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篇
人們賣弄的經濟學原理隻有50%是正确的
經濟學家如何思考：對公共政策做出建議的經濟學，大多隻用到大學入門課程的程度。
經濟學家通常不是會令人愉快的夥伴。優秀的斯坦福大學醫療經濟學1家維克托·富克斯（Victor Fuchs）總愛說：“有些人在自己睡着時說話，經濟學家卻在别人睡着時說話。”
連經濟學大師都有自知之明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研究經濟學？經濟議題是我們生活中很多重要事情的核心，不隻包括工作與收入，也包括健康、教育、退休生活及國家未來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如果你在日常溝通中涉及經濟議題（随時都在你周遭發生），常需要具備“言之有
物”的能力。也許你早已知道這可不容易：當你正客氣地聊到最低工 資、預算赤字或全民保健時，有人輕率地插話：“可是經濟學原理說的是……”而且像跳針似的重複。根據我的經驗，人們賣弄的經濟學原理隻有50%是正确的，但如果你不懂任何經濟學常識或知識，就無法反駁，隻能點頭或聳肩。誠如英國女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曾說的，研究經濟學的理由就是“為了避免被經濟學家欺 騙”。
那麼，需要懂多少經濟學，你才敢參與社交或專業談話？說出來包你吓一跳：赫伯特·斯汀（Herbert Stein）以美國政府經濟學家的身份擔任多種職務近50年，他曾說：“對公共政策做出建議的經濟學，大多隻用到大學入門課程的程度。”在這憤世嫉俗的時代，也許這種說法并不令人驚訝，但重點是，你不必具備哈佛或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的資格，就可以在大部分的日常經濟讨論中堅持看法，你隻需要搞懂經濟學家的思考模式就夠了。
我們先從經濟學的三個基礎問題開始：
- 社會應該生産什麼？
- 應該如何生産？
- 誰來消費所生産的東西？
這三個問題是每種經濟制度乃至每個社會的基礎，無論是資本主 義、社會主義還是共産主義社會，或是低收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社 會。尋找問題的可能答案時，沿着一條光譜來思考是有幫助的。光譜的一端是政府完全管制：政府機關決定生産什麼、如何生産以及誰來消 費。在光譜的另一端，你可以想象有一個社會，由個人決定這三個問題的所有答案。當然，在真實世界裡，隻有極少數的社會處于這兩個極 端。
讓我們沿着這條光譜移動，這意味着什麼？先不考慮無政府狀态這種事，我們從另一端開始，政府在這裡隻提供市場經濟的基礎：追訴盜竊、履行合約、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基礎建設（例如國防），這常被稱為“守夜人國家”（night watchman state）。沿着光譜再往前，你可以想象一個社會稍微放寬政府的職責範圍，将道路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納入。再接下來，有可能是所謂的社會保障網：國家養老金制度（比如社會救濟）與醫療保險制度。若是治理範圍更廣的政府，可能會支援某些産業
（如鋼鐵、農業），甚至擁有其部分股權；政府可能會控制食物或基本
消費品（如住宅）的配置設定。在另一個極端，你可以想象有一個政府配置設定全部工作、全部住房及全部食物；政府決定了每個人該做什麼以及每樣東西的價格。
經濟學不是水晶球
政府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大辯論，長久以來是把光譜另一端的人當成傻瓜或怪物。但現代經濟學承認每個市場各有優點，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市場運作會失靈，政府也許有能力福國利民。現代經濟學也承認會有政府幹預卻仍然運作不暢的情況，換手讓市場來試試可能成效會更好。為了像經濟學家般思考，你必須務實，并跳出市場與政府之間的意識形态之争。有必要深入了解市場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且在市場運作不佳的情況下改弦更張。
搞懂經濟學的概念，有助于去除對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舉例來說， 經濟學并不是預測未來的水晶球。常有人抱怨：經濟學家無法指出經濟衰退将何時開始或結束，或股市将何時上漲或下跌。的确，經濟學家不是算命師，無法預測可能會影響經濟體的消費或生産的每項因素。
經濟學也與政治立場無關。很多人問我（通常是用客氣而暗諷的方式）是不是共和黨、民主黨、自由黨或綠黨，但經濟學入門課程與政治立場是不相幹的。經濟學和支援企業或勞工無關，也與民主黨員或共和黨員無關，經濟學是一個思考問題的架構。
在進入經濟學家的思考模式之前，讓我們先來瞧瞧一些說法，大多數經濟學家視其為理所當然，但多數非經濟學家沒想過這些事。
應該嚴肅看待“權衡取舍”（trade-offs）。思考下面這個問題：假如政府需要增加額外收入，應該向個人還是向企業征稅？在公共論述裡， 這個問題容易被簡化成：“你關心哪一方，企業還是人民？”經濟學家看到的格局更大：若要向企業增稅，企業要如何籌資？企業可以提高賣給消費者的産品價格，可以大砍進階主管的獎金，可以削減股東股利，而這些方法都意味着其實某些人口袋裡的錢将變少。我要說的不是應否向企業增稅，而是關于企業課稅的任何敏感話題，都應該聚焦于實際上哪些人最後要來支付這筆稅款。同樣，當媒體報道經濟議題時，大多用一個人來開始說故事。也許是喬最近被一家經營不善的公司解雇了，或是蘇珊的社會補助金被削減了。這種手法稱為“在新聞裡放一張臉”，它是一種有效的新聞寫作方式。但是，當我聽喬或蘇珊的故事時，我好奇的是有哪些人沒有出現在新聞故事裡，卻以不同方式受到同一議題的影 響。如同經濟學家所說，“趣聞逸事”并不是“資料”。很多經濟取舍都有一個特色：它能幫助某些人，卻同時傷害了其他人。經濟學家關心的是統計受到傷害或幫助的所有人，而不隻是新聞報道裡的幾張臉孔。
自利（self-interest）是組成社會的有效方式。如果你問一些人：“假如這個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都十分自私，會發生什麼事？”他們大多回答會造成混亂。但很多日常市場交易都仰賴自利，例如貨比三家以覓尋最佳價錢、賣房前等待一個好價格等等。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2（Adam Smith）曾說：“每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進了多少公共利益……他隻盤算自己的安全……隻盤算自己的獲利。而他在這麼做的時候，如同很多其他情況，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成一個與他本意無關的目的。雖然與他本意無關，但也不會是以使社會更糟。借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頻繁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比他認真設想促進社會利益還有效。”
看清那隻看不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就是你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可能也會給别人帶來好處。舉例來說，借由生産一個更好的商品， 你同時改善了使用者的生活。亞當·斯密明白“看不見的手”并非經濟體或社會中所有困難的靈丹妙藥，但經濟學家認為自利是一股強大的力 量，當它被适當引導時，就可為社會帶來各種好處。
舉例來說，若要使人們節約能源，你會怎麼做？你可能會舉辦一場大型公關活動，在電視或校園裡宣傳。但經濟學家很可能會說：“想要人們少用汽油？那就課稅吧，這樣人們就會減少用量。想要廠商開發更省油的汽車？那就補貼這種技術，這樣廠商就會研發，讓它成真。想要人們在家使用更多的太陽能？那就租稅抵減，這樣人們就會投入額外的錢去安裝裝置。”如果有某個東西你想要少一點，就用租稅抑制它；想要多一點，就用補貼鼓勵它。基于各種理由，有些個案的抉擇可能是聰明或不智的公共政策（本書稍後會詳細讨論），但至少它們采用了誘導法，而非忽視問題。
所有成本都是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當你做一個選擇時， 你沒有選擇的東西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機會成本”。例如，你若想雇人打掃你的房子，假設每次打掃要花150美元，每個月打掃兩次，你可以說打掃房子一年要花3600美元，或打掃房子所花的錢相當于在海邊度假一周。真正的成本不是你已經花的錢，而是你放棄的東西。用機會成本來思考，将包含沒有用錢來衡量的成本。若你是全職大學生，放棄了可以用來做其他事的時間（包括工作賺錢），這個機會成本就是你上大學的成本之一。
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而非生産者。你可能聽到過某人說“房東漲了我的租金”，或“石油公司調高了燃料價格”，或“銀行調高了我的貸款利率”，但是當汽油價格下跌時，你不會聽到任何人說：“噢，這些石油公司真慷慨、真好，讓我們這些上班族喘了口氣。”利率調低時，人們并不會說：“這些銀行真慷慨、真貼心，少向我收利息。”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褒貶都是基于錯誤的假設的。經濟學家從不懷疑房東、石油公司、銀行都是貪婪的，而且試圖盡其所能賺取最多的錢，他們無時無刻不貪婪。他們提高房租、燃料價格與利率，不是因為想這麼做（他們一直都這麼做），而是因為市場的供需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才促使他們做了這個決定。
沒有哪個人可以得到想要的每樣東西，也沒有哪個社會可以得到想要的每樣東西，是以，取舍是不可避免的。在人們有各種技能與欲望的
現代經濟社會中，問題在于如何協調決定生産什麼、如何生産以及為誰生産。
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有更好的生産力
分工：經濟學的一部分，即是了解并分析市場經濟每天所協調完成的豐功偉績。
我們現今的世界，即使是看起來簡單的消費品，也經常通過一個涉及全球的複雜過程來生産，讓我們以鉛筆為例。1958年，經濟學教育家倫納德·裡德3（Leonard Read）寫了一篇文章，叫作《我，鉛筆》（I, Pencil），描述鉛筆絕妙的生産過程。木材來自北加利福尼亞州，在那裡砍伐、運送和加工。鉛是斯裡蘭卡生産的石墨與密西西比州開采的黏土之混合物，兩者的結合過程又是在另一個地點完成的。鉛筆外觀的黃色塗料是用蓖麻子做成的，需要三個步驟（種植、運送、制成塗料）。支撐橡皮擦的黃銅套管是用鋅、銅和鎳合成的，它們也必須被開采、運送與提煉。橡皮擦是印度尼西亞的蔬菜油、意大利的浮石與各種黏性化學制品的混合物。想象一下，光是做橡皮擦就需要多少步驟？在這篇文章中，裡德宣稱世界上沒有人可以獨自從頭包辦制作鉛筆，而他很可能是對的。
鉛筆是可能被随意抛棄的小物件，如果掉了一支在地上，你很可能會不假思索地讓它滾到旁邊。但是，制作一支鉛筆所花費的功夫，仔細想想是令人驚歎的。更令人驚訝的是，社會上的每樣東西，幾乎都是這種近乎神奇的經濟協調的成果。
分工為生産商品的廠商與國家經濟創造了顯著的經濟利益。它是如何辦到的？
分工使勞工能聚焦于他們最适合做的事，又使企業能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如果你經營冰激淩生意，設計标簽與照顧乳牛的人很可能不是同一個。同理，你可以在威斯康星州飼養乳牛，但你需要較溫暖的氣候來種植甘蔗。從不同地區取得合适的勞工和合适的資源，就有更好的生産力。
随着不斷練習，技術勞工通常會變得更有生産力。在汽車制造業， 組裝線上的勞工通常最能想出執行任務的新方法。當需要服務時，無論是找醫生還是美發師，我們都想找有經驗且專業的人。有些組織也朝專業化發展，聚焦于一個或數個所謂“核心能力”的企業，會比試圖做所有
事的企業做得更好。
分工使企業得以利用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規模經濟”是個專有名詞，用來說明大廠相對于小廠可以用較低的平均成本來生産。一年生産10，000輛汽車的工廠，可以利用專業化與生産線的優勢；而一年隻生産100輛汽車的小廠，每輛車的生産成本會高很多。規模經濟的概念，有助于這個世界合理化地運作。如果沒有規模經濟，每個小城鎮都将會有很小的工廠，生産非常少量的汽車、冰箱、衣服和其他産品。但是，在一個善用規模經濟的世界，一個地區會大量生産一種東西，然後和生産别種東西的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分工不隻在一家廠商内部發生，也在一個社會甚至國與國之間發生。舉例來說，汽車制造業并非在美國各地均勻分布，而是大部分群聚在從密歇根州到亞拉巴馬州這條由北到南的縱貫線上。
高收入社會通常比低收入社會有較大規模的分工，富國的老百姓不需要知道電子學、紡織或制乳方面的任何事情，不需要知識或技能來生産消費者需要的每樣東西，因為專業化與貿易提供了獲得智能手機與切達幹酪的管道。相反，你可以購買那些内含各種不同知識的商品，然後借由你自己高度專業的工作來支付這些消費。市場經濟就是協調這種精密分工的社會機制。
就如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羅納（Robert Heilbroner）所說：“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曾種植農作物、捕捉獵物、飼養牲畜、把谷物磨成面粉， 甚至把面粉制成面包。面對穿衣或建造自己住家的挑戰，他們完全缺乏訓練且毫無準備。即使隻是修理身邊的機器，也得打電話給小區的其他人，請人來修理汽車或水電。很沖突的是，也許一個國家越富有，人們在獨自、無助時的生存能力就越差。”
分工能增加企業、國家以及全球經濟的産量。就跟勞工或企業一 樣，國家也可以發展專業化的技能與專長。最近的全球貿易有一個重要趨勢，有人稱之為“價值鍊分解”（breaking up the value chain），意即更廣泛分散地生産零件。所謂“美國車”或“日本車”，在過去曾是有意義的差別，因為當時一輛汽車上的所有零件，幾乎都是在美國或日本制造 的。時至今日，汽車座套可能是在某個國家做的，彈簧在另一個國家生産，而零件又是在第三個地方制造。這些零件如此頻繁地跨國往返移 動，以至于這輛車到底是在哪裡制造的，可能并沒有明确答案。關于國際貿易的利害得失當然是複雜的議題，稍後會深入探讨。但整體而言， 每個國家專精于特定産品乃至于特定服務，這樣的分工對所有參與者都
更有利。
倉庫管理經濟學
有個比喻可幫助你了解高度分工的社會。想象一下，整個社會生産的所有商品，可以收納在一個倉庫裡。當你生産出某個東西，就把它帶到前門入庫；當你想買某個東西，就繞到後門取貨。分工意味着我們都在生産不同的東西，并把它們送進這個大倉庫。結果出現了一個現象： 進入倉庫的東西跟離開倉庫的東西必須是一樣的。生産或儲存一個沒人要用或沒有特别功能的商品，是沒有意義的；還有一個要避免發生的情況是，很多人在倉庫後門等待某個買不到的商品。
那麼，該如何調節進出倉庫的東西呢？很不幸，靠人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限制不是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想一想學生宿舍裡的冰箱：宿舍裡有個共享冰箱，你會把東西放進去，并希望每個人都會把他用過的東西償還回來，也希望自己在想喝咖啡時總有牛奶可加，但結果每個打開冰箱的人都發現，裡面總是塞滿酸掉的牛奶和腐壞的比薩。可見，這個方法在學生宿舍是行不通的。在一般社會，一樣行不通。
社會需要一個制度，制定出人們送進倉庫及從中取出的商品的價 值，以及可以連接配接雙方的某種方式。如果某人把一個沒人要的産品送進倉庫，那麼它就不會有任何價值；如果某人把東西送進倉庫，而倉庫裡已有很多類似的東西，但隻有少數人需要它，那麼它的價值就很低。相反，把某個東西送進倉庫，若是很多人渴望擁有且幾乎買不到它，那麼這個産品就有較高的價值。
在市場經濟裡，送進倉庫及從中取出的商品的價值，是由供給與需求決定的。在市場經濟裡，商品的價值就是它的價格——付一個價錢買商品，這種方式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動機，使他們需謹慎選擇從倉庫裡取出的東西，且不能取出超過需要的數量。市場經濟裡的勞動價值，則表現在支付的工資或薪水上，這又提供了動機，使人們願意提供對别人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價格機制與供需的力量（這是下一章的重點）是市場經濟如何協調人們的分工，并且使進出市場經濟這個大倉庫的商品互相配合的方法。當然，用倉庫做比喻有其局限性，它沒有涉及公平、貧窮、污染、租稅或法規的議題。我将在後面的章節讨論這些議題。
理論上，倉庫要放進和取出什麼東西，可以由市場上人們的互動來決定，或是由政府乃至雙方的某種組合來決定。但無論如何，每個社會
都必須回答經濟學的這三個基本問題：生産什麼？如何生産？誰來消費？
一個分散化的市場經濟，通過分工而運作得如此美妙，提供廣泛、實用的産品與服務，這使得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民視其為理所當然。我們有時聽聞，在某些沒有市場經濟的地區，當地政府限量供應大部分商品，店裡能夠買到的商品的種類和價格都很糟。如果那些人有一天站在富有國家的現代化超市裡或大賣場的貨架通道上時，他們一定會目瞪口呆。
經濟學的一部分，即是了解并分析——同時也贊歎——市場經濟每天所協調完成的豐功偉績。
市場均衡點并不表示人們對結果感到滿意
供給與需求：知道每樣東西的價格，卻不知其價值，這就是經濟學家。
你應該開始了解一下經濟學家是如何看這個世界的：分工導緻商品與服務的交換，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協調所有的生産與消費。全球所有高收入社會，比如美國、加拿大、日本和西歐國家，主要是通過市場安排來調節它們的經濟，且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影響。讓我們更深入地觀察各個市場在整體經濟裡是如何協調合作的。
我們将從一張循環流向圖開始，根據家庭和廠商這兩個群體之間所經過的三個市場——商品、勞動力與資本——中的商品、勞務與付款流程，來描繪整體經濟。
商品市場包含家庭購買的所有商品：食物、衣服、家具、理發服 務、計算機、電話服務等等。在商品市場中，産品從生産廠商流向家 庭；家庭對這些産品的付款則是流回廠商。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廠商是産品的供給者，而家庭是産品的需求者。
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從家庭（也就是工作者）流向雇用這些人的廠商。舉例來說，塔吉特百貨公司（Target Corporation）約有35萬名員工，公司以工資與員工福利的形式付費，流向勞工及其家庭。在這個市場裡，供需的角色與商品市場颠倒：廠商需要勞工，而家庭供給勞 工。
循環流向圖
在資本市場裡，家庭将金錢作為投資，而成為資本，無論是直接購買股票還是間接把錢存在銀行，這些錢又會投資或借給廠商；家庭則收到廠商支付的股利與利息。是以，家庭是資本的供應者，而廠商是需求者（應該注意的是，廠商也可能供應資金，但它們是代表業主或股東投資，也就是說，家庭仍是資本的供給者）。
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
循環流向圖顯示這三個循環如何通過家庭與廠商運作，以及這三個市場如何成為一個更大的、整合的宏觀經濟的一部分。稍後我們将研究政府和其他國家如何用這三個市場循環互動，但目前我們先來看家庭與廠商雙方，以及它們彼此牽動的三個市場。
三個市場中的第一個是商品市場，其價格從何而來？很多非經濟學家在談到價格時，說價格“太高”或“太低”，其實是把目前的世界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相比，是以你會聽到“護士薪資太低”或“汽油價格太高”這樣的話。對經濟學家來說，這就像說今天的天氣太冷或太熱。它
隻告訴你這個人的某種偏好，但沒有說明事情為什麼會這樣。
對非經濟學家來說，價格是關于個人價值取向的價值承載（value- laden）。經濟學家試圖避免這類價值判斷，我們稱之為“鑽石與水的沖突”（diamond-water paradox）。這個說法出自經濟學家始祖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裡差別了“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與“使用價值”（value in use）。鑽石有很高的交換價值，如果你有一顆鑽石要交易，那麼你可以換到很多錢；但鑽石沒有很高的使用價值，既不能 吃，也不能修剪你的籬笆，當作鎮紙也很難用，基本上就是無聊的奢侈品。相反，水是生活基本必需品之一，更不用說水的非基本用途，例如蒸汽動力。水有很高的使用價值，但非常便宜。在大部分地方，它免費供應。在正常情況下，它的交換價值相對較低。
顯然，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不一緻。當我們決定一個東西的價格 時，談的是哪一種價值呢？當經濟學家談到價格時，指的就是交換價 值。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其稀有性有關——商品值多少錢，和多少人想要擁有它有關。鑽石價格高，是因為相對于鑽石的數量，很多人想擁有它，因而得付出高價。水的價格低，是因為相對于可取得的水的數 量，人們不願為它付太多錢。你可以說某人快渴死了，願意拿鑽石換 水，但這不是常态。
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4（Oscar Wilde）曾把憤世嫉俗的人定義成“一個知道每樣東西的價格，卻不知道其價值的人”。這句話用來形容經濟學家也很貼切——注重每樣東西的價格，卻不在乎其内在的使用價值。為了像經濟學家般思考價格，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你必須排除心中的預設立場。一旦習慣以後，你就能從容地差別價格和價值。你不必思考價格是否“正确”，或它是否準确反映了你的個人價值觀。價格是視世界上的供需互動，即人們願意且能夠取得的狀況而定的。
我在前面用到“供給”與“需求”這兩個專有名詞時，其實不是很嚴 謹，但它們實際上有相當特定的意義。當經濟學家談到商品的需求時， 指的是商品價格與需求量之間的關系。通常來說，當商品價格上漲時， 需求量便有下滑的傾向。
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
這個概念可以很簡單地用一張圖來呈現。商品數量為橫軸，價格為縱軸。代表需求的曲線是向下傾斜的，表示價格越低，需求量越多。
直覺上，這個模型是有意義的，但實際原因是什麼？經濟學家提出了兩個具體理由。其一是“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當商品價格越來越高時，人們可能會拿其他商品取而代之。例如，當橙汁價格上漲時，人們會用其他飲料或維生素C來取代；汽油價格上漲時，人們就會少開車，或可能共乘一部車，或買一部更省油的車。
另一個理由是“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當商品價格上漲時， 你的收入的購買力降低，是以你不能像過去一樣每樣東西都買，你會買較少的東西或是同樣的東西少買一點。舉例來說，如果你每天早上在上班途中喜歡買一杯特調咖啡，當你最愛的這種飲料漲到一杯100美元
時，你可能就無法每天都買，因為你的收入對咖啡的購買力降低了。即使價格隻上漲一點，也會迫使你少買或以其他産品取代。
重要的是，當經濟學家用到“需求”與“需求量”這兩個專有名詞時， 别将這兩個名詞搞混了。“需求量”是指在某一特定價格下，人們想得到該商品的特定數量。例如：2009年，大約有1.2億袋咖啡是以每磅1.15美元的價格售出的。“需求”則是價格與需求量之間的關系，指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價格或每種價格下，人們想要該商品的數量是多少。例如：當咖啡價格上漲時，咖啡的需求數量将減少。從這張圖來看，需求量是一個點，而需求是一條曲線。
商品或服務的數量
這裡出現一個吊詭的問題：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需求波動？答案不是
價格，價格會影響的是需求量，但不會使需求關系本身發生變動。當經濟學家談到“需求”變動時，并不是在說一個點向上或向下移動，而是指在同樣的總量下，整條需求曲線向上或向下移動。我們談的是在縱軸的每種特定價格下，所對應的需求量變大或變小。什麼因素可以造成這樣的變動？
- 假如社會整體的收入上升，會怎樣？如果每個人都更有錢，那麼市場上的大部分商品在每種價格下的需求量都會更多。
- 假如社會人口激增，會怎樣？如果有更多的人需要該商品，則在每種價格下的需求量都會變多。
- 口味與潮流有什麼影響？某些商品暢銷與否，是由社會決定的， 例如人們消費更多雞肉、魚肉，就會少吃牛肉。在這個例子中，在任一特定價格下，雞肉和魚肉的需求量上升，牛肉的需求量下降。也就是 說，雞肉和魚肉的需求上升，牛肉的需求下降。
- 替代品的價格變動又會有什麼影響？在先前的情境中，如果大多數人認為雞肉是牛肉的最佳替代品，那麼當雞肉價格上漲時，人們的反應會是少買雞肉、多買牛肉。反之，如果雞肉跌價，人們就會買更多雞肉，以緻牛肉的需求下降。
現在來讨論供給。供給是指商品的供給量與價格之間的關系。當商品價格上漲時，供給量也容易上升，這是因為當價格上漲時，廠商會變得更願意供給商品。是以，需求曲線向下傾斜，而供給曲線向上傾斜。
也許這裡頭包含了某些直覺，但經濟學家試圖詳述廠商背後的具體理由：首先，當價格上漲時，廠商就會想生産更多商品，以賺取更多利潤；再來，若價格上漲幅度夠大，就會有新廠商決定生産并加入這個市場。
美妙的均衡點
就如“需求”與“需求量”經常被搞混一樣，人們對“供給”與“供給
量”也有類似困惑。供給量是指在某個特定價格下所生産的特定數量， 供給是指在每種價格下生産多少數量。供給量是一個點，而供給是一條曲線。
這裡又有一個奇怪的問題，這次是從供給的角度提出的：什麼因素會影響供給？答案和上次一樣，不是價格。價格會使供給量改變，但它不會使整條供給曲線發生移動。供給增加時，整個供給關系必須移動， 以便在每種特定價格下，供應更多的數量。反之，供給減少時，在每種特定價格下，必須供應更少的數量。能使得供給如此移動的因素，有哪些例子？
- 假如技術改變，會怎樣？更便宜的生産方式，可能意味着在每種特定價格下，可以供給更多數量的産品。
- 假如生産受到天氣影響，會怎樣？這個因素對農業尤其重要。較佳的天氣意味着較高的收獲量，這表示在每種特定價格下，商品供給量較多；較差的天氣意味着較低的收獲量，這表示在每種特定價格下，商品供給量較少。
- 要素價格（input price，或稱投入價格）改變，會有什麼影響？要素價格是制造商品所投入的成本。如果廠商使用很多油或很多鋼來制造産品，當油或鋼的價格上漲時，那麼在每種特定價格下，商品供給量将會下降。
現在，我們準備探讨供給與需求如何互動。讓我們思考一個基本商品，例如比薩，首先考慮的是低價的情況。在低價時，供給量相對少， 因為沒有人想生産該商品，但需求量可能是相當高的，因為很多人想以這個低價買很多比薩。當比薩價格上漲一些時，餐廳就會生産更多，供給量會增加；但一旦價格上漲，使得人們較不願購買，需求量就會下 降。當供給量上升且需求量下降時，在某個點上，比薩的需求量會等于供給量，這個點就稱為“均衡點”。
均衡點在實務上是什麼意思？如果商品的價格高于均衡點，那麼該商品的供給量将超出需求量，東西将開始滞銷；為了清除庫存，賣家必須開始降價，直到人們願意購買。于是，價格開始朝這個均衡點下跌， 使供給量與需求量相等。均衡點這個位置有其特定的經濟意義：價格與數量是有效率的，沒有造成浪費。就如同一部有效率的機器，沒有多餘的動作或額外的零件，一個有效率的市場也沒有多餘的産品或未被滿足的需求。
如果商品價格落在均衡點下方，那麼需求量将超出供給量。此時， 人們往往排隊搶購該商品。供給者發現此現象，便會開始提高價格，結
果導緻需求量下降，供給量開始上升，直到這兩種數量再次相等，且價格達到均衡點。
均衡點是市場經濟的傾向，但這不是說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态。市場達到均衡狀态需要多長時間？市場通常多靠近均衡點？市場價格何時或是否會沖過均衡點而需要拉回？這些都是存在已久的争論。在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市場鐘擺開始擺到另一端之前，美國房價明顯轉向，有好幾年時間都在均衡點上方。但長期來看，市場通常會走向均衡。
需求或供給的任何改變（記住，是整條曲線的改變），都将使均衡點發生位移。以牛肉市場為例，如果消費者的收入上升，那麼牛肉的需求也會上升，結果就變成市場上新的均衡點會落在較高的價格和銷售量上。現在想象相反的情況，假如牛暴發疫情，導緻牛肉供給下降，結果均衡點就會落在較低的銷售量與較高的價格上。很多經濟學入門課程都會探讨上述需求與供給發生位移的結果。
商品與案例或許不同，但基本模式是一樣的：考慮需求，考慮供 給；從均衡點出發，思考需求或供給位移時會發生什麼，思考新的均衡點會出現什麼樣的新價格與數量。供給與需求是一個架構，用來讨論市場如何決定價格和數量，以及這些市場價格與數量為什麼會改變。了解了這一點，你就有經濟學的基礎了。
在現實世界裡，均衡點意味着隻有這個需求量與供給量是平衡的， 但并不表示人們對這個結果感到滿意。買家總是會說：“我覺得我買貴了。”而賣家總會說：“居然賣得這麼便宜。”有時，買家或賣家會向政府遊說，改變某個商品的價格，即使該商品的市場處于或靠近均衡點。在下一章，我們将談到這麼做會産生的後果。
對于供需模型，常聽到這樣的抱怨：“人們才不會這麼思考！”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真的，大部分人不會使用這些專有名詞，或是在腦海裡畫曲線圖。但隻要買家以最低的可能價格尋找他們偏好的東西，把他們的欲望、财務狀況以及可能的替代品納入考慮範圍，然後隻要廠商調整生産以響應價格的變化，供需模型就會很合理地運作。
在深度的哲學意義上，供給與需求的真相也許不總是可愛的、在道德上吸引人的或令人向往的，但它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一種有力且準确的方式，以幫助我們描述和了解價格為什麼處在那個水準，以及價格可能上升或下降的理由。供需模型可以用來描述世界各地、曆史上各個不
同時代以及從鉛筆到比薩的各式各樣商品的市場。
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有所取舍
價格下限與價格上限：價格管制的問題在于是否能達成目标，或适得其反？
如果你曾想在紐約或舊金山租房子，就會知道價格高得吓人。房地産的需求是如此強勁，哪怕再不起眼的房子也可以開出高價。當市場決定的價格對很多人來說似乎高得不合理時，會發生什麼事？換個角度 看，曾有幾年氣候非常好，農作物大豐收，以緻賣價很低。當市場決定的價格對很多人來說似乎異常低時，會發生什麼事？供給與需求是不可避免的力量，但不是供給與需求的所有結果都是人們想要的。即使是最狂熱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不同意我們對供需的結果沒有任何作為。毫無疑問，政府有可能幹預并影響特定市場的商品價格。價格管制的問題在于所使用的方法是否能達成目标，或可能适得其反？
對市場價格與數量不滿意是不可能避免的。供給者總是會說，如果錢多一點，他們可以創造新工作、建立新工廠、雇用更多人。需求者總抱怨，以他們的收入，不易維持生活水準。雙方都要訴諸公平。企業會說自己想要一個“公平”的價格，其實想要的是更高的價格。人們說房 租、電力或汽油的價格“不公平”，是認為價格應該更低。如果有一個團體在政治上足夠強大，甚至可以促使政府改變法律以保障其優勢。
價格上限造成供不應求
當政治人物被說服制定法律，将産品價格維持在低位時，他們就創造了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産品價格的最大值。美國的房租管制法
（Rent-control Laws）是價格上限的一個例子，房租管制的政治理論在于栖身之處是一種需要（need）而非想要（want），而沒有管制的住房均衡點會太高，讓很多群眾無法負擔。
但價格上限并無法阻止供給與需求的運作力量，事實上，這股力量使我們得以預測設定價格上限的結果。如果你設定的價格上限低于原本的均衡價，那麼想購買的消費者的反應就會很熱烈，但該商品的供給者則不然。需求量上升，供給量下降，結果就是供不應求。
再以租房為例。美國的房租管制在很多時期和很多地方都導緻住房
短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200多個采用房租管制法的城
市。其中一個結果是，在房租管制法嚴格執行的城市，租房者可能無法以法定價格找到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有太多想租房者在找尋供給非常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當房東無法以提高租金來應付上漲的成本時，可能會吝于修繕房屋，因為他們知道需求很大，潛在客戶群不會太挑剔，導緻出租房屋的品質降低。或者房東可能會變更出租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為各戶有獨立産權的套房，轉租為賣，完全退出租房市場。接着，建立的出租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可能會減少，房東也可能以各種費用的名義，向房客索取額外金錢，并想方設法扣住其剛搬進去時支付的“押金”。價格上限還造就了灰色地帶，用便宜價格就得到商品的 人，會把商品轉售給願意支付更多錢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二房東可以把有房租管制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以較不受控制的價格分租出去。最後，消費者雖然住進了有價格管制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但也妨礙了其他人（其中某些人可能更需要低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找到可出租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政府可以抑制價格，但是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無法迫使賣家進行大量生産，而且各種規避價格上限的方式也不易管理。
價格下限導緻供過于求
再來考慮相反的情況。當供給商品的這些人有政治影響力時，有時可以使政府設定一個最低價格或價格下限（price floor）。例如在美國種植某種作物的農夫，法律對該農作物提供了最低保證價格（guaranteed minimum price）。主張設定農業價格下限的理由是，國家需要穩定且擴大食物供給來源，為此需確定農夫繼續耕作。但均衡價格有時實在“太低”，是以需要法律來保障農夫享有“公平價格”（注意引号中的價值判斷字眼）。無論政治意圖為何，供給與需求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設定價格下限會産生後續影響。
如果你設定的價格在均衡點上方，供給者會很樂見，供給量就會變多；然而，需求量會是以變少，結果造成供給過剩：供給量超出需求 量。政府可能會采取行動，通過配額（限制生産者可銷售的數量）避免生産過剩，或通過購買來儲存過剩的産品。在美國曆史上，生産過剩的農産品有時會被運送到低收入國家，作為食物援助。
最後，設定農産品價格下限所得到的反效果，其影響遠比生産過剩更大。因為有價格下限，農田生産的農作物變得更值錢了，農田價格連帶上升，地主會受益，但承租農田的農夫必須付出更高的租金，因而抵消了價格下限所得到的好處。農業價格下限也可能助長使用邊際土
地5（marginal land），或施用有毒農藥以增加作物産量，是以造成環境污染。将生産過剩的食物運送至他國作為援助，纾解饑荒固然是好事。然而，一旦受援助國當地的農産品無法與免費食物競争時，食物援助最後也可能傷害受援助國的農業經濟。
此外，價格管制會導緻無法辨識出到底誰才是需要幫助的人。價格管制改變了每個人所面對的價格，某些需要幫助的人會接受這個價格， 但更多不需要幫助的人也受到影響。
假如政府試圖幫助每個人，讓所有生産者都享有價格下限，所有消費者都享有價格上限，結果會怎樣？實際上，這大緻就是蘇聯政府嘗試管理經濟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蘇聯中央政府約有1/4的預算用于補貼，因為同時要補助生産者和消費者，最後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包括物資短缺、生産過剩、黑市等種種問題，就如同其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的名言：“經濟學并不是挺尊重人們期望的一門科
目。”
關于這一點，有些人不客氣地指責經濟學家别有居心：“你們說自己對各種經濟政策抱持開放态度，實際上聽起來就是你們制定了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就是不幹預。而反複出現的價格下限、價格上限與均衡 點，隻是宿命論與無作為的借口。”
價格管制會掩蓋成本
然而，批評一項政策不表示不接受其他政策。我們先從房租管制的一些替代方案來思考。方案之一是借由提高福利支出或提供住宅優惠 券，直接把錢給窮人。這種需求面的幫助，比價格管制更精準。關于供給面，政府可以借由補助低成本住宅的建設或調整地方法規，鼓勵興建更多低成本住宅，兩者都會使人們買得起的住宅出現更高的均衡量，而不會造成短缺或過剩。
至于農業補貼呢？想象一下，政策目标是保障中小型營運的農民有像樣的生活水準。若不采取價格下限方式，政府還可以通過食物券、學校午餐計劃等方式補助消費者食物。像這樣刺激需求，能幫助農民賣掉更多産品。關于供給面，對于農地小于某個規模的農民，政府可以提供補助，有針對性地協助這些窮困的人。這兩種方式可以避免農産品囤積在國内，或是把過剩産品傾銷到其他開發中國家。
諷刺的是，價格下限與上限，在學理上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工具，卻是官方最傾向采取的方案。經濟學家自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有所取舍，而政客常喜歡隐瞞政策的真實成本。價格下限與上限看起來像是零成本的政策，因為政府不需要增加支出或減稅。事實上，價格管制會掩蓋成本。
經濟學家還信奉要把所有成本納入考慮範圍，不單是預算成本，也要考慮機會成本。舉例來說，房租管制使某些房客受益，因為住房成本降低了，但其他人因為找不到房子住而受害，某些建築商也會因為無法轉手獲利而蒙受損失。同理，當政府将農作物價格維持在高位時，生産這些作物的農民會受益，但貧窮與中産階級家庭要用較高的價格，才能買到牛奶或面包等民生必需品。再者，低收入國家的農民可能極端窮 困，因為高度補貼國的食物援助迫使他們離開糧食供應市場。在這些情況下，短缺或過剩所造成的浪費，在政府的資産負債表中雖然并沒有明确的稅收或補貼，但其實是真實的成本。
經濟學這門學科并非對窮人有敵意，也不會宣誓絕不幹預自由市 場。經濟學家的政治理念不同，是以會争論某些幹預政策是否恰當。但不管政治理念如何，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絕對尊重任何政策的各種取 舍。
增加的生産成本可以轉嫁給消費者嗎？
彈性：思考需求與供給有無“彈性”這個基本觀念，就可對市場做出有憑有據的預測。
抽煙是一個很花錢的習慣。美國香煙稅每包約1美元，還有各州香煙稅平均每包1.45美元。課這些稅的目的是抑制抽煙嗎？還是增加政府收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思考香煙稅如何影響香煙的需求量，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彈性”（elasticity）。許多公共政策以及價格政策的議題，都依賴于了解彈性這個概念。
舉例來說，假如一包煙的價格漲了10%，需求量是下跌50%還是2%？因為需求彈性的定義是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除以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是以在這兩個狀況中，需求的價格彈性會是5或0.2（也就是50/10或2/10）。同樣，我們可以假設，為了響應價格上漲的10%，市場上香煙的供給量會上升40%或僅5%。供給彈性的定義是供給量變動的百分比除以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是以在這裡，供給的價格彈性會是4或0.5（也就是40/10或5/10）。
把彈性分成三大類來思考是有幫助的，這個方法适用于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
需求無彈性的商品，彈性小于1。在需求無彈性的情況下，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會小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例如，價格上漲10%可能會使需求量下跌5%。高度無彈性的商品，往往很難用較便宜的商品來取
代。如果你感冒了，可以選擇非知名品牌的感冒藥，但糖尿病患者不能因胰島素價格上漲而減少使用。胰島素的需求是無彈性的。對瘾君子來說，香煙的需求也是無彈性的。
需求有彈性的商品，彈性大于1。根據公式，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會大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在這裡，價格上漲10%可能會使需求量下跌20%或30%。需求量有高度的伸展性，它可以大幅移動以對應價格的變動。典型的例子是橙汁，如果橙汁價格上漲，人們可以随便用其他飲料與維生素C取代，是以橙汁的需求是有彈性的。對沒有真正煙瘾的青少年來說，香煙的需求也可能是有彈性的。
需求單一彈性的商品，彈性等于1。當商品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剛好等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時，我們說它是單一彈性（unitary elasticity）。這表示如果價格上升10%，需求量也會下降10%。
供給無彈性的商品，彈性小于1。在這裡，供給量變動的百分比會小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例如價格上漲10%可能會使供給量增加5%。完全無供給彈性的經典例子是畢加索的畫作——無論價格漲多少，供給量都沒辦法更多。一般而言，廠商很難快速擴大原料供應與增加熟練勞工的任何産業，其所生産的商品往往是無供給彈性的。
供給有彈性的商品，彈性大于1。在這種情況下，供給量變動的百分比會大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是以價格上漲10%可能會使供給量增加20%。也許是因為有剩餘産能，廠商很容易快速增加産量。
供給單一彈性的商品，彈性等于1。在這種情況下，供給量變動的百分比會等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是以價格上漲10%會使供給量增加10%。
誰的彈性比較大？
為什麼彈性是用價格與數量變動的百分比來計算的？這個方法的主要優點是可以用來比較各種不同的市場，其商品可能是以不同度量衡機關計數，或可能是以不同貨币計價。例如，想比較美國和日本汽油的需求彈性，借由百分比，就可以不必考慮匯率變動或英制與公制度量衡機關的複雜換算。我們可以比較汽油、牛肉制品以及美發服務的需求彈 性，而不必考慮商品數量的度量衡機關。
知道需求或供給有無彈性或是否為單一彈性後，在實務上可以廣泛應用于價格設定，以及市場如何應對需求與供給的位移。以下有些例 子：
若需求無彈性，提高價格會帶來更多的營收；若需求有彈性，則 否。想象有一個樂團在巡演，預計在有15，000個座位的室内體育場演出。為了簡化本例，假設該樂團的所有收入僅來自門票銷售，且相關成本如旅費、住宿與裝置等固定成本，無論觀衆多少都是相同的，同時假設所有門票都是同樣的價格。樂團知道如果提高門票價格，賣出的門票就會變少。現在，樂團必須決定門票價格要高一點還是低一點，才能使營收（也就是門票價格乘以門票銷售量）最大化。
假如這是一個普通流行樂團，不是樂迷被“秒殺”的樂團，樂迷對它的需求是有彈性的，隻要價格下降某個百分比，就可能導緻數量增加更大的百分比，因而提高整體營收，那麼就該考慮降價。但是，對預期門票會銷售一空的超級樂團來說，需求可能是無彈性的，有些粉絲會不計代價搶購門票。在這種情況下，樂團就可以有效地提高票價，其需求量與銷售量頂多隻會稍微減少。如果你是個樂迷，你可能已注意到過去10 年或15年，最紅的樂團就是這麼做的。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這個問題更複雜。除了不同座位區有不同票價，促銷、贈品、VIP入場證、T恤衫銷售甚至是黃牛票都會使這個問題更複雜。關鍵是，任何樂團或廠商在設定價格時，都不應該隻想着擡高價格，而應考慮其産品的需求彈性，可以用稍高或稍低的價格來試 驗，看看客戶反應如何。
短期而言，需求與供給常常是無彈性的；長期而言，則是有彈性 的。看看汽油的例子，若汽油漲價了，你該怎麼辦？短期而言，你會付錢，因為你的選擇有限，你能做的就是把一些出差的行程合并成單趟旅程、多走一點路，或短距離就騎自行車等。多數情況下，你的需求在短期内是無彈性的。長期而言，如果汽油價格維持高位，你可能會考慮買更省油的車，或在辦公室發起拼車，甚至改騎自行車上班；你可能會開始考慮搬到離上班地點近的地方，或是找一份離家近的工作。
在供給方面，商品與服務的供給者發現，花長一點時間比隻花短短幾個月更容易擴大生産規模。短期來看，供給量對價格可能相當沒彈 性，但随着時間的拉長，當廠商有機會調整時，供給的确可以變得相當有彈性。彈性解釋了為什麼一個經濟體的價格短期内容易暴漲暴跌，因為需求與供給的彈性都不大，但長期來看，供需的數量都會調整，價格就會變得更穩定（盡管如此，價格并非固定不動）。
當需求無彈性時，增加的生産成本往往可以轉嫁給消費者；當需求有彈性時，增加的成本就會由生産者承擔。如果能源價格上漲，我們知道所有需要能源來生産的商品（基本上，差不多是每樣東西），都将有較高的價格和較低的産量。但大部分結果都是漲價嗎？換句話說，生産者可以把成本轉嫁嗎？或者大部分結果都是産量變少，生産者必須自己承擔成本嗎？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咖啡店使用咖啡豆，但無法控制咖啡的全球市場價格。如果咖啡的成本增加，它們可以漲價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嗎？咖啡的需求有沒有彈
性？想想，顧客可以用較便宜的産品，例如茶，來解瘾嗎？或者顧客可以省去咖啡師的成本，自己在家煮咖啡以節省開銷嗎？很不幸，對咖啡店來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yes”（是的）。是以，這些咖啡的需求是有彈性的，當咖啡價格上漲時，成本隻能小幅轉嫁給消費者。
彈性概念的延伸
回到本章開頭的例子：提高香煙稅，會有什麼結果？稅就像原料成本，是一項投入成本。稅是當生産者制造商品時，政府向其索取的一個價格。在某種程度上，抽煙是一個選擇，它與多加點奶泡的雙份卡布奇諾一樣，都不是必需品。但對很多人來說，抽煙會上瘾，而且替代品很少。我們預期這群人對香煙的需求是無彈性的，而證據顯示，香煙價格增加10%，隻會使消費的香煙數量減少3%。是以，如果向香煙業者增稅，該公司可通過提高價格的方式，把大部分的稅轉嫁給消費者。
政府實施禁毒法，提供了另一個應用案例。禁止毒品的法律，提高了生産與銷售毒品的成本。是以，主張毒品合法化的很多論點，基本上都是從彈性的角度來切入的。有人說嚴格執法會削減毒品用量，因為需求是有彈性的，是以較高的價格和較嚴厲的懲罰能抑制吸毒人數。也有人說嚴格執法隻會使毒品商賺更多錢，因為毒瘾使得需求無彈性，嚴格執法會推升市場價格，但毒品商可以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由于毒品市場是違法的，是以，要搜集足夠的證據來支援上述任一論點都有難度。彈性的概念，可以延伸适用于很多情況。例如，削減退休給付是否會鼓勵年長者繼續上班，不退休？根據彈性的概念，這個問題是：退休給付變動達到某個百分比，會使工作時長變動多少百分比？另外，削減所得稅會鼓勵人們多工作嗎？這些都是彈性的問題，關乎數量如何響應價格的變化。
有時美國政府會提議對儲蓄提供減稅優惠，讓人們借由個人終身俸賬戶、401（k）6計劃或其他方式來增加儲蓄金額。這樣會鼓勵儲蓄
嗎？根據彈性的觀點，這個問題是：報酬率增加某個百分比，會使儲蓄增加多少個百分比？資本的供給曲線在實證上是有争議的，但至少短期内而言，儲蓄對于利率與報酬率是相當無彈性的。講明白一點，對儲蓄提供減稅優惠，會使人們把既有的儲蓄搬到免稅賬戶，至少在最近幾十年，似乎未見整體儲蓄水準大幅提高。
許多關于政策或政策的聲明，号稱對價格變動會有很大反應，也許
是某商品的需求量（如香煙稅）、某商品的供給量（如替代能源補
貼）、工作時長或儲蓄金額會發生明顯反應。無論是酒精的罪孽稅（sin tax）7還是購買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動機，當你不覺得自己有辦法翻遍舊經濟期刊，搜尋有關彈性的統計值時，試圖猜測任何特定政策的結果， 都是自讨苦吃。但如果你去思考需求與供給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有無彈性這個基本概念，那麼你将可做出有憑有據的預測。
你的薪水最終由你的産出決定
勞動力市場與工資：在每個人才市場，工資的均衡點是由該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量相對于勞動力需求量而決定的。
經濟行為通常指的是所生産的商品或服務，但也可以說是每個人早上起床上班後所發生的事情。供給與需求，一如它們在商品市場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了解勞動力市場的關鍵。在勞動力市場中，我們不談商品價格，談的是每個工作者的工資或薪酬。就如同廠商生産的很多商品與服務有各自的市場一樣，勞動力市場也有很多不同的市場，比如護士市場、消防員市場、計算機程式設計員市場等。兩者有一個主要差異：在商品市場，企業是供給者，家庭和個人是需求者；在勞動力市場，家庭和個人是供給者，企業是需求者。
勞動力需求，是工資或薪酬與雇主所需工作數量之間的關系。高工資容易使企業減少對勞工數量的需求，就如同較高的價格容易使消費者需求減少。憑直覺，也能明白這一點。廠商想賺錢，如果勞動力成本增加，就會想裁員。你現在可能已經想到了，工資增加所減少的勞工需求量，取決于勞動力需求的彈性。
勞動力需求在短期内通常相當無彈性，但是長期來看，當廠商有機會整頓生産時，勞動力需求就會有更大的彈性。例如，廠商可能擁有新裝置或新技術，如果有時間與動機去施行，就可以減少員勞工數。
是以，回到我們的問題上：是什麼因素使勞動力需求移動？答案不是“工資”。工資改變了勞動力需求量而非整條需求曲線。在每種可能支付的工資下，什麼因素可以改變勞動力需求？
産出（也就是不同的商品與服務）的需求變動，會改變勞動力需 求。如果沒有人去聽音樂會，而且交響樂團解散，一位受正統訓練的音樂家就不容易找到工作。如果一個城市的大部分消費者都開美國車，一個專門修理德國車的技師的生意就會清淡。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
過去數個世紀，勞工害怕新技術會減少對他們勞動力的需求且壓低他們的工資。曆史資料顯示，雖然新技術已經使某些産業與工作被淘 汰，但也創造了新的産業與工作。此外，運用這些新技術，能使勞工更
有生産力，享有更高的工資。
廠商雇用勞工的意願，最終取決于生産力，即勞工生産多少東西。如果勞工的生産力與工資有落差，廠商就不會雇用他們。如果勞工的生産力高于工資甚多，那麼在市場經濟裡，其他廠商就會用較高的工資挖牆腳。一般而言，工資将随着時間，由勞工生産的商品價值來決定。
現在，讓我們來思考勞動力供給。再次重申，供給是一種關系，在這裡是工資與勞動力供給量之間的關系。高工資通常意味着較高的勞動力供給量，因為較高的工資會使工作更有吸引力。工資增加會使勞動力供給量增加多少，同樣取決于“彈性”。
對很多全職工作者（每周投入工作40小時）而言，勞動力供給是相當無彈性的。他們的工資增加10%，工作時長的增加卻少于10%（很多全職工作者沒有能力調整其工作時長，是以不容易估計他們如何看待工資上漲）。然而，對兼職者或是家裡第二份薪水來源者而言，勞動力供給是較有彈性的，工資增加10%，通常會導緻工作時長的增加超過
10%。
是什麼因素使勞動力供給曲線移動？勞動力供給曲線的移動，可能是人口增減等緣故——有了更多可以工作的人，在特定工資水準下即可供應更多勞工，反之亦然。人口結構變化也會改變勞動力供給，例如在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離開勞動的人會多于加入的人，即勞動供給力下降。社會趨勢也會影響勞動力供給，例如預期什麼人應該去工作。20世紀70年代，很多原本是家庭主婦的美國婦女決定走出家庭，工作賺錢， 改變了特定工資水準下的勞動力供給。
不同種類的勞動力市場需要不同的技能與特質，因而區分了護士市場、美發師市場、工程師市場等等。在每個人才市場，工資的均衡點是由該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量相對于勞動力需求量而決定的。懂得了這個勞動力供需架構，讓我們仔細思考幾個常見的勞動力市場議題：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工會、歧視，以及員工福利。
最低工資是一刀兩刃
20世紀30年代以來，當美國首次采用全國性最低工資時，就不斷有是否提高最低工資以及提高多少的争論。最低工資是價格下限的一種形式，法律禁止雇主付給勞工的錢低于這個工資。懂得價格下限的原理
後，我們預期全國的最低工資會導緻勞動力需求減少。也就是說，由于較高的最低工資，會有較少的雇主願意提供工作給無技能或低技能勞 工；同時，會有更多人願意供給這種勞動力。的确，有些證據顯示，在美國，最低工資提高10%，會導緻低技能勞工的失業率增加1%或2%。但這種影響相當小，另有其他研究顯示，較高的最低工資對就業的效果并沒有顯著影響。這個例子說明，美國的最低工資在最近幾十年并沒有比均衡工資高多少。
然而，有關最低工資的公共政策是複雜的，因為它牽涉到取舍，是以會使倡議提高最低工資的人與反對者都不滿意。
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人，可以仔細思索這個說法：假設最低工資提高20%，會導緻低技能勞工的工作減少4%（一些證據顯示），但這也暗示着提高最低工資會使96%的低技能勞工加薪。很多低技能勞工并非全職，一年到頭都有事情可做，是以，或許這些勞工的全年工作時長減少4%，但他們有工作的時長可加薪20%。在這個情境下，即使最低工資使得職缺數量或工作時長減少，提高工資也仍可能改善絕大多數低技能勞工的收入，因為他們可以在較高的工資水準下，工作較短的時間。
但這個争論有另一面的看法。對失業者而言，短期成本是相當大 的，微調工資的好處相對較小；比起加薪者得到的小惠，對由于提高最低工資而丢掉工作的少數人而言，損失更嚴重。失業率變高這種成本， 不太可能平均分布于整個社會，反而可能集中在經濟處于劣勢的區域。此外，低技能工作通常是入門工作，一旦低技能工作變少，勞工會變得更難踏上就業的階梯。是以，對于大多數有工作的低技能勞工來說，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為其提供不錯的利益，但對找不到工作的人來說，會使其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價格下限有其替代方案，因為它們是由供需力量運作的，是以經濟學家經常傾向贊成這類替代方案。例如，如果政府想提高低技能勞工的工資，可以投資于技能訓練計劃。這可讓部分勞工轉移到更有技術性
（薪資更高）的職位，且會減少低技能勞工的供給，進而提高他們的工資。政府也可以補貼雇用低技能勞工的廠商，使廠商能給付較高的工 資；或者通過提供減稅優惠給收入低于基本門檻的人，直接補貼低技術勞工的工資，這項政策可增加勞工收入，而不會帶給雇主任何财務負 擔。
工會的存在不是壞事
工會是勞動力市場中的另一個争議點，人們往往對工會帶有強烈的情緒反應。這裡，我們試圖理性觀察工會是如何在社會中運作的。工會提供兩個基本功能。第一，找機會通過勞動契約的協商提高會員工資， 并以罷工威脅為後盾。如果工會在談判時态度非常強硬，雇主可能會慢慢找到削減工會勢力的方法，包括使用節省勞力的機器、分包及外包給非工會成員等。是以，激進的工會的規模通常會随着時間而縮減，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發生在美國鋼鐵業與汽車業工會的故事。
工會的第二個功能是培養一個更好的、更具生産力的勞動力，這可以通過一些顯而易見的手段來達成，例如學徒制，以及一些更細膩的方式，例如給勞工一種社群的感覺，并關心他們的工作狀況。工會也充當勞工的發聲筒，向雇主傳達其顧慮及需要。工會的這兩個功能似乎是對立的，就像是樂意合作的傑基爾博士與激進好鬥的海德8，但大部分工會在不同時期都曾扮演過其中一個角色。
如果你問工會的存在對經濟是“好”還是“壞”，那就過度簡化了這個問題，工會顯然是可以和高收入、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共存的。舉例來 說，相較于美國，很多歐洲國家的工會化程度非常高。美國加入工會的勞動力百分比，從20世紀50年代的大約33%掉到21世紀最初10年的13% 左右。然而，在英國與意大利，大約有40%的勞動力加入工會。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工會化程度接近70%或80%。雖然這些國家有它們的經濟問題，就像每個經濟體一樣，但不可否認的是，以世界标準而言，它們的生活水準相當高。當工會規模縮減時，我們必須質疑一個為勞工利益發言的重要管道是否被消音了。
歧視：差别待遇
勞動力市場有另一個問題，比工會更可能引發熱烈讨論，那就是歧視。用經濟術語來說，勞動力市場的歧視，發生在一個人找工作被拒絕或是比同樣工作者薪資低的時候，理由是這個人的性别、種族、年齡、宗教或某些因素。在供需架構中，我們可能會說，由于受到歧視，在某些勞動力市場裡，對于特定族群的需求是較低的。然而，經濟學家經常表示，歧視的原因有各種可能性，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市場會跟歧視對抗。
為便于讨論，我們假設有一群工作者領較低的薪資，理由是實際的生産力較低。也許這群工作者沒有接受适當的學校教育，或者社會抑制
這群人在初期從事某種職業。付給這些不稱職的工作者低薪有點像是歧視，但在這個案例中，歧視不是發生在勞動力市場，而是發生在年輕人剛進入社會的階段。
現在，我們來考慮兩組工作者，他們有同樣的生産力，但一些雇主希望對其中一組采取差别待遇，給他們較低的薪資。另一方面，假如工作者的薪資低于其生産力，他們對無差别待遇的雇主來說就有吸引力， 雇主可以提供更好的工資給這些有才幹的員工。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傾向于對抗差别待遇，而工作者與新雇主都從雇主無差别待遇的慣例中受益。
然而，在某些情境下，市場可以強化差别待遇。如果客戶是有偏見的，不想和某個種族的工作者打交道，或者不認為某個性别的工作者應該做這份工作，他們可能會把生意給認同其偏見的廠商。又或許某些工作者是有偏見的，如果他們被迫和一群不喜歡的人工作，士氣與生産力就會降低。在上述情況中，即使管理階層本身不帶偏見，追求獲利最大化的廠商也會有經濟上的動機，在雇工時采取差别待遇，以使生産力與銷售額都維持在高檔位。
最後，我們來思考另一種歧視：工作者有同樣的技能，但在任不同職務時會有不同薪資。這種性别歧視，有時候稱作“粉領聚集區”。女人通常被安排做某種較沒有機會升遷或領高薪的工作，而男人則被安排在需要類似技能，但有更多升遷機會和高薪潛力的工作。在這種思維下， 我們在實習期與低階職位時，就需要處理差别待遇的情況，以確定所有族群都有同樣的機會，發展适合他們才能的職業生涯。
總之，勞動歧視不是單一現象。它可以發生在不同時間點，在不同市場由不同角色造成，它可以反映不同誘因。歧視顯然一直存在于美國社會，但現階段把大部分責任歸于雇主，并不準确也無濟于事。你必須在歧視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找到它們的源頭。
最後，我們已經就工資方面談過勞動力價格（意即金錢），但在現代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報酬通常是工資與福利的組合。員工喜歡福利， 他們把部分的财務責任（例如醫療照護、退休儲蓄）推到雇主身上，但雇主其實不在意員工的工資是現金還是保險津貼的形式，從雇主的觀點來看，所謂的均衡工資就是雇主支付報酬的總成本。這就是為什麼當工會與雇主談判勞動契約時，工會經常被要求在較高的薪資與較好的福利之間做選擇。對雇主來說，這都是同樣的成本。
私人企業的員工平均約有70%的總報酬來自工資，其餘則是福利。例如，總薪資的10%左右是退休福利，包含終身俸、醫療保險、退休儲蓄賬戶，另外6%左右是特别休假，6%～7%是健康保險。但是，對任何員工來說，當雇主提供這些“慷慨的”福利時，員工仍然是支付這些福利的人，代價就是實際薪資變低。
對很多人來說，工作感覺像是我們和雇主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當然，雇傭關系隻是社會關系的一部分，社會互動在每個地方都會發生。你的薪資與福利不是因為你的老闆慷慨或喜不喜歡你而決定的，也不是由某個公平的标準來決定的。追根究底，勞動力是一個市場，你的薪資及福利，是根據你的産出定出的價格。
折現值是個很重要的觀念
金融市場與報酬率：就像商品市場或勞動力市場一樣，資本市場也可以用同樣的供需架構來解釋。
人們對資本市場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在中世紀，羅馬天主教認為索取貸款利息是一種“放高利貸罪”。目前，一些伊斯蘭教國家仍然禁止收取利息，你可以想象，這使得經營銀行變成一門複雜的生意。人們可能會覺得商品市場的價格或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不公平，但很少會覺得支付利息不合法。然而，很多人對利息（就是資本市場的價格）有很多批 評，甚至覺得是錯的。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的理由是，商品與服務是有形且看得見的，而資本市場所交易的東西很難讓人了解。大約30年前，蘇聯舊式的經濟規劃人員，手上握有和該國經濟相關的2000萬種商品名單。工作是我們每天生活經曆的一部分，但資本市場的利息與報酬是抽象的，而且資本市場的運作似乎是看不見的。“投資”這個專有名詞也使人容易混淆，因為它有不同的用 法。有時，“投資”是指購買股票與債券等金融工具，有時則指企業購買
實物資本（physical capital），例如機器或廠房。前者指的是投資人，
他們是在最小風險下追求最大報酬的資金供給者。後者其實指的是廠 商，他們是把資金轉換成有形資産的資金需求者。是以，“投資”可以指供給或需求，難怪令人困惑！為了避免混淆，當我的意思是資本供給 時，我會用“金融投資”（financial investment），而當我的意思是用來建立資産的資本需求時，我會用“實物資本投資”（physical capital investment）。
儲蓄好？投資好？
就像商品市場或勞動力市場一樣，資本市場也可以用同樣的供需架構來解釋。資本的供給，來自那些儲蓄資金的人，我們通常想到這些資本供給是來自家庭，其實企業也會存錢，但由于企業是由股東持有（是以最終是由家庭擁有），是以你可以把企業想成代表家庭而儲蓄。
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供給是家庭的資金供給量（也就是家庭儲蓄） 與它們提供資金所得到的價錢（也就是報酬率）之間的關系。我會經常用利率作為資本報酬率的具體例子，其實購買公司股票或小企業股份的
投資報酬也屬于資本報酬。你可能預期資金供給量應該随着報酬率的上升而上升，也就是當價格上升時，供給量會上升。然而，在實務上，人們儲蓄的資金量似乎沒有随着報酬率的上升而大幅增加。相反，人們儲蓄的金額似乎更取決于習慣、文化形态以及雇主因素。
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資本需求也是借款人的資金需求量與他們需要支付的報酬率之間的關系。金融資本需求是來自現在需要資金并且願意支付利息的人。利率低時，資本需求量較高。例如，如果某人想買汽車，當車貸利率較低時，他們更有可能買車。同樣，當廠商可以用較低的利率借錢時，他們就更可能進行廠房與裝置的實物資本投資。
如果你把資金供需組合起來，在某個均衡報酬率下，你會得到儲蓄與投資金額的均衡點。資金有很多不同的市場，就像勞動與商品有很多不同的市場，主要差異在于被投資的對象，是大廠、小廠、個人還是政府？資金接受者的财務史是一個相關因素——它有良好的還款記錄嗎？ 這筆金融投資隻是最終要收回的一筆貸款，或是想買該企業的股份？這些因素都很重要，會決定每個金融市場的供給、需求與報酬率。
思考資本市場如何運作時，它的關鍵交易是跨時間發生的。當你正在買賣商品時，交易是在一個時間點發生，勞動也是在一個時間點履 行。但當你借錢時，意即當你取得資金時，你是在當下獲準使用這筆 錢，并在以後還款。助學貸款、抵押貸款或是廠商的裝置采購貸款，都是這種情形。在供給面，當你去銀行存錢時，就是同意現在把錢給某 人，而在以後得到報償。你傳遞這筆錢，即預期未來将收到還款及某個報酬率。
是以，相較于未來還款所付出的代價，你該如何計算這筆貸款目前的價值？經濟學家利用折現值（present discounted value）的概念來計算，它是把不同時間點發生的成本或效益拿來直接比較的一種方式，指的是未來所要得到的款項，如果現在就回收，會值多少錢。
以實務為例，一年後可收到100美元，現在值多少錢？為便于讨
論，假設你的銀行賬戶利率是10%。你拿出電腦，算出假如你現在收到90.91美元且用10%的報酬率投資一年，那麼一年後你會有100美元。是以，一年後的100美元，現值就是90.91美元。
兩年後的100美元，現在值多少錢？如果利率是10%，你會發現目前投資82.64美元，兩年後你會有100美元。是以，兩年後的100美元，
其現值就是82.64美元。這個計算方法是，折現值（PDV）等于未來值
（FV）除以“1+利率（r）”的t次方，t為年期。或者把它寫成公式： PDV=FV/（1+r）t。如果在未來的不同時期有一連串付款時，折現值的算法可套用于每筆未來款項，然後加總起來成為總現值。
折現值的概念大量用于商業與金融。企業必須思考目前建立新廠房與裝置的投資費用，把它和未來用這個裝置生産東西可獲得的報酬做比較。舉例來說，我們假設某公司蓋新工廠要花200萬美元，并計算5年後可賺300萬美元。5年後的300萬美元需要折為現值，來和廠商目前正考慮支出的200萬美元直接比較。
如果你有房屋貸款，那麼折現值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如果貸款年限是30年，你看看總付款額，會發現這段時間自己其實在支付一筆龐大的利息。現值的概念可以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你所有的分期付款（包含利息）的總價值，恰好等于房子的折現值，也就是購買價。畢竟，你可以付現金買房子，現在就支付購買價；或者你可以借錢，然後分期還款。這些付款方式有相同的經濟價值。對我來說，慢慢還房貸比立刻付清更容易，但這兩者的折現值是相同的。
談到社會政策時，政府的很多計劃都涉及現在購買或建設某樣東 西，以便将來能得到回報。很多環境政策是在當下有成本，在未來有效益。為了交通建設，可能需要現在建高速公路，以便未來能保護生命安全。現在教育小孩，回報就是他們在未來可以成為更有技能的勞動力。政府制定政策時，也需要運用折現值這個概念，來分析成本與效益。
折現值有一個奇特的應用。當大部分樂透彩宣稱頭獎累積彩金時， 它們是把未來30年你會得到的所有款項加總。它們從沒有告訴你這些款項的現值，隻是把你在未來30年會收到的支票加起來。幾年前，美國紐澤西州議會提出一項法案，建議如果有一個老年人中了樂透彩票，他可以要求一次付清，而非配置設定在未來30年。是以，樂透彩票委員會必須解釋其宣稱在未來30年支付的積累彩金并非折現值，其現值隻有這筆錢的2/3，它仍是一筆龐大的金額，隻不過不像廣告中所說的那麼大。樂透彩票不使用折現值，而是把未來支付的款項加總，讓它們的彩金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多。
企業籌資的管道
現在，你已經有了金融市場運作的基本概念，我們将把重點放在需
要資金的企業。想做資本投資的廠商，可以找到好幾個資金來源，其中一個是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較常聽到的說法是利潤。“留存”的意思是企業決定持有這筆錢，将它再投資于企業而非以股利付給股東。你可以把它想象為廠商自己儲蓄，然後代表外部投資人再投資于廠商本身。對于曆史悠久的企業而言，留存收益是用于實際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
企業還可以用兩種方式籌錢——向銀行借錢或是發行債券。向銀行借錢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熟悉的，但債券則較陌生。債券有面額、利率與期限三項要素。舉例來說，面額1000美元、利率8%且期限十年的基本債券，在未來十年中，每年會支付8%的利息，且在十年期滿後會償還面額1000美元。債券隻是廠商借錢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向銀行借，而是向買家借，這些人可能是個人或組織，例如退休基金或投資公司。如果廠商不還錢，其可能會被依法宣告破産且被接管。當然，公司隻有在相信投資報酬夠高，付得起利息且仍有利潤時，才會向資本市場借錢。
債券所付的利率是根據風險而變動的。高獲利的企業，像沃爾瑪， 可以用相當低的利率發行債券，因為人們知道它很可能會還錢。同樣， 政府至少是穩定的機構，也可以用較低的報酬率來發行債券。相反，較不穩定的企業可能會發行高利率、高風險的債券，或稱“垃圾債
券”（junk bond）。
企業籌資的最後一種方式是通過有價證券，較常聽到的是公司股 票。公司股票基本上是把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權賣給股票持有人。是以， 如果一家公司總共有100股的股票，而你擁有其中20股，那麼你就擁有這家公司20%的股權。如果該公司把利潤變成股利支付，那麼你就能根據自己擁有該公司股票的比例獲得股利。如果該公司被出售，那麼該公司賣價的20%應該歸你。然而，股票不像債券有預先決定的利率，也根本無法保證股票持有人會獲得固定利息或任何報酬。買賣股票可能比債券的報酬率更高或更低，甚至會出現負數。
賣股票通常是初創、小型公司募資的一種方式。小公司通常會賣一些股票給專業投資人，例如創投公司或是想把錢投入的“天使投資人”。小公司在成長過程中，通常需要大筆資金以維持成長動能，這時就是公司上市在公開市場賣股票的時候。公司隻有完全站穩了，才較可能利用本身的利潤、債券或舉債（在某些情況下）來做資本投資。為了大幅擴張，公司可能會發行更多股票，例如并購另一家廠商，但不能無限制發行股票，因為股票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權，發行越多股票，表示這家公司
的所有權被分割得越細。如果一家公司有100股股票，在來年發行另100 股，那麼原始股東的所有權比重就會被稀釋，這家公司就很可能被視為差勁的投資标的。
募資與投資是特别重要的，因為實物資本與創新來自投資，投資對擴大生産力及提高生活水準有重大貢獻。美國社會的儲蓄與投資比例一向落後于很多工業化國家，而一個經濟體取得資本投資效益的能力，是建立在家庭儲蓄及投資意願上的。
人一生積累财富的關鍵是什麼？
個人投資：評估投資标的時，要衡量四個要項：報酬率、風險、流動性、稅負。
家庭所面臨的重要的經濟決策之一，就是如何為退休生活而儲蓄。退休前需要存的錢多得吓人，沒人有機會過幾十次人生，每次都來試驗不同的退休政策，你隻有一次機會。從供需觀點來看，退休儲蓄的決策牽涉到資本市場的供給面。人們儲蓄與投資，提供資金給資本市場，就是希望在沒有太多風險的情況下累積财富。
複利的力量
人一生累積财富的關鍵，在于複利（compound interest）的力量。它是這樣運作的：假設你從100美元、利率10%開始，在第1年的年底， 你的賬戶會有110美元（原始存款加上利息）。在第2年，你會賺到110 美元的10%，合計為121美元。在第3年，你會賺到121美元的10%。在第4年，你會賺到133.1美元的10%，依此類推。注意，利息金額每年都增加一些（稱為複利），這是因為計算時的本金每年都在增長。随着時間的拉長，複利的力量可以使儲蓄帶來令人滿意的可觀報酬。
以下是經過一段時期的金融投資，在某個報酬率下會有多少獲利的計算公式。以起始金額（現值）乘以“1+利率”的t次方，t是這筆錢儲蓄的年期，就會得到未來值。拿一台電腦，試着輸入不同的現值與利 率，看看這筆錢在儲蓄10年、25年與40年後會增加到多少，結果可能會令你瞠目結舌。
原始儲蓄1000美元，在10年、25年與40年後的累積總金額
當我們考慮退休儲蓄時，還有很長時間可準備，這就能讓複利發揮作用。如果某人在25歲時拿出1000美元，以每年5%的利率來投資，當他到了65歲，這1000美元會增加到7000多美元。如果是更積極的投資， 報酬率為10%（大緻上是美國股票市場過去幾十年的平均報酬率），10 年後這筆錢會增加到将近2600美元。在25年後，是将近11，000美元。最後我們來看，1000美元、年報酬率10%，經過40年會變成45，000多美元。想擁有更積極的投資規劃嗎？根據15%的年報酬率（這會需要一些運氣），在10年後，這原始的1000美元會變成4000美元。在25年後， 原始的1000美元會增長為33，000美元。接下來是更龐大的數字：1000 美元、年報酬率15%，經過40年會變成267，863美元，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倍數。
老實說，15%的報酬率是過高了，但40年的時間規劃是有意義的， 因為它大緻是工作生涯的長度（25～65歲）。這并非全然不可行，如果你能從25歲或30歲左右開始，每年存5000美元，等你退休時，将擁有超過100萬美元的儲蓄。這不是一個快速緻富的計劃，但結果令人贊歎， 更重要的是它切合實際。
你能冒多大風險？
總之，當你考慮一項金融投資時，你要思考的不隻是報酬率，不隻是期望每年5%、10%或15%的報酬率，也要考慮另外三個因素：風險、流動性與稅負。在選擇對你最重要的某些因素時，你将會面臨這些因素與報酬率之間的取舍。
投資風險的定義是，報酬率相對于該投資的平均期望值有多高或多低，資本市場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說明“實際情況因人而異”的。美國國債是風險很低的投資，幾乎可以保證你獲得的報酬率。投資一家生産新技術的公司，風險則高得多，你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否會成功，但它可能出人意料地成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風險是不受歡迎的。也就是說，如果兩項投資都承諾同樣的平均報酬率，你應該會偏好同期報酬率波動較小的那項投資，這表示它的風險較低。是以，風險較高的投資， 例如購買初創小公司的股票，必須提供較高的報酬率來吸引投資人，同時也是對他們經受波動的補償。
投資特定公司或特定債券的風險，可以借由“多樣化”分散投資而減少。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的意思是購買許多不同投資标的，以降低整體風險。多樣化是有效的，因為某些無法預期的差勁投資，會被其他
出人意料的良好投資所抵消。是以，就像俗話說的，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對單個投資人來說，也許最容易的多樣化做法就是投資共同基金，把一組股票或一組債券結合在單項投資裡。稍後，我們将談到更多共同基金的内容。
“流動性”，是把投資轉換為現金的意思。銀行賬戶相當有流動性， 很容易把錢取出來；房子不是很有流動性，因為要花一些時間和精力才能賣掉；金融投資，比如股票與債券，則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一般而言，在其他條件（例如報酬與風險）不變的情況下，你會偏好流動性好的投資。
最後要考慮的因素是，稅法是否有利于該投資。某些投資可免除所得稅，例如政府債券的利息收入；而有些投資所得是要課稅的，在你賣掉該投資時才付稅金，投資股票與房子的資本利得也是。
稅收減免固然造福了投資人，但是，在凡事有得必有失的世界裡， 稅收減免越多，意味着别的東西越少。例如政府發行的免稅債券，就會比有課稅的債券報酬率要低。你不必繳稅，但你的報酬率就不會那麼 好。照理說，收入高且稅負重的有錢人應該更關心減稅事宜，并據此慎選投資項目。收入低、稅負輕的人，就不用那麼關心投資所得稅的問題了。
你的年齡——或許更明确的說法是你離退休還有多久——也應納入金融投資考慮。退休後，大部分人沒有很多收入，是以不需要付很多稅金，減稅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在主要的工作賺錢期間，假設是30～55 歲，大多數人會有較高的收入與稅負，是以減稅就比較重要。
各種個人投資工具
現在我們來思考各種潛在的金融投資，如何用四個因素（報酬率、風險、流動性、稅負）來衡量，以及如何在這些因素中做取舍。尤其是報酬率和風險之間的取舍，借用伯頓·馬爾基爾9（Burton Malkiel）所說，以睡眠安穩量表來反映風險程度：如果把錢投入這項金融投資，你晚上睡得安穩嗎？
先說銀行賬戶。銀行提供很低的報酬率，而且利息要課稅，但非常安全且流動性很好。在美國，政府還會提供存款保險，通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保障存款在銀行
賬戶的安全性。根據馬爾基爾的睡眠安穩量表，如果你把全部的錢存在銀行賬戶裡，那麼你大可以昏睡不醒，因為它的風險程度接近零。
銀行賬戶往上升一級，可能是貨币基金。貨币基金投資于很多風險很低的債券，可能是政府或大公司發行的債券。你在貨币市場會得到比銀行賬戶稍好一點的報酬。貨币基金仍然相當有流動性，也相當安全， 但不如銀行賬戶。根據馬爾基爾的睡眠安穩量表，把錢投入貨币基金， 你可以在下午小睡，然後晚上也能安然入眠。
下一個投資類别是定期存單（簡稱定存或稱CD）。定存是在一定時期内，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或金融機構的合約。可能是六個月、一年或數年，不論時間多久，你在這段時間不能碰這筆資金。這麼做的好處 是，你會得到比一般銀行賬戶更高的報酬率。定存的資金很顯然不是很有流動性，遇到緊急情況時，雖然可以取回這筆錢，但得付點罰金。然而，它的報酬率優于銀行賬戶，而且多少有些保障。根據馬爾基爾的睡眠安穩量表，你仍然可以安然入眠。
至于多樣化的公司債投資組合，或投資于這類債券的共同基金，又如何呢？記住，債券是在一段固定時間内，可以預先決定報酬率的一種投資工具。通常，一個多樣化的公司債投資組合，會給你優于定存的報酬率。如果你通過基金買債券，當有需要時，通常相當容易将你的投資轉換為現金。然而，它的風險會稍微高一些，在大部分情況下，債券的報酬率是一個固定利率，這表示如果通貨膨脹與市場利率10上升，你就會被鎖在這個較低的固定利率上，因而吃了虧。是以，若把錢投入債券基金，風險會高一些。睡眠安穩程度可能是：你仍然可以整晚都睡着， 但偶爾會做噩夢。
接下來的選項是多樣化的藍籌股投資組合。藍籌股（blue chip stocks）指的是大型、知名公司的股票，例如通用電氣、沃爾瑪、美孚等公司。共同基金持有很多這些信譽卓著、長期獲利的公司的股票，它提供優于債券投資組合的報酬率，因為股票的風險比債券高，即使是藍籌股，亦然。然而，股票有節稅優點，因為在賣出之前，你不必對資本利得繳稅。是以，如果你長期持有股票，在獲得資本利得前，都可以暫時不必繳稅。此外，投資組合多樣化也能降低風險，任何一家公司的股價下跌，也不緻讓你損失太多。如果是買股票基金，流動性也足夠。
然而，你的股票投資組合很可能不但沒有保障，而且還可能虧損。例如1987年的股災，股市在一天内就蒸發了20%的市值。而2000～2001
年是緩步崩跌，從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這倒黴的13個月裡，在紐約證交所挂牌的股票平均跌了18%。2007～2009年經濟衰退時期，從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紐約證交所股價平均而言都被腰斬了。是以，如果你投資的是持有多種股票的基金，根據睡眠安穩量表，你在入睡前可能會輾轉反側，而且睡醒之前會經曆一些恍若真實的夢。
想要多冒點險嗎？不妨試試多樣化的高成長股票投資組合。成長股是較不成熟的公司的股票，這種投資一般會比藍籌股提供更高的報酬 率。幸運的話，你可能會有好幾年得到比市場長期平均10%還高的報酬率。同樣，如果是買股票基金，流動性也足夠。盡管多樣化投資這些股票可分散一點風險，但畢竟這些公司本身是風險較高的。例如，從2000 年8月到2001年9月，當紐約證交所藍籌股市值跌了18%時，納斯達克證交所小型成長股的市值，跌了約60%。這錢不隻是損失了，而是融化 了。是以，按照睡眠安穩量表，如果你把錢投入成長型股票基金，你将噩夢連連；但如果你可以長期持有，經曆一波又一波的漲跌洗禮，最終你在晚上還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如果你買了一套房子，它不隻是一個住的地方，也是一項房地産投資。對多數人而言，房子是他們至今做過的最大的單筆投資。曆史上， 擁有房産的平均報酬率都是正數，但對于處在蕭條市場的每位房主來 說，等待房屋價值攀升可能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換句話說，長期（以十年為機關）風險相當低，但短期（以月或年為機關）風險高了很多。房屋的流動性差，但好處是購房可能有稅負抵減。我們很難用睡眠安穩量表來衡量住房投資，因為從個人角度來看，住家的意義遠大于投資， 至少房子給了你一個生活和睡覺的地方。但房子也可能讓你失眠，就像自2006年起美國房價下跌後，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所經曆的情況。
個人可從事的最後一種投資是貴金屬，例如黃金、白金，這些貴金屬是個人可從事的風險最高的投資之一。貴金屬市場價格波動劇烈，如果你買賣時機正确，的确可能大賺一筆；但若時機錯誤，損失也很大。根據睡眠安穩量表，你肯定會失眠！就我本人而言，我還是把這些投資交給專家吧。
你能用多少時間投資？
腦海裡有了這些選項後，個人投資的最佳政策是什麼呢？真相其實是：沒有一體适用的方法。考慮你的投資時間規劃，會是一個有用的出發點。短期而言，股市的風險很高，但如果視為長期儲蓄（例如幾十年
後的退休生活），那麼行情的起伏很容易互相抵消，長期下來，很有可能因耐心而得到回報。然而，如果你這筆錢是要用來采買本周的食品雜貨，或是為下個月的貸款、下學期的學費着想，那麼你可能就無法忍受太多風險。你若要確定錢的安全、流動性，就别奢望高報酬率。如果你的時間規劃介于上述兩者之間，例如計劃幾年後買新車或較大的房子， 那麼你可能無法承受股市風險，但可以忍受比存銀行高一些的風險。債券與定期存款可能是你的最佳選擇。時間範圍，是你對風險承受度的一大關鍵因素。
也許多數人對其終身俸所犯的最大錯誤，是沒有承擔足夠的風險， 尤其是在早期階段，因為太在意财務安全，是以把太多錢投入債券、銀行及貨币基金。人們即使到了五六十歲，一般預期也可以再活20年或30 年甚至更久，那可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可利用複利來累積财富。
那麼，何不隻挑選報酬率最高的股票，然後把全部的錢投入那隻股票？為什麼要瞎扯這些風險、流動性與多樣化的概念？當然了，問題在于沒有人知道哪隻股票未來會提供最高的報酬率。股價是基于市場對這家公司未來獲利的預期的。股價上漲的原因是，新資訊顯示該公司會比以前更賺錢，但這些新資訊就本質而言是不可預測的。正因為你不能預測會出現什麼樣的新資訊，是以股價漲跌是不可預測的，這就是統計學家或經濟學家所說的“随機漫步”11（random walk）。
你真正想買的股票，是别人認為前景不好（需求量低，是以價格 低），但未來每個人都将認為是隻金母雞（需求量高，是以價格高）的股票。或許，我是說或許，每周工作60小時或80小時的資深專業投資人可以定期挑出這類股票。但如果你是坐在家裡讀《華爾街日報》裡昨天寫的更早以前發生的新聞，那麼你應該明白，股市專家在幾周前就知道大部分消息了。你不可能用這種方式看透市場行情。《華爾街日報》或
《福布斯》雜志的财經記者有時會組織“标靶基金”，從字面來看，就是
某人在房裡對着釘在牆上的報紙證券版投飛镖，然後買進他投中的任何一隻股票。之後，他們把标靶基金和專業投資人的投資績效拿來比較， 結果如何？标靶基金的績效差強人意，而那些專業投資人也半斤八兩。
所有的投資忠告最終都基于一個事實：你需要存些錢，越早開始越好。無論你是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還是五十幾歲，總是有上百萬個理由讓你無法存錢，但如果你不穩定儲蓄，到了60歲或65歲才想求得錦囊妙計，讓你在退休後享有高水準的收入，那根本是緣木求魚。
壟斷的本質是對勤勞者課稅
從完全競争到壟斷：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爵士曾說，壟斷的最大好處，就是平靜的生活。
我們已經讨論了經濟學家如何從微觀經濟的觀點來看經濟。也許可以把這個觀點總結一下，即：微觀經濟牽涉到市場上（商品、勞動力與資本市場）供給與需求互動的力量。從本章起，我們要讨論這些市場力量走偏的狀況。例如，廠商追求獲利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刀雙刃。獲利的欲望，促使廠商生産高品質、低成本的創新産品，造福了消費者。但是，追求獲利也會鼓勵廠商哄擡價格、對品質不夠用心、不誠實、制造污染等不受歡迎的行為。政府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制定法規架構，鼓勵追求獲利的正面結果，并抑制上述黑暗的經濟力量。本章将讨論獨占或壟斷和其他不完全競争的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下一章将讨論政府消除競争行為的政策。更後面的章節則研究在沒有規範的市場中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包括污染、貧窮、收入不均、功能失調的保險市場 等。
在談企業如何競争之前，我們應該花點時間探讨“企業”的含義。在美國，企業規模從一人公司到超大型公司都有。企業所有權可分三類： 獨資（proprietorship）是由單個人所有；合夥（partnership）是由一群人所有；公司（corporation）則是有法律實體的組織，獨立于其持有者， 可能由一人或一群股東所有。21世紀最初10年初期，美國大約有1800萬家獨資企業、200萬家合夥企業以及500萬家公司企業。雖然公司在數量上不是最大類别，但在規模上占主要地位。這500萬家公司的營業額約為20萬億美元，而200萬家合夥企業的總營業額隻有約2.5萬億美元， 1800萬家獨資企業的營業額則約為1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涵蓋的産業類别非常廣泛。如果翻閱政府的統計資料，你會發現主要的産業門類包括：農業、采礦、公用事業、建築、制造（當然，這裡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産品）、零售（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的産 品）、交通、電信、廣播、金融、房地産、專業與技術咨詢、廢物管 理、教育、醫療、藝術、娛樂、餐飲、食品、汽車維修、清洗……這個名錄會很長。你可能會認為，幾乎每個人都在大公司工作，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50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隻雇用了約全國職工總數的一半，另一半職工是由500人及500人以下規模的企業雇用的。其中，20人及20人
以下規模企業雇用了大約1/5的職工。在美國，每個經濟年度差不多新增50萬家企業，同時會有近50萬家企業倒閉關停。你可能會認為這些新增的企業都是些小企業，實際上，這些新成立的企業中，有好幾百家是50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
四種競争類型
任何類型的企業，在任何規模、任何産業下，都可能會涉及四種不同的競争類型。想象這四種類型分布在一條光譜上：一端是“完全競
争”（perfect competition），有很多小企業在制造幾乎一樣的産品；另一端是“壟斷”（monopoly），單一生産者在特定市場幾乎擁有全部的營收；介于兩者之間的是“壟斷競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是指很多企業争相銷售稍微不同的産品，例如每家餐廳都賣食物，但所提供的東西各有不同的風格與品質；最後是“寡頭壟斷”（oligopoly），它有點接近壟斷，隻是并非由一家企業囊括全部的市場營收，而是少數企業在特定市場擁有大部分或全部營收。以下仔細讨論每種類型。
完全競争産業的主要特征是價格接受（price taking），也就是說， 完全競争的企業必須接受市場給定的價格。這些産業的廠商别無選擇， 原因是消費者很容易找到替代品。如果完全競争的企業把産品價格提高一塊錢，那麼消費者就會去其他廠商那裡購買同樣且更便宜的産品。企業可以很容易進出一個完全競争的産業，這是因為産品簡單易做，通常是衆所周知的物品，如襪子、木螺絲之類。在這種競争環境中，價格會密切反映生産成本，因為競争迫使價格降到最低，僅高于生産成本。是以，完全競争市場中的企業，大都隻能賺取同樣低的利潤。
根據教科書裡的定義，真正的完全競争就像是實驗室裡的純氣體： 它是理論上的極端情況，而産品也很少是一模一樣的。人們可能偏好某種風格和顔色的襪子，或偏好某種螺絲起子與木制螺帽完全貼合的感 覺。還有很多要考慮的，例如供給的可靠度或産品品質。但完全競争的概念（産品一模一樣而以價格競争）可以作為有用的比較基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汽油、電視機和農産品，在市場上的運作很接近完全競争，許多産品幾乎一模一樣，而且價格競争激烈。
光譜的另一端是壟斷，單一賣家在特定市場擁有全部或大部分的營收。例如，微軟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與21世紀最初10年早期，主宰了計算機作業系統的市場；大約20～30年前，IBM主宰了大型計算機市場； 施樂曾經主宰影印機市場；美國郵政服務公司至今仍主宰郵件投遞市
場。大部分人無法選擇由誰來收集垃圾或提供電力，這些通常也是壟斷，隻不過是屬于當地或區域性的壟斷。
要如何才能達到壟斷狀态？通常是用一些障礙，阻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例如，假設進入障礙是某項技術專利，比如藥廠發明了新藥，擁有這項專利的藥廠就成為唯一能制造這種藥物的廠商（至少在某一段期間内），是以它可能是同業中唯一賣這種藥的公司，進而壟斷了市場。事實上，贊成專利的經濟論點是：允許專利在一段期間内的獨占地位， 可以促進創新。這種有限制期的壟斷，其權衡取舍的是公共的利益。
有些壟斷是由法律創造出來的。例如，美國郵政服務公司在郵件市場有獨占地位，而在美國大部分城市，當地政府在垃圾收集市場有獨占地位。另外一個進入障礙是所謂的“自然壟斷”。當這個産業出現規模經濟現象，提供大型、穩定的企業勝過新進企業的優勢時，就會發生自然壟斷。例如，相對于小型太陽能發電廠，一座大型水力發電水壩可用較低的平均成本生産電力。一旦有了水力發電，小型電力生産者就很難進入市場，即使它們可能在成本上有競争力（如果它們也可以用較大的規模來生産）。若産業中所有大廠都合并，或至少同意一起行動，理論上也會發生壟斷，但以反托拉斯法而言，這是違法的行為。
和完全競争市場不同的是，獨占企業在市場有設定價格的能力，可讓價格高于生産成本，是以可賺取較高利潤。獨占企業會根據該産品的需求彈性來定價，如果産品的需求很沒有彈性，那麼獨占企業就可以提高價格，而需求量隻會小幅下降。我們再回頭來看壟斷某種藥品的藥 廠，如果那是唯一有效的藥品，病患勢必會為它付出大筆金錢。
然而，壟斷者不一定隻是從金錢上得到利益。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爵士12（Sir John Hicks）曾說：“壟斷的最大好處，就是平靜的生活。”沒有競争者，廠商就可以放松；而在一個完全競争的市場中，你一刻也不能放松。19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
爾13（John Stuart Mill）說過：“沒有競争的地方，就有壟斷。壟斷的本質就是對勤勞者課稅（如果不是掠奪），它之是以能這麼做，是因為懶惰者的支援。”在最壞的情況下，獨占企業有兩個選擇，不是變得懶
散、無效率，就是有能力通過較高的價格榨幹消費者。
壟斷競争的本質，較接近完全競争而非獨占。當很多廠商借由銷 售“差異化”的産品（意即産品相似，但不是一模一樣）來競争時，就會出現壟斷競争。例如，你去商店買褲子，你可以買牛仔褲或卡其褲，也
可以買羊毛褲，然後你可能去不同店家選購這些商品。這些商店競相銷售褲子，但它們不是一模一樣的産品。另一個差異化的例子是地點，你可能每周會在下班開車回家的路上加油，卻不曾光顧離你回家路線不遠的加油站。或者廠商可能會為買家提供不同的激勵：我應該在打八折的A網絡商店買這本書呢？或是在提供免費運送的B書店呢？
和獨占企業一樣，壟斷競争的廠商也有一些設定價格的能力，可根據需求彈性來定價，但它提高價格的能力不像獨占企業那麼大，它仍需考慮競争者的價格。此外，壟斷競争市場沒有進入障礙，可以開更多餐廳，可以有更多服飾店，也可以設更多加油站。是以，如果賣燒烤的餐廳在你家附近流行起來，那麼就會有更多燒烤餐廳陸續開張。由于這種進入與退出市場的過程，壟斷競争的廠商在短期可以賺到比平常高的利潤，但長期則不然。廠商們的利潤越高，對想進入的競争者而言就越有吸引力，然後更多的競争就會把價格與利潤越壓越低。
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壟斷競争的好處是它為企業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去發現趨勢、産生創新以及提供多樣化産品。經濟學家沒回答的問題是，自由市場是否能提供适量的多樣性。我們大多喜歡豐富多樣的世界，不會願意生活在全穿藍色牛仔褲和白色T恤、每天吃白面包和奶酪三明治的世界，即使這個社會隻生産一種牛仔褲、T恤、奶酪與面包會更有效率。相反，就算我們有數百款籃球鞋或香皂可選擇，我們實際上會生活得更好嗎？答案還是不一定。
最後，寡頭壟斷的本質較接近獨占而非完全競争，是指一些廠商在一個特定市場擁有大部分或全部的營業額。例如，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主宰了軟飲料市場的營業額。對于任何寡頭壟斷市場而言，關鍵是廠商是否彼此激烈競争，如同完全競争一般使得利潤下降，或者它們是否
（也許是不公開的）共謀使價格維持在高位，就像獨占一樣。
企業上司人通常不太贊成競争。畢竟，你是想經營一家完全競争的企業（為了蠅頭小利和很多競争者厮殺）還是一家獨占企業（公司有很大的定價自由，可改變生産方法以及擷取高利潤）？競争讓商人過得非常辛苦。相反，消費者應該贊成競争，因為競争可以提供更低成本的創新産品，市場競争是對消費者最有利的方式。
10 是大池塘裡的小魚，還是小池塘裡的大魚
反托拉斯與競争政策：獨家交易、掠奪性定價等名詞的定義，看起來模糊且不确定，但的确就是如此。
經濟學家看似終生歌頌競争市場，但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已充分意識到，企業通常試圖避免競争。如同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在《國富
論》中的名言：“即使隻是為了歡笑作樂，同業也很少聚在一起；倘一旦有了對話，往往不是密謀對大衆有所不利，就是共謀漲價手段。”如何避免企業密謀，鼓勵它們競争呢？
美國執行反托拉斯（antitrust）與競争政策的主要聯邦機構，是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與美國司法部。FTC是直接向國會報告的獨立機構，由五位委員上司，這五人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表決同意，任期七 年，其中不得有三位以上的委員屬同一政黨。美國司法部有專門負責反托拉斯的部門，調查并起訴違法競争的案件。
這些管理機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確定企業不會合并為獨占企業。根據法律，聯邦政府在企業合并案成立前有權審查。美國政府對企業合并案不太有敵意，FTC官網甚至說：“大部分企業合并案使企業得以更有效率地營運，實際上有利于競争與消費者。”但它也警告：“有些企業合并案可能削弱競争，導緻價格提高、可獲得的商品或服務減少、産品品質降低，以及創新減少。”基本的哲學是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美國基本上是一個自由市場，允許企業自己做選擇，但如果企業的選擇會限制競争，且會轉嫁成本給消費者，消費者就會要求政府介入。
在美國，企業合并案中，若有任何一方年營業額超過1億美元，當事人在合并案成立前就必須通報政府。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美國每年約有2000件合并案被核準，其中約有一半是成交金額2億美元以下的案子，大約有10%的案子金額超過10億美元。這些合并案中每年約有200 件會引起政府注意，要求提供更詳細的資訊。這可能導緻三種結果：政府可能阻止合并案；可能有條件核準（通常會要求一部分有壟斷市場疑慮的業務，在合并時要分售，不能納入并購标的内）；或者讓合并案如期通過。
競争與規避競争的戲法
但是，企業避免競争的問題，并不是這樣就結束了。企業不必真的合并，也可以規避競争，例如協定同時進行漲價。當企業公然共同漲價明顯違法且有違常理時，FTC就應該判斷業界是否是以不成文的默契哄擡價格。
企業反托拉斯的其中一項任務，是定義市場上的競争程度，然後判定是否為充分競争。衡量競争程度最簡單的方式是四大企業集中度
（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做法是将該産業前四大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簡稱市占率）加總起來。最極端的例子是市場上隻有四家企業， 這四家企業的市占率加總起來是100%，是以四大企業集中度是100。四大企業集中度較高，表示競争是有限的。雖然四大企業集中度是一個可堪使用的競争衡量名額，但它有時不夠精細。想想看，某個有八家企業的産業，假設其中四家各有20%市占率，另外四家各有5%。此時，四大企業集中度是80%。假如一個産業有八家企業，第一家有65%的市占
率，其餘每家都是5%呢？你仍然會得出四大企業集中度為80%的結論，
但實際情況是，這個市場很接近獨占。
赫芬達爾-赫希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或稱赫氏指數）是一個更精确的競争程度衡量名額。這個公式考慮每家企業的市占率，先算出每家企業的營收占市場總營收的百分比，然後把每家企業市占率的平方加總起來。例如，獨占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為100%，它的HHI 就是100的平方，也就是10，000。如果市場有1000家小企業，每家的市占率為0.1%，那麼它的HHI就是10。是以，指數低表示市場競争程度
高，反之亦然。
20年前，如果市場的HHI在提議合并案之後低于1000，FTC通常會贊成該項合并案。如果HHI介于1000～1800之間，FTC會詳細審查這個案子，視個案決定。當HHI高于1800時，FTC傾向于挑戰該項合并案， 或者完全封殺。然而，過去20年來，FTC與美國司法部已經不采用機械式衡量的市場占有率，部分原因是很難界定個别市場的範圍。
定義“市場”規模的問題，在1956年有一個經典的法律案例。杜邦公司當時被指控壟斷玻璃紙的生産。杜邦也很快承認，它生産了市場上70%左右的玻璃紙。然而，該公司認為，定義市場的正确方式要看所有的“彈性包裝材料”，裡面包含蠟紙等其他産品。以這種方式定義市場， 它擁有的市占率還不到20%。最後，美國最高法院同意杜邦的論點，是以裁決雖然它制造了大部分的玻璃紙，但它在彈性包裝紙相關市場并不算壟斷。
類似問題也曾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占有計算機作業系統80% 以上的市場，但“作業系統”是這個市場的正确類别嗎？應該包括整個軟體市場嗎？舉例來說，如果包括計算機遊戲，微軟在整個軟體市場的占有率會小得多。微軟辯駁它隻是軟體大池塘裡的一條小魚，政府則認為微軟是作業系統小池塘裡的一條大魚。在這個案例中，法院同意起訴， 把“作業系統”定義為較狹義的市場。政府對微軟的訴訟案最後庭外和 解，微軟同意讓外部競争者把它們的軟體和微軟的作業系統整合，使競争者得以更有效地與微軟的其他軟體産品競争。
當你判斷全球市場的競争狀況時，想象一下你會遇到的複雜情況。在寫本書時，美國的三大汽車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各自有着不同的财務狀況。它看起來像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但這三家公司在美國市場必須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汽車制造商競争。如果說這三家美國公司形成寡頭壟斷，主宰了美國汽車市場，這個說法就未免有些荒謬可笑。
以全球觀點來看，就可以明确解釋為什麼在1998年年底埃克森公司與美孚石油獲準合并。當時埃克森有80，000名員工，年營收大約是1370億美元，美孚有42，000名員工，年營收660億美元。事實上，埃克森是美國的第四大公司，而美孚是第十三大。FTC與司法部為什麼允許這項超大型公司合并案走下去？原因是這兩家公司是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競争，把合并後的埃克森美孚和其他國家例如沙特阿拉伯、奈及利亞和委内瑞拉的國營石油公司相比，它還達不到掌控這個市場的程度。
反托拉斯大戰
在判斷市場競争程度時，除了觀察市占率，另一個方法是觀察市場價格的模式。經典案例發生在1997年，當時史泰博（Staples）和歐迪辦公（Office Depot）宣布要合并。它們的市場範圍大緻包含大型商場、雜貨店與藥店，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買到鉛筆的任何地方。這兩家公司解釋它們在辦公用品市場的合并占有率隻有6%，不能算獨占。FTC與司法部沒有争論該市場的适當規模，而是采取另一個方法。根據兩家公司各店的銷售資料，它們發現史泰博的價格在沒有歐迪的城鎮會高于兩家公司都存在的城鎮，這個證據顯示兩家公司是競争者，而提議的這個合并案會導緻消費者的購買價格變高，是以予以駁回。
美國政府不僅有權力阻止或限制企業合并，還可以分拆壟斷者的大
公司，20世紀早期的标準石油（Standard Oil）即是有名的瓦解案例14。20世紀80年代，AT&T被拆解成所謂“小貝爾”的七家地區電話公司、貝爾實驗室以及一家長途電話公司；美國政府曾多次試圖拆解IBM，但沒有成功，直到它自願出售某些業務；近來則有人建議拆解微軟。但最近幾年，法院認為把一家運作良好的公司分拆，其經濟成本可能會超過效益，是以對分拆公司變得相當猶豫。
企業也可能密謀用各種方式消弭市場競争。價格壟斷（price fixing）的卡特爾（cartel）組織，是由同一市場的一群企業組成的，彼此協定共同設定産出水準和價格，這種做法明顯違反美國與歐洲的法 律。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與21世紀初期，維生素制造商的國際卡特爾組織，包括瑞士羅氏（Hoffman-La Roche）、德國巴斯夫（BASF）與法國羅納-普朗克（Rh ne-Poulenc），因密謀哄擡全球維生素價格而遭到調查。結果這些企業被罰款數億美元，一位高層主管被判監禁四個月。
21世紀早期，美國政府積極調查大約30個可能成為卡特爾的不同組織。你可能沒聽過賴氨酸（lysine），它是由全球約五家大企業生産的一種食品添加劑，對反托拉斯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案 例。這五家企業的高層上司人在旅館房間密會，協定賴氨酸的銷售數量及價格。在司法部取得的監聽錄音中，ADM公司總裁稱該公司的口号是：“競争者是我們的朋友，顧客是我們的敵人。”這句話可以說正是各地卡特爾組織的座右銘。
如同跨國犯罪一樣，很難說誰有權起訴卡特爾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開會議定石油價格，要依據誰的法律來判定它們的行為違法？又有誰可以起訴它們？
除了形成卡特爾組織外，潛在競争者也可能形成種種限制性的商業慣例。
- 在一份價格維持（price maintenance）合約裡，制造商把東西賣給一群經銷商，堅持某個最低轉售價格，以防止經銷商彼此競争過頭。根據法律，制造商可合法“建議”最低價格，且停止銷售産品給經常暗中破壞建議價格的經銷商，但制造商不能“要求”最低價格，這兩種情況有微妙的差異。
- 當制造商要求經銷商隻能賣自己的産品，而不能賣競争者的産品時，稱作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如果其目的是鼓勵競争，例如
福特汽車經銷商與通用汽車經銷商競争，那麼這種交易是合法的。但如果制造商太強勢，這類獨家交易可能會遏制其他制造商的競争，而且可能會被判違法。
- 搭售（tie-in sale）或捆綁銷售（bundling），是指顧客隻有在買了某個産品時，才能買另一個産品。這可能是合法的，例如球隊的季賽聯票或是綁售的軟體包，但如果類似産品不能單獨購買，那就可能違法 了。
- 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是指既有廠商大幅削減價格， 幅度夠低且時間夠長，把新的競争者趕出市場後，再提高價格以達到獨占水準。在實務上，通常很難定義掠奪性定價與傳統的激烈價格競争之間的界限。
獨家交易、掠奪性定價等名詞的定義，也許看起來模糊且不确定， 但的确就是如此。關于違反競争行為的規定，總有一些灰色地帶。政府幹預可鼓勵更多競争，但政府幹預的範圍不斷引發争論。懷疑論者通常不贊同政府的反托拉斯行為，他們認為卡特爾組織會瓦解，而獨占廠商很快就會面臨競争壓力。他們認為，政府管理者可能會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而沒有采取對消費者最有利的行為。
然而，大多數人贊成強力執行反托拉斯法，并且相信政府會監督妨礙競争的大企業。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市場競争的支援度則不明确，例如美國對國家郵政服務公司作為獨占企業的态度。全球其他高收入國家已紛紛消除郵政獨占，允許競争。如果你贊成消滅壟斷，卻又怕給國家郵政服務公司帶來競争，那麼你可能需要再深思。
11 最佳的管制法或許就是解除管制
管制與解除管制：若能尊重激勵因素與市場力量，管制手段也可以運作得很好。
在某些産業中，市場競争不可能正常運作，反而會導緻所有廠商蒙受巨大損失而無以為繼。19世紀後期，美國鐵路産業蓬勃發展，建設鐵路的最大支出是鋪設鐵軌的成本，一旦鋪好，沿着鐵路運送商品的成本是很低的。如果一家公司在某地區擁有當地唯一一條鐵路，就可以索取高額運費，并拿高額利潤支付高股利，以吸引更多投資人出資鋪設更多鐵路，依此循環下去。到了1882年，彼此競争的鐵路公司已經鋪設大約9萬英裡的鐵路，但競争使得運價下跌，公司再也無力支付興建鐵路的成本。到了1900年，由私人企業鋪設的鐵路，有一半已經改由破産法 院15營運。是以，在20世紀，美國政府管制鐵路業，之後也基于相同理由管制航空業。
市場競争在公用事業中不易運作，為什麼？試着想象一個城市有四家自來水公司，城裡每棟建築物地底下有四組水管，因為每家公司各有一組。這是行不通的！再想象一下，有四倍的電線鋪設在街上，或是有四倍的電車軌道交織在城裡。很多水力、電力公司依法是民營的，但由政府密切管制着。
為何管制？怎麼管？
這些被管制的産業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必須依賴某種網絡建設。興建整體網絡的成本是較高的，而經營的成本通常是較低的。如果放任這些大企業不管，結果往往會變成壟斷。但另一方面，讓兩家或三家同類公司競争，一旦它們的基礎設施到位，就可能彼此競争而走向滅亡或是合并，結果仍然導緻獨占。這種情況即是“自然壟斷”，因為産出的模式是興建網絡的固定成本高，日後提供服務的成本低，是以很容易形成壟斷。
管制這類産業，沒有一套完美的方法，但某些方法會比較好。曆史上，公用事業定價最常見的方法是成本加成管制法（cost-plus regulation）：精算過公司的生産成本後，允許一個較低的獲利水準（通常以一般企業在競争市場可賺到的報酬為依據），且鎖定價格以便能獲
取該水準的利潤。這也是20世紀大部分時候，美國設定航空業和鐵路業價格的方法。成本加成管制法聽起來合理，但所提供的激勵并不吸引 人。在成本加成管制法下的廠商，不需想辦法削減成本或變得更有效 率，而且沒什麼動力去創新。更确切地說，在成本加成管制法下的廠 商，甚至有動力去拉高生産成本、興建龐大的新廠或雇用更多員工，因為其價格設定是以足以支付成本為前提的。
成本加成管制法的替代方案，是價格上限管制法（price-cap regulation）。在這個制度下，管制者（也就是政府）設定一個價格，讓被管制的廠商在未來幾年可以依此收費。例如，管制者設定電力公司在未來三年可以對消費者收取某費率，因為電力公司在未來幾年不需降 價，如果能自行降低成本，其利潤就能提高。當價格上限到期時，管制者會根據新的成本重新設定費率，以适用于新一輪期限。如此，廠商與消費者均可受益。
但是，當管制者開始以為他們的使命是保護産業利潤及其員工，而非保護市場競争與消費者時，任何的管制法都會面臨經濟學家所說
的“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的危險。管制者似乎經常會發展出一
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16（Stockholm Syndrome）——同情受管制的廠商，以緻其判斷力受到蒙蔽，無法保護消費者。
是以，在某些情況下，最佳的管制法就是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20世紀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初期，美國的某些産業經曆了一波解除管制，包括航空、銀行、貨運、石油、長途巴士、電話裝置、長途電話服務，以及鐵路。當這些産業解除管制後，它們不再是美好、整齊、有條理、每年都有可預見高水準獲利的市場。雖然如此，美國20世紀70年代解除管制的大型試驗，讓消費者的選擇如雨後春筍般多了起來，到了90年代末期，每年因降價讓消費者省下的錢高達500億美元。航空業重整為樞紐網絡系統，在城市間開出更多航班；貨運也建立了類似的樞紐網絡運輸系統，改善了運送效能；銀行業解除管制後，引進了自動櫃員機與彈性的金融服務；電信業則帶來了新技術的躍升。
你也許會說，這些改變，有的遲早會發生。畢竟科學在不斷發展， 就算沒有市場競争，智能手機與自動櫃員機這類新産品在技術上不是必然會出現嗎？可别急忙下定論。例如，自從電話發明之後，直到電信業解除管制的幾十年間，雖然技術上有巨大發展，但改變相當小。而今天的嬰兒在未來變成青少年時，甚至可能都不會認得什麼是有線電話。這些改變在一個管制市場都必然會發生嗎？我想這不是可預料的結果，至
少不會這麼快就發生。
當然，解除管制也是一種權衡取舍。當産業開放競争時，原本受到人為保護的勞動力市場也會面臨競争壓力，某些人的薪資會下降，因為貨運與電信産業在解除管制後，企業開始急速擴張，就業機會就增加 了。有些員工在解除管制後被遣散或減薪，因為他們從前的工資是基于政府限制競争的管制，才讓消費者付出較高的價格。
即使是在需要某種程度管制的情況下，被管制的産業也可以切割成幾部分，留給市場競争力量來運作，美國以前的電信獨占商AT&T的瓦解正是一例。AT&T的長途電話、裝置與研究部門，在競争者加入後， 的确變得更重視創新；而各地區的電話公司，對競争則表現得有點遲 鈍，直到随着新型手機與網絡技術的普及，競争态勢才更新。還有一些産業，若加入某種程度的競争，可能會對其有幫助，例如垃圾清運業， 各家廠商可以競标附近地區的合約；或是支援縣市政府的服務業，比如清潔服務、維修服務、自助餐館與物業管理。
電力業一直被視為自然壟斷，且被當作公用事業來管制，這得歸因于需鋪設電線網絡。但是，對電網的争論重點不在于如何生産電力。電網可能是由政府擁有且受管制，但廠商可以在供應能源方面競争，包括太陽能和風力等替代能源。英國從1989年開始對能源市場進行試驗，而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試圖解除電力管制，有些成功了（如賓夕法尼亞 州），有些則徹底失敗了（如加利福尼亞州）。
寬帶網絡産業具有自然壟斷的特性，廠商也需要建立一個高固定成本的網絡（鋪設纜線到每一戶），才能提供服務。是以，有人主張該産業應該借由獨占管制來提供服務。但是過去10年，通過各種可行的傳輸方法（有線電視纜線、光纖，甚至是無線），寬帶網絡産業也具備了市場競争的潛力。随着技術的快速演變，鼓勵多樣化技術會比政府標明一項技術然後加以管制來得更好。
市場競争的力量可以鼓勵創新與提高效率，并惠及消費者。但是， 在某些泾渭分明的情況下，當市場競争無法良好運作時，政府可以扮演有用的角色，作為經濟競争的仲裁者。政府也是安全标準、财務報告正确性與資訊揭露的合理仲裁者。當市場力量的結果似乎不受歡迎時，真正的挑戰是發掘根本問題，并據此設計對策。判斷該問題是有關壟斷、卡特爾、限制性的商業成規、自然壟斷、再也不需要管制的産業，還是需要某種服務的低收入群眾。與其采取極端贊成或反對管制的封閉态
度，更明智的做法應是見招拆招。如果政府單單施以管制手段，市場通常會運作得很差；當管制手段也能尊重激勵因素與市場力量時，它反而可能運作得很好。
12 主張絕對的零污染是不可行的
負外部性與環境：解決環境污染的方法，已經從指令與控制轉變為市場導向的激勵設計。
環保人士有時會把自由市場視為環境的敵人，其實自由市場并不是環境的最大敵人。相較于高收入、市場導向的國家，低收入、市場機制差的國家通常環境問題更嚴重。例如中國與蘇聯，便遭遇了嚴重的污染問題。同時，最近幾十年，即使是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美國的空氣和水的平均品質也有所改善。或許政府除了促成自由市場之外，也很适合提供法規背景，以確定幹淨的空氣和水。本章我們來研究污染經濟學， 觀察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這裡，核心的經濟學概念是“外部性”（externality），指在直接的買家與賣家之外，有第三方直接受到這筆交易的影響。自由市場的概 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基于買家與賣家會根據自身的最佳利益而行動。但是當市場交易對第三方（沒有選擇涉入該交易）不利時，主張自由市場會使所有人都受益的論點就不成立。
外部性可以是正面的或負面的。例如，你的鄰居正在舉辦宴會，找來一個很吵的樂團，鄰居快樂地享受音樂，樂團也開心地表演。至于 你，身為局外人，可能會有兩種反應：如果你喜歡這種音樂，那很棒， 你可以享受一場免費的音樂會；如果你不喜歡，那就不妙了，你隻好忍受（或是報警）。無論是哪種情況，你的鄰居和樂團之間的交易，都沒有考慮到你。
污染是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最重要的例子。在不受限制的市場交易中，廠商隻注意生産商品的私人成本，至于社會成本，是不用支付的生産成本，是以廠商不會将其納入考慮範圍。如果倒垃圾不必花一毛錢，廠商可能會制造很多垃圾；但如果必須付錢處理垃圾，那廠商自然會想辦法減少垃圾。同樣，與污染有關的公共政策會讓那些制造污染的人正視問題，把污染成本納入考慮範圍。
用激勵取代控制
“指令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是經濟學家專指這類管制政
策的用詞，它規定了可合法排放污染的最大量。20世紀70年代，美國早期的環保規章即是采用這個方法，當時通過了《清潔空氣法案》與《清潔水法案》，而且的确有效。根據美國環保局的統計資料，1970～2001 年間，空氣微粒含量減少了76%，二氧化硫減少了44%，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減少了38%，而一氧化碳減少了19%。空氣裡的鉛含量（對發育中的小孩特别有害）下降了98%，主要是因為使用了無鉛汽油。至于水的問題，檢測水質是比較難的，過去40年已普遍建立了更好的污水處理 廠，采取了更好的廢水處理措施，是以水質已經有大幅改善。
雖然有這些好消息，但指令與控制的環保規章仍有一些顯著缺點。其中之一就是，管制者可能會開始考慮産業利益，這是任何管制制度都可能出現的問題，例如先前讨論的管制俘虜的情境。此外，指令與控制的管制标準通常是無彈性的，甚至明确規定必須使用什麼技術來減少何種污染，也不會獎勵一開始就避免污染或把污染減少至法定标準以下的創新做法。
指令與控制管制法的替代方案，遵循了市場導向的環保政策大方 向。這些政策試圖以市場激勵來運作，而非指令廠商采取某種行動。這些政策有幾種方式，其一是對生産者每機關的污染課征污染稅或污染 費。這種費用對減少污染創造了明顯的激勵作用；而且不像指令與控制系統，它能鼓勵廠商持續尋找減少污染的方法，而非把污染量減少到低于法定範圍一點點就好。這個方法還有很高的彈性，允許生産者自行決定進行污染減排的最佳方法。
另一個市場導向的環保政策，是“可交易的許可”（marketable permit）制度。可交易的許可給污染者排放某個污染額度的法律權利， 且通常獲許可的污染量會随着時間遞減。如果污染者排放的污染量未超過許可額度，那麼剩下的額度就可以賣給别人，也就是“可交易”這個詞的意思。如果新的生産者想進入市場，它必須從某家現有廠商那裡購買污染額度。關于可交易的許可，美國已有一些成功案例，例如減少汽油中的鉛含量。許可額度就像污染稅一樣，提供動力讓廠商減少污染并創造更環保的技術，隻是它的激勵方式不是減稅，而是讓廠商通過污染減排行動而有機會賣出額度賺到錢。最近幾年，歐盟就試圖利用可交易的許可制度來減少大氣中的碳排放量。
市場導向環保政策的另一個選擇方案，就是以财産權（property right）做激勵。想想非洲大象或犀牛的保護問題，如果這些動物不屬于任何人所有，那麼它們對盜獵者和逐漸萎縮的栖息地都将毫無招架之
力。如果你宣布它們的栖息地為保護區，讓住在保護區附近的每個人都有來自觀光旅遊的經濟激勵去保護這個公園，那麼動物周遭的人們就有充分的經濟理由來保護它們。
過去的20～30年，環保政策已經從單純的指令與控制轉變成市場導向機制。一般而言，經濟學家偏好這些機制。
當今最大的環境議題之一，是二氧化碳與其他氣體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的威脅。從經濟與政治立場來看，它是一個有争議的話題。作為一個沒有任何氣候科學專業知識的經濟學家，以下是我的看法。
一些知名的氣候科學家相信，我們目前的碳排放水準提高了全球環境被嚴重破壞的風險。這個風險的機率與規模很難衡量，但是，當我們面臨巨大風險時，通常值得采取一些保險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保
險”的一種形式是找到方法來限制大氣中碳的含量。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用指令與控制來規範所有汽車的碳排放最大值，以及每公升燃料行車裡程數最小值。我們可以設定工廠與其他污染源的碳排放規則。此外， 我們可以制定碳排放稅。我們可以對工廠、精煉廠、汽車制造商等機關發行可交易的許可證。我們可以投資研發技術以消除空氣中的碳，或鼓勵發展不會排碳的替代能源。
然而，想出減少碳排放的方法不難，真正的困難是：用市場導向、彈性的方法來執行，用最低的經濟成本來限制碳排放。
對很多環保人士而言，這些處理污染的方法都沒有抓住重點，因為它們都不能達到零污染。從我務實的經濟學家角度來看，必須聲明零污染不是一個實際或有用的政策目标，零污染意味着關閉大部分産業和停止大多數經濟活動。我們所有的政策選擇，無論是指令與控制還是市場導向的環保政策，都需要允許存在一些污染。主張絕對的零污染是不可行的，也不夠理性。合理的政策目标是平衡生産效益與污染成本，換言之，讓生産的社會成本與社會效益彼此平衡。
13 自由市場并不保證會給發明者獎勵
正外部性與技術：即使有法律保護，創新成功的公司也隻能拿到它所創造價值的30%～40%。
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的第一項發明是投票計數器，性能非常好，但沒人買，于是他發誓：隻發明人們真正會買的東西。另一位近代科學家戈登·古爾德（Gordon Gould），他在1957年就産生了有關雷射的構想，卻延誤了申請專利的時間。雖然他有工作筆記足以證明自己是在什麼時候産生這個構想的，但他誤以為申請專利前，需要一個可運作的原型産品。等到他申請專利時，其他科學家已經将他的構想付諸實行。他花了20年和10萬美元的訴訟費，才從這項發明中賺到一些錢。
這個例子說明了為什麼自由市場隻能産生極少數的科學研究與創新
——自由市場并不保證會給發明者獎勵。想象一家公司正打算投入巨資研發一項新發明。如果計劃失敗，這家公司的淨利就會比競争者低，甚至可能因虧損而被迫退出市場。該計劃也有可能成功，但是，在完全沒有規範的自由市場中，競争者正好可以偷走這個創意。企業推動創新會産生研發費用，但無法保證增加收入。是以，它的淨利仍然會比競争者低，而且仍然可能被迫退出市場。
從概念上來說，新技術與環境污染正好相反。在前一章污染的例子中，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得忍受環境成本。就新技術而言，生産者與消費者交易之外的人，不需補償發明者就可從中受益。是以，創新是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一個例子。
推動創新的關鍵因素，是創新者從研發投資中得到大部分經濟利益的能力，經濟學家稱之為“專屬性”（appropriability）。如果發明者和廠商沒有從努力中獲得充分的回報，他們就不會做出太多創新。對污染等負外部性的适當措施，是找到一個使生産者正視社會成本的方法；相 反，對創新等正外部性的适當措施，則是幫忙補償生産者的創新成本。授予并保護知識産權是達成目标的一種機制。這樣的機制能幫助企業在一段時期内免于市場競争，讓企業得以暫時賺取比正常水準高的利潤， 以回報它們在創新方面的投資。
倒黴的發明家
在美國，知識産權的概念可回溯至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提到“國會有權促進科學與實用技藝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與發現，在一定期限給予專利權的保障”。美國國會運用這個權力創立了美國專利商标局（U.S.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和美國版權局
（U.S.Copyright Office），協助發明者保護這些權利。随着時間的推移，保護知識産權發展出四種形式：
- 專利（patent）是由政府授權，于特定、有限期間内（在美國通常是20年），獨家制造、銷售或使用一項發明的法律權利。
- 商标（trademark）是表明商品來源并幫助賣家建立商譽的字詞、名稱或符号。常見的商标例子有Chiquita（金吉達）香蕉品牌名稱，或Nike（耐克）的打鈎符号。目前，有超過80萬個商标在美國政府注冊。隻要商标仍然在使用，廠商就可以無限期地更新商标。若産品停止使用，該商标就會失效。
- 著作權（copyright）是以法律保護原創作品（包括文學、音樂、藝術），未獲作者同意，别人不能複制或使用。目前的著作權保護期限是作者終生有效，再加上70年。大體而言，專利法保護發明，著作權則保護圖書、歌曲與藝術。在某些領域，例如軟體，法律對到底要不要把它當作發明或作品來保護仍沒有定論。
- 商業機密（trade secret）是指配方、過程、裝置或資訊項目給予企業淩駕于競争者的優勢，它們不是常人所知或易于被發現的，企業會用合理的努力來保守機密。最有名的商業機密也許是可口可樂的配方，它不是用著作權法或專利法來保護，而是由公司自己來守護。竊取商業機密有很多種方式，1969年有一個著名案例，兩位攝影師駕駛飛機在杜邦化學廠上方盤旋，拍攝新的甲醇生産過程，結果被判竊取商業機密罪。法院裁決，杜邦以書面方式或使用圍牆與警衛等實際手段，已經用合理的距離來守護生産過程的秘密，是以從飛機上拍照屬于不适當取得商業機密的手段。
即使有專利、商标、著作權和商業機密等法律保護，創新成功的公司也隻能拿到它所創造價值的30%～40%，其他價值則會落入消費者或其他廠商口袋。發明者無法從發明中獲利的最著名的例子，也許是伊萊
- 惠特尼17（Eli Whitney）與他的軋棉機。惠特尼的發明取得了美國最早的專利之一，但因為軋棉機對南方經濟如此重要，社會（或者說是南方各州法院）就是不肯保護他的專利權。惠特尼挖苦地評論道：“一項發
明可以如此有價值，以至于對發明者毫無價值。”
美國政府一向運用一系列政策來補貼創新發明，它以獎金直接資助大學、私人研究機構和企業的科學研究。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2008年美國約有397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其中65%由産業支出， 25%由聯邦政府支出，其餘是非營利與教育部門（包括州立大學）。美國大部分的研發費用是由私人企業支出，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太空和國防研究的興起使得政府支出金額的比重縮減。企業投入研發的優勢之一，是它較能聚焦于短期内會有實質效益的應用技術。相反，政府資助的研發較偏重影響層面，尤其是可能跨多個産業，而且可能在最近幾十年不會看到回報，例如對實體學或生物學的觀念有所突破的研究。政府資助的研究經常會直接開放給公共領域，任何想要的人都可利用其研究成果。企業資助的研究通常受限于專利與商業機密法，是以在很多案例中，政府資助的研究通過市場經濟能更快地散播與應用。
另一個鼓勵研發的方法，是提供企業研發支出的稅負減免，它的優點是很有彈性。政府對研發的直接支出是指政府表态贊成或反對某些領域的研究，也許偏向于某種環保能源或醫療技術。研發的稅負減免措 施，使民間廠商得以自行發展研究領域。自1981年起，美國開始研發稅負減免，但因多屬短期，對提供産業從事長期的研發規劃而言，其激勵仍顯不足。
專利：保護創新，也阻礙創新
發明者是否有可能因為稅負減免、政府支付與知識産權保護法而獲得太多保護與太大利益？對此有一些争論。補貼創新的最終目的其實是使消費者受益，而非使廠商更容易長期賺到龐大利潤。至少有一些發明者有可能受到太多保護嗎？我們來看一些資料。
美國專利商标局每年核準20萬項專利，很多都隻花相當短的時間研究。企業拿到一項專利平均需要三年，但專利審查者在每個案件上隻花大約18個小時來決定是否核準專利。雖然審查時間短，但是在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仍積壓了75萬份專利申請書待審。有些申請書在中途必須修正才能核準，大約有85%的案件最後會取得專利。同一時期，全部專利隻有0.1%曾經發生實際訴訟。絕大多數的專利最後毫無經濟價值，但其中很少數的專利會産生非常大的經濟價值。此外，有些專利看起來很愚蠢，有家公司取得的一項專利，是用切下的面包皮來覆寫有花生奶油與果醬的三明治，它花了很長時間控告其他三明治生産者，最終沒能成
功。
專利是用來預防競争的，但對其他想進入市場的競争者而言，這些專利可能會變成巨大的（有時是永遠的）障礙，并且阻礙額外的創新。例如20世紀70年代初期，施樂公司在影印機的各種元件上取得了超過1700項專利。每當施樂改進影印機，就會為那個微小的改進申請專利。公司持續改進機器，且持續獲得新專利，是以沒有任何廠商可以進入影印機市場，因為沒有人可以通過所謂的“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70年代初期，美國反托拉斯當局說施樂濫用專利流程來創造獨占地位。施樂不承認犯罪，但同意放棄專利侵權訴訟，允許其他人使用其專利。果然，市場競争的水閘被打開，施樂在影印機市場的占有率從原本的95%掉到了1980年的50%以下。
專利叢林在某些産業中仍然是個問題，尤其是在制藥與複雜電子等高科技産業，它們的産品可能要依賴很多不同的專利。還要考慮的是， 新的創新經常建立在舊的創新上。如果你給目前的發明者很多權利以保護其創新，那麼你也可能阻礙了建立在那些發明上的創意發展。如果是由一群人合作取得專利，問題尤其嚴重，任何一位目前專利的擁有者都可以阻礙新的發明。
從幫助創新的立場來看，著作權保護期限也可能毫無理由地被延 長。1998年通過的《松尼波諾著作權保護期限延長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延長了美國的著作權保護期限，從創作人死後50年延長到70年。我們很難預測這額外的20年對個人創作者會有多大影響，但它的确對最悠久的創作将要進入公共領域的媒體帝國影響巨大，例如迪士尼将要失去對米老鼠的獨家使用權利。
經濟創新的最終目的不是要讨好創新者，而是要鼓勵穩定持續的創新，以提高社會的生活水準。創新使美國從19世紀的技術落後者，轉變為世界經濟強權，并且持續處于領先者的地位。創新對美國未來的經濟成功至關重要。
14 繳稅是用強迫的方式克服搭便車問題
公共物品：順着每個人自利的本性，将無法創造公共物品，是以政府必須征稅來建設。
你開車上班要經過高速公路嗎？如果你家失火了，當你撥911電話時，你期待有人接電話嗎？你可能不認為道路與消防局是商品，但經濟學家的确這麼想。我們每天都會用到一些公共物品，但很難設想要從市場競争機制下的私人企業那裡購買，典型的例子有國防、基礎研發、道路、警察和消防局。這些項目都歸類在經濟學家所說的“公共物
品”（public goods）中。
公共物品有兩個重要特性：它們是非競争性（nonrivalrous）與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非競争性是指商品本身不會因為更多人使用而變少。若是私人商品，例如一塊比薩，如果馬克斯吃了它，米歇爾就沒得吃了。拿國防做比較，馬克斯受到的國防保護，并不會降低米歇爾受保護的程度。非排他性是指賣家無法排除那些沒付錢也能使用商品的 人。那塊比薩是排他的，如果你不買，就不能吃。但如果某人不希望被國防保護，我們沒有實際可行的方法來排除他。
重要的是記住“公共物品”這個專有名詞對經濟學家來說有很特定的意義，它不是指由政府提供的有益的（good）每樣東西。另一點也很重要，要認清把某個東西歸類為非公共物品，不表示它就沒有公共政策面的經濟性争議。我們稱為公共物品的很多東西，也并非完全是非競争性或非排他性的，但它們已經接近這兩個特性，使得私人市場很難提供。例如：
- 公共保健方案（例如疫苗接種）是非競争性的，因為人口增加并不會降低預防傳染病的效益，而且它有非排他性，因為效益會延伸至全部人口。良好的道路系統為社會提供各種效益。除了收費道路外，我們很難排除使用它的人。此外，除非交通堵塞，否則我使用高速公路時并不會影響别人使用。科學研究（事實上，通常是創意）是非競争性的。如同托馬斯·傑
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言：“我将思想傳授他人，他人之所得，亦無損于我之所有；猶如一人引我的燭火點燭，光亮與他同在，我卻不是以身處黑暗。”
- 教育的很多好處不隻是針對受教育者，它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益， 讓我們生活在一個絕大多數成年人都可以閱讀和了解基礎數學運算的社會。
當某些人從公共物品中受益，卻沒有付出相對合理的成本時，經濟學家把這個問題稱作“搭便車”（free-rider）。若你要人們為道路付費， 就像為食品雜貨付費一樣，想象一下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在工業化國 家，人們知道，無論他們同意付費與否，都會鋪設道路，而且一旦鋪 好，政府便無法或不可能阻止他們使用。出于自利的本性，大多數人會希望由住在附近的人出錢鋪路，而道路大部分是非排他性且非競争性 的，是以自己就可以“搭便車”。但如果每個人都做出這個自利的決定， 結果就是沒有人會鋪路，也沒有人會受益。
搭便車的問題在經濟分析上非常重要。大部分時候，經濟學主張生産者與消費者順着自利的本性，就能為社會提供很多效益。但是，就公共物品而言，如果每個人都順着狹隘的自利本性，結果将更糟。
如果自利的市場運作行不通，那麼要如何創造公共物品呢？各種社會機制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舉例來說，公共廣播與公共電視如何生存？它們通常綜合運用社會壓力（認捐活動、大量郵件）和誘導（捐款感謝禮、會員福利與活動、特别節目）來說服你捐款。它們利用大衆對捐款者的認同，并且使沒捐款者感到些微愧疚，試圖克服搭便車的問 題。
政府課稅即是要求公民為公共物品付費，無論每位公民是否真的想要該種類與數量的公共物品。這适用于政府直接提供的商品（例如軍隊或法院系統），或間接由民間承包商提供的商品（例如道路與大樓）。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其實是政府收稅來支付這些商品，至于是由公務人員還是民間提供，則仍有待商榷。
繳稅是用強迫的方式克服搭便車問題：如果你不為公共物品納稅， 你就要坐牢，這些利益與成本是隐性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如果社會成員不用某種方式合力提供公共物品（經由政治或社會機制），則大家都會蒙受損失。
15 社會福利計劃是在援助與激勵之間拔河
貧窮與福利計劃：社會保障網不應是令人難以起身的吊床，而應能緩沖你掉落下來時的力道，并讓你再彈上去。
市場可以輕易地為某些人創造高收入，而讓其他人處于貧窮狀态。市場經濟中，會有一些幸運、占優勢、有才幹或是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最後擁有高收入；也會有一些不幸、居劣勢、有缺陷或是明顯懶惰的 人，最後陷入貧窮。
但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貧窮”是什麼意思？如何決定貧窮線或貧窮率？回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還沒有對貧窮做出官方定義。1963年對貧窮家庭的操作性定義是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這裡沒有因小孩數量或是單親、雙親家庭而做調整，而且事實上，并沒有強烈的理由支援這個數字，它隻不過是一個好看的整數。當時的統計學家兼經濟學家莫莉·奧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在社會保障總署任職，該機構的任務是讓社會福利能為窮人提供足夠的收入。而她先前在農業部的工作，是統計養活不同規模的家庭要花多少錢。奧珊斯基是以有創意地結合這兩個概念，以食物成本來決定生活成本，進而得出貧窮的定 義。
找出“貧窮線”的故事
奧珊斯基對貧窮的定義，是先确定給所有家庭成員提供基本飲食要花多少錢（采用此資料的優點在于，它會根據家庭規模自動調整）。首先，奧珊斯基用農業部的“節約食物計劃”，也就是必要食物的成本，根據年齡、小孩人數、父母人數等的變化，決定了62個不同類型家庭的食物預算，而且把農業家庭分開計算，因為他們可自己種植部分食物。
随後，奧珊斯基主張食物支出應該約占家庭預算的1/3。這個數字來源于1955年的一項研究，該研究發現1/3是全國家庭的平均值。她把每個類型家庭的食物預算乘以3，得出62個家庭類型的貧窮定義。接
着，她指出此系統背後的基本理由，那就是照料家庭涉及取舍的考慮。她說：“窮人不隻是較沒錢而已，他們的錢根本不夠用。窮人無法在花錢買一個生活必需品的同時，不從手裡拿走另一個。”如果人們要在生活必需品之間做取舍才能養家糊口，那麼就已符合貧窮的定義。
奧珊斯基請人口普查局計算有多少美國公民落在她定義的貧窮線之下。人口普查局之前公布過根據家庭規模調查的家庭收入，但沒有更細化的資料，比如戶主的性别、孩子的年齡等。最後，人口普查局估算 出，當年約有2000萬個美國小孩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
奧珊斯基的貧窮定義很快傳開，1964年首見于重要的政府報告， 1969年成為政府的官方定義，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隻有些微調整。個别針對農業家庭與女人當家的家庭所做的貧窮線在1981年廢止，并新增了有八個或九個小孩的家庭類型。
正如奧珊斯基所強調的，貧窮線定義的實際收入并不高。例如， 2010年四口之家（父母兩人和兩個小孩）的貧窮線是22，162美元。我們說這個家庭在食物上花了收入的1/3，也就是每年7387美元或是每天約20美元。每天三餐、每餐四人，可得出全年每人每餐約花1.66美元， 這的确不是一個很高的生活水準。
衡量貧窮的任何方式，都容易遭受一連串的質疑。舉例來說，奧珊斯基的公式是基于家庭把收入的1/3花在食物上的假設，但家庭對食物的平均支出在過去幾十年實際上是下降的，目前大約是1/5，然而，我們一直沒有改成用食物預算乘以5來計算貧窮線。此外，奧珊斯基使用的節約食物計劃，并不能代表每天的生活水準，它隻意味着家庭在一段有限時間内勉強糊口。很少有家庭會每天隻吃燕麥片、豆莢與甘藍組成的最基本的食物。
奧珊斯基設立的貧窮線，每年都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是以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上升。但為了反映經濟增長和我們生活在更富裕的社會，貧窮線是否也應該跟着上升？貧窮是和其他社會成員相比：我們難道不該在某種程度上和富人相比，借以定義窮人？是否要考慮科技帶來的影響？行動電話與家庭上網在21世紀屬于貧窮線生活水準的一部分 嗎？是否要考慮地理環境的不平等？高收入、高生活成本的地區（在美國，如加利福尼亞州或紐約州），貧窮線難道不該高一點？而在低收 入、低生活成本地區（在美國，如阿肯色州或南達科他州），難道不該稍低一點？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收入”。我們應該把醫療補助保險與食物券視為一種收入嗎？是否要考慮稅收減免，例如薪資收入租稅抵減
（EarnedIncome Credit）給“窮忙族”（又忙又窮的家庭）提供的額外收入？如果“窮忙族”沒有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險，這個家庭的收入是否比有
這項福利的家庭低？即使在書面上，他們的實得薪資是相同的。
你越深入思考，就會浮現越多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提出衡量貧窮的替代方案。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建議，借由觀察一般家庭在吃、穿、住方面的花費，把貧窮線設定為這筆費用的百分比。美國人口普查局根據多種定義，釋出了多種貧窮率的統計資料。但政府項目計劃是以官方定義的貧窮線決定符合資格者（例如醫療補助保險），這條線基本上仍然和奧珊斯基的原始方法相同，随着時間根據通脹率調整。
美國政府是以收入低于貧窮線的人口比重來計算貧窮率。1960年， 美國人口低于貧窮線的比重大約是22.2%。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快速成長期，這個比重顯著降低，1969年是12.1%，1973年是11.1%。但是， 70年代出現了經濟大衰退與高通脹，1982年，貧窮率上升到15%左右， 然後就停留在這附近，小幅波動直至1993年。在90年代後期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間，貧窮率再次下降，到了2004年是12.4%。當經濟衰退再次沖擊時，貧窮率提升到2008年的13.2%和2009年的14.3%。簡而言之，從20 世紀70年代起，在減少貧窮族群方面，沒有明顯進展。
有改變的是窮人的人口狀況。回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果必須用一個詞來形容窮人，那麼“老年人”會是一個合理的選項。由于社保終身俸、醫療照顧和類似計劃，這個詞不再适用于今日。老年族群的貧窮率現在已不會高于其他年齡層，特别貧窮族群最有可能是女人當家的單親家庭。
社會救助的兩難局面
幫助窮人的最佳方式是什麼？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當你思考貧窮問題時，上述這句話包含了重大的真相與巨大的困
境。很明顯，讓人自給自足比讓他産生依賴心更好，但是，在立即給人們幫助與幫他們學習自助之間有一種沖突：當你教人釣魚時，他想要吃的是什麼？在學習過程中，你需要給他魚吃，是等他學成之後，才停止給魚嗎？是否會有這個人拿走了魚，卻不學技術的潛在風險？
嘗試幫助這些低收入者的每個方法，都會遇到這個敏感問題。如果一個富裕的社會不幫助窮人，似乎是殘忍、不道德的，但如果社會幫助窮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窮人自力更生的動力。社會保障網不應該成為吊床，不應該成為很難進入或很難出來的東西，它應該更像高空
秋千表演者下方的安全網，緩沖你掉落下來的力道，幫助你再彈上去。
為了解這些權衡取舍，并使問題最小化，我們先提一個基本方案來幫助窮人：假設美國政府保證所有公民至少可獲得貧窮線的收入，即保證四口之家的雙親收入不低于22，162美元。如果賺不到這個收入，政府就會補足。這個提案除了似乎不夠慷慨之外，哪裡可能出錯？
這牽涉到激勵問題。如果家裡沒人工作，全家的總收入就是22， 162美元，全部來自政府。如果丈夫找到了全職工作，每年工作2000個小時，但每個小時隻能賺8美元，年收入就是16，000美元。他努力賺16，000美元的結果，是全家的收入被提升到了22，162美元（你猜對 了），正好和他完全不工作是相同的。我們假設妻子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每年賺到了額外的8000美元，這使得全家的收入變成了24，000美元，高于貧窮線。現在，這對夫婦每年的工作總時數是3000個小時，而他們的總收入隻比他們都不工作時多出1800美元。此外，如果他們兩人都去上班，可能會有額外的小孩看護費與交通費支出，而且還要繳稅。相較于他們都沒工作的結果，他們很可能甯願不外出賺錢。
經濟學家把這個問題稱作“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政府在一個人賺到額外收入時減少他的福利，就會産生負所得稅。把這個概念和熟悉的正所得稅對比，正所得稅是指你賺錢時，政府拿走其中一部分。這兩種稅都會降低工作動力。在這個例子中，負所得稅設定為100%，也就是每當這個家庭賺到1美元（在達到貧窮線之前），他們就失去政府福利中的1美元。對這個家庭來說，他們沒有動機去做一份低薪工作，沒有動力跨出就業的第一步，因為他們去工作其實并沒賺到 錢。若負所得稅較高，就會導緻貧窮陷阱。
你可能會認為這隻是個有趣的假設，傻子才會設立一個讓工作者沒有回報的福利制度。事實上，美國政府正是這麼做的。美國的主要福利計劃——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FDC），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提供100%的負所得稅，實際情況甚至比剛才的例子更糟。外出工作的家庭不僅在賺到1美元的時候失去AFDC的1美元，而且還損失了食物券與醫療補助保險等福利。更甚的是，有收入的人還要為工作賺到的錢繳納正所得稅，進一步減少了實得薪資。換句話說，這麼多年來，負所得稅是高于100%的！
如何解決貧窮陷阱？有幾個方法可用。其一是逐漸淘汰新近就業家庭的福利。在這個概念下，1996年推出的貧困家庭臨時補助（TANF）
取代了AFDC。這個新計劃雖然會根據各州的情況調整，但每賺1美元時，TANF的福利通常隻減少50%，而非以往的100%。50%的負所得稅仍然很夠嗆，但至少讓他們有一些動力出去工作。
美國運用的另一項政策是薪資收入租稅抵減，當低收入家庭賺錢 時，給其額外的收入，以抵消政府撤回的其他福利。對于單身的沒有小孩的工作者，這個方案在2010年的運作方式如下：當你賺到的收入沒有達到12，590美元時，你會得到額外40%的退稅（最高為5036美元）。當收入介于12，590美元與16，450美元之間時，你會得到5036美元的退稅，相當于收入在12，590美元時所得到的，不多不少。超過16，450美元時，福利就會減少，你每多賺1美元，退稅金額就會比原本少21美
分。收入在16，450美元以上，就産生了負所得稅。這樣，随着收入的
提高，福利也在逐漸退出了。有趣的是，經由薪資收入租稅抵減所支付的金額，在2006年約為410億美元，遠大于當年支付的福利金額。
為了避開對工作的反向激勵（negative incentive）問題，美國嘗試的另一種方式是要求人們去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中期， 各州通過一連串的福利改革，要求得到福利的人回去工作（或參加職業教育訓練計劃），通常是在申請到福利的兩年内。這些改革也削減終生福 利，通常是改為五年。1996年，得到福利的人要去工作的規定，被并入新推出的TANF計劃。1994年，大約有1400萬人享有原先的AFDC福利計劃。在2001年經濟衰退之後，獲得TANF的人低于600萬。
避免貧窮陷阱的另一種方式是提供實物的幫助，意即以某種非現金的服務來支援，醫療補助保險與食物券都屬此類。這種方法經常受到政界的歡迎，因為它們似乎意味着窮人不會輕率地使用公共援助。但經濟學家指出，實物幫助也有激勵的問題。舉例來說，醫療補助保險可能會導緻“就業鎖定”，你會擔心換到獲得更多薪水但沒有健康保險的工作， 理由是你可能會是以失去醫療補助保險福利的資格。
貧困家庭臨時補助、薪資收入租稅抵減、醫療補助保險與食物券， 并非美國政府對窮人的全部協助。還有幾十個聯邦計劃，其對象資格是基于收入水準的，從住宅補貼、學校午餐到家庭能源的協助都有。這些計劃導緻了援助與激勵之間的潛在取舍。其中有些計劃，我們不太擔心取舍，例如，我們不期望老年人或學齡兒童去上班。但我們仍然要意識到，大多數計劃都在援助與激勵之間拔河，最終的目标應該不隻是配置設定金錢，讓人們有高于貧窮線的收入，而是幫助人們發展他們需要的技 能，讓他們在不斷變動與成長的社會裡謀生。
16 什麼樣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
收入不均：根據研究估計，收入不均的擴大，約有兩成是由全球化對工資造成的壓力導緻的。
貧窮與收入不均（inequality）的主題經常糾纏在一起，但它們完全是兩回事。正如我們讨論過的，貧窮是指收入低于某個水準。收入不均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貧窮率下降時，很有可能社會貧富不均的程度便會加劇。例如，經濟強勁增長，會幫助窮人變得稍微有點錢，但會讓富人變得更有錢。同樣，當股市大跌、經濟衰退時，很可能窮人會稍微變窮一點，但富人可能會輸個精光；在這種情況下，貧窮率提高了，但收入不均程度反而下降了。
基本上，人們出于不同理由而關心貧窮與收入不均問題。貧窮讓人們沒有能力負擔基本的生活必需消費，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影響人們對公平性的感受。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報酬和不平等不應該受到出生、家庭背景甚或運氣的擺布，而應該與人們的努力和技能有合理的因果關系。
家戶收入5等份評估法
為了衡量收入不均，我們需要用一些方式來描述整體收入配置設定
（income distribution）的狀況，而不隻是收入低的族群。标準方法是把收入配置設定分成5等份、10等份甚至100等份，然後算出每一等份的人的收入占整體收入的比重。為了簡化，我們将采用5等份評估法（有一些情況會用到前5%的族群），如果收入配置設定的每一等份都恰好是那一年總收入的20%，那麼收入就是平均配置設定的。
來看看美國社會，最低收入組所得收入的比重遠低于總收入的20%，而最高收入組所得收入的比重遠大于20%。2009年，美國收入配置設定的最低收入組占總收入的3.9%，第二低收入組占9.4%，中間收入組占15.3%，第二高收入組占23.2%，最高收入組（收入高于10萬美元的家 庭）占總收入的48.2%。如果你進一步觀察最高收入組，屬于收入配置設定前5%的族群（2009年，收入高于18萬美元的家庭），其收入就占了社會總收入的20.7%。
20世紀70年代以來，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有增加的趨
勢。1975年，最高收入組占到總收入的40.7%，1985年占到43.1%，1995 年占到46.5%，2000年占到47.7%，而在2009年更高了一些，占到
48.2%。最高收入組占總收入的比重多了7個百分點，這是相當大的變化，而且如果你更仔細地觀察最高收入組，會發現增加的7個百分點幾乎全跑到收入配置設定前5%的族群中去了。
這樣的收入不均，應該成為公共政策議題嗎？某種程度的收入不均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舉例來說，人們通常在20多歲時賺得比50多歲時 少，退休後，收入将再次下降。是以，在整個人口中，會有一些随着年齡而來的收入變化。從某一年到下一年，你會看到變化發生，人們可能會有特别好或特别壞的一年，不同的産業（建築、農藝、投資、電子） 也會有好或壞的年頭。而且，人們會對自己的獲利能力有一些選擇，例如選擇何種職業生涯、工作多少小時、做幾份工作等等。在某種程度 上，這些選擇都會導緻收入不均。完美的平等不是一個可達成的目标， 較好的問題可能是：目前收入不均的程度合理嗎？
問題在于“流動性”
處理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是觀察收入配置設定的流動性。在任何時 候，收入配置設定都是一個概況，它告訴你在某個時間點，人們位于哪裡， 而非他們正在向上、向下或是穩定發展。人們随着時間移動的迹象，表明他們不會一直陷入某個收入水準。為了研究人們在收入配置設定中的移動情況，你需要持續追蹤同一批人，大部分政府不會做這種調查，它們聚焦于整個人口，而非個人。然而，密歇根大學的收入動态追蹤調查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從1968年起就持續追蹤美國
人口的代表性樣本。
PSID資料顯示了人們在收入配置設定5等份之間的合理移動量，但這種移動大多是在一個或兩個等份之間發生。處于收入配置設定最底層的人會上移一點，但他們很少能持續移動到最上層。同樣，處于收入配置設定最上層的人可能會後退，但他們很少會一直退到最底層。流動性的比率，并未随着時間改變太多。比較過去30多年，美國人并沒有比其他國家呈現出更多的隔代流動性（也就是說，子輩容易和父輩保持同樣的或相近的經濟地位）。是以，雖然收入不均的程度逐漸加劇，且有一些流動性，但更大的流動性不會抵消惡化的收入配置設定。
是什麼因素驅使美國的收入不均在過去30多年加劇？全世界大部分的高收入經濟體，在同一時間，收入不均也有一些增加。最大的理由似
乎是資訊與通信技術的改變，以及它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如同本書讨論過的，勞動力市場不是一個龐大僵化的市場，而是由很多不同市場組成的，例如建築勞工市場、醫生市場等等。技術勞工的供給量随着時間逐漸增加，今天的學生比起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更可能完成高中學業，而且至少可以繼續上大學。但是，科技的非凡發展也明顯增加了對技術勞工的需求。舉例來說，資訊科技明顯提升了技術人員的生産力，使用試算表軟體編制财務報表的人可以告訴你其中的差 異。相反，薪資水準較低的那一端，很多低技術含量的工作都消失了， 因為科技進步減少了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
科技并不是收入不均惡化的唯一原因。進出口貿易（或全球化）的增加，意味着美國的勞工必須更直接地和低工資國家的勞工競争，這會壓低企業對美國低技術勞工的需求與工資。根據研究估計，收入不均的擴大，約有兩成是由全球化對工資造成的壓力導緻的。
工會的減少已經改變了美國的收入配置設定，而且導緻收入不均擴大。在曆史上，工會可促使收入平均配置設定。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約1/3的美國勞動力加入了工會。到了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工會成員的比例掉到了13%左右；如果把公家機關的工會（例如教師工會）排除在外，隻有8%的民間部門的勞工加入了工會。
什麼公共政策可以減少收入不均？一個顯而易見的辦法，是對高收入的人課征重稅。有趣的是，随着收入不均的擴大，那些高收入的人繳納的聯邦政府稅金的比重也顯著增加。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 據，1980年，收入排行前20%的人的納稅額，占聯邦政府總稅收的56.3%，其中不僅包括所得稅，也包括社保、醫療保險、消費稅，以及他們最後通過公司所得稅間接支付的錢。到了1990年，這個比重上升至57.9%，1995年占到61.9%，2000年占到66.7%，2007年占到68.9%。如果隻看收入排行前5%的家庭，他們在2007年所繳的稅，占聯邦政府總稅收的44.3%。總之，那些收入較高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收入，但他們繳納稅金的比重也增加了。
無論用什麼形式，把更多的金錢配置設定給窮人都會減少收入不均，但如同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讨論的，這類政策必須小心設計，才能維持就業動機。重新配置設定可能也無法解決收入不均擴大的社會根本問題，例如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不一樣。
有些人大力提倡擴大薪資收入租稅抵減制度，這個概念是，如果某人全職工作，那麼我們應該確定他賺到像樣的工資。積極采用這個政策工具來減少收入不均，可能要付出高昂代價，但它可能也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好處，例如家庭穩定以及相關社會問題的減少。
用于減少收入不均的政府預算，不一定要直接付現金給貧窮家庭。可采取擴大公立學校或學校午餐計劃預算的形式。在某些地區，可以擴大公共交通，低收入家庭往往會比其他人更常使用。政府可以花更多的錢保護小區的公共安全，例如在低收入地區配置更多警力。政府可以在公共領域投入更多資源，例如圖書館、公園、學校（尤其是課後輔導計劃）和小區活動中心等。這類措施不是直接把錢配置設定給中低收入的家 庭，但它們會增加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的安全程度，這才是低收入家庭急需的。雖然收入不均逐年惡化使我煩惱，但我比較擔憂的是窮人每天面對的生活條件，而不是富人的高收入。
17 品牌可以讓消費者對品質比較放心
資訊不完全與保險：資訊不完全造成了保險市場難以解決的失衡問題。
想象一下，你打算買部二手車，但對于汽車引擎根本一無所知。你知道你的資訊不完全，是以去讀了《消費者報告》，上了一些網站，甚至花錢找技師檢查汽車，但你仍無法确定車況。想象你發現有兩部車是自己想要的款式，外觀差不多，有一部的價格接近預算，另一部隻要1/3的價錢。你會買哪一部？你會買價格跟你的預算差不多的那部車， 還是如此便宜的那部呢？
在一個資訊完全（perfect information）的世界，你的資訊告訴你這兩部車是一樣的，買下便宜的那部，你就賺到了！而在一個資訊不完全
（imperfect information）的世界，你得擔心很低的價格也許表示另有玄機，也許代表掌握資訊比你多的人認為那部低價汽車是不良品。因為資訊不完全，買家很難做決定。
市場上出現有意願的買家和有意願的賣家，一般情況下假設雙方都明白自己得到的是什麼而自願交易。你給肉販10美元，肉販給你一塊鮮美的肉。然而，現實世界充滿了資訊不完全的情況，這可能會對市場運作方式造成問題。
想象一下，你在公司負責雇用員工，有應征者在工作申請表的“期望待遇”欄填了一個數字，是你設定的薪資預算的一半。這個價格真劃算！你收集這個人更多的資訊，如履曆、推薦人等。但在那天下班前， 你仍覺得不踏實。你的資訊不完全，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員 工。你應該雇用他嗎？他願意為了你薪資預算五折的價碼來工作，表示他遲早會出亂子嗎？你就是無法确切知道。由于資訊不完全，風險和不确定因素就會來攪局。
再想象你在銀行負責放款，有一個申請人說：“我真的很想要這筆貸款，是以我願意每年付給銀行比行情高10%的利息。”當然，你可以收集這位貸款人的财務資訊和公司資訊，但是，貸款給一個願意付很高利息的人，你有什麼感覺？也許你會說：“這對銀行似乎是很棒的交
易，就放款給你吧。”但你更可能推測：“這個人似乎很急切，他的風險
可能會很高，而且他心裡有數。如果他違約拖欠，即使利息很高，對我或銀行也都沒有任何好處。”
市場上有各種試圖減少資訊不完全的方法。萬一産品的功效不像廣告所宣稱的那樣，公司的擔保、保證和服務合約将有助于承擔消費者的風險；商标和品牌則可以讓消費者對商品品質比較放心。在勞動力市 場，履曆和推薦人有助于減少資訊不完全的問題，教師、護士、會計 師、律師、實體治療師和不動産經紀人持有的資質證明也是如此。在金融市場，信用評級、放款擔保人和抵押品等機制也有一樣的效果。
政府介入與制定資訊披露的規則，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機制能讓市場順利運作，例如，政府規定食品包裝上要标示成分，以使消費者在選購時能有更充分的資訊做參考；或要求企業披露某些财務資訊并接受外部查賬。然而，有些規範引發了争論。很重要的一例是，資訊不完全造成了保險市場難以解決的失衡問題。
道德風險與逆選擇
保險市場包括個人保險（例如健康保險、汽車保險、财産保險、人壽保險）和社會保險（例如社保終身俸、失業保險、職業災害補償、災難救濟）。保險提供者必須估計買家出事後要求賠償的風險，但是，關于誰會遭遇什麼事的資訊相當不完全，是以保險市場可能面臨危機。
為了了解這個難題，我們先來看看保險的運作方式。根據統計，我們知道一個群體裡有多少比例的成員可能發生某件憾事，但我們不确定該群體裡哪個人會出事。當人們購買保險時，他們把錢投入一個共享的基金池，這筆基金被用來賠償遭遇不幸的人。
拿一個簡單的汽車保險案例來說。假定某個群體有1000個駕駛人， 保險公司可以把他們分成四組。其中900人在一年内不會發生任何事
故；50人隻會遇到一些車門凹陷或掉漆等極小型的事故，平均每人要花
100美元；另外30人會發生中型事故，平均每人要花1000美元；剩下的
20人會發生大型事故，平均每人的損害要花15，000美元。保險公司知道這些資料，但它不知道哪個駕駛人在年底會出現在哪一組。
看看這些統計數字，保險公司每年需要花費在這群駕駛人身上的總支出是多少？如果計算可能會發生的所有成本，将是335，000美元。是以，如果這1000個駕駛人，每人每年支付的保險費是335美元，那麼保
險公司就會獲得它所需要的335，000美元，足以負擔即将發生的所有事故的總成本。當然，這個計算忽略了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保險公司在提供這項服務時，需要支付員工薪資和經營費用，而且理論上要賺一點利潤。第二，在收到保費和支付理賠的時間之間，保險公司可以将這筆錢投資于金融市場并賺取報酬。但是，對很多保險公司來說，每年公司的營運成本與轉投資的報酬差不多持平，是以，把公司收進來的保險費和付出去的理賠金做比較是公平的。
其實，上述的保險市場隐含着一個基本規則：平均一個人在一段時期内投入保險的錢，必須非常接近他在這段時期拿到的保險金。
保險公司的支出通常會跑到理賠金高的一小部分客戶手中。在剛才提到的例子中，335，000美元裡有300，000美元是付給這1000個人中的20個人的，他們隻占2%。是以，在一年結束時，那20個人會覺得買保險賺到了，但絕大多數人可能會覺得他們付錢給這個系統，卻沒有拿回多少。同樣的道理也适用于健康險、财産險或其他保險。
到目前為止，我們是假設群體中的任何一個人發生負面事件的機會是随機且相等的。如果不是這麼一回事呢？發生像車禍這樣的倒黴事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受到人們自己行為的影響。無論保險公司多麼仔細地收集資訊，這個資訊都是不完全的。是以，會出現幾個問題。
第一個主要問題叫作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意思是擁有保險會使人不太會采取預防措施來避免或阻止壞事發生。被保險人較沒有動機改變習慣或改善條件，以緻對壞事更無招架之力。例如，擁有高額火災保險的工廠可能不會太在乎老舊廠房的防火問題，投保盜竊險的人不太可能會購置保安系統。擁有健康保險的人，每當鼻塞或咳嗽時，會比沒有健康保險的人更可能去就醫。道德風險這個抑制因素，使得保險公司的總支出比它們應有的支出高。
保險市場的另一個重大議題是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特别可能遭遇壞事的人更可能購買保險，而風險很低的人不太可能會購買。如果保險公司隻是以平均損失來設定保險價格，那麼知道自己比一般人安全的那些人就會退出市場，或者頂多購買最低保額的保險；另一方面， 保險公司将承保較多風險偏高的人。保險公司吸引了高風險客戶，就需要提高保費，但保費一旦提高，低風險和中風險的客戶就會退出，或是縮小投保範圍。因為逆選擇現象，保險變成了一種遊戲，不再是分散全體保險人的風險；而保險公司則想要選擇低風險客戶，排除高風險客
戶。
保險方案中有各種方式來解決道德風險和逆選擇問題。排除條款、部分負擔和共同保險可以把一些财務風險轉回客戶身上，而且可以鼓勵客戶盡量減少有道德風險的行為。曾有健康保險的相關研究顯示，當一群病人有适度的部分負擔而另一群病人沒有時，有部分負擔者使用的醫療資源會少1/3，實際上這兩群病人的健康狀況是相似的。
為了降低風險，保險公司可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取得更多的客戶。客戶越多，越有可能使低風險的客戶保持在一個良好比例，以抵消高風險族群的影響。是以，通過雇主買健康保險會比自己去買更便宜，而大公司裡員工的健康保險也會比小公司的更便宜。汽車車主投保幾乎是強制性的，低風險的駕駛人無法退出市場，這也能減輕整體風險。
棘手的難題
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健康保險市場本身存在的資訊不完全問題， 多由國家控制的醫療體系來處理。這些國家以各種方式建立整體計劃， 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現象，那就是醫療領域中資訊不完全的問題很嚴重， 以緻自由市場無力解決。除了美國以外，全世界的政府都是借由控制醫療供給量、何時應該提供醫療以及應該花費的金額，來處理道德風險的問題。這些國家還把全國的人都納入保險範圍，借此處理逆選擇的問 題。
你也許知道，美國在醫療領域花費的錢，比全世界任何工業國家都多很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2007年美國的醫療支出
（包括私人和政府提供的資金）大約是每人7300美元。相較之下，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每人支出介于2700～3900美元之間。醫療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GDP）的比重，美國是15.7%，加拿大、法國和德國介于10%～11%，日本和英國大約是8%。總之，美國醫療領域的人均支出是經濟實力相當的其他國家的兩倍。
上述情況一般解釋為美國的醫療服務和醫療研究都有優秀的品質。無論是制藥還是裝置方面的創新，都有較好的報酬，醫生與護士的辛勞及教育投資也有較高的回報。然而，我們看不出美國的醫療品質比别人好兩倍。美國醫療領域的高額支出似乎看不到顯著效果，尤其是考慮到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仍有4000萬美國人根本沒有健康保險。
資訊不完全的難題，并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在美國，政府幾十年來已是醫療計劃的最大支援者，例如衛生保健（給老年人）、醫療補助（給窮人）、榮民福利以及公務人員保險。2010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目标是擴大健康保險的範圍并抑制成本。落實該法案确有争議，它會使美國投入醫療市場的程度更深。同一時期，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比美國更深入醫療市場，而且正試圖在醫療系統中置入更大的競争性和成本意識。沒有哪個國家對醫療系統完全滿意，也沒有人找到神奇的方法與制度架構，可以在擴大承保範圍的同時，遏制醫療成本的上升。
18 誰能監督代理人？
公司與政府治理：最不信任公司治理的人，最有可能相信政府可以監督公司。
有些人信任企業，但不信任政府；有些人信任政治領袖，但不信任民營企業。經濟學家則對誰都不信任。雖然企業領袖有能力以低廉的價格提供高品質的商品與服務，并為員工提供好工作，政治家則能在符合公衆最大利益的原則下制定有遠見的法案，但我們也知道有些企業上司人會搞垮公司以自肥，有些政治人物對保住官位和收回扣的興趣，遠大于為民謀福利。這正是治理的議題，企業和政府組織要如何治理？什麼樣的激勵會對它們的上司者産生效果？
經濟學家所說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分析架構，可以用來分析治理議題。在代理人問題中，委托人這一方想激勵對方，也就是讓代理人以某種方式盡力工作。在政治領域，公民是委托 人，而政治人物是代理人，政治人物在理論上應依公民利益而行動。以公司而言，股東是委托人，而經營者是代理人，經營者按理應該為股東利益而做事。雇主和員工的關系，也有代理人問題。
代理人問題通常涉及資訊不完全，委托人很難知道代理人是否努力
（或有效率地）工作，或是依委托人的最佳利益來做事。以雇用為例， 從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觀點來看代理人的産出都十厘清楚時（這位員工可能安裝汽車風擋玻璃、銷售辦公用品或采收農産品），委托人和代理人可以商定根據産出來支付薪水。但大部分時候，産出不是完全看得見 的。研究員的産出是什麼？快餐店店員的産出是什麼？相對于代理人， 團隊其他成員的産出是什麼？你如何處理員工無法控制的情況，例如裝置故障或沒有客戶上門。大部分情況下，雇主在計算薪資福利時，很難排除主觀因素。
誰能監督代理人？
評估企業和政府上司人的産出績效，難度可能更高。企業目前的情況或政局的好壞是可以客觀評斷的，也許優秀的上司阻止了壞的局面變得更壞，差勁的上司則會讓好的局面無法更上一層樓。公司股東或選民要如何辨識個中差異？在企業和政治的代理人問題中，還有另一個問題
是委托人數量龐大，以至出現“搭便車”現象。對任一個别委托人來說， 監督代理人可能要花費很大的精力。畢竟，在數千位股東或數百萬位選民中，為什麼是你花時間、成本和力氣來監督公司或政府上司人的績效呢？此外，單一股東或選民的意見可能對代理人沒有限制力，除非該股東或選民獲得許多委托人的支援。換句話說，如果個别委托人缺乏控制代理人的力量，那麼代理人将缺乏動力完成有利于委托人的事。
近年來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安然18（Enron）公司。安然是從事天然氣和電力相關商品買賣的公司，2000年12月31日的股價是83美元。之前其股價在1998年上漲37%，1999年上漲56%，2000年上漲87%。好事接踵而至，安然因為它的網絡交易和長期契約政策，被《财富》雜志的“最受尊崇公司調查”評選為“美國最具創新力的大企業”。到了2001年12月2 日，安然卻申請破産，且因詐欺罪而遭到司法調查。
一家公司怎麼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标杆企業重重跌落，落得進階主管成階下囚的下場？當時有什麼預防措施運作失靈嗎？首先，個别股東缺乏控制力和動機來監督進階主管。在大部分公司中，股東選出一個董事會來直接負責雇用和監督進階主管，但通常來說，同樣一批進階主管也決定了董事會的成員。公司董事會的獨立性和中立性是值得質疑的。董事會成員不是全職的，其主要任務是參與年度的一些大型會議， 而會議的資訊和議程是由同樣一批進階主管安排的（你猜對了）。因 此，雖然積極的董事會可以監督公司，但能做的有限。
上市公司依法必須被審計，且必須公布财務資訊。然而，在安然公司瓦解後，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有些稽核人員并沒有如股東期待的那樣積極監督公司的财務。畢竟，稽核人員是為公司工作，拿公司薪水，同時要監督公司運作。我認為有些會計師可能會産生類似稅務律師的心 态，稅務律師的工作是鑽稅務法規的空子，想出方法逃稅，有些會計師似乎也覺得他們需要為公司釋出一些獲利數字（不管現實情況如何）。安然的外部審計——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在2000 年從安然得到5200萬美元的服務費，這筆錢無非就是協助安然的進階主管脫困的誘因。
監督進階主管的另一個可能是外部的重要投資人，例如持有大批股票的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對公司的投資越大，越有動力去注意公司的經營。但在安然案中，大型投資人也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2000年年 底，約60%的安然股票是由大型投資人持有的。2001年10月，在公司危機浮上台面的數個月之後，大型投資人仍然持有約六成的安然股票。大
型投資人既沒快速反應，也沒積極監督。
還有誰可以監督大公司的進階主管？在現代金融市場，給投資人操作建議的股票分析師、放款給企業的銀行、财經媒體記者，這群人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評估公司的健康狀況，也有力量來監督進階主管。例如2001年3月，《财富》雜志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質疑安然案，但沒有多少負責監督的“看門狗”跟着吠，因為股票分析師的薪資及資訊管道仍取決于與公司的合作關系。同樣的道理也發生在記者和銀行家身上。沒有人想在宴會上惹是生非，否則以後就會被拒絕來往。
股票期權一度被用來激勵進階主管認真為股東利益打拼，它的概念是，如果進階主管擁有很多股票，他們就會更有意願提高股價。進階主管的股票選擇權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非常流行，但它不一定會改善經營績效。有些主管盡其所能拉擡公司的短期股價（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包括欺詐），在跌價前賣出股票，留下爛攤子給其他股東收拾。
2002年，安然案及其他類似災難爆發後，美國國會通過了《薩班 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公司治理的制度上加入新規定，包括董事會的選任方式、審計師和股票分析師的規定，以及官方的會計監管委員會。這些規則可能有幫助，但需要成本，它們距離解決公司治理的代理人問題還很遙遠。進階主管仍有強烈的動機去釋出高利潤資訊并領取高薪，很多進階主管的監督者仍有強烈的動機避免得罪影響他們職業生涯的這些幕後之人。看看一些銀行、金融機構在2007～ 2009年經濟衰退前的不良放款及财務決策，就知道公司治理的大問題仍然存在。
代理人制度常失靈
把話題轉移到政府治理。最不信任公司治理的人，反而最有可能相信政府可以監督公司去履行企業責任。但經濟學家指出，公司和政府都會出現類似的治理問題。
我們已知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可能扮演多重角色，以公共權力改善社會福利：抑制壟斷廠商、阻止公司的違法競争行為、減少污染、扶持科技産業、提供公共物品、對抗貧窮和收入不均，以及處理資訊不完全的問題。民主國家應該遵循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時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依民主的簡單理論，選民選舉和監督官員，但實際上，很多人根本不投票。最近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2012年），達到投票年齡的
公民隻有一半多一點去投了票。2008年的選舉隻有57%的投票率，2004 年隻有55%，2000年隻有51%。在都會區真的去投了票的人，通常隻有當地選民的1/4～1/3。
人們為什麼不投票？不論何種規模的選舉，勝敗差距都是以幾百、幾千甚至數百萬票來衡量的，一個理性的選民知道自己的一票不可能造成差異，是以很多人不關注選情或投票。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斯19（Anthony Downs）在《民主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民主國家的很多公民來說，無論政治資訊本身透露了什麼，理性的行為是絕不考慮對該資訊多花費成本。不管該免費資訊對理性的公民透露政黨之間的差距有多明顯，或自己還不确定要支援哪一黨，他都明白自己的一票幾乎沒有機會影響選舉結果。
即使是過去十年來幾場驚心動魄、票數接近的選舉，差距也有幾百或幾千票，而不是你那一票。
為拉升投票率，常見的方案包括延長投票時間、将選舉日定在周 末，以及放寬缺席投票的規定。雖然美國已經朝這個大方向努力了數十年，使投票越來越簡單，但仍沒看到投票率有任何提高的迹象。
如果大多數人都不表露心聲，有誰會呢？答案是特殊利益團體。它們人數雖少，但組織健全，可能會對立法議員施壓，犧牲别人的利益而制定對其有利的公共政策。為了這些特殊利益團體，政治人物可以挾選票的力量制定法律，以使單一特定區域受益，地方建設經費即是一例， 此時民主制度面臨好處集中在有限地區，而成本由全國人民負擔的問 題。
專項撥款，也稱為“政治分肥支出”（pork-barrel spending），是另一個例子。這是對民主的挑戰，利益集中在有限的地方，成本卻要廣 攤。專項撥款的利益是明顯的，有利于撥款地區的選民，但成本要由全國來承擔。也有幾個不同地區的立法議員聯合起來，共同努力讓一項法案通過，大的交通設施項目的立案往往就是這樣，受益的是這些立法議員代表的幾個地區。政府國防預算的通過，也是軍事基地和武器承包商所在地區的立法議員們極力推動的結果。
除了投票率低和特殊利益團體的問題，當出現多重選擇時，選舉結
果可能無法反映多數人的偏好。例如，假設某選區60%的人口是自由 派，40%是保守派，如果各推出一位候選人，那麼自由派将獲勝。但 是，在一場三方角逐的選舉中，若有兩位自由派和一位保守派候選人， 自由派的選票就有可能被分散，最後反而是少數派的政黨勝出。
公共治理的最後一個難處是政府發覺它很難退出。當廠商生産一個沒人要的商品，或是生産成本比競争者高時，它就可能虧損。如果不改變方式，早晚會倒閉。但是，如果政府的計劃行不通，會怎麼樣？誰來撤銷政府的計劃？如果政府機關提供差勁的服務，又如何呢？誰來提供競争以抗衡差勁的服務？除了少數例外，政府内部并沒有機制允許較好的生産者參與。
若因為上述這些問題，就主張抛棄民主政治，當然是過度反應。但是一個務實的經濟政策學者需要認清，民主政府不是由一群聰明、熱心公益的模範生統治的。政府是由一群代理人組成的，選民和公民試圖引導和控制方向，但不一定會有成效。即使是最有企圖心的政府措施，也可能使政局惡化，而不是變好。
微觀經濟學原理總結
到這個章節為止，我們已經談完了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讓我們來總結一些重要概念。我們需要同時了解下面幾個潛在對立的問題：
市場是非常有用的制度，社會可以通過市場來配置設定其稀有資源。市場為有效率的生産、創新、善用資源、滿足消費者需求和欲望，以及逐漸提高生活水準提供動力。
市場有時可能會産生我們不想要的結果：壟斷、不完全競争、負外部性（例如污染、無法支援技術或無法生産公共物品）、貧窮、收入不均、資訊不完全，以及管理不善的問題。
政府在處理市場問題時可以扮演有用的角色，但它的行動也是不完美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造成自身更大或另外的問題。
思考經濟政策時，你的挑戰在于保持務實。要誠實面對市場發生的問題，答案要明确。對政府的作為要實事求是，坦然面對權衡取舍和風險。當你采取這種方法時——無論最後得出什麼樣的政策結論——你的思考方式就像經濟學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