讓絕大多數童星都難以為繼，其中不乏悲劇。50年代，米奇俱樂部史上最短命的成員保羅•彼得森因為當時身材矮小，時常淪為片場笑柄，在他不堪其辱而和選角導演發生沖突後被開除。在經曆了痛苦的演藝生涯并戰勝毒瘾後，他成為了一名活動家，緻力于兒童演員的權益保護。
Britney Spears與Christina Aguilera成名之後為數不多的同台時刻
她在《新米奇俱樂部》的同期生有瑞恩•高斯林，當然，還有後來與她糾纏一生、愛恨交織的賈斯汀•汀布萊克和“小甜甜”布蘭妮•斯皮爾斯，後者的遭遇正是保羅•彼得森試圖警告的、駭人聽聞的悲劇。
阿奎萊拉在《米奇俱樂部》待了兩年，直到1994年節目停播。試圖開啟自己的歌唱事業的她沒有等來唱片公司簽約，于是在1997年前往日本，跟随歌手中西圭三表演。此後她又去了羅馬尼亞，代表美國參加了金鹿音樂節。
一年後，剛剛回到美國的她終于迎來了機會：迪士尼電影《花木蘭》的制片人正在尋找一個能唱出High E音的人。阿奎萊拉的經理人史蒂夫•庫爾茨（Steve Kurtz）向迪士尼寄去了Demo——是她在自家客廳用手提錄音機錄制翻唱的惠特尼•休斯頓的《I Wanna Run to You》。第二天，她就已然身在錄音室，為迪士尼灌唱配樂。6個月後，她與RCA唱片公司簽約，開始錄制她的第一張專輯《Christina Aguilera》。1999年8月，專輯發行，一炮而紅。
經紀人當時為她嚴格打造了最受市場檢驗的“泡泡糖”公主形象，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當時最符合“唱片公司中老年白男高管”心目中年輕女歌手應該有的形象。
史蒂夫•庫爾茨當時為她嚴格打造了最受市場檢驗的“泡泡糖”公主形象，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當時最符合“唱片公司中老年白男高管”心目中年輕女歌手應該有的形象。這讓她不僅對自己專輯的音樂創作毫無話語權，還不得不被拿來和同樣出身《米奇俱樂部》、走同樣路線的布蘭妮對比。庫爾茨對她壓榨無度，安排的工作滿檔，最終導緻她病倒且喉嚨感染，剛出道的她決定炒掉經理人。
反抗與逃離——這是貫穿阿奎萊拉人生的主題。幾乎沒有人像她一樣，不懼改變現狀，甚至重新來過。在庫爾茨後，她找到了和自己合拍的經紀人歐文•阿佐夫（Irving Azoff）。他的強勢作風使他對外頻頻樹敵，但對内卻是有效的保護傘，這幾乎與阿奎萊拉的行事風格如出一轍。很快，她發行了風格陡變、冶豔性感的《Stripped》，以大熱的《Dirrty》徹底擺脫了少女形象。
在接受《Glamour》雜志采訪時，作家勞裡•桑德爾（Laurie Sandell）問到《Dirrty》的影響：“年輕男孩們在看MV時，看到的不是一個能幹、強大的女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性感的、幾乎全裸的女人穿着緊身比基尼搔首弄姿。你怎麼看？”
阿奎萊拉回答到：“我無法控制年輕男孩怎麼想。我不是在為男人作秀；我對自己的身體滿意，這是創作上的選擇。我知道這可能會讓一些女性不舒服，但我們需要團結起來，而不是指責其他女性的選擇。我認為女性是感性的、美麗的存在，在性方面表達自己讓我獲得力量。”
一如《滾石》雜志當時的樂評：“《Stripped》的名字在大喊：‘看我下面！’但沒有喊出來的其實是：‘忠于自己。’”這成為了阿奎萊拉的标志，是她差別于同期流行歌手的最大不同：在千禧年代高度工業化的唱片體系下，她是最不顧市場和輿論觀感、最敢于追求真實和自我的人之一。當卸下了糖衣，她并不會用塑膠替代。
她的直接表達，自然遭遇到比雜志采訪更激烈的回應。流傳最廣，也最能代表時代氛圍的回應來自阿姆。1999年，阿奎萊拉在MTV節目中爆出阿姆已經與多年女友Kim Scott隐婚，且指出阿姆歌詞中有許多暴力内容，都是在針對Kim。
這些内容到今天當然已不是秘密，但在當時讓阿姆勃然大怒，很快他在《The Real Slim Shady》裡編排阿奎萊拉的性經曆，對她進行蕩婦羞辱。阿奎萊拉采訪中說阿姆的歌詞“惡心，冒犯，以及最重要的，都不是真的”。在2002年的《Can’t Hold Us Down》中，她唱到“So what？Am I not supposed to have an opinion？”作為回應。同年，兩人在MTV頒獎禮上擁抱和解，但到2018年，阿姆再度在新歌中向她發難。
這一次，她在Andy Cohen的節目上回應：“攻擊任何人都不好，尤其是在這一行裡攻擊女性，但看看他現在做的，真的，找點新把戲吧。”她說道，“It was thirsty then, it’s thirsty now.”
在2018年的另一個采訪中，阿奎萊拉不禁表達出對新一代女歌手的羨慕。這和依然在延續千禧年風尚的阿姆形成了鮮明對比。阿奎萊拉不禁感慨：“她們出道時不會有那麼多的反對聲音，但我有。”她回憶起人們曾習以為常的時期：“女性要麼不夠性感，要麼沒有滿足男人的幻想，但如果我們公開展現性感或者獲得力量，那就會被羞辱。” 她毫不後悔劇烈轉型引發的争議，“麥當娜經曆了她必須經曆的，她為我們這一代人鋪墊了道路。我不過是接力傳遞，看到年輕一代的崛起，我很高興，也難以置信。”
随着她歌唱事業而備受關注的，還有她的私生活，尤其是從米奇俱樂部延續的愛恨情仇：根據流傳最廣的版本，阿奎萊拉和布蘭妮作為節目最年輕的班底成員，原本情同姐妹，以至于兩人的媽媽也都成為好友，直到賈斯汀•汀布萊克的介入，讓兩人産生了沖突。賈斯汀後來成為了布蘭妮的男友，或者按照如今的公論，成為布蘭妮走向深淵的始作俑者之一。
圍繞三人的流言蜚語在2003年到達頂峰：當賈斯汀和布蘭妮高調分手，他旋即宣布了和阿奎萊拉合作“Justified & Stripped”特别巡演。盡管賈斯汀否認，但包括布蘭妮在内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報複前任故意所為。
巡演結束後的一晚，布蘭妮來到好萊塢當紅的約瑟夫酒吧，試圖和阿奎萊拉和好。她知道阿奎萊拉和汀布萊克都在那裡，卻不料到場後撞見了兩人摟抱的一幕，布蘭妮和她爆發了沖突。
當布蘭妮和凱文•費德林訂婚時，阿奎萊拉被媒體問及看法。她評價費德林“低級”，布蘭妮沒有公開回應。但據報道阿奎萊拉很後悔自己的發言，并給布蘭妮寫了一封信，希望她們能冰釋前嫌，重新成為朋友。布蘭妮再沒回信。
在度過了她幾乎無所不在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阿奎萊拉步入了30歲。樂壇因Lady Gaga的橫空出世而格局大變：電音，科技，太空風，這些元素從來不是以唱功見長的阿奎萊拉需要的。或許是為了又一次突破自己，或許是出道過早導緻中年危機的提前到來，她推出了幾乎是複刻Lady Gaga風格的專輯《Bionic》。
在大紅大紫了十年之後，專輯《Bionic》成為了阿奎萊拉歌唱事業的分水嶺
這是她音樂生涯最大的滑鐵盧，一大原因在于失去了她引以為傲的真實感。在《Stripped》和《Back to Basics》中，她真情實感地傾訴，内容卻不流于八卦。她的音樂照射她真實的人生：她的性意識解放，她和她遭受家暴的母親，她在衆目睽睽下遭遇的性别歧視，她想當壞女孩的沖動，她當好妻子與好媽媽的願望，以及所有她對音樂的熱愛，對聚光燈的恐懼，對自我毀滅的噩夢。但《Bionic》是一張風格大于内容的作品，甚至連風格也不屬于她。
克裡斯蒂娜•阿奎萊拉在2006年發行的《Back to Basics》延續了《Stripped》的成功
危機接踵而至，仿佛是她提前進入中年危機的預兆。那一年，她在《滑稽戲》的片場結識了制作助理馬修•拉特勒（Matt Rutler）并墜入愛河，那是她的第一部電影，但和《Bionic》一樣慘敗。新的戀情也終結了她和音樂制作人喬丹•布拉特曼（Jordan Bratman）的5年婚姻。她和前夫和平分手，并共享兒子麥克斯的監護權。
“我從來不希望麥克斯在争吵或不必要的不安中成長。”數年後，她談到自己的童年對她決定離婚的思考，“我童年不幸，但我感激這種經曆。我知道我有更大的目标，去賦予力量，去鼓勵其他人找到他們的聲音。”
2011年，她和馬修在一起的第一年，他們一同出席了達拉斯的超級碗，阿奎萊拉是開場的音樂嘉賓，然後發生了她最大的現場失誤：她忘記了國歌歌詞。
比忘詞更讓小報狂歡的，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其他新聞：在Jeremy Renner的生日派對上，阿奎萊拉或許因為太醉，或許因為太瘋，睡倒在了Renner的床上。在不久後的格萊美，阿奎萊拉向艾瑞莎•弗蘭克林緻敬時在台上步履不穩，差點摔倒，人們愈發揣測她的酗酒失控。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她和馬修在餐廳慶祝她加盟即将開播的《美國好聲音》後，兩人在淩晨三點的回家路上因酒駕被警察逮捕。盡管事後公布馬修當時檢測出的血液酒精濃度為0.06%，低于加州法定标準的0.08%，兩人仍然被警局關押了一夜。
這是阿奎萊拉步入三十歲人生的最低點。在事後的采訪中，她說道：“這件事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發生，”但她清楚知道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警察知道我的近況，完全跟風當時的輿論。我沒有要當烈士的意思，但我認為我是成名的受害者。我不開車，當時根本不是我在開車，我也沒有犯罪，但他們把我關進監獄。他們叫我‘燙手山芋’。他們說‘我們該怎麼處理這個女人呢？’我想他們那天晚上很無聊。”
比起成名最慘烈的受害者一一她的昔日姐妹布蘭妮，阿奎萊拉無疑是幸運的。監獄事件讓她陷入反思，《美國好聲音》拯救了她的事業。她在前後共擔任6季導師後退出：“我最初接下‘好聲音’，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在孩子的心中有點真正的地位，”她說，“但是在一段時間後，我心中的藝術家就會說，‘我必須要改變！’我隻害怕出去巡演，因為我怕不能給孩子穩定的環境。”她在“好聲音”後的下一份工作是拉斯維加斯的駐場表演。
她花了許多年讓一切重回正軌，盡管相比于同期許多明星，她的生涯從未遭遇真正的危機，或許正如她感激的，過早的破碎避免了更大的粉碎。孩子是她當母親以來，采訪中最常出現的字眼，是她生活的重心、事業的意義。在談到她制作西班牙語新專輯的挑戰時，她說：“我經曆過很多，但現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讓他們看到，媽媽也不是什麼都懂，我也還在學習，我不會因為害怕或擔心别人的想法，就放棄我真正熱愛的。我要在生命旅程中做我自己。”
《Aguilera》這張專輯還有一個意義，那就是在她有了完整的家庭後，直面自己的父親：“我談到了我的父親，這是第一次……因為我想和過去的一些事和解。”她說，“這張專輯對我意義重大，因為對于我的身份、我的現在，我終于接受了許多。”
Christina with her dad
F.S.菲茨傑拉德說：“美國的人生，沒有第二幕。”但阿奎萊拉從來都在證明，人生可以有無數的第二幕。如果說《Stripped》褪去的是“泡泡糖”搖滾舞曲的糖衣，《Back to Basics》返璞歸真到爵士藍調所能彰顯的唱将本色，那麼《Aguilera》是阿奎萊拉在探索她交織而本質的多重身份——母親與女兒，好女孩與壞女孩，開拓者與受害者，經曆不幸的幸存者，并是以選擇在她處終止不幸的傳遞者。
那些是她被安排的第一幕，與自己譜寫的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