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對我們來說，是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這片土地上曾經孕育過輝煌的文明，也曾經成為十九世紀帝國博弈的廣袤舞台。在今天，這裡經常是一片被獵奇與成為談資的土地，電影《波拉特》裡面誇張的諷刺也許是最好的印象。它們很少成為世界的焦點，曆史與變革似乎與這裡絕迹。
挪威青年人類學者埃麗卡·法特蘭曾經兩次進入這片土地。在她眼裡，這片土地并非僅僅是曆史的遺址與文明的黑洞。生存在此地的人們，努力觸摸文明的痕迹，用傳統與記憶彰顯着自己的存在。冷戰結束後，這裡留下的不僅是傷痕與失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這裡的人們試圖找到屬于自己的聲音。無論是懷舊還是反叛，留下抑或出走。
也許是法特蘭的女性視角使她的記錄有一種不同于其他旅行作家的關懷。她格外注意那些處于邊緣的人群——失去家畜的牧民、植根沙漠的植物學家、流落異鄉的向導。在他們身上，法特蘭發現曆史從未遠去，相反他們的勇氣和判斷早已與腳下的土地融為一體。
《中亞行紀》作者：[挪威] 埃麗卡·法特蘭 譯者： 楊曉瓊 版本：2022年5月 河南文藝出版社
中亞國家能夠對接人們腦中的許多想象世界。在烏茲别克斯坦的撒馬爾罕或者希瓦，你可以找到腦海中的波斯風情——高聳的宣禮塔、土坯築造的屋舍，還有華麗的以幾何紋樣彩磚構作的建築……在吉爾吉斯的比什凱克，你可以體會舊日的蘇維埃面貌——滿城裝飾着中亞民族紋樣的赫魯曉夫樓或勃列日涅夫樓、說着俄語的本地人、以蘇聯懷舊為主題的旅館和本地導賞、被轉移到國家廣場背面的列甯像……在哈薩克斯坦的新首都，你可以當作你身處中東“土豪國”——一座座日本設計師設計的後現代建築、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草原上搭建的室内全天候人造海灘、中亞最高的摩天大樓……在塔吉克斯坦，你可以裝成自己身處阿富汗，在帕米爾高原的雪山間騎着馬遊走……對，還有神秘的土庫曼斯坦，在那裡你會發現千奇百怪的規管，比如不能塗指甲油。
但中亞也可以在任何時候都讓人們的期待落空——讓你發現一切都和你想象的有些不同。你會發現滿街的中亞北韓人餐廳，他們從斯大林時代開始成為這裡的一員，同時售賣着泡菜、大醬湯、俄羅斯紅菜湯、烤肉和馕；你會遇到有計程車司機在後座上放着一本《古蘭經》，同時跟你大談他對普京的崇拜和對“東正教傳統價值”的變相贊許；你會遇到追随韓潮又說流利的三四門外語的新一代年輕人；你還會像《中亞行紀》的挪威作者埃麗卡·法特蘭那樣，遇到或懷舊或反叛或保守或前衛的各式各樣的意料之外的中亞人。
位于努爾蘇丹的新科技園區。圖檔系本文作者攝影作品。
也許是因為對讀者而言，這是想象這五個中亞國家的最容易方式，也許又是因為作者自己更熟悉俄語而非中亞的諸多突厥語言或波斯語言，在這本非虛構作品裡，始終貫穿着的主題是——冷戰之後這裡留下了什麼？答案也許是衰敗、創傷、失望。法特蘭去了曾經的鹹海漁港阿拉爾，見證了蘇聯時代在農業和發展政策下被逐漸耗盡的浩瀚大湖；她穿越了整個土庫曼斯坦，體會了新總統如何借助過去國家管制的遺産，在這個封閉國家建構自己全知全能的個人形象；她去了塔吉克斯坦的山地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鄉村，拜訪了那些在過去一百年裡被政治運動搬到萬裡之外，又反複多次騰挪，把他鄉變作故鄉的少數民族——德意志人、波蘭人、猶太人……中亞的豐富曆史地層和這片土地與20世紀人類經曆的政治程序的千絲萬縷的聯系，都讓這本遊記格外引人入勝。
身為女性作者，法特蘭的旅程體驗到了後冷戰時代男性主導的中亞社會的更多乖戾側面：去往塔什幹的路途中，去和情人會見的商人大談男女相處之道和女性該如何打扮得體；在吉爾吉斯斯坦，活動家們向她展示人們如何把“搶婚”美化成某種悠久的文化傳統，然後大咧咧地組織對年輕女性的綁架、運輸和販賣；在塔吉克斯坦，酒吧女招待告訴她，自己的丈夫如何像大多數塔吉克斯坦男性一樣去俄羅斯打工，又和許多類似的男性一樣在某一天宣布離婚，抛下妻子孩子和故鄉遠走。
在這些冷戰結束後新近獲得獨立的國度中，“我是誰”足以成為令所有人不斷感到焦慮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往往追溯到祖先——男性的，勇武有力的，英雄般的祖先。而且這些先祖也要為現代的政治取态提供曆史材料——就像在近日，烏茲别克斯坦隆重紀念了在曆史上曾經對抗蒙古軍隊的花剌子模末代國王劄蘭丁。這背後的故事也許是：在年初烏茲别克斯坦境内的自治地區卡拉卡爾帕克斯坦，在認同問題上發生了争議。在文化和民族上和哈薩克人有淵源的卡拉卡爾帕克人的權利問題，引發了烏茲别克斯坦和更強調和蒙古的曆史聯系的哈薩克斯坦之間，在民間意見上的頗為明顯的裂痕。
《中亞行紀》作者埃麗卡·法特蘭在中亞尋訪牧民。
這是中亞國家的某種曆史困境——既要建設民族國家，又無法擺脫曆史的遺産。按照如今已經變成一種中亞主流叙事的說法，當蘇聯解體時，中央民族都在“沉睡”着。他們面對的一大問題，是如何以合适的方式睡眼惺忪地繼承曆史留下的遺産——這些遺産包括了和遠在東歐的工廠相連的計劃經濟供應鍊和鐵路、輕重工業，也包括了在中亞土地上的上千萬的俄羅斯族、德意志族、烏克蘭族等諸“蘇維埃”民族們。這些民族一方面構成了豐富的多元的世界，另一方面則埋下了令人擔憂的沖突可能。
正如法特蘭在吉爾吉斯斯坦一章寫下的那些發生在賈拉拉巴德的關于躲藏、恐懼和死亡的故事那樣，冷戰結束在中亞并不像在歐洲那樣避免了死亡和殺戮（也許2022年之後，人們也要重新思考這個命題了）。在中亞，昔日各個共和國中的混居者人群間爆發了沖突——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别克人社群中，混混與幫派趁亂殺戮和搶掠普通群眾，而在塔吉克斯坦，出現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内戰。法特蘭敏銳地捕捉到了動蕩和混亂之後的人心——有人甯可希望統治更為強力，也不願意再承擔社會動蕩的風險，也有人意識到這些動蕩隻是為更僵化的社會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法特蘭也尖銳地描摹了蘇聯時代在中亞劃分的邊界和民族給後冷戰主義時代留下的困擾：在塔吉克斯坦的山區，她拜訪了一個獨特的，叫做雅各諾比人的族群的聚居地。他們的語言可以說是古老的粟特語在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遺存。但當她好奇地詢問老人他們自己是否有什麼特别的文化儀式或者自我認同時，老人們都不解或者冷淡地表示自己就是“塔吉克族穆斯林”，除了語言有點不一樣之外，其他都沒什麼差別。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這些敏銳的觀察之外，法特蘭縱貫五個國度的行程，也仍然有許多遺憾。尤其是，以她的标題所示，她對中亞五國的觀察筆觸，和許多西歐作家書寫東歐時沒有太大的差別——除了多了一點點更加奇觀式的筆調。她筆下的中亞人呈現出的，更多是被曆史大潮席卷、裹挾、被動的形象。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1928-2008），吉爾吉斯斯坦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查密莉雅》、《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白輪船》、《一日長于百年》等，曾獲列甯獎金和多次蘇聯國家獎金。他的小說創作視野開闊，取材廣泛，洋溢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浪漫詩意，尤以鮮明的民族色彩而廣受贊譽，對中國當代作家亦有深刻影響。
法特蘭沒有能夠觀察到彼時中亞社會正在醞釀的變化。恰恰就在她書寫這本遊記的那些年，中亞社會出現了一次青年人公共意識和曆史意識的複興。正好趕上冷戰後出生的一代人開始成熟，不同于蘇聯解體時陷入驚訝，被經濟倒退和社會震蕩所折磨的一代人，這些新一代的中亞青年人恰恰因為和曆史拉開了距離，進而更好奇地讨論和關注過去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青年人能夠熟練使用自己的母語和俄語、英語，更自如地在世界上探索自己的位置和表達方式。
這些變化催生了一種新的曆史讨論潮流：就在那幾年的許多中亞城市，比如吉爾吉斯斯坦的比什凱克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對曆史的讨論，圍繞着城市曆史的公共書寫都在複興。不同于法特蘭接觸到的那些往往将20世紀的曆史視為嚴重的剝奪和暴力的作品，新一代的青年人試圖在這之外挖掘仍然值得儲存和面向未來之物。比如，在比什凱克，一個藝術小組在前些年出版了一套“烏托邦比什凱克”的文集。他們在筆下重制了十月革命之後一個捷克勞工合作社穿越整個歐亞大陸到達天山腳下建設重工業和勞工自治社群的故事。他們還研究蘇聯的教育學創制——尤其是教育心理學大師維果茨基對人的行為發展的理論。在這些知識興趣的背後，他們所試圖追求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越來越保守，越來越不寬容，越來越看向過去而不是未來的時代裡，他們認為這些舊日的烏托邦理想能夠幫助人們在未來重拾對人類社會的想象力，而不是止步于懷舊和哀歎。
《一日長于百年》作者：[吉爾吉斯斯坦] 艾特瑪托夫 譯者： 張會森 、 宗玉才 、 王育倫 版本：2017年11月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當然，曆史帶來的創傷、痛苦，和曆史帶來的想象與啟發，在20世紀的中亞是一體兩面。在三十年代，當哈薩克斯坦爆發饑荒，大量人口或遇難或流離失所時，在不遠處的吉爾吉斯斯坦，食物供應仍然有所保障，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艾特瑪托夫正在見證傳統社會在快速的工業化和革命化中步入現代。這樣的曆史背景，使得中亞知識分子們看待曆史的角度往往互相沖突甚至是自我沖突——艾特瑪托夫贊揚新時代的新人，他筆下的故事主角是集體農莊社員、卡車司機與第一代進入城市的年輕人，但他也同時哀歎老祖先的靈魂的失落，遊牧傳統随着工業化和集體化而消亡。今天在民間被民族主義者用來形容那些“丢失了母語”的、俄化了的中亞精英的侮辱性詞彙“mankurt”，也正是源于艾特瑪托夫在小說《一日長于百年》中虛構的一種被抹去記憶的奴隸人格，盡管這恐怕并非熟練運用俄語寫作的艾特瑪托夫的本意。
這種圍繞着語言和身份的曆史糾纏，是法特蘭的書寫中所缺失的部分，卻又是我們了解後冷戰時代的中亞時不可或缺的視角。她過于着急地想要在中亞國家的“後殖民”狀态上留下筆墨，但她對整個區域的了解，又恰好高度依賴她的一口流利的俄語。在中亞地區，你可以隻會一門語言就舒适地走南闖北，但要想看到那裡提供的不同的世界體驗，你就要用不同的語言去叩開不同的大門了。
語言、身份和曆史的糾纏在中亞極為微妙，又因應地緣政治的變化而充滿挑戰。就在2022年，俄烏沖突也嚴重波及了中亞的社會處境。物價變高了，許多商品因為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波及，而無法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進口了。飛向中亞之外的航班因為要繞道其他空域而漲價了。數百萬在俄羅斯打工的烏茲别克和塔吉克勞工則面臨這樣的問題：如果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加碼，他們如何保證自己的血汗錢能夠不縮水？他們又應不應該離開俄羅斯去東歐打工？整個中亞的後冷戰時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格局，在當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挑戰。
阿拉木圖的居民樓。圖為本文作者攝影作品。
這也意味着要尋找描述曆史的方式變得更困難了。就在前段時間，幾位藝術家朋友同我抱怨，說随着戰争變得可見，更年輕一代的對自身民族的認同感正在加強，他們對蘇聯、對俄語的了解更加民族主義了。在新一代的叙事中，曆史中的災難被更多地強調出來，用以鞏固自己的民族國家認同。這意味着90後一代人試圖通過回溯現代曆史的烏托邦實驗為未來提供啟示的計劃，也有淪為一代人的自我懷舊的危險。
面對帝國的遺産，人們很難把它的“文明”，和“文明”帶來的災難分開處置。很多時候它們都是同一種東西，這種帝國的辯證法，通過二十世紀的革命，在中亞國度表現的最為明顯。法特蘭在書中末了感歎說，中亞的未來充滿了不确定。讀這句話的時候，有時你會覺得作者帶着格外的傲慢，有時又會覺得，那也是很多帝國遺産的繼承者自己所持續困擾着自己的心态。
作者/任其然
編輯/袁春希