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世仇：英國和法國，300年的愛恨情仇》，[英]羅伯特·圖姆斯、[法]伊莎貝爾·圖姆斯著，馮奕達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1192頁，168.00元
得知圖姆斯夫婦的成名作《甜蜜的世仇》出了中譯本，我第一時間聯系了一位熟悉羅伯特·圖姆斯的法國史學者。他說，“書很厚，我也隻是挑着看”。中譯本拿到手之後，果然如此，上下兩冊加起來超過一千一百頁。原書由企鵝出版集團旗下的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市場定位是大衆讀者，近八百頁。
圖姆斯夫婦的作品之前沒有出版過簡體中文本，是以對多數大陸讀者來說，他們的名字還很陌生，更難對他們的作品産生興趣。不過，羅伯特·圖姆斯在英國的名氣不小，而且名聲就是在最近幾年積累起來的。《甜蜜的世仇》的文風和内容安排和羅伯特·圖姆斯其他的通俗史作品略有不同，由此可以推斷伊莎貝爾·圖姆斯在其中的功勞。整體的叙事基調則與羅伯特·圖姆斯本人的政治立場吻合。關于伊莎貝爾·圖姆斯的資料并不多，是以本文的介紹主要圍繞羅伯特·圖姆斯展開。
1949年，羅伯特·圖姆斯教授在英格蘭出生，曾在巴黎求學和工作，遇到了他的太太伊莎貝爾。1978年，他在劍橋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巴黎公社，随後留校任教。伊莎貝爾生于法國，在劍橋大學獲得了英國史的博士學位，婚後長期在英國定居，為英聯邦與外交事務部教授法語，閱聽人主要是外交人員。
縱觀羅伯特·圖姆斯在劍橋大學期間的工作經曆，會讓人覺得他是典型學院派的曆史學家，一直在自己的領域裡辛勤耕耘，相當老派。1981年，羅伯特·圖姆斯出版了第一部專著，與博士論文主題相同，獲得了業内同行的肯定。對在英國高校工作的曆史學者來說，能有一部受到認可的專著，就有了在行業内立足的資本。該書在1997年出版了法語本，時隔十二年後再出了新版，可見他早期研究的價值不僅沒有随着時間消退，還得到了研究對象國的出版界的認可。
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
拿國内的評價标準來看，羅伯特·圖姆斯發表的論文數量很少。其中少數以法語發表，多數刊登在劍橋大學曆史學系主編的《劍橋曆史雜志》（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上。這本刊物目前的影響因子不算高，不過不影響圖姆斯對這本系内雜志情有獨鐘。他擔任過雜志的編委，在自己的作品裡引用了不少其他發表在這本刊物上的文章。
雖然發文不多，但英法學界和出版界都認可羅伯特·圖姆斯的研究水準。他在1996年出版的《朗文法國史，1815-1914》便是證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英國出版界出現了一種趨勢：由不同學者的單篇文章組成的通史和斷代史書不斷增加，由一名學者獨立完成的通史和斷代史越來越少。這種趨勢呼應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基礎教育改革的方向，讓學生在中學階段就成為專才，集中研究一個斷代或一類問題，是以不再需要以年代為序，以講述基本史實為主的通史書了。編輯出版以前沿的研究成果為主的通史書，可以讓不同領域的作者各展所長，缺點是文風不統一，文章水準參差，降低書的整體感和可讀性。多數學者也不太願意挑戰獨立撰寫大部頭斷代史和通史的工作，因為吃力不讨好。畢竟，要寫出整體性強、可讀性高，兼顧深度、廣度和前沿性的作品，對作者的閱讀面、文字功力、排篇布局的要求都非常高，還會耽誤作者發表其他研究作品。若不是羅伯特·圖姆斯有能力駕馭十九世紀法國史的方方面面，朗文這樣著名的出版社萬不會請他來寫。
法國學術界對圖姆斯的認可，能從他參與的另外一本著作中看出。為紀念1904年的《摯誠協定》簽署一百周年，英法兩國學者、外交人員共同撰文出版了論文集。圖姆斯參與了這本文集的編輯工作，也表現出了他對國際關系議題的興趣。兩年後，圖姆斯夫婦所著《甜蜜的世仇》問世。這部作品讓年近六十歲的圖姆斯獲得了法國的學術棕榈勳章，也終于從名義上的教授（reader）晉升為真正的教授（professor）。
轉變發生在2014年。羅伯特·圖姆斯身為法國史學者，竟在英國出版了一部單卷本英國通史，總頁數比《甜蜜的世仇》還要多出一百頁。此前，英國已經有近半個世紀沒有出版過這種篇幅的本國通史了。兩年後，英國脫歐，羅伯特·圖姆斯退休，接着變身為脫歐派公共知識分子，一時間名聲大噪。除了在自己參與營運的網站上不斷發文，論證脫歐的合理性，也為《旁觀者》和《每日電訊報》等右派報紙撰寫了許多專欄文章，差不多每個月都有緊貼時事的新作發表。
在英國，公開為脫歐站台的知識分子并不多，這是因為英國的人文社科界有較強的左派傳統。加上知識分子自身處于中等階層，更容易和左派以及社會中下層共情。脫歐公投之後，留歐還是脫歐成了區分支援左派還是右派的重要參考項。有的學者即便内心支援脫歐，也可能因為同侪壓力在公開場合隐藏立場。這也是為什麼羅伯特·圖姆斯作為劍橋大學的知名學者為脫歐公開站台顯得尤為突出。而且，他在1975年的脫歐公投中的立場和保守黨一樣，支援的是留歐，而非脫歐。
要了解他的身份轉變，依然需要回到他的研究興趣上，也就是民族主義。正如托尼·朱特所說，《甜蜜的世仇》實際上解釋的是英國和法國的民族認同和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大多會對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報以警惕，以免影響對問題的判斷。圖姆斯剛好相反。他不僅不掩飾自己的民族情感，還将之滲透在作品中。鑒于他長期在劍橋大學學習和工作，這種立場也不是完全不能解釋。相比其他在老工業城市建立的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學生中有不少來自本國南方的富裕家庭。這些家庭的政治立場大多傾向保守黨。兩校學者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這樣的家庭，政治立場相對保守和排外，民族主義情感也更為強烈。英國新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就是在就讀牛津大學期間，從自由民主黨的支援者轉投保守黨，可見環境的影響力。
圖姆斯的政治立場也能解釋為什麼他是一名“反喚醒運動（anti-woke）”者，和保守黨内主流的觀點一緻。這場運動是在過去十餘年裡席卷歐美的、圍繞身份政治展開的抗争，參與者中有大量年輕人，以反對白人特權，反對歧視有色人種為标志，在英國表現為要求反思殖民史。2022年英國保守黨黨内上司選舉中，“喚醒運動”成為評價候選人政治立場的重要的标杆，可見這一活動的影響力。
問題在于，一旦支援喚醒運動，反思英國的殖民史，就意味着曾經帶領英國走向世界霸主的人和事，都成了壓迫其他民族的反面典型。在此之上也就無法建立民族主義叙事，讓保守派的英國人感到無處安放自己對國家的自豪感，進而形成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叙事，以緩解焦慮。對支援喚醒運動的年輕一代來說，羅伯特·圖姆斯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對喚醒運動的态度，符合“英格蘭南方富裕城市白人老年男性”的刻闆印象，有着明顯的年齡、性别、階層和黨派印記。
在了解羅伯特·圖姆斯的政治立場後，再來閱讀《甜蜜的世仇》，會更容易發現他在行文中并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在每一部最後的“結論與異見”中。他與太太的觀點分歧，有的就涉及到曆史責任的劃分問題。羅伯特會強調法國的責任，或者是一些不受英國控制的因素發揮的影響，又或是并不存在更好的選擇。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樣的解釋方法是在為英國的過錯洗白，也有人會認為是更加實事求是，因為曆史程序有着不可控制的偶然性。
圖姆斯的政治立場同樣可以從對引文和事例的選擇中看出。這些材料能讓讀者更貼近曆史現場和曆史人物，從形式來看很有趣味性。不過，對于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來說，如果辨析不了什麼樣的措辭在什麼樣的時空中具有煽動性，就無法評估民族主義叙事生成和傳播的影響，以及如何觸發共鳴。是以，這些完美融入行文之中的故事和引述，是被兩位作者慎重選擇過的，有能力調動讀者的情緒，以免讀着讀着睡着了。
試舉一例。書的開篇描繪了奧蘭治的威廉帶兵抵達英格蘭的場景。在多數讀者熟悉的叙事中，這個場面應該是和“光榮革命”聯系在一起的。作者描繪的是異國重兵壓境的場面（包括披着熊皮的芬蘭人），再引入尼德蘭士兵的視角（嫌棄英國髒亂的環境，又被當地的蘋果酒吸引），與一百年前無敵艦隊的軍力加以比較，随後将之描繪成“1066年諾曼征服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入侵行動”，末了将鏡頭轉向了繼之而起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戰争”，揭開全書的序幕。不用“光榮革命”的說法确實是具有反思性的，跳出了傳統憲政史解釋架構背後的意識形态束縛。但描繪歐洲各國大軍入侵的現場，引入各種刻闆印象，的确可以調動英國讀者的民族主義情緒。
這種結合普通人的個人視角的寫法，也是這部作品謀篇布局較為精巧的表現。除了行文流暢，圖文并貌，節奏明快之外，還穿插了許多人物傳記、重要事件介紹以及學術争論，引入了全球視角，力求兼顧可讀性、趣味性、學術性和前沿性。雖然沒有伊莎貝爾參與的第十三、十四章讀起來學術性更強一點，但整體風格基本穩定。更重要的是，許多的叙述是從個體的角度展開的，無論是作為個體的政治家、社會名流，還是普通人的回應。在民族主義研究中，利用個人的回報作為表達認同的證據是很常見的論證手法。隻是如果是寫學術論文，這些個人化的表述很少被大段引用。通俗讀物就可以容納這些内容，尤其是那些從各種不同刻闆印象中引申出來的、有失文雅的、情緒強烈的表達。
近年來在英國走紅的一些通俗曆史作品，都有跨媒體傳播的能力，既能作為書本閱讀，也适合以電視劇或紀錄片的方式呈現。但個人認為，要轉制《甜蜜的世仇》這樣一部資訊量極大的作品，電視媒體不是很好的選擇，因為無法通過有限的鏡頭排程和相對簡單的叙事，把兩位作者要傳遞出的複雜性真正展現出來。同樣是因為這部作品的資訊量太大，即便作者、譯者和編者都增加了注釋，但對缺少近代歐洲史基礎的讀者來說，僅靠書前面的幾張地圖和釋解，還是會被撲面而來的地名、人名、事件名弄得暈頭轉向。
這意味着，對譯者來說，翻譯這樣一部作品的難度很大。該書譯者的譯筆整體妥帖，但個别術語的翻譯并不能隻根據英語的音和意來了解，還要結合其他歐洲現代語言。比如第一章中的“巴拉丁領地”（Palatinate）。從音譯來看，“巴拉丁領地”是貼合的。但這個詞的原本意思是宮殿，逐漸引申出宮殿主人的權力覆寫的範圍的意義。在近代歐洲曆史上，一般是指萊茵行宮伯爵領地，或普法爾茨選侯領地，後兩個譯法的所指更為準确，也更容易了解。誠然，書中這樣的錯誤并不多，加上夾注說明，對于熟悉曆史的讀者來說也不構成影響，但這确實是翻譯這本書的難點之一。
圖姆斯夫婦在撰寫《甜蜜的世仇》時展現出的對大量資料的駕馭和引用能力，可以解釋為什麼羅伯特·圖姆斯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從法國史研究者，成功轉型為英國史的通俗作家。基斯·托馬斯在評價他的英國通史作品《英國人及他們的曆史》時提到，圖姆斯通過自學，加上大量引用發表在《劍橋曆史雜志》上的論文，倚靠身邊數量龐大的、優秀的劍橋大學學者群體完成了這本新作，即便書中拼錯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可見，在掌握了寫作通俗作品的技巧之後，學者靠自己的專業能力，能夠完成研究對象的轉化。
然而，沖突的是，無論是《甜蜜的世仇》還是《英國人及他們的曆史》，羅伯特·圖姆斯都要面對兩種沖突。第一種是如何帶着民族主義情感處理“外國人”的到來對英國曆史的積極影響。再以“光榮革命”為例。此事确實不怎麼“光榮”，因為奧蘭治的威廉是和英國王室血脈相連的“外國人”。他帶兵來到英國之後，不僅讓英國卷入了歐洲戰争，也在三王國内屠殺了群眾。但正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英國議會要想擴大自身的權力才有了機會，随後形成的是後世西方世界廣為認可的“更民主、更進步”的代議制形态。圖姆斯需要在進步和民族主義兩種叙事宏大之間搖擺，確定支援這兩種叙事的讀者都能接納他的叙述。
《英國人及他們的曆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另一種是對認同的塑造和對喚醒的反對。書中大量對英法特點的介紹（甚至還包括許多食物）旨在說明，看似屬于英國或法國的特點，實際上源頭在另一國（而且主要是在英國），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民族認同和特性中本質主義的部分。同理，就可以消解喚醒運動的合理性，因為差異是非本質的。但由白人男性發出這樣的呼聲确實缺乏說服力，因為确實不是所有認同差異都是純建構的，非本質的，而是既存的權力結構促生的。如果英法之間的差異純粹是建構的，那麼他自己的民族主義所依傍的也隻是空中樓閣而已。
對不同讀者來說，《甜蜜的世仇》的讀法也是不同的。熟悉近代以來歐洲史的讀者，會發現圖姆斯夫婦确實補充了許多以往不了解的人與人之間、事與事之間的聯系。分析他們所引文獻，所用事例，有助于了解當代脫歐派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對于初涉這一領域的學生來說，這是挖掘研究選題的參考書，能從中發現很多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也可以配合其他更早出版的通史書來閱讀。如此一來，既便于把握主要人物和事件的時空定位，也更容易察覺到作者的立場，進而熟悉不同問題的學術争鳴。對于大衆讀者來說，如果對英法兩國近代史有初步的了解，那麼會在書裡發現自己熟悉的人物的不同面相，以及一些有趣的曆史知識。對于不熟悉這段曆史的讀者來說，可能先要忍受很多陌生人名和地名的“轟炸”，才能找到這本書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