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國小課堂
唐小兵拜訪王鼎鈞先生（左）
唐小兵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他在2007年和2017年分别到訪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簡稱UBC或卑詩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前一次作為博士生，後一次作為通路學者。這兩所大學分據美洲大陸東西兩岸，曆史悠久，人文荟萃。他把這兩次訪學視作個人學術曆程的兩端，用一本《北美學蹤》将其凝聚起來。
這本書不屬于純學術類，也非日常生活随筆，在曆史學界顯得比較異類。唐小兵說他希望讓更多人看到真實可感、有血有肉的北美學術和日常生活的世界，跟随他的步履去探索、了解和思考；他也希望中國的年輕一代能像100年前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留學生一樣，有群星閃耀的哈佛時刻。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其所寫的序中這樣評價唐小兵：在他平易的外表下，有一顆熱烈的求是之心。
一次短暫的上海之行中，與謙和的唐小兵教授及其學生、也是他這本書的責任編輯俞詩逸見面，了解他訪學中的點點滴滴和成書之旅，他對學問的專志以及為人的真誠再次令我感動。
溫哥華雨季漫長，學習之餘就寫寫部落格
北青報：有什麼特殊原因讓你将訪學經曆寫成了書呢？
唐小兵:這本書其實是蠻特殊的。我2007年9月到UBC訪學，入住聖約翰學院，溫哥華雨季很長，夏秋天氣好，學校在海邊，校園很漂亮，有原始森林，學習之餘我就寫部落格，當時一些文章在《讀書》《天涯》發表過。2017年8月我到波士頓哈佛燕京訪學，去之前，《文彙報》副刊筆會的編輯向我約稿，大概從11月就開始陸續寫寫随筆了。
之是以想出這本書，其實是想對個人的訪學經曆做一個回顧。從學生身份到學者身份，從30歲到40歲，從溫哥華到波士頓的奇幻之旅。也希望它能成為一個小小的視窗，讓我的讀者更真切地了解北美高校和學術文化。1915年至1925年之間，趙元任、竺可桢、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李濟、洪深、梁實秋、林語堂等一大批學者在波士頓留學，這些人後來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學術和教育等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想這本書對于那些有志于學，尤其是有志于在北美尋找人文主義傳統的人來說，可以提供一些精神動力。我在裡面引用了餘英時先生的一段話：“人的困境隻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隻隐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迹裡。”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這本書介于學術和日常生活之間，我經常寫寫散文和随筆，基本按照自己的内在興趣走，不管學術體制怎麼評判。書裡面有兩篇文章是純散文，《海的戀歌》和《波士頓的雪》。寫《海的戀歌》時我30歲，一個人在海邊漫步，有很多思考和感想，典型的文藝青年。
北青報：現在收到的回報怎麼樣？
唐小兵：回報還不錯，豆瓣評論有人說這個暑假本來想去UBC，但沒去成，看這本書獲得了極大的滿足。還有人說很喜歡看這一類學人随筆，看過黃進興的《哈佛瑣記》、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的《劍橋語絲》，以前有很多這樣的文章，近幾年比較少。
楊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作者，編者注）在推薦這本書時講過一句話：尋找早年第一代哈佛留學生，再到後來的餘英時先生、張灏先生，就是在北美尋找人文主義傳統。這也讓我很有感觸，因為楊潇也在哈佛待過一年。我的書出來他自己下單買了5本送給同時期在哈佛已經回國的朋友。
許紀霖教授的一個救贖電話
北青報：出國前後有什麼特别的故事想跟讀者分享嗎？
唐小兵：第二次出國我是帶小孩一起，那時他剛讀完國小二年級。詢問學校，老師說回來不能補讀，要按照義務教育讀四年級。于是我買了一堆三年級的課本和輔導書，準備到美國給他“雙語教學”。這個計劃當時就壓力很大，因為我是一個人去，夫妻去不了，我覺得那是我人生至今最焦慮的一段時間。
赴美之前我跟導師許紀霖教授打電話道别。他問我準備怎麼樣，我說我快崩潰了，想想小孩的事，以及哈佛燕京學社的那麼多活動、自己的研究計劃和課程就頭大。
許老師在電話中就講了幾點理由，成功說服我放棄了不切實際的計劃。首先，他勸我争取讓小孩回來補讀，因為國内的教育體系和國外不一樣，即使在波士頓抓緊時間教一點，回來可能也跟不上；第二他問小孩在班上成績怎麼樣？我告訴他中等。他說，你帶到國外去，雖然給他上點課，肯定也趕不上國内進度，還會搞得小孩很焦慮，你也會着急，最後的結果就是苦不堪言。小男孩本來懂事就晚一點，讓他多讀一年，有什麼關系呢？第三個他說，波士頓的公立教育也很好，你就不能讓他自由自在快樂一點嗎？你這麼殘酷地給他搞雙語教學，于心何忍啊？第四點他說，你就這一個孩子，晚一年畢業你就養不起了？從方方面面，無懈可擊地把我辯倒了，放下電話我整個一塊巨石放了下來，心安了，決定所有三年級的書都不帶了，讓孩子放飛一年。
北青報：看來和許紀霖老師通了一個救贖的電話。我看到書中提到很多自己讀過的書，那麼一直以來你的閱讀體系大概是什麼樣的？
唐小兵：我是有一個“不太好”的習慣，寫文章喜歡提及讀過的書。比如我經常推薦王鼎鈞和齊邦媛先生的書，可能對此前不太了解他們的讀者也是有意義的吧。
讀書一方面會讀專業書，暑假為了準備研究所學生課程重讀了餘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許倬雲的《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另一方面我會讀一些古典的，最近在讀周志文教授的新書《陽明學十講》，他前些年出版的《論語講析》我也常翻翻。今年比較觸動我的書，是一位去世的朋友江緒林的遺作集《生命的厚度》。
我會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興緻所至地閱讀，基本上不會功利地去標明閱讀書目，因為那樣讀書太累太辛苦了。
哈佛燕京學社，有點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廳
北青報：哈佛的學術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唐小兵：哈佛燕京學社是一個鼓勵不同學科學者随意交流的純學術機構。它會安排學者演講時間，每兩周一次，也安排各種學術期刊的編輯和比較著名的學者來做演講，還會安排各種訪學活動，文藝活動也不少。他們的理念是希望學者們在學術生活之外有更廣闊的天地，這有點像1930年代北平林徽因的太太客廳、金嶽霖的星六茶話會和朱光潛的讀詩會。
訪學哈佛一年的點點滴滴讓我時常想起錢穆先生的一句話：“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
北青報：哈佛燕京學社的學術運作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唐小兵：1928年設立的哈佛燕京學社鼓勵中美學術交流，而且注重于非應用型的純學術研究，資助傾向于曆史、哲學、古典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傳媒研究等，教育或跟公共服務有關的它不太強調。它的建構機制是希望來自亞洲的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能夠進行有深度的融合交流。
是以他們的研究是跨學科的内在融合。比如學生選課，曆史系的學生要修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核心課程，核心課程修完會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哈佛對于中國曆史的研究傳統源遠流長。從費正清發端，到他的兩大弟子史華慈和列文森，再到孔飛力、柯文和傅高義等，研究脈絡沒有斷過，實際上就是跨學科的曆史研究。
比如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是我當時在那邊的指導老師，她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但她同時做關于中國的曆史研究，她出版過《華北的暴動與革命，1845-1945》《上海罷工：中國勞工政治研究》《安源：發掘中國革命的傳統》等，由此可見她的研究領域和視角非常寬廣。
北青報：那麼，國内的呢？
唐小兵：國内的史學研究，更多強調的是考證史學，把事情講清楚是主流，統攝性觀念和理論思考能力相對較弱。理論思考的想象力我覺得更多來自于不同學科在學術或公共生活空間中的碰撞和對話，是以我經常提到王汎森的一本小書——《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就是像1915-1925年哈佛那些中國留學生，學文學、語言學、哲學、氣象學、理科、戲劇等等，他們互相對話，彼此交流。19世紀的維也納也是，科學家、哲學家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寫信。這種所謂的多元内在于日常生活，就是一種自然的展開。
哈佛史華慈教授的學術世界也很深沉寬廣。我們知道深沉的東西很難寬闊，有時寬闊又很難做到深沉。史華慈教授的《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和《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等書，都是在人類跨文明的比較甚至超越的視角來看中國思想史的脈絡和曆史變遷，那個角度和深度跟挖一個小洞不斷往下鑽是完全不一樣的。小洞讓你看清太多細節，卻讓你看不到整體，最終構成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存在，因為作為背景支撐的知識系統過于單薄，是以沒辦法。
梭羅獨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現代世界顯得多麼迷人
北青報：你在書中也談到梭羅能寫出《瓦爾登湖》，和他的閱曆、視野有很大關系。
唐小兵：是的。梭羅為什麼能寫出不朽的《瓦爾登湖》？他隻是1845-1847年在那兒待了兩年多一點而已，當然跟他的生活閱曆、在哈佛的積累有關。是以我在《湖畔尋思錄》寫瓦爾登湖，特别引用了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莫迪亞諾的觀點，他說他們那一代作家相對于上一代人整體的專注能力在下降。其實回頭看我們如今的生活，也被很多東西牽引，注意力随時轉移，我們不夠專注，是以不夠深邃，忙得沒有時間深入自然世界和自我的心靈。
我記得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的隐憂》裡說：現代人往往陷溺在可悲的自我專注，意思是現代人越來越專注于自我的小世界，好像每天在看世界，其實看的隻是被精準投喂和算計過的那個世界，這是狹隘化和平庸化的。而梭羅面對自然界的暴風雪，建棟房子自食其力獨自生活，那種獨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現代世界顯得多麼迷人。
現代人最可悲的一點，就是每天步履匆匆地從别人的生活中路過，卻很少真正走進一個人的心靈，也不願意向别人敞開心靈，但同時又覺得孤獨。我試圖通過梭羅思考一個現象，通過自我反觀，每個人重新召喚和打開一些東西，這可能需要一些媒介，也需要一些觸動，更需要一些契機。
北青報：你的這個十年，也是一條自我反觀之路，然後寫下了這本書？
唐小兵：對對對，相隔十年，從學生到學者，從沒有孩子的青年到一個孩子的父親，中國在巨變，中國跟外部環境的關系也在變化，其中有很多感慨。是以出版這本書，希望它讓我的讀者感覺到，人應該去更多地觀看世界和了解世界，通過了解世界，來回報和豐富自我。就像出這本書的出版社品牌“也人”的理念：“了解他者，了解自己。”
身臨其境聽“哈佛公開課”，體會很不一樣
北青報：請俞詩逸談談，編老師的書有什麼樣的體會和感受？
俞詩逸：會有些忐忑。因為我是唐老師的碩士研究所學生，跟了他三年，感受老師的言傳身教。如果是普通讀者，隻是遠觀，而我是近看。巧合的是，書中有一篇文章叫《波士頓的雪》，寫于2018年初，那時我正寫畢業論文，在華東師大圖書館地下一樓的圖書室，上海正好也下雪了，兩個城市的同步，讓我感覺到冥冥中的緣分，但也想不到若幹年後能有機會來編老師的書。
北青報：唐老師的教師模樣如何？
俞詩逸：唐老師在學術上要求很嚴格，甚至有些嚴苛，他希望我能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和主見，要言之有物，而不僅僅是模仿，這一點我挺受教的，因為做學生很多時候是在模仿。
北青報：書編了一年？
俞詩逸：對。初稿是去年7月份開始，最初書名是《北美訪學錄》。
唐小兵：現在的書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周志文賜的，也是他題的字。
北青報：“學”這個字用得好。
俞詩逸：相對來說，各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相隔比較長，各種題材都有，需要有一根主線貫穿起來，現在的書名是比較準确的概括。我在寫這本書的文案時，就想它是“跨越十年的訪學之旅，一位青年曆史學人的心路曆程”，因為很多訪學記隻是匆匆一瞥，走馬觀花，而唐老師這兩段訪學，是互相對照，别出心裁。
看老師的文章，感覺他第一次去訪學時，對外部世界更加好奇，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鮮的，不管學校裡還是學校外，能看出那段時間老師的文字相比後來更加激情和奔放。過了十年，他以哈佛燕京學社的通路學者身份去訪學，這個時候他對西方學術已經有了更多體會，因為他一直緻力于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史的研究，是以他寫哈佛時的文字更加沉穩。
北青報：你編這本書的過程中有沒有産生我要去一下哈佛，我要去這個世界看一看的沖動？
俞詩逸：有的，百聞不如一見嘛。尤其看到《哈佛的課堂》這篇文章，哈佛大學的公開課出來就很火，比如桑德爾的《公正》，但畢竟是線上形式，沒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唐小兵：是，上課的教室都有幾百年的曆史，那種感覺蠻好的。
俞詩逸：如果能身臨其境聽到哈佛知名學者談論知識和人生，體會肯定會很不一樣。另外我很喜歡唐老師寫到的普林斯頓小鎮，書裡有一篇文章叫《普林斯頓的螢火蟲》，寫了好些自然風光。
唐小兵：那是我兒子第一次看到螢火蟲，當時在普林斯頓校園裡看到，小孩子特别開心。
見到的學者是對七零後這一代人産生重大影響的人
北青報：兩次相隔十年的訪學，哪些學者給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小兵：對我來說哈佛訪學最重要的是去拜見了餘英時和王鼎鈞先生，以後哪還會有機會呢？還見了張灏先生，他今年4月也去世了。
拜訪餘英時，我是從紐約出發，路上突然下起滂沱大雨，那是2018年7月15日中午，餘先生的太太陳老師打電話來，說下很大的雨，你們路上注意安全，晚一點沒關系。到了他們家，陳老師就站在外面草坪上等我們。進去之後，還給我們一家都準備了禮物，讓我們極為感動。這是老一派的知識人，中國傳統文化養育出來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真是讓人如沐春風。
餘先生讓人感覺非常謙和，他的學問之深邃和待人接物的那種氣象，是遼闊的，開闊不足以形容。我在普林斯頓餘府待了近兩個小時，前一個小時寒暄，後一個小時做“五四”百年通路。通路是臨時接受一家雜志的邀請，沒有提前發給他問題。回國之後我整理出七八千字傳給他，他看過後傳真了26頁手寫稿來，認真到了這個樣子。
見作家哈金先生也是。在波士頓大學他的辦公室，談話之後他帶我去學校教師餐廳吃飯，各方面都是關照又體貼。哈金以前寫長篇小說，他的《等待》寫得特别好。他送給我《哈金新詩選》《在他鄉寫作》和英文小說《自由生活》，然後說了一句話，我印象特别深。他說國内有些作家出一本書成名了，覺得好像就可以一輩子吃老本了，怎麼可以這樣呢？一個作家不是應該不斷地寫作和自我超越嗎？既不能自我重複，也不能自我停擺。他就是一位非常勤勉、有天職感的作家。
其實餘先生也是這樣，80多歲還出版了重要著作《論天人之際》，還撰寫了《餘英時回憶錄》，真的是學術無止境，思考無禁區。
王鼎鈞先生高個子，他一輩子寫了六十餘種著作，同樣是不斷地自我超越。鼎公跟我說，小兵啊，寫作是永無止境的，要轉益多師。他現在還在寫作，97歲了。我感覺到老一輩學人和作家的寫作是發自生命深處的内在精神，是以永遠不會停止，這種研究和寫作精神是我特别有感觸的地方。
王德威老師儒雅博學，有點像胡适，是中國君子和西方紳士的結合體，餘先生也是這種人。他帶我去哈佛教授俱樂部吃飯，在他辦公室聊天，很詳細認真地讨論我的左翼文化研究計劃。
還有特别讓我感動的是費正清圖書館的Nancy，我看英文的檔案材料，很多手寫體認不出來，她不惜時間幫我辨認，那是一種純粹的學術支援。
很遺憾的是麥克法誇爾和傅高義我都沒有單獨去拜訪，隻是聽他們演講。我對當代中國政治史不是很感興趣，更多的确實是想在北美尋找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
我見到的這些學者、作家是對我們七零後這一代做中國思想史研究産生重大影響的知識人，影響最大的就是這條人文主義脈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底色，特别珍貴。
文/本報記者 王勉
（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19級顔雪純同學整理訪談錄音，已經受訪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