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這一天解放軍上海軍管會代表顧準正和同僚謝祝柯和朱如言一起在上海财政局和舊政權的官員進行工作交接。
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将讓他震驚不已。
國民黨僞上海财政局局長汪維恒要求和他單獨談談，顧準此前早已對此人有所了解。國民黨軍少将軍銜，地主家庭出身，陳誠的心腹，他要和自己說什麼呢？
進入辦公室後，關上門，汪維恒低聲對顧準說：“我也是黨員，1924年就入黨了，有些事情你可以問潘漢年”
話音剛落，顧準大吃一驚，眼前的這個國民黨軍少将黨齡竟然比自己還長！
汪維恒到底是誰？他的背後有着怎樣的秘密呢？
1896年，汪維恒出生在浙江諸暨縣牌頭鎮汪家村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汪維恒離開家鄉前往上海，為的是追求新的思想，學習新的知識。在上海，他考上了上海法文翻譯學校。
彼時的中國内憂外患，風雲動蕩，汪維恒身處上海，接受到大量的時政資訊，他不禁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深深憂慮。時間一長，他覺得隻是學一門外語，或許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但是卻對國家民族幫助太小太慢。
1919年，汪維恒果斷地投筆從戎，考上了北京軍需軍官學校。1921年，汪維恒畢業回到浙江慈溪從軍。在浙軍之中，他先後擔任營、團軍需官。
在浙軍這段時間裡，汪維恒接觸了共産黨人張秋人。兩人交往密切，經常通信，在張秋人的影響之下，汪維恒的思想日趨進步。
1924年，汪維恒等四人在張秋人的介紹下，在上海正式入黨。而這4個人是甯波地區最早的4名黨員。
1925年，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經組織決定，汪維恒跨黨加入國民黨。
1926年，浙軍起義，但是被北洋軍擊敗。軍隊敗退之際，汪維恒脫離浙軍，回到了老家諸暨。此後他以國民黨浙江台州區黨務特派員的身份，在台州等地整頓國民黨基層黨務。與此同時，汪維恒還肩負着組織安排的秘密任務，在浙江一帶發展我黨黨員，建立黨組織。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我黨在浙江一帶的黨員和左派人士或死或逃，黨組織遭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在上級的安排下，汪維恒以國小老師做掩護，先後擔任甯波地委團委書記、諸暨縣委組織部長。
1928年，諸暨縣委秘密籌劃發動武裝起義。可不巧的是，一位黨員在練槍時不慎走火誤殺家人，暴露了整個起義計劃。
情急之下，諸暨縣委不得已迅速安排人員分散撤離。而汪維恒尊重縣委書記金城的訓示，前往南京利用老關系打入國民黨軍進行潛伏，等待組織的喚醒。
臨行之前，金城握着汪維恒的手說：“放心，組織上一定會找你回來的！”
汪維恒為了顯示自己革命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在此時把自己名字改為“維恒”。其中含義不言自明，就是要抱定一顆紅心等待組織。
汪維恒原本想少則數月，多則一兩年，組織上就會找到自己。可是沒想到這一等，他就等了十多年。
奉命潛伏的汪維恒找到自己老上級陳良，在陳良的安排下，他先去國民黨軍需署經理法規研究所學習。學了三個月之後，汪維恒又到中央軍校總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任少校軍需科長。
淞滬抗戰時，汪維恒跟着87師踏上抗日戰場。雖然軍需官不用上陣殺敵，但是汪維恒工作能力很強，把軍需供應安排得清清楚楚，加之為人清廉不貪腐，很受人歡迎。
汪維恒在軍中名聲很好，清廉正直，和其他國民黨軍官格格不入，這自然引起了地下黨的注意。恰好此時南京地下黨組織的史永（原名沙文威）早年搞學運的時候，認識汪維恒。史永知曉汪維恒此前有進步傾向，但是并不知道汪維恒的黨員身份。
史永經過幾次試探，覺得汪維恒有争取的可能，于是向他提出能否幫助我黨做些事情。汪維恒以為是組織上派人找自己，果斷地答應了；而史卻以為汪維恒是個開明人士，并不知道他是受命潛伏。
這個曆史烏龍存在了很多年，一直到後期金城證明汪維恒的身份才得以消除
就這樣，汪維恒利用自己在軍需崗位上的特殊性，源源不斷地向組織上傳遞了不少國民黨軍的情報。
此後汪維恒跟着胡宗南去了西北，汪維恒便繼續潛伏在胡宗南身邊。不僅如此，他還發展了自己的弟弟汪益堃。1942年，兄弟兩人共同填寫了入黨申請書。兄弟二人的入黨申請書交由八路軍紅岩辦事處主任錢之光上交，但後來八路軍辦事處撤離匆忙，二人入黨申請書不得已被迫銷毀。
1943年，蔣介石秘密下令，讓胡宗南派軍襲擊我陝甘甯邊區。
敵人的行動雖然保密度極高，但是大軍調動，軍需要跟上，正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作為軍需負責人的汪維恒敏感地發現了這一異常。
情況緊急，汪維恒迅速将這一情報傳遞給了錢之光，并且彙報了西北各省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情況。加之我黨從其他管道獲悉了同樣的情報，八路軍得以提前準備。
而蔣介石發現八路軍已經有所準備，不得不放棄了這一計劃。
抗戰勝利後，汪維恒回到南京，出任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而他的聯絡人又變回了史永。
内戰爆發之後，汪維恒将他掌握的各項情報通過史永傳遞給組織，“汪維恒--史永”這條情報線為我軍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比如大别山戰役，汪維恒将蔣軍人數，部隊番号，進攻路線和出兵日期全部迅速傳給我軍；
再比如遼沈戰役，汪維恒利用去河北東北考察軍需工作的機會，收集了大量情報。遼沈一戰後，我軍對戰況彙總後發現真實情況和汪維恒的情報幾乎一緻。
另一方面，汪維恒在敵人内部的仕途也很順利。他得到了陳誠的賞識，被陳誠視為心腹之人。陳誠在東北戰事不利，被迫卸任參謀總長等職務後，蔣介石任命其為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總司令。
陳誠去台之後，很快就把汪維恒調到台灣，任命其為台灣第十補給區少将副司令兼供應局局長，負責國民黨軍敗退台灣後的軍需後勤供應。
去台灣，說實話汪維恒猶豫過。潛伏敵營這麼多年，眼看就要迎來勝利的曙光，如果去了台灣，自己勢必要繼續潛伏下去，全家人很可能都回不來。
潛伏敵營20年，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這樣的日子不是誰都可以一直過下去的。汪維恒也期望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組織，不用再擔驚受怕地潛伏。
但是他也深知國民黨軍在台灣各項部署情報對于我軍有很大的意義，組織上也同意他赴台， 但一旦接到新的指令，汪維恒就應立即撤離台灣。
經過深思熟慮，汪維恒帶着全家一同前往台灣。而在差不多時間，組織上還派了一名同志前往台灣，做他的聯絡員。這名同志叫 許漢城，和汪維恒同一批入黨，就是甯波最早的4名黨員之一。
汪維恒到台灣後，陸續通過許漢城向組織上傳遞了很多情報，甚至包括美軍顧問團在台灣活動的情況。
很快，國民黨軍在大陸兵敗如山倒，汪維恒在台灣每天都秘密收聽我黨電台，随時準備新的訓示。
1949年春天，在台灣的汪維恒突然收到一封大陸來信。寫信的人就是史永，光看信的内容無法是朋友間的叙舊和挂念，但是信中的一首詩卻是約定好的撤離暗号。
汪維恒内心狂喜，但是很快又發起愁來。
因為這個時候的他實在很難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帶着全家回大陸。
或許是汪維恒運氣好，他所供職的供應管理局因故解散，陳誠又養病去了，他就以母親病重為由，向陳誠說要回大陸。
陳誠聽罷，自然是勸他不要回去，說大陸局勢危急雲雲，又派夫人來相勸。為了不讓陳誠起疑心，汪維恒隻好把全家留在台灣，自己隻身一人先回大陸。而家人則在1949年5月初有驚無險地回到了上海。
陳誠見挽留不成，隻好讓汪維恒擔任駐滬淞滬區補給區副司令。恰好此時上海市代理市長是汪維恒的老上級陳良，陳良很高興汪維恒能在此時回來，又讓他擔任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長兼銀行董事長。
汪維恒回到上海以後，卻暫時和史永失去了聯系。汪維恒便耐心地繼續潛伏下來，利用工作之便，他自行開始了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保留封存檔案，阻止大量資金外逃。
汪維恒儲存下來的最重要的一封檔案就是上海的《征收房捐依據圖》。這封圖清楚地标出了上海各個街區的樓房面積和結構，它能夠得以儲存，對上海解放後的市政建設起到很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他多次勸說陳良不要和人民為敵，更以财政虧空為由，不給湯恩伯修工事撥款。
上海解放之後，汪維恒以“投誠”的名義和我軍人員接觸，也就發生了開頭的一幕。因為此前組織上交待他，必要的時候可以聯系潘漢年來證明他的身份
顧準震驚之餘，迅速找到組織上核實了汪維恒的身份。他不禁對眼前這名潛伏敵營20多年的同志肅然起敬。
解放後，汪維恒曆任上海市直接稅局、地政局、房地産管理局副局長、局長等職務，1971年病逝。
汪維恒能夠在敵營潛伏20多年，正是因為他心中那股紅色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的革命之火從來沒有熄滅過。
他知道，組織上一定會來找他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