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影新浪潮的最後一位旗手讓-呂克·戈達爾去世了，享年91歲。
這位曾服務于《電影手冊》的影評人，1960年完成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筋疲力盡》，一鳴驚人，不僅開啟了法國電影新浪潮，也影響了之後無數的電影導演。他的電影反叛傳統、颠覆叙事，他是電影世界的離經叛道者。如同他的自述那樣，“一般來說，電影要有一個開始，一個過程和一個結尾，但實際上，有時并不需要按照這個順序。”法國電影資料館前館長亨利·朗格盧瓦更是說道：“世上隻有兩種電影，一種是戈達爾之前的，一種是戈達爾之後的。”
戈達爾是電影世界的離經叛道者。
戈達爾以尖刻的政治評論聞名，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一切，從戴高樂到越南戰争、好萊塢到資本主義，甚至抨擊同為新浪潮主将的特呂弗，導緻兩人最終分道揚镳。他的電影中充滿了大量的雙關語、俏皮話和鬧劇，他的幽默感經常展現在他的公衆形象中，躲在有色眼鏡和雪茄的煙霧後面，就像他代表作《筋疲力盡》中的主角米歇爾一樣。
他去世後，為了表示緬懷，很多同行都引用了他1963年執導電影《小兵》中的經典旁白：電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2020年與影迷“雲見面”，各聊各的
戈達爾最近一次出現在公衆視野，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他與全球網友線上上進行了一場直播。89歲的老爺子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直播裡，穿着一件綠色毛織坎肩，裡面穿一件細紋格子襯衣，下身穿駝色燈芯絨長褲，戴着黑框眼鏡，手裡夾一根大雪茄，依舊十足文藝範兒。
這場直播的主題是“冠狀病毒時代的影像”。不過，一貫特立獨行的老爺子根本就不在乎什麼主題，這場直播就變成了一場閑言碎語的漫談，充斥着戈達爾個人生活、私人點滴和過往經曆的回憶。
2020年，戈達爾線上上進行了一場全球直播。
其實，對于觀看直播的網友來說，高冷的戈達爾說什麼并不重要（大部分網友也聽不懂），在有生之年可以和“法國新浪潮主将”、“電影史活化石”雲見面，就已經是莫大的榮幸了。有網友統計，光是評論區留言的語言就多達12種，而有将近三分之一使用中文，可見中國影迷對其喜愛程度。
這場直播變成了影迷們的狂歡，有中國網友在淘寶上發現了戈達爾的同款綠色毛織坎肩，紛紛留言“買起”；也有很多網友對“法國新浪潮教母”阿涅斯·瓦爾達在紀錄片《臉龐、村莊》中去拜訪隐居在瑞士小城羅爾的戈達爾，卻吃閉門羹一事耿耿于懷，留言：“為什麼之前沒有給阿涅斯·瓦爾達開門？”于是，戈達爾的侃侃而談與網友們的評論形成一種有趣的錯位，各聊各的，并且不亦樂乎。
從影評人到新浪潮旗手，上世紀60年代屬于他
戈達爾1930年12月3日出生于巴黎，父親保羅·戈達爾是一名醫生，母親奧黛爾·莫諾德是瑞士一位牧師的後代，也是一位富有銀行家的孫女，與法國詩人保羅·瓦萊裡關系密切，後者的作品後來經常被戈達爾在電影中引用。
作為一個熱愛運動的孩子，戈達爾喜歡足球、滑雪和籃球，後來又對網球産生了無限的熱情。高中畢業後，他進入巴黎索邦大學學習，但經常逃課去拉丁區的電影俱樂部看電影，在那裡他遇到了弗朗索瓦·特呂弗和雅克·裡維特，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後來，他們三人，連同克勞德·夏布洛爾和埃裡克·侯麥，開始為一份名為《電影公報》的雜志撰寫評論文章。1952年，戈達爾加入安德烈·巴贊創辦的《電影手冊》，發表了第一篇回顧希區柯克的《火車怪客》（1951）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後來成為他20世紀50年代批判性作品的基礎，包括1956年那篇影響深遠的文章《蒙太奇，我的美麗憂慮》。
1952年，戈達爾暫停了影評寫作，回到了瑞士，執導了短片《混凝土工程》，之後在瑞士電視台工作了一段時間，并在洛桑的一家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時間後，于1956年回到巴黎，在20世紀福斯公司做了兩年的公關，為好萊塢在法國發行的影片撰寫新聞材料。
《筋疲力盡》拍攝現場，戈達爾和藏在購物車中的攝影機。
1959年，戈達爾不用分鏡頭劇本，不租用攝影棚，甚至不采用人工光源，用藏在手推車中的攝影機拍攝了他的長片處女作《筋疲力盡》，該片成本極低，相當于今天的9萬美元，隻拍攝了4周。由于戈達爾不斷的質疑和情緒波動，這部電影的制作幾乎變成了一場災難。然而，該片在第二年上映時卻引起了轟動，在柏林電影節拿下最佳導演銀熊獎，也成為法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山之作。與特呂弗的《四百擊》（1959）、夏布洛爾的《漂亮的塞爾吉》(1958)一樣，預示着一種更年輕、更自由、更無禮的電影，與當時的大多數電影工作室的作品截然不同。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稱贊戈達爾為絕對天才：“在技巧方面，還沒有人能夠如此老練地打破正常，戈達爾将電影語言的所有文法和影片的其他句法都付之一炬了。”
《筋疲力盡》獲得藝術上的成功後，戈達爾在10年間拍攝了十幾部劇情片，嘗試了不同的題材、風格和叙事形式。其中有音樂歌舞片《女人就是女人》(1961)、愛情悲劇《蔑視》(1963)、半喜劇的犯罪電影《法外之徒》(1964)、先鋒科幻電影《阿爾法城》(1965)、浪漫驚悚片《狂人皮埃羅》(1965)、解構公路電影《周末》(1967)等。可以說，上世紀60年代的電影是屬于戈達爾的，他使電影現代化了。而在此期間，好萊塢也曾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在導演阿瑟·佩恩接手之前，他差點與沃倫·比蒂合作執導《雌雄大盜》。
在拍攝技術上與時俱進，手機攝像和3D都玩過
20世紀70年代末，戈達爾與他在《電影手冊》時期的大多數朋友決裂，甚至在1978年的一次采訪中公開侮辱特呂弗，聲稱他“不知道怎麼拍電影”。事後，特呂弗回信告訴戈達爾，你還是繼續專注于自己下一部自傳電影吧，這部電影應該叫《屎就是屎》(A Shit Is A Shit)。法國電影新浪潮的輝煌時代結束了。
1971年，一場嚴重的機車事故差點奪走戈達爾的生命。1977年，他搬回瑞士，和電影制片人安妮-瑪麗·米埃維爾在安靜的湖邊城市羅爾安頓下來。在戈達爾的餘生裡，兩人都住在羅爾，安妮-瑪麗·米埃維爾的制片公司就在他們住的那棟樓裡。
1980年，戈達爾帶着他十多年來的第一部商業片《各自逃生》在戛納電影節亮相，被某些評論家譽為戈達爾的重大複出，在法國的觀影人數超過60萬，成為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法國國内取得的最大成功。這部影片開啟了他作品一個新的、更有靈性和詩意的階段，這一階段在他接下來十年拍攝的幾部電影中得到了展現，包括《受難記》(1982)、《芳名卡門》(1983)、《偵探》(1985)、《李爾王》(1987)。
在此期間，戈達爾還完成了一個名為《電影史》的266分鐘大型項目，該項目于1988年在戛納首次上映，最初在法國有線電視網上播出。由采訪、經典電影剪輯、檔案鏡頭和其他圖像拼貼在一起組成的八集紀錄片，回顧了電影史和20世紀的動蕩時代。曆史記錄，雖然從未廣泛傳播，卻被認為是戈達爾電影記錄的一個主要部分。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戈達爾繼續在電影上進行實驗，包括阿蘭·德龍主演的《新浪潮》(1990)、傑拉爾·德帕迪約主演的《悲哀于我》(1993)和以薩拉熱窩為背景的《永遠的莫紮特》(1996)，這些電影得到了一些評論家的支援，但未能在劇院獲得太多觀衆。
戈達爾自編自導自演《影像之書》劇照。
戈達爾早期批評作品中的蒙太奇思想在他後期的許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實踐，從《電影史》（1988）到《我們的音樂》(2004)、《電影社會主義》(2010)，再到《再見語言》(2014)和《影像之書》(2018)。每個人都能發現導演在嘗試新的技術，包括在《電影社會主義》中使用手機攝像鏡頭，《再見語言》中使用3D技術，戈達爾将其扭曲成迷人的抽象作品。
在創造力上永不會“筋疲力盡”，晚年後“不喜歡聽命”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職業生涯中，戈達爾執導了近70部劇情片、紀錄片及電視作品。他的作品多次改變方向，從第一部向好萊塢叙事挑戰，到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電影，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對視訊和碎片叙事的實驗，再到90年代及以後的自傳和曆史蒙太奇電影。直到最後，戈達爾仍然是一位直言不諱的辯論家和電影革新者，用不倦的熱情保持着自己的創作活力。
尤其是從《筋疲力盡》上映後的幾十年裡，他對世界各地的電影和電影人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巴西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日本，世界各地興起的新浪潮很多都受他影響，包括幾代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布萊恩·德·帕爾瑪、保羅·施拉德、彼得·博格丹諾維奇，甚至鬼才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自己工作室的名字“A Band Apart”便是源自戈達爾的電影《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
戈達爾執導影片《法外之徒》海報。
事實上，戈達爾對電影的主要貢獻可能是他的想法：電影既是它所講述的故事，也是電影本身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戈達爾的所有電影都是關于電影的。
戈達爾在跳切、剪輯、片名卡片和不同拍攝形式方面的嘗試，也對電影之外的媒體産生了重大影響，包括音樂視訊和電視廣告上的拼貼效果。如果戈達爾沒有在他的作品中挑戰叙事和連續性的傳統觀念，這種拼貼效果可能就不會存在。
晚年的戈達爾更像是一個隐士，拒絕接受采訪，拒絕領獎，也拒絕參加包括戛納電影節在内的大型活動。當他被授予法國國家功績勳章時，他拒絕了：“我不喜歡聽命，我也沒有任何功績”。2010年，當他被授予奧斯卡終身成就獎時，同樣拒絕親自前往洛杉矶領獎。他的伴侶安妮-瑪麗·米埃維爾告訴媒體：“79歲的戈達爾不會去美國，他太老了，不适合做那種事。你願意為了一塊金屬走那麼遠嗎？”
《自畫像》劇照。在湖邊漫步的戈達爾。
在1995年的紀錄片《自畫像》中，戈達爾出現在銀幕上，他在瑞士的家中沉思，漫步在日内瓦湖邊，他說:“一幅圖像之是以強烈，并不是因為它殘酷或荒誕，而是因為它與思想的聯系是遙遠的，遙遠且正确的。”
新京報記者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